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条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浅陋之见。
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
研究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首先要研究其特点。它是从犯人移民殖民地社会经济演变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就是说它的起点是一个流犯殖民地社会，或者说是一个英国重罪犯人的流放地。
当1788年这个犯人移民殖民地开始时，这里仍处于没有任何农牧业的原始社会状态，土著黑人靠渔猎业和采集业为生。因此，英国犯人移民来后必须靠自己解决衣食住问题，处于原始社会的土著人不可能向他们提供任何生活必需品，唯一指望的是远在数万里的母国提供必需的经费和生产工具、籽种、牲畜。然而，犯人没有任何生产经验，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必须制定出长远的方针。
首任澳大利亚流犯殖民地总督菲利普上校制定了维持和发展流放地的基本方针：从母国吸引自由移民来澳进行农牧业生产，一般赐30～50英亩土地，指派犯人充当劳动力；授土地与军政官员，令其搞农牧业生产，亦由犯人充当劳动力；赐土地与释放犯人，亦为30～50英亩。
这个方针经过几十年的推行，到19世纪初不仅完全解决了移民的衣食住问题，而且形成了与母国社会经济完全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农牧业经济出现了四种经济形式：殖民当局举办的农牧场；军政官员举办的农牧场；自由移民举办的小型农牧场；释放犯人的个体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三种私营经济日益发展，形成了私有制，而前一种所谓公办经济日益衰落，以至泯灭。私有制的出现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使绵延3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种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主要劳动力是犯人，由政府指派犯人到私营经济部门进行无偿劳动，只供给食宿，因此，生产劳动是强制性的。第二，与这种劳动体制相适应的则是私营经济部门（主要是农牧业）的产品由殖民当局统一购买、统一供应监狱犯人和管理犯人的军政官员的需要。第三，私营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流放制的发展，即犯人的增多。流放制的发展就意味着英国政府向流犯殖民地提供更多的经费。总之，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是以英国向这里划拨的经费的增多为准。澳大利亚经济史家R。V。杰克逊写道，在1820年以前，澳大利亚的私营部门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向监狱供应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来决定的。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通过流放制这个渠道把英国的劳动力（犯人）、资本（英国政府为维持流放殖民地的经费）和先进生产技术（主要是自由移民）引入澳大利亚，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
在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社会有了显著发展，不仅举办了许多农场、牧场，还建立了许多工场、作坊和商业网点。1817年为适应工农牧业的发展建立了新南威尔士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的建立不仅是澳大利亚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向一个新时期转变的征兆。
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要求扩大土地面积。同时，为阻止外国染指澳大利亚，殖民当局对澳洲大陆进行了大规模的探险与勘察，终于查明新荷兰（西部澳大利亚）与新南威尔士之间不是由海洋，而是由一片茫茫的大沙漠相隔。这一时期，内陆探险的最大成就是1815年发现蓝山和利物浦山以西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殖民当局立即向这里大规模移民，山西大平原很快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农牧业基地。
在流犯殖民地时期取得的这些成就，为澳大利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后来澳大利亚发成拥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就是以这样的经济体制作为起点的。
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澳大利亚摆脱犯人殖民地经济体制并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道路的转折点是1831年的土地改革。
流犯殖民地的经济体制是一种落后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把私营经济同犯人劳动力、国家为维持犯人监狱的经费混合一体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呈强制性的，产品分配采取统购统供形式，即没有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商品市场。这里虽有交易，但都是“为适应英国政府的需要并在英国做出的行政决议的结果”。
国内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内外贸易的大发展，实质上是要求突破产品的统购统供制，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和高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当时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国家。对外贸易主要是由殖民当局进行，供出口的产品微乎其微，只有鲸鱼油和海豹皮。出口和进口能力都弱。这种经济是极其脆弱的，显然经受不起打击。
强制性的劳动指派是这种经济体制落后性的集中表现，推行这种劳动体制的严重后果是妨碍了雇佣劳动制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制的结合。没有这种结合，根本谈不到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
统购统供制和劳动力指派制一方面为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严重地束缚着它的发展。这种矛盾到19世纪20年代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英国政府和英国经济学家对此十分关注。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和殖民理论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种种方案。其中殖民地理论家吉本·威克菲尔德提出的方案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其要点为：第一，在澳大利亚必须废除土地赐予制，代之以土地售卖制，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劳动力指派制，形成雇佣劳动制和劳动力市场。土地赐予制的严重后果是使自由移民成为小业主，无人去充当雇佣劳动者。第二，将出售土地的钱用于资助自由移民来澳。吸引来的自由移民因缺乏购买土地的资金而去充当雇佣劳动者，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了雇佣劳动制。第三，鼓励英国资本家来澳投资，这样，资本便可和雇佣劳动制相结合。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威克菲尔德的理论。他指出这一理论表明光有资本而没有可雇佣的劳动力，资本家就不成为资本家，资本只有和雇佣劳动相结合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实际上，威克菲尔德的方案就是把英国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引入到澳大利亚来，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使之相互结合，产生出澳大利亚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用这种生产关系来取代流犯地的经济体制。达到这个目的的关键环节是改变土地赐予制。
