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春秋》。为政必熟读此篇。
《正贯》本文丢太多了，也没说出“贯”是什么，只说“贯”的重要。标题“正贯”，里头没提及“贯”。可见《繁露》丢太多了，但只字片语仍可用脑。
“正”，《大学》“正心诚意”之正；“贯”，是个道。“正贯”，如何正“贯”这个道。《大学》正心之后，此心的作用，方足以为法。
《荀子·天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兴），应之以贯，理贯不乱。
“百王无变”，百王，指古圣先贤，明王；“道贯”，“率性之谓道”，以性贯，人性不变。
“一废一起”，一治一乱，废起乃必然；“应之以贯”，以贯应之，始终如一，于道并无影响。可见贯的重要，所以要正贯。
“理贯不乱”，社会就不乱。理之以正，正贯；贯正了，就能理贯而不乱。《大学》正心，心正了，为用，才是正道。心，体；心正，用。
经书必文言，翻成白话，就如食白面，没多大劲。母语恢复后，下一代能否接受？死文字就是死文字，恢复也没多大效果。思想绝对自由，无法强迫接受，人家认为对的，无法强之改变。良知存在，则什么都存在，否则不可能。真理亦存在，但无法以政治或任何方式强人接受。你有热忱推行，人以为可笑！失本亦有原因，正的力量镇不住，接受与否，于真理永无影响，不变的是本，变的是用。
讲书，讲时事，是在相印证，才能真明白。中国书，谈治世之道，必谈政。政治，管理众人的事。读理论，再以时事印证，才知怎么用脑。没有利害关系，才能旁观者清，愈清楚。好的借不到光，坏的跑不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自乱世长大，天天听乱，至今犹乱。你们应善用智慧！
《荀子·天论》：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
《荀子》值得看在此。
“不知贯，不知应变”，“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道衰之时，仍行道，则道不衰，不必哀伤。人心不古，乃不能“应之以贯”，以不变应万变也。
“贯之本体未尝亡也”，可看出其重要。道（真）理永存在，始终不离道。人性永远存在，乌云遮月，一会儿即过，不伤月之体，不必就此以身殉道。
“贯”在儒家很重要，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不知贯，则不知应变。台湾现在很乱，是瞬息万变的时候，应冷静看时事。怎么应变？必要知“贯”之所以，才知应变。
光读空书，没有用，读书不过比要饭强些。元朝时“九儒十丐”，才懂真理。四民——士农工商，现在“商”在特位，说什么“士为首”？我为文，有时用“儒丐”名，其丐一也。连家就几年，发到四百亿，是士？许多教书匠，儿子不能读大学。将读书当作职业，错！应是要学会用脑。
《荀子·天论》：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
“乱生其差”，乱，乃自己本身有差误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差太多，即不均。如何清除这个差？用什么弥补这个差？均。“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就不乱了！
我年轻时迷信“均”，可使大家有饭吃，真做这个梦。到八十几岁才醒，太慢了！当年，如学做买卖，岂不成为王永庆的“爷爷”？
“治尽其详”，想叫天下太平，得详“除差之道”，以达真正的均。一边穷得穿不上裤子，一边进步得不要穿裤子，非乱不可。相差愈远，乱生于差。社会事就是跑接力，上一棒的方法不对，招来更多的苦，失败。下一棒如何走？尽其差之详。看天下何以这么差？使之如何平均？尽，“尽性”之尽，一点保留都没有，物“尽”其用。
“中则可从”，中道最难以把握，以“中庸”作为标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尚藏之于内，即性。性，“率性之谓道”。违背人性的事，不可以做。
“畸则不可为”，“畸”，零星的，不成型的。“匿则大惑”，“匿”，差慝。今年轻人“奇则必奇”，心中之奇尤为可怕，倡新女性，许多问题自此生，只能部分人，非人人皆可如此做。人皆自私，人视“以礼义为大本”古板，但心里、良知则许之。良知所不许则不做，以良知衡量，则邪说不能行。信佛与出家是两件事。
我这一代自小就受欺侮，真爱国。你们这一代，天天跳舞。只要懂得责任之所在，人就不会枯灭。有家，就应以家为先，先齐家而后治国，多有人性！齐家，得从“诚意”开始，《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有层次。人有责任感，很苦。郑板桥（1693—1765）名言“难得糊涂”，可见糊涂也不容易。真糊涂，可是几世修来的福。
先贤的头脑特别致密。朱子敢大胆地卜一卦，我可不敢。要学会用脑，责任之所在，能否发挥作用是另一回事。大儒固然不少，但发挥作用的太少了。在乱世要多想，想成系统即成思想家。别人接受与否，另一回事。
应练习有思想。宗教是安慰下愚的失意者。
《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加上“大”字，不得了！《易经·乾》“大哉乾元”！“礼义”，礼者，理也；义者，宜也。一切事合乎理之宜，即道之所善者，为中，此外为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讲用中的方法。《春秋》，礼义之大宗，亦即《春秋》是礼义之所宗，礼义之海。孔子志在《春秋》，志在人能弘道，复于中道。
大本一失，什么都完了。一个民族，文字即大本之一。什么都要西化，失大本，把姓都改了，人家也未必当你是亲儿子。对外宾，应有中国礼。许多地方，自己应立住。大本一失，想恢复特别难。
