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考虑此时全国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在南京过生日的话，怕遭人非议，便通知侍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和第三组组长蒋孝先说：“你们编组一部分文武侍从人员，随我一起至洛阳避寿。”
钱大钧和蒋孝先带着一大帮子人马去了洛阳。
其实，蒋介石的避寿还是做寿，只是换个地方而已。
10月中旬，宋美龄前往洛阳，特邀陆军大学教育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等名人参加寿庆。孔祥熙夫妇在上海定做了一只特大的庆寿蛋糕，事先用飞机送到蒋介石下榻的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随后，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各兵种司令都跑到洛阳参加庆寿典礼。一时洛阳城里，要员云集，车水马龙。
蒋介石生日这天，排场很大。有关部门还调动了空军助兴。在蔚蓝的天空中，十几架战斗机编队表演，排成“五十”两字，抛下彩球，五颜六色的花絮在空中飞舞，蔚是大观。洛阳市民也跟着饱享眼福，说：“嗨，有钱人的生日就是不一样。”
寿堂设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礼堂，正中主席台的后墙挂着缀有金色大寿字的红缎大幛幕，台前长方桌上放着一对特大金字方形红烛。在宴会上，在一排热烈的掌声中，宋美龄含笑举起银刀，切开特大蛋糕，首先献给蒋介石，随后分赠蒋百里等贵宾，在场的侍从人员也分到一份。
大家兴高采烈，庆贺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蒋介石心花怒放，同大家照相合影留念。
蒋介石名为避寿，跑到洛阳，庆寿典礼排场如此阔绰，热闹非凡。随行的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感叹内忧外患，长叹一声，说：“国难当头，隔江犹唱后庭花。”
蒋介石在洛阳小住了几日，似乎从去年开始的游兴一直没有结束，又游览中岳嵩山，又以视察为名，先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会晤，就军事问题谈了两天。接着，飞往山西，会见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到鲁、晋后，又去甘肃，对西北边陲进行布置，表面上是作抗日行动，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做周密的包围，迫使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发动进攻。在一个月内，他任命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为前敌和东西两路总指挥，派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坐镇督战，军政要员一时云集西安。蒋介石本人多次往返西安与洛阳之间，每到西安则总住宿在临潼，从不进入西安城内，在临潼，则住在华清池，随后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威逼他们对陕北红军进行出击。
蒋介石四处奔走，忙于军事调动。可警卫工作并没跟上。首先就是把一贯打前站的特务股给撇开了。
蒋孝先接事之初，特务股的侍卫就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因为他与宣铁吾一样恼怒戴笠到自己手下分一羹。不过，黎铁汉、陈善周等人仍天真地说：“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在广州期间戴笠又组织什么随节警卫组，到蒋孝先那里抢地盘，这下完全把他得罪了，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蒋孝先对戴笠手下那一帮喽啰的冷漠与轻视甚至比宣铁吾更令他们难堪，不仅当面羞辱，而且只把特务股侍卫们当做一般宪警，只要他们站岗放哨，其他任何好事都轮不上。按照特务股侍卫的说法是：“对特务股的轻视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蒋介石于1936年9月28日自广州飞莅南昌时，特务组不得不灰溜溜地由黄埔径直自寻火车回了南京，从此以后，蒋孝先一直没给他们分派随扈工作。蒋介石巡视杭州、洛阳、开封、西安、太原等地，没人打前站。以前先遣去四处暗中探视的特务员被投闲置散，留守南京，上下过着苦闷、沮丧的日子。黎铁汉曾主动密电西安的蒋孝先请示特务股人员的行动，也得不到任何回复，众人完全被打入了冷宫。这帮子人马在寒冬中自怨自艾，说不出的凄凉，但事情又是戴笠弄糟的，无论是黎铁汉还是陈善周，没有丝毫的挽救办法。
而这时在蒋介石的提携下蒋孝先又以侍三组组长身份兼任副侍卫长，他们则更加绝望了，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
