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隐藏着民族起源的奥秘，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初民意识。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从《诗经》、《楚辞》到神话，包括《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伏羲考》、《司命考》、《神仙考》等，体现了社会意识、民族本土意识、文化历史意识。另一方面他运用现代西方人类学一般模式，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的《释祖妣》，在揭示“家族进化”和“婚姻进化”等一般社会发展模式时，引用大量甲骨文、金文等地下实物和古籍中的材料，借助“生殖崇拜”等西方人类学进化论的研究方法，通过“亚血族群婚之遗习”的分析，得出中国的婚姻制度进化与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一般模式是相似的结论。郭沫若的研究方法对闻一多的上古神话研究起了重要作用。闻一多在《姜嫄履大人迹考》、《朝云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神话学著作中，有意识地借神话研究去探寻中华民族的源头和史前的文化意识，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地位。
（一）本土文化和世界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神话研究也不例外。闻一多的一个重要学术观念，就是引进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世界意识，即使是探讨文化源头的神话传说问题，也要表现其世界意义。正如他1943年1月25日致臧克家的信中所说：
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闻一多在上古神话领域的研究，正是在中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陈寅恪曾说，“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要素：“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译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闻一多十分关注弗雷泽的“产食文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也很钦佩郭沫若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研究。在“主体转向”、以“人事”还原“神事”、“人种起源”等文化价值视角方面，闻一多都融会了中西文化的观念，在思考方式和研究途径上取得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同，这是当代学术文化研究者所应有的素质。
由“神圣”到“真相”，由“神话”到“历史”，揭开笼罩在本土文化上的面纱，这是闻一多研究古代典籍的目标。他说：“一部书从那么荒远的年代传递下来，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种折磨呢？……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神话乃初民“活动动机之口供”，“古代神话之存在于今者，其神话色彩愈浓，其含当时之真相愈多。”由此，“更可以知其‘所以然’”而历史不过是人类活动的记载。“我们研究的是古代传说而非科学，科学上的对不对不在我们的分内，我们问的是在历史上人们对某种现象的看法。”在“神圣”与“真相”和“神话”与“历史”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闻一多与古人的心理沟通，“惟其如此，我们才要设法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用世界现代文化理论阐释本土文化。从兄妹婚、洪水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证实血族纽带的人种来源——即造人传说，实是故事最基本的主题，洪水只是造人事件的特殊环境，最妥当的名称该是‘造人故事’。”闻一多探讨的基本主题是围绕“人种来源”而展开的，而“人种来源”的基本主题，也就是故事的核心——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核心。根据闻一多的结论，有人说：“葫芦乃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象征。”他说：
苗族传说以南瓜为伏羲、女娲的第二代。汉族以葫芦（瓜）为伏羲、女娲本身，这类亲与子易位，是神话传说中常见的现象，并不足妨碍苗族的伏羲与伏羲妹即汉族的伏羲、女娲。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以相比拟。
应该说这是闻一多用西方弗洛伊德“性文化理论”研究“人种来源”的一个视角；这是在五四那个时代人性启蒙和科学进步的产物；也是“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研究本土文化的范例。闻一多说：“用宗教观点解释文学，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其实，宗教与文学在古代确有不可分的亲密关系。整部《楚辞》作品，就充满着不少神仙思想。”这种神仙思想含有宗教意义，他的先决条件是相信有灵魂。灵魂观念或由于梦中活动的景象推测而成，古人不知道分辨现实的我与梦中的我，认为死后另有一个魂在，也就是所谓的“真我”。殷人认为，人死了以后，其灵魂仍然存在，人事与死人的灵魂有联系。闻一多认为：“相信有灵魂是火葬的先决条件，既相信有灵魂，也就相信不死了。这一观念功能本是从西方来的，无怪《山海经》里所传种种不死之药，都是属于西方各地，原因即在于此。”可见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神话具有西方意识，也就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神话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是最早运用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有代表性的专著。特别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引用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撰写的著作，以西方理论反观中国古代典籍，从中追溯中国文化的轨迹和民族源头。如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等。闻一多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正是当时神话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他从《诗经·曹风》的《候人篇》出发，从《候人》诗到《高唐赋》，联想到桑林，作为祭祀之社与高唐所在的云梦是一类性质。而桑林之神是宋的高禖，宋是殷后，宋的高禖也就是他们的共同的先妣简狄了。最后闻一多得出结论：