《太史公自序》必看。《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有深意。太史公自称“上承麟书”，《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绝不能只当历史看。“《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读《春秋》，要重《春秋》之义。《史记》读明白，必先通《春秋》，从源至流。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孔子之听讼与文辞，别人犹可赶上，并非其专利。“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赞一辞”，多加一字。“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人格绝不能被出卖。故“《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什么时候都有“乱臣贼子惧”。“《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做事，应以礼义为准；不合礼义，即乱臣贼子。
何以“知丘者，其惟《春秋》乎！罪丘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春秋》是借事明义，与历史已经不相合。“隐为桓立”，是“况”，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历史上隐终被桓宰了。孔子“修《春秋》”，《左氏春秋》为“不修《春秋》”。
受《春秋》，授《春秋》，两者不同。注解当参考，不可以作金科玉律。读书，必要真明白。读所有书，应当思想读。今天许多史学家都是殡仪馆的化妆师，讲义教三代。
宋如懂《春秋》，就不会乱搞。台一二人，今之乱源。“莒光日”教学的那么年轻，何以仍像老蒋时代讲民国史？一个年轻人至此，真是哀莫大于心死。今天仍如此讲，所为何来？太离谱了！
〔中有脱文〕六者之科（等），六者之指（旨）之谓也。
此讲“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不同于“十指”。
六科，六类；六指，六宗旨。“科”，班，等也。六科六指，每一等有一宗旨，一刹那一个旨。提示，有相似的情形。学好，做事马上用上。
《春秋》讲“取新”，因而不失其新，刹刹生新。《大易》著“革故”，变也，即趋新。中国思想最要在《大易》与《春秋》，二者皆讲进化论，并不守旧。是腐儒迟钝。孔子思想以“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可知其为进化论。
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
“援天端”，“援”，援引，有所继，承述。“天端”，看得见，天下之端为春，形而下。无形的为元，形而上。
《春秋说》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元正，讲一个“正”字。“政者，正也”，以天之端，来正王之政。天之端，春，养生之首，法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每个字皆有所指：“元”，“大哉乾元”；“年”，十二月总称；“春”，岁之始；“王”者，人道之始。“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元，终始之道，生生之道。“春，王正月”，为生民之政、仁政。
“布流物”，“布”，普遍性，讲面积的，分布。“流”，社会之形形色色，回想前事，岁月如“流”。“物”，含人、事、物。任何地方都有流物。看由古至今，也不过“布流物”。考古挖掘的，有人也有物。
做事，“援天端，布流物”。贯通天之理、人与事、物之理，包括形而上、形而下的。通神明之德。
“贯通其理”，通人、通儒，重视“通”字。人、物、事，一部历史。将过去的人、物、事，来贯通其理。历代事变，因人物事而异。一样事，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结果也不同。此所以要读历史，借事明义。不可为典要，因人事随时而异。人的经验、科学，皆由实物体验出，使用的仪器不同而已。古人坐在地上想天，古天文学现仍很对。
中医治病，想的，经络、针灸、穴道、气。人的智慧无穷，性生万法。形而上，没出息，无法印证。药出错，不死人；针一错，就死人。不可以乱针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用心，稍用点心，不一定没望。
则（根据）事变，散其辞（因其事，著其辞）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则事变”，事变，人为的，根据事变，人之明威；“散其辞”，“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易经·系辞上传》），因其事，著其辞。
廿五史，每一史均有“艺文志”“列传”，但均不同。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因每个人而不同，但那个人仍不变。或崇拜如神，或打倒之，如对孔子，有人要“打倒孔老二”，有人称“至圣先师”。
胡适害了别人，还时髦；我害自己，至今矜寡孤独系于一身，悔之莫及！回去，感慨万万千千！手要勤，要查书。要细心，不明白的要追问。识（zhì），了悟了，默而识之，心会神通。想过以后，真懂了。
“正贯”，贯要正，心也要正，下正的功夫，正心，而后心正了，最后才足以任事。正贯，而后贯正了。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注解曰“贯者，行也”，标准的废话！贯的重要在哪儿？“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可真得寻。奉元有原因，从夏学到奉元，一系列。
《荒漠甘泉》每天有一个教训，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教训，我天天琢磨，每天看一段。我逆上帝，也天天写，其中有《释贯》《万物皆备于我》，每天看一段，可以接触文化。说不一样，高兴；如说一样，就不写了。但不以意揣测，而是依经解经，不空想。
要叫老太婆都看得懂，想找一个会白话的。写得半文半白，如同明装脚改造。正明脚，穿裙子，走路如戏子在戏台上踩高跷。写文章，辞达而已矣！作文章，务必通俗，易于明白。白话大师到底是什么？不知说什么。