1831年，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推行了威克菲尔德的方案，废除了土地赐予制，推行了土地售卖制。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改革。经过这次改革，澳大利亚民族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此它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831年的土地政策的改革就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
1831年的土地改革摧毁了统购统供制和劳动力指派制，使澳大利亚商品经济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同时也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大发展的直接动力。由于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工业、农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冶金业、印刷业、制造业等重要工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经济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
到1850年淘金热时，澳大利亚经济上最大的成果有两个：一是畜牧业的大发展，并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二是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自由移民超过犯人移民而成为人口的主体，使澳大利亚从犯人殖民地转变为公民殖民地。这两大成就逐步把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到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开始了变革的历程。
畜牧业的发展主要是养羊业的发展，羊只头数到1850年已达1 600万头，当时澳大利亚人口不足40万，平均每人达40头羊以上。养羊业促进了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如1850年畜牧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4%，其中仅羊毛一项就占出口总额的67%。在1820～1850年的30年间，澳大利亚羊毛出口增长200倍。从1820年起，被称作澳大利亚的“畜牧业时代”。畜牧业的大发展造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全方位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使它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因素。就是说畜牧业的大发展为商品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商品化造成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冲破统购统供制。
第二大成果是自由移民的增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1820年澳大利亚有白人移民7万人，到1850年猛增至40.5万人，增长4.8倍。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公民人数大大超过了犯人人数。在1819年，犯人占总人口的75%，但到1847年，犯人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大幅度地下降了，在新南威尔士仅占3.2%，在塔斯马尼亚也只占25%。19世纪40年代终于在新南威尔士废除了犯人流放制，到60年代在塔斯马尼亚也废除了流放制。其次表现在移入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超过了犯人移民。如在1831～1850年间，来澳移民为25.5万人，其中自由移民达17.3万人，占移民总数的68%，自由移民是犯人移民的两倍多。人口结构的变化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雇佣劳动制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打破犯人劳动指派制。
畜牧业的大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形态的激烈的变革，社会经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因素，雇佣劳动制取代了犯人劳动指派制，统购统供制为商品市场所取代，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澳大利亚自身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之，澳大利亚本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形成之中。
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
正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1851年澳大利亚发生了“淘金热”，各行各业的人们，尤其工人、小商人和一些农业工人，纷纷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淘金，虽然使工农牧业生产一度受挫，打断了原来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很快扭转了生产形势。
首先，淘金热带来巨量的财富，仅1852年一年就采出价值高达1 950万英镑的黄金，到1861年累计产黄金价值高达1 2400万英镑。这样，澳大利亚成了一个拥有强大支付能力的国家。其次，淘金热吸引来大批移民，人口猛烈地增长起来。到1900年澳大利亚已是一个拥有376.5万人口的国家，比1850年增长了8倍多。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开始了第二次经济“起飞”。