高唐与涂山、简狄都那样相似，我们屡次讲那必有缘故。读者或许想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是一个人。这话是对的，却又不对。若说涂山即简狄，简狄即高唐，那显然是错误。若说这几个民族最初出于一个共同的远祖（当然是女性），涂山、简狄、高唐，都是那位远祖的化身，那便对了。
闻一多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源头，它包含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文化精神。他提到的夏、殷、楚这三大文化区域所代表的民族，恰恰对应《九歌》诸神所分布的地理位置，如云中君是赵那个地方的神，河伯是秦那个地方的神，湘君、湘夫人是南楚湘水神，大司命、少司命、山鬼都是楚神。东皇太一，据闻一多考证就是伏羲。他说：“人皇就是伏羲。如果说不错，也是东皇即伏羲之一证。太一既称东皇太一，东皇是伏羲，则太一也必定是伏羲了。伏羲是苗族传说中全人类共同的始祖。”
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曾指出：“闻一多研究古代神话的对象不在查明过去神话中的历史人物，他的目的是在衡量这些神话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过去法国的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说中国人的神话多半是要把神话中的人物跟实际历史上的人物配合起来。闻一多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研究《易经》也向同样的方向发展。”
闻一多由各民族文化意识之源的探索而转向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伏羲、女娲的考察，从中发现了民族本土文化的中心意识。
（二）华夏始祖是伏羲女娲
闻一多研究中国神话一个重要目的是探求中国文化的最古老源头，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总是认为中国的神话、史诗不发达，特别是黑格尔曾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质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黑格尔毕竟是个外国人，他对中国的史料接触不多，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见。闻一多认为这种判断缺乏具体的史料，在中国古书中所载的史诗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元明时代小说有些在8世纪传到西方，如《风月好逑传》、《玉娇梨》等，都受到西方人（例如歌德）的赞赏。他说：神话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神话有自己的系统，如在《山海经》就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古代神话的材料。他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恢复中国古代神话的真面目。
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大的思想体系：神话的，宗教的，科学的。其间第一个体系也许是最有统一性最能包罗万象，最能解释宇宙的整体。人类并非为纯粹的求知欲而创造这个思想体系。其主要的动机乃是出于支配宇宙的实际需要——人必须有对人、动物以及一切物体及其精灵的控制权。
也许是在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神话的书，神话材料都散见于其他著作中。所以，在闻一多看来，收集和整理古籍是神话研究的重要途径。他不仅重视《山海经》的材料，而且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中寻找神话的研究资料。他说：“要想明白这位神女的底蕴，唯一的捷径恐怕还是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诗经·曹风》的《候人篇》出发。从《候人》诗到《高唐赋》是一个大弯子，然而这趟路程无法缩短。”可以看出寻找神话的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古籍甚多，要收集大量资料，需要走很长很曲折的路。闻一多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死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伏羲考》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代表作。伏羲是龙图腾部落的首领，传说其形人首蛇身，兄妹结合繁衍了中华民族，被称为人祖，所以中国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闻一多认为“伏羲女娲是以其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主张“以生殖技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是探讨中国文明的一个基本着眼点。闻一多阅读了大量材料，了解到中国西南乃至台湾流传的兄妹配偶的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母题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兄妹（或姊弟）结为夫妇，再造人类。它包括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智慧。他在芮逸夫开创的“兄妹婚洪水神话与伏羲、女娲神话一元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兄妹配偶型的洪水移民再造人类”的古代神话，“证实血族纽带的人种来源——即造人传说，实是故事最基本的主题”。正如法国哲学家拉法格在《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中指出的：
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闻一多对于洪水故事的解释，称之为“洪水造人故事”。原始人类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造人”要与“洪水”相联系，显然是他们极端的艰苦的生活环境的反映。他围绕着“人种来源”的基本主题展开，以“人种来源”为经，以“洪水故事”为纬，编织出先民世界观的神话图景。闻一多解释说：这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休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起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都被象征性地糅合在这里。