问大弟子西乐，说他明白；深想，又说他不明白，都是冒牌货。外国乐，连个音韵也没有。日本能剧，戴面具。京剧声调之美，细听不只八音，抑扬顿挫。听其乐，知其德。什么人玩什么鸟。梅兰芳唱得不刺耳。袁世海，一派之领袖。
夏元瑜，老场子，旧时代的标准少爷，其父为翰林、活宝，八十还上电视耍宝。真懂戏，报上的“隐公”，可能是他。
京韵大鼓的老太太，唱得还不失韵味。中国乐，细听，真能陶醉，令人为之着迷；着迷，就渗进去。人应有点嗜好，但必要正，不要偏激。人活着，应有点意境。
可以吃点，但要吃得有艺术。好朋友可以成立一个饭局，吃自己的，过生日则当寿星。每个月一次饭局，可以知有正味。人生有几件享受的，不可以放掉，但要适可而止。朋友见面不易，饭局可以谈一谈。人生知己少。钱要花得正经，有意义。昔日饭局，现剩下三人，但只有我的腿还能动。
读书要深入，脑子冷静下来。研究历史，要了解得失之所从生，必了解今天乱象之所从生，看究竟谁是乱源？不要读死书。“亚洲四小龙”之一，了解其所从生，何以有奇迹？成就之源在哪儿？
不看报，怎知今天明天事？人必活在今天的环境。到下午二时犹未看日报，那到晚上岂不成为历史了？愚至此，还能解决问题！
学李白的诗，学得最好，也不过像李白，应造就自己是《红猪》（一部带有宫崎骏自传性质的电影）。何以要将有用的脑专门为死人化妆？做活学问，要每天有新发现。“学而时习之”，必有新发现；“不亦说乎”，岂不悦乎？悦，藏之于心，多么传神！《论语》“学而”三段，表现人的心态，岂不是活活泼泼的？
说：“还读《四书》？”八岁读《论语》，八十岁读《论语》，境界完全不同，看法每次不同。
讲朱注，一样；讲书，就不一样。出门如见大宾，读书如面至圣。开口说错了，也值得听，看他何以错了？知所错，求其所以错，也近道矣。
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除）贵贱之所始矣；
“得失之所从生”，知长短，才能解决长短。道以贯之，则能应变。
“差贵贱之所始”，有得失、善恶、是非，贵贱从何开始？何以有贵贱的观念？有贵贱，得除掉贵贱。先除“贵贱之所始”，则无得失、善恶、是非。
贵微重始，得知其所以，才能治这个病。给世治病之方、治世之方。读的不是书，是读治世之方。都一个药方，就在医生运用之妙。
均为治世高手，而结果？不要浮夸，遇事应深入，要知其所以，懂得是从哪儿开始的。知有不均，求其所以不均之始。
练达自己，知一事之所从生。从生、所始、源，都得用深思。任何一事，不知其所以然，绝不能解决问题，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失是从哪儿生？要识本。看病，必要找出病源，才能治病、才能控制得失。好好玩味，每章通了，都能为政。
人生，不是得就是失，就在得失中。有得必有失，没有点修养，可真不易活。满意不满意，是比较级。最简的事，都有得失、好坏。稍明白一点，何必情杀？抢到手了，两年成为寡妇，丢掉了！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是你的。儿子是你生的，又有几个是孝子？得失，都是一时的感觉。愈是冷静，愈觉得先民确有智慧。“率性之谓道”，表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读《论语》比读《静思语》好。但《论语》听不懂，是神话；《静思语》是人话，一听就懂，连大学生都听进去了。两岸的年轻人不同，这边的年轻人净说孩子话。
“差贵贱”，“差”，一、分别；二、差除。看上下文。了悟得失之所从生，乃除去贵贱，没有贵贱观。
得深思，做任何事都得用心。社会事，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今天脱下衣和袜，不知明日还穿不穿。得失，都是你感觉的，何必口口声声说：这是贵，这是贱。富贵不过帝王家，宣统帝最后一无所有。得失乃是自己的观念，哪有得失？没有贵贱的观念，废掉“贵贱之所始”。
说我讲康有为的，我是依经解经，哪有讲南海先生的？我并非讲哪家之学。自古就有一派以经解经，费氏《易》。
费直，西汉东莱（今山东省莱州市）人，字长翁，生卒年不详。以治《易》为郎，官至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令。
《经义考》卷八引朱睦楔曰：“费直自为《易》以相授受，原无师传。”《汉书·儒林传》说：“其《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后汉书·儒林传》说：“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费直创立了汉《易》的费氏学派，与官方今文易学迥然不同，虽未立在官府，而民间多习之。
《隋书·经籍志》说：“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
关于费氏易学的特点，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说：“费氏之《易》视四家不同，盖有五事：费氏先师传无明说，一也；费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二也；以《大传》说经而无章句，三也；今文多脱‘无咎’‘悔亡’，费氏独与中古文应，四也；费氏长于卦筮，而《艺文志》所列独无费氏卦筮之书，明不与孟、京、焦同流，五也。自马、郑作，费氏举，京氏遂衰；自辅嗣注行，而众家式微矣。”
民国以来，我受影响最深的是熊十力。熊先生对传统思想否定，并非标新立异，也是第一个对中国思想有贡献者。虽然有人批评他的说法，但其“五经遭窜乱”之说，绝没问题。你们小时读训，可以印证。连朱子在诱力之下，都把持不住。以现在话说，朱子是“汉奸”。“金人存问（嘱托），而至潭州”，其做官是因金人。朱是安徽人，朱学何以称闽学？跑到闽省终老，尚有人称伪学。良知，见好就收。诱力太可怕，非常人所能挡，连朱子都上道了，一般人更不必谈。熊十力称孔庙要清理清理，因多半是御用文人。
我净讲实学，皆实学也。现在大学讲的皆无病呻吟，连馒头都换不了。
“差贵贱”是什么？看谁有智慧、头脑？你们多少要会用脑，从小读书，就是注入式的，怎么会有智慧？注释家的脑子多半不会分辨，就乱凑，不伦不类。注解，皆一家之言。以注解当参考，不可以跟着走。
