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冬，金陵在寒风中抖动，前方战局一派灰暗。侍卫官居亦侨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了。
他从基层部队来到侍从室，已经过去整整12年了。这侍从工作，不文不武，终日战战兢兢，完全没有原来向往的那样让人开心、愉悦。蒋介石用理想高调教育侍卫们“做人”，而现实则用鲜血来教育所有人，前方败仗连连，后方腐败成风。居亦侨越干下去，心里越是堵得慌。在万分困惑之中，他于是想摆脱让这种心灵和身体长期都处于一种不快和压抑中挣扎的困境。
抗战胜利后，他得知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将任上海市长的消息，一天来到了钱长官跟前，恭敬地问道：“钱老师，听说你要去上海，有这回事吗？”
“你怎么知道？”钱大钧没有回答，却反问他一句。
“我是听侍卫长说的。你能带我去吗？”
“你也想走？”钱大钧问道。
“老长官，您是知道的，当侍卫在侍从室日夜忙碌，一没有权力，二薪金又低，又不得提升。像你们这些精英都当军长、次长、市长主席去了，剩下我们这些没本事、没胆量、不折腾的乖乖们做苦差……”
“带你去可以。”钱大钧闻言马上表态说，“上海警备司令、警察局长都是侍从室的人，警备司令部特务团团长还缺人，或者当个警察分局局长也可以，跟我去，我都可以给你安排。”
居亦侨听后，觉得这警察工作都不称自己的心意，便说：“钱老师，你知道我长期在内部工作，这类差事哪里干得了！你让我考虑考虑，再告诉你。”
事后，居亦侨又同陈布雷、萧赞育商量。萧赞育说：“特务团团长和警察分局局长都不是你做的事。到上海搞行政，接收敌产，捞一把，发发财，做个商人还可以。特务团抓人，警察局抓人，日日弄得头脑发胀，还得罪人，恐怕这差事难应付。”
陈布雷坦率地劝慰说：“居副官，免了吧！两个差使都不是你做的，钱老板没有主张。”
居亦侨于是接受了陈布雷和萧赞育的意见，没随钱大钧去上海。
现在战局不好，蒋介石天天发脾气，侍从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整日诚惶诚恐的。厌烦了这种日子的居亦侨终于下定决心要走人了，于是又找陈布雷提起想离开侍从之职的旧事，说：“布雷先生，我在侍从室年数太久了，想换换地方。”
“你自己想出去，先生要发脾气的。近来战况不妙，先生心境忧闷，讲上去要挨骂的。”陈布雷提醒说，“你应请侍一处林主任上报。你不想在军政方面谋一席，那你是军人，想干什么？”
“刚到侍从室，先生同我说过，喜欢到外面做一阵也可以。你去讲比我讲好。”居亦侨说。
“林蔚文是先生的老幕僚长，我怎么能同他相提并论？你的进出都要由先生亲自批，你要三思！慢慢找机会，你看如何？”
陈布雷一番劝说，居亦侨心领神会，不敢再提此事了。
谁知陈布雷却惦记着他的事情。一个暮春的黄昏，他乘着呈送《每日要闻》时，对蒋介石说：“先生，居副官想到地方去做点事情。”
蒋介石瞥了陈布雷一眼，问道：“居副官不是要跟钱慕尹去上海吗？”
“上海情况复杂，慕尹兄叫他当警察分局或特务团长，他认为都不适合。”
“他们都想跑，为什么不去？”
“我不知道，大约不合心意吧。”
“他要到地方做什么？”
“看先生决定。”陈布雷帮着他回答。
几天后，蒋介石揿响桌上的电铃，把居亦侨叫进去了，问道：“居副官，你想出去干什么？你离开部队很久，叫你去带兵，我不害你，为你着想。你是江苏人，让你回江苏去吧！”
蒋介石环视了一下墙上的军事地图，右手拿起毛笔，在空白的便笺上写下一行字：“派居亦侨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写完后，对居亦侨说：“你下去帮帮新主席丁治磐的忙，要和在我身边一样工作，要负责地干。”
居亦侨恭敬地接过手令，应了声“是”，转身迈出办公室。
可他当即就发现了新问题，立即转身去找陈布雷：“布雷先生，这个事怎么办？级别也没有写呀。”
他把条令递给陈布雷看。
陈布雷告诉说：“级别你不要多考虑，会升一级的。”
第二天，居亦侨盯着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公事不忙时，赶紧走了进去，立正喊：“报告！”
蒋介石抬头瞧见是居亦侨，说：“居副官，布雷先生说你要到地方去，我告诉他你回江苏。”
“蛮好，蛮好。”居亦侨连声答应。
蒋介石说：“你回江苏去，要同在里面一样，好好干！居副官，你是知道的，我对黄埔学生，素来是特别器重。”
居亦侨小心谨慎地回答道：“是，是的。”
“出去后，你提升一级，任少将副司令，帮帮新主席的忙，他是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有机会，你再调动。”
蒋介石收起笑容，脸上毫无表情。
就这样，居亦侨结束了长达12年的侍从生活，去了江苏省地方，走马上任当上了省保安副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