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路为勇士所开，因为新开的路必与风险相伴，而只有勇士不惧怕风险。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本书作者赴上海采访，应邀参加一个特殊的仪式――小红星儿童团员佩戴红绿巾。
“绿领巾？”
作者心头一震，担心此举不一定会被理解。果然，当作者赶到会场，听到几位同行悄悄议论：
“老段又有麻烦了！XX领导说‘怎么把红领巾变成绿领巾啦？’”
“改变颜色是政治问题呀！”
“这个罪名要是成立，比打右派还要严重哩！”
那是一个乍暖犹寒的日子，听到这些议论，作者心里好似遭到了一阵冰雹，为段镇的命运担忧。
可是，作为团市委的少年部长，作为小红星儿童团试验的主持人，段镇似乎不为所动。他依然是镇定自若，甚至还满面春风，指导着一群少先队干部组织这盛大的仪式。
宽阔的广场上，站满了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兴奋地翘望着，渴望戴上绿领巾。那绿领巾长长的，碧绿碧绿的颜色，两头是圆形的，就像两片勃勃生机的绿叶。一群少先队员在乐曲声中走进队伍，为小朋友戴上了绿领巾。刹那间，广场变成了巨大的苗圃。
恰在这时，一名女少先队员朗读起来：
“绿领巾是小红星儿童团员的标志。绿领巾像春天的苗，它表示儿童团员是祖国的小苗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要求儿童团员‘勤劳、勇敢、向上、为大家’。”
接着，儿童团员们唱起了团歌：
准备好了么，
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这是人们熟悉的《共产儿童团歌》，被小红星儿童团选定为团歌。不同的是，小团员们边唱边舞，和谐美好，充分显示了儿童的天真浪漫。
自从担任少年部长，尤其是抓全童入队以来，段镇一直在思考建立儿童团的问题。他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和一师附小蹲点，常常发现一个现象，少先队集会时，低年级队员总有些违反纪律的情况，说说笑笑，东张西望，免不了受老师的批评。
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段镇明白了：低年级的小学生，与进入中高年级的小学生，两者在身心发展特点和水平上有很大差异。7岁就入队的孩子刚开始学拼音、学识字，对少先队的章程也看不懂，更难以理解了。少先队的章程主要是根据少年特点制定的，有许多方面照顾不到低龄儿童。比如，队礼、呼号的含义较抽象，他们还理解不了；队歌歌词太长，音域较宽，他们记不住也唱不太好；队旗太大，旗杆太高，同他们身高了也不协调；队鼓太重、太大，他们背不动；队名“少年先锋队”也不符合低龄儿童实际。最重要的是，少先队的教育和活动方式较多地反映少年特点，而较少体现儿童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少先队要尽量照顾到两个年龄段的队员的不同需要，使得中学少先队员觉得少先队是“小孩队”，让他们与小学一二年级小朋友一样戴着红领巾，降低了身份，损伤了自尊，羞于与小孩子为伍的心理使他们淡漠了对少先队组织的情感。
基于上述思考，从1979年开始，段镇进行了长期的实验。他在第三中心小学建立了小红星儿童团，又在一师附小成立了苗苗儿童团。两校的试点成果引起了许多区县团委、教育局、学校校长、辅导员的兴趣。市教育局的吕型伟副局长充分肯定和支持了这项实验。因此，自1981年起，部分学校就开始自动效仿，自行建团，出现了“大雁”、“雄鹰”、“小蜜蜂”、“雷锋”等各种名称的儿童团组织。到1985年，全市自行试建单位竟达100多个。
一天晚上，作者与段镇谈起了儿童团的构想，并暗示他有人提到了“改变颜色”的问题。段镇坦然地笑着：
“这丝毫不用担心！”
他“咚”的一声拉开抽屉，“哗啦哗啦”地翻出几篇文章，递给作者说：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依据！”
关于儿童团，段镇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写道：
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决定建立儿童和少年两级组织。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第四条中规定：团委“领导少年儿童工作，吸收7岁到12岁的儿童参加儿童团，吸收13岁到17岁的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儿童（特别是农村儿童）的入学率低，很难将9岁以前的未入学儿童组织起来，而且在校小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孩子十几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因此，在建队时就一并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队龄为9岁～15岁。随着少先队的不断发展，大家越来越感到将儿童和少年合在一个组织中进行教育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要求。因此，到1960年，团中央在全国第四次少先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第二次提出建立分级组织的问题，指出：“改变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把少年和儿童分开，分别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吸收11岁到15岁的少年参加）和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吸收6岁到10岁儿童参加），有利于加强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加速少年儿童成长。”党中央赞成和支持了团中央的建议，并指出，“经过一定范围试验后再逐步推广”。但是，由于当时全国连续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这一决议未能实施。随着经济的恢复，到1965年4月19日，团中央《关于少先队工作决议草稿的几点说明（提纲）》中指出：“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要考虑恢复三个团的问题。要组织共产主义少先队、共产主义儿童团。”为此，团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为了把我国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为了根据少年儿童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按照中央指示，分别建立少年组织和儿童组织。7岁到12岁参加儿童团，12岁至15岁参加少年组织。人口较少的村庄，可以合并成一个组织。”这以后，北京、上海等地开始局部试验，但不久的“文革”灾难，使试验工作被迫中断，建立儿童团组织的设想又一次受挫。