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实际上由钱大钧和蒋孝先两人负责，蒋介石的这一近亲提拔，又使得侍卫工作变得更加微妙。钱大钧眼看“皇亲国戚”蒋孝先接任侍卫长不过是指日可待之事，一赌气，干脆撂挑子，甚至连对外撑撑门面也不干了。而蒋孝先除对蒋介石一人卑顺外，极其骄矜自恃，平时不言不笑，面部阴森可怖。侍从人员甚至望而远躲。蒋孝先野心很大，但终究因为新来乍到，对侍卫工作有不少生疏之处。钱大钧不管事了，有利于己的事情争着干；无利可得的事情，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而这一期间蒋介石频频四下外出，无论是钱大钧还是蒋孝先虽然都跟着，侍卫工作却形成两个和尚挑水反而没水吃的局面，蒋孝先只调了一个卫士队随行。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一帮人马再次来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出兵，仍住临潼华清池。蒋孝先虽然同来了，对警卫若无其事，把一切警卫推到钱大钧头上。钱大钧地位比蒋孝先高，且是老蒋的老部下，见蒋孝先小口黄儿在自己面前耍大牌、摆威风，干脆来个疏不问亲，什么也不管，只是和着一班人马把警卫责任无形中推向蒋孝先，结果，又弄成了“两人管，两不管”的窘境，随同的照旧只有区队长为毛裕礼带领的卫士队一个区队（相当一个排）。
华清池在西安城外西北的骊山脚下，是有名的温泉疗养胜地；花园围墙外是山峦翠绿，叠叠层层，城楼式的大门内则池水清澈，房屋飞金点翠，是一个极好的休憩场所。蒋介石住在花园最里面的五间厅，其他要员诸如陈诚、卫立煌、陈继承、邵元冲等人住宿在西京招待所。
没过几天，即12月9日，是北平学生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万多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声势浩大的要求出兵抗日的游行示威。四路纵队高唱抗日歌曲，高呼“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对日宣战”等口号，浩浩荡荡到南院门西北“剿总”司令部、新城“绥署”和北院门的省政府请愿。官员们个个躲，同学们义愤填膺，决定乘火车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
学生们到达火车站时，不料火车已被当局全部紧急开走，中正门加上了大锁，学生把城门打开，一拥而出，随后步行前往临潼。队伍行至灞桥附近时，蒋介石命令蒋孝先率领重兵前去镇压。
蒋孝先是宪兵团长出身，一贯心狠手毒，去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他带兵镇压的。此刻受命，他立即派出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架着轻重机枪，用卡车阻道，在十里铺挡住学生去路。学生们要求抗日请愿竟被强行拦阻，群情激奋，冲上去驱散骑兵，推翻卡车，与步兵开始搏斗。蒋孝先正要下令开枪时，几辆小轿车由西飞驰而来，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带着几个背短枪的卫兵分开人群，站在路旁土坡上，对学生们大声说：“我是张学良，早晨有事没有接见大家，现在赶过来看望你们。同学们的抗日爱国行动，我是钦佩的，但今天时刻不早，而到临潼去的路途尚远，那里又无餐宿的地方，还是请大家回去吧。”
学生们振臂高呼：“拥护抗日的东北军！”“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张学良触景生情，也流下痛惜的眼泪，说道：“我张某不是卖国贼，也没有忘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我有杀父之仇、失土之恨，我是有良心的中国人！”
学生们听着这话，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张学良噙着眼泪说：“同学们不能再向前去了，到临潼，委员长也不会接见你们，他正在生气，已下令对闹事的格杀勿论，再前去就要流血的。”
学生们说：“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学良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交委员长！你们的请求，由我代表大家向委员长去讲。你们相信我张学良一句话，大家要求抗日，三五日内会拿事实回答你们。大家听我的劝告，回学校去吧！”
学生们终于被张学良说服了，游行的学生有的返回西安，有的当夜在十里铺住下。张学良把带来的卫队中留下20人，和他们一道住下，进行保护。
张学良说话算数。第二日，来到华清池五间厅，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出兵抗日，并且慷慨陈词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说着说着，眼眶里又滚动着泪珠。
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训斥：“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年轻无知！”
“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你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张学良也大声反驳。
蒋介石“砰”地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说完，怒不可遏地走进了内室。
次日下午，张学良再次来到华清池，又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张学良劝告、苦谏、哭谏，都无济于事，最后伤心地流着眼泪说：“我个人应该服从你，遵照你的命令，但是我的将士不能听命，为之奈何！”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住在五间厅。五间厅内部陈设简单。蒋介石住在中间屋中。左二间是侍从秘书、速记员以及机要电务员的房间；右二间是侍卫官、侍从副官的住处。在室外，侍卫们听到蒋介石大声训斥：“难道你要反了吗？”
张学良埋头痛哭，直到深夜才怏怏而去。