在这一历史时期，畜牧业仍是发展较快的经济部门。如1861年有羊已达20 980 123头，1871年为40 072 955头，1881年达65 092 719头，1891年过1亿头大关，高达106 421 068头。再以羊毛产量为例，1861年为670万磅，1871年为2 080万磅，仅10年就增长两倍；1881年达3 200万磅，1891年高达6 340万磅，1891年比1861年增长了8倍多。羊毛出口仍是出口贸易的主体。养牛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884年牛存栏头数为756.9万头，1894年高达1 167.7万头。冷冻牛羊肉从1883年起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牧场管理水平大大地提高了，牧场主普遍采用了铁丝网作牧羊场的栅栏，建立了定期的剪毛制度、剪毛合同工制度。畜牧业的大发展，使它仍然保持着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澳大利亚这时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人口的猛烈增长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解决数百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本身就是促进农业大发展的最大动力。农业大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如1861年为820万英镑，1889年高达2 280万英镑。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干旱，农业减产，1899年农业产值仍为1 430万英镑。其次，播种面积成倍地扩大了。1860～1861年全澳播种面积为1 173 628英亩，1900～1901年高达8 813 666英亩，1900年比1861年扩大了8倍。到19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形成了两大谷类生产基地，即南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此外还形成了甘蔗生产基地——昆士兰。到90年代，粮食不但自给且有一定数额出口。如1891年澳大利亚出口小麦近41万夸脱，1900年出口68万多夸脱。最后，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空前地提高了。澳大利亚建立了农学院，培养出一批批专家，在土壤、小麦品种、农业机械、农田水利诸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
农牧业是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基础，伴随着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基础工业也发展起来，冶金业和采矿业发展很快。采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著名的有费茨罗伊煤铁公司、布洛希肯尔公司、埃斯班克公司等。采矿产值迅速提高，1861年采矿产值为1 010万英镑，1900年高达2 010万英镑。
冶金工业的发展表现在一系列的冶金公司和冶金工厂的出现。以冶金公司而论，有伊尔考姆冶铁公司、塔默冶铁公司、塔斯马尼亚木炭冶铁公司、维多利亚冶铁公司、拉尔拉尔冶铁公司、澳大利亚钢铁有限公司以及这些公司下属的数以百计的冶铁、冶钢、冶锡铅的工厂。大批冶金公司和冶金工厂的出现，表明了澳大利亚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当然大规模地冶炼钢铁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
随着采矿业、冶金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其他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90年代，近代化的民族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
交通运输业开始近代化运动，主要表现在铁路网的建立上。修筑铁路是从1850年开始的，大规模地建筑铁路是在19世纪70～90年代。这是与澳大利亚国民经济这一时期大发展相适应的。1861年拥有铁路仅为243英里，1870年升至950英里，1891达10 024英里，1891年的铁路长度是1861年的40余倍！1901年基本上建成了铁路网，澳大利亚成为当时世界上铁路较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海洋运输上它仍依赖母国。
大力发展通讯事业。在一些重要城市都建立了电报局，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中心的全澳电讯网。
铁路网和近代通讯网的建立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各殖民地间的联系，使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预示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就要形成了。
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及其日益资本主义化和民族化，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澳大利亚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机构和组织便应运而生，其中最能反映这种新生产关系的银行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以银行而论，到1890年出现了控制澳大利亚金融命脉的7大银行，它们大部分是在30年代建立的。在1890年，7大银行吸收存款达6 290万英镑，向外贷款高达7 240万英镑。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国设有近千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金融网。伴随着银行网的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商业网。
淘金热的出现，作为一种推动力使澳大利亚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使之出现了金融网、铁路网、通讯网。而这些经济现象的出现，表明澳大利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地形成了。
四、民族资本主义形成的特点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看法。
第一，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所经历的道路，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其相异处有三。首先，欧洲诸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样的道路，而澳大利亚则不然，它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更没有简单协作，而是通过自由移民和资本的流入这样的道路把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移植进来。在1830～1850年间，主要引入的是资本主义的农牧场经济体制，在19世纪下半叶主要引入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体制。当然，这种移植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损益的，即把一般资本主义原则同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澳大利亚化，或者说使澳大利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次，西欧诸国是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澳大利亚是从犯人殖民地社会转变到公民殖民地社会，再由公民殖民地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它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再次，以黑人而论，澳大利亚是从原始社会一跃而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第二，西欧诸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利用政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经济秩序因而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动乱，生产力经历了巨大的破坏，几乎是在废墟上重建经济秩序。而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通过合法斗争迫使英国政府改变对澳大利亚的殖民政策来完成的。这种斗争是争取改革的斗争，不是暴力革命。换言之，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道路是渐进式的，而不像西欧那样是突变式的，因而社会没有发生大动荡，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到过巨大的破坏。