复正之道，术、方法。好好深思，看中国人的政术。董子比孟子踏实。非对答如流就完，要会用。讲书，非赶工，急就训练班，在训练领袖。
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
“罪源”二字，发人深省！《春秋》“原心定罪”，不知善其源，专刑其末，哀莫大于无耻。好坏，皆必有远近因，“罪源”，原罪，制造罪孽之源。“论罪源深浅”，论罪之所从生。
“定法诛”，诛，责也，即下药。应以罪源深浅定法责，今缺原罪定法的精神。社会事，有利就有弊，源其罪之深浅，而定法责。开始不做，到不可收拾，给贪污者机会。
“绝属”，断续，绝之、连属之。连属，发生横的关系；随，前后的关系。“绝属之分别”，绝属有标准，非以好恶、贵贱。褒贬，都得有法，再讲“绝、属”关系，多么理智！
学生少，真明白，区区台湾就招架不住。如有五六千人清楚，就把台湾翻了。坏人何以横行？证明白读了，用不上！都明白，就懂去留。不能以好恶、得失、荣辱、贵贱定绝属；从罪源之深浅，定绝属。知此，绝不助人为恶。
先道德而后学问，品德第一；不然，就是曹操、宋楚瑜。宋处理事情，一钱就可以拨千斤，今后处理任何难题都可，希望他有董建华的德。宋是与生俱来的智慧，并非教出来的。知罪源之所从生，好好安根。
韩愈，字退之。取名命字，有深意，必真下功夫。不会说京话，不能演《红楼梦》。王熙凤不说京韵，就无可取之处；她并非脸蛋美，乃舌头漂亮，会说俏皮话。
有几个有智慧的东西，都叫没智慧者弄垮了。对一事的判断，要有智慧。什么都有源，罪、善皆有源。人的罪源是什么？是心。以心为源。
宋不说话，眼往下看，最可怕，狞笑，有杀气，相随心转。设若孔子，环境怎么变，面貌也不变，因视一切皆若无，如梦幻泡影雷电也。
钱穆来台，不能到大学教书，到“故宫”做研究。他讲演，大兵绝对听不懂。张晓峰要他教文化研究生，在家中上课。
没有样势，可乘良知之势。对外面不正常事，何以不言诛笔伐？如勤些，每天都可以换取生活费。你们不是太懒，否则即无智。至少讲得有点格。格太低，还能教别人？
现在人大胆得很，没有读《四书》讲《四书》。我们在台湾至少有四千个中学教员，可以在家中讲学，以客厅作为奉元书院讲堂。如同学再不发挥作用，就糟了！办一个刊物，双月刊，专讲学的，强制推销。先自教书的入手，台湾至此，教书的要负莫大的责任。
我在家中随时讲，每经讲一遍，制成光牒。大陆现在有一百多个学生，但台湾也不能放弃。原音录上，骂人亦在内。
一个中国，绝不能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千万不要与美国有战争。现福至心灵，中国强了！克林顿要提前访中，海湾被将了一局。钱其琛懂得乘势，弱美。
无能力叫顽石点头，同学是“控固力”（混凝土）。经过一事，必要研究，长智慧。把天下事变成家里事，才能增长智慧，一动，就知怎么一回事，得天天研究，跟着走。一章真明白，都能搞政治。
立义定尊卑之序（伦序），而后君臣（主从）之职，明矣！
凌注：“《汉书·朱博传》：‘《春秋》之义，用贵制贱，不以卑临尊。’”
“立义”，人与人之间皆以义合，如夫妇以义合。“尊卑之序”，尊卑非阶级，先来的叫哥哥。立义，而序人伦，才有层次。
“君臣之职”，君臣，主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今天无君臣，然主从之职，永不能废。“立义定尊卑之序”，然后才有君臣之道，不在分阶级，而在分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各有其职分，完全没有奴隶的情形。
今文中，以“天子一爵也”，最高的爵位，也有其职。唯公羊学称天子有职。专制时代，没说皇帝是有职的，诸侯向天子“述职”。
因为汉朝不如此，董子才认为应如此才是人。因不奉元，我才讲奉元。有人算命，灵仙姑，看表情就是骗人，迷信！文化程度低。
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
“载天下之贤方”，“载”，地无私载；“方”，用过的，药方，经临床试验过的。成方子，用古人智慧作为我们治事成方子。夏学，不论谁写的都载。读书人学富五车。既各有所指，每个人都有最好的方案，法天地，要载天下之贤方。
“表谦义之所在”，“谦义”，见《易经》谦卦，谦卦六爻皆吉，无比谦德再好的。不能守住嘴，什么都得垮。谦义，行为的，不可以有私。《春秋》目的在拨乱反正，复正。
必要有修为，先德行而后学问，谦德之所在。如找药方，有工夫看《战国策》，多见，就多了解。不要老用你们的胎智。今后无论见到什么事，都感到是自己的事，就能进步，要多留心。
“则见复正焉耳”，拨乱反正，复正。正，止于一，止于元，与生俱有的。想要复正，得有上面这么多的德行。一开始养正，“蒙以养正，圣功也”（《易经·蒙卦》）；“正”跑了，要想办法复正，“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道篇》有“复正”。
正，在孔子观念里指尧、舜。“三世必复”，经夏、商、周，历经三世，孔子作《春秋》，在拨乱反正，乃复正也，回尧舜公天下。《春秋》讲拨乱反正。司马迁自称“《史记》上承麟书”，而“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必懂《春秋》，才能了解《史记》。司马迁是董仲舒弟子，孔子七传弟子，可以看出孔子一脉相传之志。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使乱臣贼子惧，因全民都有知识了，为恶者乃不敢为所欲为。从古至今，“公羊学”一抬头就起革命，可见《春秋》非历史，是思想。
完全逆施，才天下大乱！现不缺人，就缺才，谁来领班？我天天忙，救火都救不过来。台湾有希望，我们有一帮人，可惜懂得“正”者少。“复正”，指用说。倡奉元文化，有思想，并非抄书。
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
幽即幽，隐即隐。幽，不明；隐，未见。“不相逾”，谁也不能超过谁。两个极端的，无法使之协调。
“善恶不相逾”，必自人性发掘之，因“性相近”，大本相同，本性使之相近。两极端无法靠拢，必自基本相同处入手。找出病根所在，即症结所在，自此下手解决，乃能解开。