这时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也反对内战，赞同与中共一起联手抗日。张学良对蒋介石一劝再劝都失败，于是与杨虎城联手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午夜，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下将领集中在杨虎城的住处，决定由张学良负责临潼扣蒋，杨虎城负责扣押在城内的军政要员，张学良一再交代手下：“千万不可将委员长打死，目的是捉蒋抗日，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
捉蒋任务是由东北军师长刘多荃、白凤翔指挥张学良卫队团第1营营长孙铭九执行。
12日凌晨2时，孙铭九和白凤翔等人乘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出发了。一路上天寒地冻，一片寂静。两个小时后，孙铭九和王协一率领100多人坐着两辆汽车到达了华清池大门。
此时头道门警由西北“剿总”卫队第1营第1连担任，约40人；二道门和五间厅的守卫由蒋介石的卫士担任，约30人。副营长商亚东和张连长负责包围华清池两侧禹王庙，当即收缴了宪兵的枪支。
孙铭九率领卫队乘的汽车悄悄地走过头道门，来到二道门前，开到华清池了。他们一进入华清池支路，蒋介石的卫兵就喊：“口令！”
“啪——”张学良卫队营的一班长就用枪子回答，把他撂倒了。孙铭九下令全营战士开始进攻。枪声一响，蒋介石的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匆匆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
接着，他就被乱枪击倒在地，当场死亡。顿时，华清池内枪声大作，子弹乱飞。
侍从人员从睡梦中惊醒后，一个个凭借门窗拼命抵抗。速记员萧乃华不谙军事，惊慌地在墙角伸头探望，结果被子弹击中而死。
枪声一响，负责内务的蒋孝镇第一个敲门向蒋介石报讯，蒋介石一听兵变，吓得瞎闯，趿着鞋就向后门跑去。这时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也跑过来了，三人搀扶着蒋介石向五间厅后房狂奔。他连假牙和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披着睡衣。项传远、居亦侨也赶过来了。可后门锁着，一时打不开。只有爬围墙了。他们簇拥着蒋介石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跑到围墙边，墙高人矮，无法逾越。项传远立即指挥说：“搭人梯！”蒋孝镇立即蹲下，和施文彬、居亦侨等人，脚踏肩膀组成人梯，让蒋介石攀援越墙。蒋介石爬上去，爬上墙头，翻出墙外。谁知墙外与地面的距离比墙内更高，又没有人梯，蒋介石一跳下去，重重地摔了个狗吃屎，并且把腰背摔伤了。蒋孝镇等人也随即跳到了外面，见情况紧迫，什么也顾不上了，背起剧痛的蒋介石就快步向骊山奔去。没走多远，迎头有人喊道：“谁？不许动！”
他们不敢做声，扭头就跑。好在天还未亮，哨兵不知道是谁，但随即枪声响了。侍卫蒋瑞昌、汤根良倒地，施文彬受伤。竺培基右臂中弹，鲜血直流。这枪声一响，项传远、宣铁吾、居亦侨和其他人早已四散跑光了，蒋介石身边只剩下蒋孝镇和竺培基两人。
他们夹带着蒋介石，跑到骊山山腰时天已经大亮，眼看难以隐蔽，蒋介石也是腰痛，疲惫不堪，无力再走了，正好附近有块巨型的石头，由于长期风吹日晒，出现黄色斑纹，叫虎斑石。石崖有一个狭缝，微微陷进去，好似一个石洞，外面还有一些乱柴杂草遮住洞口。蒋介石慌不择路，一闪身就躲了进去。
蒋孝镇和竺培基则潜伏在附近的草丛中。
枪声响起后，侍卫长钱大钧从华清池后面闻声起床，光着脚狂奔而出，在池畔“呯！”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他的背部，从前胸穿出，流血很多。他忍着疼痛走到五间厅墙边，大声高呼：“双方不要乱打枪！”
没有人理他。
他捂着伤口，剧烈的疼痛使他站立不稳，坐在地上不断呼喊：“停止打枪！停止打枪！”喊了一阵子，还是没有人理他。他赶紧也躲起来了。
不久，东北军开始了搜查。一些士兵在后窑洞中抓住了钱大钧。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
钱大钧认出他是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有气无力地说：“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不知道呀！”他脸色苍白，慌忙头靠在假山的石头边。
孙铭九顾不上他，率领捉蒋部队翻过荷花池，绕道桂花池，飞步闯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床上无人，估计不会跑远，于是立刻搜山。
枪声还在响，钱大钧突然又喊起来：“停止打枪！停止打枪！”
这时白凤翔过来了见他鲜血满身，也急呼：“不要乱打枪！”双方才熄了火。他俩赶紧扶着钱大钧上了汽车往医院抢救。
不过，钱大钧算是幸运，子弹穿出胸膛，只伤及右肺尖。东北军军长何柱国探寻他之后，为安全起见，亲自接钱大钧到自己家中疗养。
孙铭九正要去搜山，一个士兵跑过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
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先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后来把他枪毙了！”
孙铭九说：“该毙！这小子杀学生太多了！”
其实蒋孝先并不是送信被抓住的。
在孙铭九第1营出发后，第2营集合，正要赶去华清池扣蒋时，谁知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已把水箱里的水放掉了。代理营长商同昌和司机提来水，装满水箱也正要走时，远处一辆吉普车开着车灯飞驰过来了。