第三，澳大利亚解决资本主义化的劳动力不是像西欧那样采用使小生产者破产，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方式来解决的，而是采用从母国及其他国家吸引自由移民来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它雷同于美国、加拿大及其他移民殖民地。通过移民把外国的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移植进来，使之澳大利亚化，并逐步使之形成本国的阶级关系，因此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增长、经济发展的高度以及资本主义的程度是同步的。
第四，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是从英属犯人殖民地演变而来，因而它保留了严重的殖民地残余，这既在政治上又在经济上反映出来。从经济上说，澳大利亚人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不是以工业为主，而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出口贸易不是以工业品为主，而是以畜牧产品和矿产品（主要是黄金）为主；而进口贸易却以工业品为主。西欧北美那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与此相反。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特点显然是殖民地的痕迹，所谓殖民地的痕迹，实际上是英国的痕迹。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在其经济体制上长期保留着封建主义的残余。
第五，由于澳大利亚人口主要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这样不仅移植进来人口和经济关系，还移植进来英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的、文化的以至道德、伦理、宗教、科技，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的社会实质上是英国社会的扩大。当然，这种扩大是经过了澳大利亚化的扩大。因为在19世纪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除英国移民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以及在这里居住数万年之久的土著黑人。英国移民移入后必然要同其他民族的移民、土著黑人相互溶化与融合，尤其是文化上的融合。经过百余年的溶化与融合便形成了一种新人——澳大利亚人。从经济上说，澳大利亚的出现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人格化，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不言而喻，它的基础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第六，在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英国引进的。引进资金的同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至高级人才也同时引进来。例如，1861年通过种种渠道从英国引进140万英镑。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特别是工业和铁路建设规模的扩大，引进资金的数额也就越来越多：1862年为240万英镑，1870年为480万英镑，1885年高达2 040万英镑。据布特林统计，从1861年到1900年，英国向澳大利亚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29 970万英镑）。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史看，它的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和引进外资的数额成正比的。例如，英国在1882～1891年这10年内共向澳大利亚投资18 190万英镑，占40年（1861～1900）投资总额的60%以上，而这10年恰恰是澳大利亚经济大发展的10年。可以断言，澳大利亚是一个因引进外资而使自己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国家。
第七，澳大利亚在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全过程中，始终把自己的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纳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这是它得以迅速发展，能及时使自己的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起码不至于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势头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澳大利亚进出口价值总额和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大致相当看出来。例如，1881～1890年，这一时期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 894万英镑，而1886～1890年三年年度国民收入分别为5 100万英镑、5 500万英镑和6 400万英镑，年国民收入总额和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大致相当。
第八，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主要是靠两次经济起飞来完成的，一次是1831年土地改革所引起的经济起飞，第二次是1851年发生淘金热而引起的经济起飞。澳大利亚人及时地抓住了历史提供的这两次良机，毫不迟疑地全力发展经济，从而使自己摆脱了落后的经济，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总之，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是大英帝国对外扩张的产物。它为了把澳大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必然要向这里移民和投资以开发它所需要的资源，这样势必导致在这里产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当民族经济一旦形成，就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取得民族经济的独立。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产生的关税保护主义运动就是这种要求的最为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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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