事情发生，不逃避，必求解决。人最大的毛病在掩饰，文过饰非。“善恶不相逾”，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通。“而近之则密矣”，人在此山中，愈近愈不能发掘幽隐之理；此已至形而上，即元的境界。假设有，谁也没有见过，退藏于密。有许多宗教说，所传的是不传之密。既是密，乃最高的智慧，焉能传？
幽、隐，没法看到，是自己了悟的，别人难以了解，所以是密。悦，也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是在心，心悦。两人恋爱之趣事，只有自知，能用嘴说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悦那个密。
嘴能说出的，就不是密。幽隐，能说谁高过谁？密，最高智慧运用的场所，机密。“言行，君子之枢机”（《易经·系辞上传》），机都难，况密乎？得意会，不可以言传。
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
福至心灵，万变之应无穷！
必自本性治，复性，自机要处入手，则变化之应无穷。变化无穷，应亦无穷。变化，生生化化；无穷，生生不息。都在“玄元”之中。非梦幻、泡影、雷电，是实之母（体）。中国观念，一切都从元，“以元之气，正天之端”，可知实际玩意儿皆自“元”来的。
要练习万变之应，如鸟要习飞。读书人就不怕天下乱，否则怎显出自己是孔明之父？变化无穷，应亦无穷，有变才应。
无一句空话，皆用得上，当金句读，熟能生巧。
“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许多事，亦必自识类入手，处理得不伦不类，就悖伦。伦就是常，识其类。必识其类，通其类，知其伦，则应变无穷。伦类不通者，做事往往倒行逆施。“由隐之显”，因贯通其理，故可不悖其伦，有规有矩地去做。
不能悖伦，包含太多，“犹父犹子”乱搞，知慈不知孝。猫狗亦有伦，什么都有伦。“德□如毛，毛犹有伦”（《中庸》），德轻如毛，中国人形容“微”，秋毫之末，多么入微！小动物长毛，夏天脱毛，秋天就预备怎么过冬，长小毛时，刚长出的叫“毫”，极细，东北称“绒”。证明一人是如何地识微、察微。大事都不能注意，又如何识微？毛都有伦，不可以违悖，人伦焉可违悖？偶一不慎，就缺了大德。
不能悖其伦，千万不要悖伦。慈孝，无法讨价还价。父母无法折扣，人生就一次。子欲养而亲不在，后悔莫及！祭之丰，不如养之薄。勉你们：孝顺父母，要使他们感到你关心他们。要买他们之所好，而非你自己之所好。孝，性之所至，很能启发人。
回去自己好好看，想出一套。来日方长，必要自基础着手，养智、仁、勇，以应无穷之变。
是以必明其统于施（加）之宜。
知其所以，必“明其统”。“统”，“统，始也，总系之辞”（《春秋公羊传》何注》），统近乎源，流极多。遇事，先求其所以，才有办法。恰到好处，从“明其统”来的。
识本知源，“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易经·系辞下传》”），始于一，终于一。“吾道一以贯之”，大一统。大一统，乃指大处一统，无法求小处一统。于人性上一统，大同小异。
发明战争武器，不如发扬人性的光辉。怎么坏的人也会有良知的发现，良知永远无法泯灭。发挥人性之爱，有史以来无法以杀伐解决问题，而是以道德。
做事为人，有一小差错，终不堪！莫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稍一不慎，就不可收拾。有时一句话，就惹来多少是非，要谨言。天下太平，乃对任何事皆详治也。“治尽其详”，详，《说文》云：“审议也。”详悉、详尽，一点差误皆无。一切毛病皆生于稍微之差，要贵微重始、治尽其详。
“明统、施宜”，就知浩然之气之所在。“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至大”，无不容也；“至刚”，无所欲也。
学统，指伦；道统，指有所宗，“因而不失其亲（新），亦可宗也”，“学而时习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总统，总其统。明了统，只是死学问，得行得恰到好处，“明其统于施之宜”。均非一日之功，明白，必脚踏实地去实行。
今日生，昨日死，目的在“匡非”。我看出毛病，马上要快改。再活五年，一年讲一子，留个纪念。依经解经，但不能背书就不能。
故知其气（浩然之气）矣，然后能食（养）其志也；
“知其气”，儒讲“气”，生之源，何休曰：“元者，气也。”孔子乃“太和元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如何养？“持其志，无暴其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食其志”，即餐己之志，得“食志”（《孟子·滕文公下》），然后变成自己的营养。一个有成志者，必将“志与己”融会起来，才能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富贵行乎富贵。尚志，食志，成其志。多读书，能培养浩然之气。士三日不见，说话得特别小心。现在三月不见，也不必担心。
培志不行，得培元才行。入手处培元，最后元培。奉元，培元也。《易经·乾》“君子体仁（元），足以长人”，奉元，行元。气，元气，浩然之气。“持其志，无暴其气”，然后养其志也。“食其志”，引申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人要有志，必存其元气，必下“养浩然之气”的功夫。“元气”，日本偷来的东西就能保存。没能养气，就无法存志。元气不可丢，士尚志，非空谈。混衣食，有吃有喝，当“牛郎”（台湾酒店陪女客的年轻男子）无志。一个人必得有志。寡妇绝不接受布施，有志。有志不在穷富。人无志，就活不下去，故士尚志。食志，就发疯！当小说看，趁热劲多看几遍！
王永庆处理事情还不错，布局不错。对其子王文洋事处理得体，其弟王永在与之唱黑白脸。张荣发还没到成气候，说好坏尚言之过早。唯王永庆是“经营之神”，不拜妈祖，懂得用性智，可遏制其情智，对政事亦自有其看法。
我说闲话，是伏笔，术。不要你们又懂又不懂。名教授死几年，没人知，还争什么名？
有“群”，但仍未到“无首”。“见群龙无首，吉”。
人真悟不易！没办法，还要想办法。三年有成，要培元。有志，得持其志，无暴其气。好好想，如引火，一说，就起来了。