来人正是蒋孝先和侍从室会计蒋和昌。
昨晚，他们参加杨虎城在西安城内新城大楼为入陕军政要员举行的晚宴后，又去易俗社看秦腔，看完戏又打牌，彻夜未归，眼看天要亮了，才披星戴月急急赶回华清池。谁知突然前面路上有汽车和部队挡住了路，司机只好停下了。商同昌上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
坐在中间的蒋孝先说：“我是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随即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
商同昌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
随后，他走开了，悄悄地对营政治指导员张××说：“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他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老蒋再处理他。”
张指导员带着两个手枪兵气势汹汹地过来了，对蒋孝先说：“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坐你的车。”
蒋孝先和蒋和昌哥俩儿不知怎么回事，面如土色，一声也没吭。张指导员更是“放肆”了，对卫兵吩咐说：“缴了他们的枪！”几人硬是挤上了吉普车。
于是，商同昌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在后边跟着。
当他们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的第1营连已冲进了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商同昌当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
孙铭九赶去见到白凤翔、刘多荃等人，说：“蒋住的房子墙边发现一只鞋子，可能是蒋穿的。”
几人经过研究后，认为蒋介石已经逃跑，决定搜山。于是孙铭九带人搜山了。
刘多荃对白凤翔说：“把俘虏的人送进城区吧！”
白凤翔说：“蒋孝先还在小汽车里。”
“把他还送进城里干什么！”刘多荃说，“在北平镇压学生的也是他，他还借口严肃军纪，缴我们东北军兄弟的枪，不少兄弟被宪兵抓去遭到他的毒打！”
“哦，这回事啊，毙了。”白凤翔转头对自己的副官常国宾说：“把他弄下车拾掇了。”
常国宾便去把蒋孝先叫下汽车。当他走进贵妃池外缘西北角上一个小门时，进门一低头，常国宾便向他后面连打了四五枪。蒋孝先便归西了。
蒋和昌因为谎称是同车随行的商人，免于一死。
白凤翔等人正要集合队伍把俘虏押走时，忽然有人报告说：“已经发现了蒋！”
原来孙铭九带人上山后，在半山腰就遇到手下抓获的蒋孝镇。这时他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孙铭九问道：“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
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
孙铭九立即拿枪顶住他说：“不说真话，我就毙了你！”
蒋孝镇他听到这话，赶紧回头朝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说：“按照他目指的方向搜山！”随后命令一士兵把他押送下山。
此时天色即将全亮了。突然，卫队营一个班长陈思孝喊道：“营长，营长！委员长在这里！”
孙铭九应声跑过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光头赤足，满身尘土。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拥挤在左右。孙铭九走到前面，只见他冻得浑身发抖，抬眼看了孙一眼又躲开，说：“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说：“我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随后，孙铭九下令卫士把蒋介石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来到华清池后，孙铭九把他弄进汽车，押送去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的绥靖公署。
到达新城大楼后，孙铭九把他送进了早已经预备好的住室里。蒋介石在一张靠椅上坐下，有人送进来了茶和张学良的大衣，又送来了牛奶。蒋介石不穿也不喝。约半个小时之后，张学良推门进来了，劈头边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
说是两人又大声吵起来了。突然蒋介石想起了蒋孝镇问道：“蒋孝镇在哪里？你们把他找到我这里来！”
结果，蒋孝镇因为受伤没有找来。蒋介石又问：“钱慕尹（钱大钧字）在何处？”
“钱胸部受伤，已入院治疗。”
蒋介石边不做声了。
当天，以张学良、杨虎城领衔，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人包括在陕包括被捉的部分中央大员：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通电全国，提出：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此时，蒋介石带来的侍从人员和卫士都已被捉了起来，全部解除了武装，集中在新城大楼另一房子里面，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最初两天，他们都集体到大院内露天洗脸，吃饭。因为侍从秘书俞国华等人畏寒哆嗦，不吃不喝，以后便改在室内洗脸吃饭。他们不挨冻了，禁闭在楼下，等待命运的安排。