那么，洪水故事又为什么与葫芦发生关系呢？闻一多强调“人种来源”神话的基本视角是围绕葫芦这一核心展开的。他认为：“苗族的伏羲与伏羲妹即汉族的伏羲、女娲”，而“伏羲、女娲莫不就是葫芦的化身。或模仿民间故事的术语说，一对葫芦精”。从而得出“‘伏羲’、‘女娲’果然就是葫芦”的结论。闻一多试图通过“人种来源”的追问，强化“同源共祖”的民族团结意识。在《伏羲考》中，闻一多考定了古代石刻和绢画上的人首蛇身像就是伏羲、女娲，并推断他们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他又从文字学上考察，伏羲较古的音可能读“包戏”，“包戏若读为匏羲即今所谓葫芦瓢”。因此他认为：“伏羲与女娲，虽名有二，义实只一。二人本皆谓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称其阴性的曰‘女娲’，犹言‘女匏瓜’，‘女伏羲’也。”闻一多强调这一神话“基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古代民族的先妣，都是从某一位先妣分化出来。”那么，为什么“葫芦”成为中国民族的始祖象征呢？闻一多通过四十九个有关洪水故事，发现葫芦有两大用途：一是避水工具，一是被称为造人素材。至于为什么以葫芦为始祖的化身，闻一多认为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他说：“《大雅·绵篇》以‘绵绵瓜瓞’为‘民之初生……’的起兴，用意正与此同。”
（三）荒古时代的图腾文化
图腾（T otem）是外来语，是中国学术界常用的西方文化人类学术语。这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英国。在严复翻译英国人的《社会通铨》中将T otem翻译成“图腾”。经过严复的翻译以后，这个术语成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使用的概念，用来指“一种内容复杂、使用范围极广的原始社会制度”。而“图腾主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引用的一个西方文化人类学概念。闻一多将人首蛇身的超自然体看成是荒古时代图腾主义的产物。闻一多从原始文化观念的祖先崇拜、血缘亲属和氏族保护神的角度，来论证作为图腾的“龙”在华夏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神话中关键是对“龙”的理解。闻一多认为，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它是一种图腾（T 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图腾，是宗教最早的形式之一，指原始社会一种信仰和习惯的体系。它源自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属”，“他的标记”，指氏族的标志或图徽，反映了氏族群体与某一个实物的关系（通常指某种动植物）。古代商族以玄鸟为图腾。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之物，华夏族尊奉的图腾。传说中的人物、古代神人多乘龙而行，如炎黄后裔祝融乘两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黄帝乘龙而归天。龙乃神圣之物，古代帝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以“真龙天子”自居，穿龙袍，居龙阁，闻一多推断说：“假定龙是自己的祖宗，自己便是‘龙子’，是‘龙子’便赋有‘龙性’，等装扮成‘龙形’，愈看愈像龙，愈想愈是龙，于是自己果然是龙了。”人的拟兽化，正是典型的图腾主义心理，从图腾变为始祖，所以他赞同杜尔干（Durkheim）的说法：“始祖之名仍然是一种图腾”（宗教生活的初级阶段）。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传说中的华夏，是龙族。华字，美丽的含义；夏字，盛大。华夏组合是一个美好的词，汉族前身，“华夏”为中国的别称。所以，中国人自称自己是太古而来的龙的传人，龙作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图腾，成为中国人的永久的象征。
龙是一种尊贵的神物，由马首、蛇身、鱼鳞、鸟爪等多种动物图腾形象融合而成，留下了兼并的痕迹。但是“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龙“本是一条大蛇的名字”。“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主要有“伏羲氏”、“苗族”、“夏”、“共工”、“祝融”、“黄帝”、“匈奴”等，几乎囊括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各个民族。在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蛇图腾兼并和同化了许多弱小的单位。闻一多说：
我们的文化究以龙图腾团族的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因此，中国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华夏民族的融合，都起源于“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闻一多的研究，一方面说明“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神话是有内在联系的，“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T otem-ism）的遗迹”。正如苏志宏所说，闻一多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的亮点：第一，他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起源，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真理性。第二，闻一多依照弗雷泽的“交感巫术”说来描述龙图腾的演化进程，认为这种远古时代的“巫术——模拟巫术”，是以龙具有“神性”，并且认为“龙是具有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为前提的。第三，“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证明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图腾自身的演变经历了从兽变人的过程，而“半人半兽”或“兽的拟人化”，正是这种变化的过渡阶段。由此可以证明，现代神话学研究中蕴涵着合理因素。从远古原始社会部族的各种动物图腾化合为龙图腾的社会，发展为统一的封建帝国，形成了几千年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一体化的社会结构。闻一多勾勒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实践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所追求的文化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