老百姓有怨，天亦有怨，“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八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几无宁日。做事，要懂怎么做。许多人做完事，还不知是哪一事种下祸根。社会捧胜不捧败。你们读多少书都没有用，遇事还用胎智。
知其声（闻其声）矣，而后能扶其精也；
董子深于道，知养精的功夫。、
精、气、神，人之三宝。一个人的样子，决定于其行为，人形。精不可见，于声验之。听一人的声音，可知其精气神如何。人的声音洪亮，精神饱满；反之，必养之。
“学而时习之”，学智慧，得以“时”习之，因所看的角度不同，看问题乃有别。了悟不同，用智的方法亦不同。
有所得必有所失，扶其所失。“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经·系辞下传》），依此类推。
知其行（行为）矣，而后能遂（成）其形也；
做了，必得成形，必有成绩。“行”，成形。一个人的样子，决定于其行为，人形。每个人的成不一样。一个人之有成，绝对与其所行相称。行一分，有一分成绩。“知其行”，也能看其成绩。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智高的，一次成功；智不高的，百次成功。所下功夫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成功一也，成绩不一也。王永庆与你都行了，但成绩不同。有人十之，有人得千之，能力不同，社会之形形色色，在此。
“一代大帝秦始皇”，秦国是历经几代，才出一个“大帝”？看始皇陵的兵马俑，可见中国人的智慧，今人能比得上？没功夫也。今人写字，会动笔，就自成一派了，完全不懂自己不懂。再比下去，就完了！至此而已。
知其物矣，然后能别其情矣。
“知其物，别其情”，类情，目的在表现用事之智。
以时习之，按自己了解的智慧，印证印证；用上，才没白讲。了解，量一量今之好坏、是非。以智慧之尺，量尽天下之曲与直。
什么人玩什么鸟。怎么凶的东西，都有人驾驭。不是你不能，天下人就都不能。愚者才好自用，贱者才好自专。必找有能者解决你不能的事，所以要找人才。自以为是上帝，无不亡国败家。军阀何以都无结果？
智者了解自己能力不足，找最有能力的。刘备奸雄，才会三顾茅庐，知诸葛亮比他强。但刘、诸葛加在一起，还没斗过曹氏父子。诸葛“未出山，已知三分天下”，那刘备请他做什么？刘备是要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如早算就三分天下，何以要出来？那岂不骗了刘备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是卖老点而已。碰一问题，必要里里外外都研究。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观念上必以汉室为正统，忠于汉，不切实际。
如何做才有成功的智慧，以诸葛亮或以曹操、孙权智慧解决今天的问题？最后统一天下的是司马氏，三国终归晋。对时事，得冷静地看。
岳飞、关公所明的大义，皆自己的大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就忘了他最后“走麦城”，被小兵杀了——吴下阿蒙。
吕蒙，孙权手下猛将之一。吕蒙虽很勇猛，善于带兵打仗，却没有读过什么书。有一天，孙权跟吕蒙说：“你现在担任吴国重要的军职，应该多读点书，好增加知识，开阔自己眼界。”吕蒙答说：“军中事务繁忙，只怕没什么时间读书吧！”孙权听了，摇摇头说：“难道你以为我是要你当个博士吗？只不过是要你增广自己的见闻罢了，回去读点《孙子兵法》之类的书吧！”
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建议，开始读书，专心研读，好学不倦，经一段时日，增长了不少学识。连鲁肃都佩服，说：“老弟原本只懂得带兵打仗，想不到现在学问突飞猛进，不再是昔日吴下的那个阿蒙了！”
教育小孩：告诉他不可多吃糖，牙会坏。他记得不可多吃，仍会抢一堆，说要慢慢吃。小孩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以忽略。贪，人之情也，他知怎么用。有工夫，慢慢说，他会慢慢知；马上说，不行，人在贪欲盛时，也就是智最低时。在轻松时，说严肃的问题；严肃时，不可以谈严肃的问题。赞美他对，说得慢慢吃；等平静了，再告诉他道理。
我天天琢磨，“学而时习之”。闲着没事，自小孙子会动、会笑，就开始训练他，还做记录。不可以为小孩小就欺负他，他有时有高过你的想法。人就性与情，不“旁通情”，怎么“类情”？
净学外国，都不了解自身的长处。殷商青铜器多美，今仿品多丑！汉以后净抄书，已无可读之书。把别人的书抄在一起，还沾沾自喜。唯熊夫子一人能树立思想。聪明、有学问，搞不好，即步朱子后尘。
朱子在金门牧马，同时讲学；后至福建讲学，人称闽学。杨度（1871—1931）要当帝王师，在戊戌政变时，曾与谭嗣同（1865—1898）、蔡锷（1882—1916）结盟，要救中国；曾到日本，与梁启超（1873—1929）一起研究宪法，二人主张不同。
得有智慧，才能识时；不能识时，就落伍了！看民初读书人的下场是什么？遇事，要冷静，慎重。这块土……在朱、杨之间。要识时，有一套做法。人要有智慧，不单有聪明。杨的聪明、才学，绝不亚于梁启超，杨为“旷代异才”。不可用“逸才”，有学问、有智慧，“待贾而沽”，才称逸，没做官。“西山逸士”（溥儒）做了“国大”代表。北方人骂南方人“臭鼻子”。人的欲，真是最卑贱的东西。臭豆腐，闻的味与吃的味不一样。欲不要沾上，一旦沾上了，就离不开。
势利对引诱，太可怕！连朱子也胜不过。在台步入朱子之途者，有好几个。结束后，又到哪儿落脚？待贾而沽，等好老板，君子择君而事。“待价而沽”，等好价钱，那与妓女何别？你们来日方长，千万不要步杨的后尘。我指明路，你们愿意走哪一条？自择。人都说自己好，但有一标准——“汝心安乎？”非人说你好就好，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
十年之内，以现在看，我都能赶上“大一统”。真有智，就能翻云覆雨，得有胆、识、仁。仁，爱国、爱人，皆是仁。外蒙古（今蒙古国）丢掉，是个遗憾，中国人尽在不言中。国家大事，是国民，就不能不关心。