随后，这次枪战中的伤亡人员名单出来了，蒋介石随侍人员中被打死的有：副侍卫长兼第三组组长蒋孝先，侍卫官蒋瑞昌、汤根良，特务员张华、洪家华，卫士区队长毛裕礼，侍从秘书萧乃华和武装卫士、宪兵、官兵等文武官员多人。受轻伤的有侍一处主任钱大钧，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侍卫周国成、蒋尧祥、翁自勉和武装部队宪兵多名。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特务营捉拿西京招待所的军政要员时，邵元冲听到枪声就不顾一切往外冲，并且不听警告，结果被流弹打倒，送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被抓起来后，也因为参与镇压学生被士兵当场处死。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在南京的何应钦等人为了挑起内战，故意在《中央日报》称西安事变：“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并把职位最高的蒋孝先、杨镇亚、邵元冲和萧乃华称为“四烈士”，指使一些人抬着“四烈士”的遗像，在南京大街进行游行，意图挑起事端，一是置蒋介石于死地，趁机夺权；二是制造混乱，为日本侵华“创造条件”。
但是，何应钦等人扩大事端以置蒋介石于死地的做法，立即遭到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和一些嫡系亲信的反对。21日，他们决定亲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面晤，以求和平解决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戴笠没有糊涂，站在救蒋介石命的一方。他听说宋氏兄妹要去西安，也跑去孔公馆，要求随同而去。结果，受到宋美龄的呵斥，还差点挨了宋子文的揍！为什么他们如此恶对忠心耿耿的戴笠？原来嫌他名声不好。他们准备不带一名卫士去西安以示诚意，若上带着这么一个恶魔随行，岂不更坏事？何况蒋孝先、杨镇亚的先例在前！
谁知飞机起飞后，戴笠突然在机舱里现身了。原来他一直躲在飞机的厕所里。宋美龄见着他真是又气又恼，但也没办法把他撵下去，只好看着木已成舟而没办法了。
宋氏兄妹一到西安，就赶去面见蒋介石。戴笠随着他们进入住室，前脚刚迈进门，蒋介石就手指着他骂道：“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戴笠进退维谷，只好红着脸，尴尬地缩在房门外。
一会儿，宋美龄走出来了。他上去央求说：“让我住在近室，尽点保卫职责吧。”
宋美龄感动他的诚心，只好答应了。
随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和宋氏兄妹三方进行谈判，最后蒋介石赞同了五个条件，对周恩来应允了六条：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就这样，西安事变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协议，得到了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南京的前夕，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
当晚，大楼灯光通明，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将领以及十七路军将领孙蔚如、冯钦哉等；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以及端纳、戴笠、陈诚、晏道刚、曾扩情等和侍从室被幽禁的将官、校官人员；中共方面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出席。其中，钱大钧也由何柱国搀扶着带伤入席。
当周恩来步入大厅时，一看就发现居亦侨和其他六位黄埔同学坐在靠门窗处，走过来伸手招呼。几人急忙立正敬礼，边握手边说：“周老师，您好！”
周恩来笑着说：“你好，你们好！”随后竟然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说：“十年没有见面，想不到会在这里相会，你们受惊了，你们都好吗？”
“我们都好，请周老师放心！”有人回答。
“听说蒋孝先被打死，是不是有这事？”
“是的，孝先真的死了。”有人答。
周恩来摇摇头说：“误会，误会！大家要团结，一起抗日。”
周恩来又来到钱大钧面前，见他右手绷着纱布，拉着他的左手说：“慕尹兄，你挂彩了，当心身体，祝你早日痊愈，一时的误会还望不要介意！”
钱大钧答道：“谢谢恩来兄，谢谢，我不会记在心上的，恩来兄，你放心。”
钱大钧带伤入席，稍坐片刻便退席，由何柱国搀扶着离开了。
百人宴会开始了。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马上回南京。当天，飞机在洛阳降落。
次日，蒋介石飞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率中央文武百官到明故宫机场迎接。各级政府和机关组织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机场门外列队欢迎，从机场到中央军校，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小国旗，高呼：“委员长万岁！”呼声震天，直达云霄。
蒋介石和部分侍卫平安地回到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