要动，但一动如无智，就动辄得咎。有智，好好用心，看选择走哪条路。知自己走哪条路，则海阔天空。董子极有操守。
故唱（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
凌注：“《子虚赋》‘千人倡，万人和’。”
为民先锋，必“唱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
我许多事想得周到，事一来就有反应，但无利于人的事不做。要务实，什么都要务实，不要妄想。中国人要发挥爱心。要有一技之长，立个志，朝此发展。要做的事太多了，为什么专空想？走哪条路，好自为之。善用智慧，用心。
是知引其天性之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也。
“天性”，人性、物性——性智、情智。形而上、形而下，合而为一，体用合一。大可以治国、齐家，小可以修身。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解决实际问题，不要唱高调，好好看《论语》。不要自我设限，就不犯戒。
为政之道：引天性之所好，压人情之所恶。孔明对孟获“七擒七纵”，即此术。擒住，使之不自由，乃人情之所憎；抓住就放，七次，最后引出其天性之所好，投降，求得和平。
人欲之所好，真无法形容。北京有“王致和腐乳”。端亲王，一点也不端，但西太后怕他，以其子为大阿哥。大阿哥于清帝逊位后，专卖王致和腐乳，活宝一个。
遇事，必要追究源头。唤醒对方的良知。对学生必要严格，否则麻木不仁；最后，引其天性之所好。
如是，则言虽约（少），说必布（有口皆碑）矣；事虽小，功必大（事半功倍）矣。
政治讲实惠，不讲口惠。口惠只能一次，多次百姓就不信。为政不在多言，“言虽约，说必布矣”。
小事之忽，可成大事之失。莫以恶小而为之，莫因善小而不为。
合情合性，一拍即合；懂此，则无不能处的人。必得知人之所好、所恶。说不喜，给人难堪。一个人不能老看自己，总认为自己对，是愚人。不能以主观量尽天下之曲直，否则寸步难行。
持之以恒难，所以，遇事忘了用。夫妇吵架，忘了恒卦。夫妇不吵，总得有点耐力和幽默感。以前，我父亲坐下，喊：“沏茶！”慢慢听说，术也。夫妇之间哪有是非？老两口不吵，谁凶、谁受气，绝没有不受气的，得忍气。
声响盛化，运于物（事），散入于理（不悖其伦），德在（同）天地。
声、响，两个动作。响应，在深山中一喊，就有应。文宣，下面无响应，即光有声而已。“声响盛化”，声有响，盛德之化，才能运于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经·乾卦·文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经·系辞上传》）。
“散入于理”，理事，每件事皆整理得够标准。
“德在天地”，德同天地，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中庸》）。
神明休（美）集，并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颂咏。
“神”，妙万而为言者也；“明”，终始万物。“神明美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
“盈于四海而颂声咏”，四海颂声咏，咏唱。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传》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何休注：“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
《书》（《尚书·舜典》）曰：“八音克（能）谐，无相夺（乱）伦（序），神人以和。”乃是谓也。
音乐之美！“八音”，谐其音，闭眼一听，一个音。八音能谐，在于无相夺伦。“夺伦”，音不准。
“乐以和性”（《礼记·乐记》），养性畅神。乐教的目的，在除过与不及，陶冶性情，故曰“成于乐”（《论语·泰伯》）。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谐”，乃“无相夺伦”。人有人之伦，物有物之类。“伦”，乃类万物之情。八种乐器，不同类皆能谐和，
人类能不谐和？皆同一类，应有群德。因私太重，故不谐。各居其伦，以此“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神人以和”，难也！天人境界，“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乾卦·文言》），“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做事，得研究怎么做、障碍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用谁突破此一障碍？愁城易破谁为兵？
人都有主观，见哪类人特别喜欢，而不喜欢哪类人。我讨厌多说话的人，绝不与他谈正事，除非要利用他去宣传。怎么做？谁去做？
“八音克谐”，定律，怎么谐？是术，功夫。“瑟兮僩兮”（《大学》），讲音乐的道理。调弦可不容易。家庭和谐，在无一人故意高于标准。调和鼎鼐，有最高智慧，才有吃的最高文化。要费尽心机，做任何事都如此。做事要达目的，则不择手段。都有伦，所以才能类物、类情。必要用智慧，造成“无相夺伦”的环境。无特权阶级，有之则为夺伦。
是人类，有无类人者？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使印度独立了，但无类人之术，最后被杀了。
尧如能类人，何以还有四凶？搞政治，耍人的，即今所称的政客。耍人的，是“相夺伦”，最后可能把自己耍了。“无相夺伦”，慢慢就和谐了。治国、治家皆如此。治身不和谐，也出毛病，情与欲、性与情，都得调好。细想，就知怎么安排。
遇事，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好研究。必知彼，对方讨厌的颜色，绝不能碰。细微之处，都得知道。必用心之机，才能百发百中，无往而不利。
你们之小器，焉能成事？绝不懂自己不懂。就是说一句话，也得前后对照，不能贸然出口。用心者，一点点就能打动人心。何以会挨累不讨好？因为你给的东西，正是人家讨厌的。
故明于情性，乃可以论为政。
明于情性者，才能参与论政之道。政治乃管理众人之事，耍人的。搞政治就是搞人事，有善道，有恶道，群德最难，成功领袖最难在此。利害与共在一起，势利之交不同于群德。
性，非性情。情性，常因其所欲、外感而变。导情返性，明于情性者，做事就有节制，发挥群德。如尽欢，命就没了。
明于情性，则知“民之所需”，“惠而不费”（《论语·尧曰》），此为政之原则。政治方针立了后，一步走错，想回头就难，必到覆车为止。大本必立住，大本一错就完，一走错，覆水难收。
“为政以德”，论为政之道，谈政。养成群德，成功必要有组织的智慧。机一错过，就没了，机不可失，要懂得抓住，识机。要做，不是说。
不然，虽劳无功。夙夜是寤，思虑惓心（挂心），犹不能睹（看透）。
“虽劳无功”，孙运璇、谢东闵。自己劳苦，并不代表你成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乃明于情性。“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修己德易，而成全功太难！
“夙夜无寤”，坐着静想；“思虑惓心”，困之于心；“犹不能睹”，还不能看清。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明于情性，民国以来许多失败皆在此。必要弄清对方的好恶，投其所好。
做事，不告诉同学怎么做，就看他怎么做。
讲《春秋》，要深明大义。岳飞、关公所读的《春秋》，与我们的不同。此二人皆以《春秋》号召，但都不能自保。我去年去看岳飞，真是绕木三匝。人皆歌颂其忠，而非其功，那谁去成事？歌功颂德，有颂死的？对岳、关，是政治利用。自《满江红》，即可看出岳飞不是一个能理性情的人，“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那宋徽宗岂不被金人吃光了？可见深明大义不易！
宋时犹未分清，至元后满、蒙才分，因为谁也不承认谁。
徽、钦二宗死在五国城。送回的骨头是否真的，不得而知。和谈时送回的。
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地处松花江下游），距哈尔滨二百九十公里，现名依兰。史称“靖康之难”。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
故天下有非者，三（屡次，虚数）示当中（zhòng）。
为政贵乎示心，敢示心，乃因无私心，日久见人心。
“三示”，屡次表示德之化，则有罪者将会重德。
孔子之所谓，非〔崇〕尚〔道〕，安知通哉？
通之于天下而无非者，德在天地也。
董子治事之道超过先秦诸子，《繁露》不称子书，因在众子书之上，昔世家子必用之。
读《说文》，知字义，再自经文体悟经旨，不要读注就能立说，即用古人智慧启发自己智慧，成子书。子书同经书，皆思想。《十三经注疏》昔国定课本，不合时用，只能作参考，不可当金科玉律。
不可以有激情，许多不正常已经影响下一代了，如同安非他命，小孩已经不懂得有所守。有流弊的东西，何必一定要设？虽有限制，但哪个老板做得到？岂不是自欺？聪明人犯大罪，台大毕业的，盗领金融卡。如高级知识分子都如此，将来不足以有为。
我在那个时代反国民党，人人尽知。学生有的跑到极端去，就有了流弊，以为反国民党就对。但凡自己要走的路子，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将来收元的一定是“司马氏”，应有识马的智慧。现在每天均在“三国”情境中，不知谁是司马氏？历史人物，不是做大官的就是。
郑成功（1624—1662）解决台湾以前的历史，为台湾打下基础。台湾第二个人物是施琅（1621—1996），原是郑成功的部将。郑家斗争，施一看，不足以有为，马上回老家，然后率兵收复台湾。第三个人物是辜显荣（1886—1937），清政府将台湾割给日本，他引日本人入台北城。
辜振甫（1917—2005，字公亮）在谈判前备受攻击，他还能去，为什么？要在历史上留点名。历史人物不在官的大小，而在乎能乘时。台湾无论怎么闹，都不出范畴。辜家三朝元老。辜家又成这个断代的历史人物。辜振甫，稳，智高，不辞，为这断代史留下历史。辜、汪二人签约时，两人的太太在后，也为太太留个记录。
1993年4月27日，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展开，双方签署包括《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我对台事琢磨快五十年了，因门可罗雀，无人打扰，乃坐屋中尽量“造谣”，从头到尾真正认识历史、经书。
旧时代何以要养士？士可以把脑子借给你。今天？骂你老贼、吴三桂（1608—1678，引清兵入关）。“满洲国”即前车之鉴，千万不可以假他人的力量。“头脑昏庸，才堪大任”。我言之谆谆，因为是过来人。实说良知的话，现无一人喜听诤言，就每天吵。开会，还没进会场，就准备吵。昔人吵，哪有不养士的？养名幕府。曾文正有多少幕府，净是名流。
区区几个字，为政之道备矣！读完，可以马上脱俗；再努力，则可入化。要用心，天下没有白得的。用一天工夫好好想《正贯》，“差贵贱”为文章精神之所在。我讲完，你们念一遍，是否觉得深刻些？
是中国人，必尽一点中国人的责任。不能做大事，也必要做小事。人家有成就了，我们借了光。现大陆进步了，我们有出过力？没出过力，为何还要捣蛋？
一直希望你们有成就，你们却根本不知自己是什么玩意儿。是否不懂得思维？做事完全奇迹，无一好好走上正路。
知人最难，不知人就不能做领袖，“不知人，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台湾弄至此，乃不知人。完全不任人，是任情，只要有关系，全不问能不能。不负责任，根本是群疯子，脑子有问题，说话语无伦次，看其精神有隐疾。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这块土上，责无旁贷，应干些什么？我按兵不动，在等时。现在时来了！台籍同学，你们要干什么？实事求是，看谁有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