作者读罢，信服地点点头，又问：
“国外的儿童组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段镇介绍起来：
“苏联，东欧及非洲的一些建有少先队的国家中，绝大部分都将儿童组织和少年组织分别设置的。苏联少先队于1924年就建立了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的儿童组织――十月儿童。东欧各国少先队也都附设各种名称的低龄儿童组织。英国童子军早就建立幼童组织――“小狼”队，美国女童子军建立了5岁～8岁的“小菊花”队，香港地区童子军也相应设立“小童军”。成立低龄儿童组织是国际儿童组织的普遍倾向和共同趋势，这是儿童教育早期化，儿童组织发展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讲到这里，他突然嘲讽地笑了起来，说：
“世界上的少年儿童组织不分年龄层的，大概只有厄瓜多尔了。难道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厄瓜多尔一样？当然，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可落后的东西怎么能固守？”
这一年夏天，段镇与倪谷音、沈功玲等人去青岛参加夏令营。
段镇是特意乘海轮旅行的，为的是给母亲海葬。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终于去了，让长子段镇非常悲痛。他深知，由于自己很小就投身革命，实际上让母亲承担了许多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
在一个阳光如金的时刻，段镇臂戴黑纱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缓缓地来到了甲板上。他轻轻地将母亲的骨灰撒入大海。在他身后的倪谷音和沈功玲，随之向海里抛撒着一朵朵鲜花。
倪谷音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想起那些远去的岁月，想起段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每周六下午等候她的归来，而在段镇遭难的日子，自己却无能为力，让老人独受其苦，怎能不热泪长流？
起初，李蕙芳不同意为母亲海葬。段镇却坚持说：
“人从海里来，再回海里去，是最好的安息之处。”
几年后，他也为父亲举行了同样的海葬。
在客舱里，倪谷音和沈功玲都安慰着段镇。段镇擦去眼泪，说：
“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都有这一天的，对少先队死而无憾足矣。”
沈功玲说：
“这话不错。问题是少先队事太多太多，马克思决不许我们哪个人早去报到的。”
段镇平静了许多，说：
“少先队有你们两位穆桂英支撑，加上刘元璋，真可以干点大事了。”
经过20余年的教育探索，倪谷音已经成熟了。她是段镇的第一个徒弟，也是教育家刘佛年的学生，还跟随教育家吕型伟做过“让儿童的聪明才智充分发展”的课题研究。团中央对倪谷音也一向十分器重。早在1955年，即选派她去波兰华沙，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1964年，由她接替卸任的刘元璋，当选为团中央委员。自1978年出任一师附小校长之后，她开始了愉快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由于成绩不凡，她被评为特级教师，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后起之秀沈功玲也不简单，在段镇的指导下，她完成了关于品德课的报告，几乎成了全国品德课研究的开山之作。更重要的是，她全身心投入的少先队研究与实践，孕育着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思想。因此，她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倪谷音感慨地说：
“段伯伯，我们都是你培养的，也是你的敢死队队员！”
“对！我们都愿为少先队干到死！”
沈功玲补充说。
段镇哈哈大笑，说：
“少先队需要有一批终身陪伴她的人。刘元璋当了教育局副局长，是“少先队”局长，也是敢死队。咱们齐心协力，先把儿童团推广开吧，这是解放低年级孩子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证儿童团的发展，一师附小和第三中心小学创造了由少先队员担当儿童团小辅导员的经验。后来，段镇与沈功玲，王建军一起主编了《小辅导员手册》。
段镇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自1979年开始，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在团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率先进行了组织改革的实验：把小学低年级儿童从少先队里头分出来，建立一个适合低龄学生特点的，附属于少先队的专门组织――儿童团。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进行试点。上海建立儿童团的实验进行了10年，现已在全市范围普遍组建。在全国，开始组建工作的有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吉林、云南、四川、福建、陕西、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16个省市地区。各地实践证明：建立儿童团，大小孩子都高兴，老师家长都欢迎。因为儿童团组织形式适合低龄儿童特点，使少先队在学校中更加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既调动了广大低年级儿童的积极性、主动性，又促进了少先队的自身建设，并为提高未来的少先队员和少先队中队的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细论起来，儿童团的改革真正引起重视，已经是1989年12月。标志性事件是全国部分省市少先队科研协作会议――儿童团实验交流研讨会，在上海市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召开。这次会议是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和全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上海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说：
“儿童团组织是少先队的重要改革试验之一，是少先队今后长久发展的重要探索方向。儿童团好就好在儿童化。组织上层次化，教育上精细化，是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一种进步。”
但是，毕竟是团中央的领导，李源潮采取了既肯定又谨慎的态度。他说：
“儿童团还要继续进行长期试验，在全国推广，路还是漫长的，需要进一步试验、完善。我们的国家十分不平衡，在中国任何一件事取得成功都是不容易的，需要有理论的准备、思想的统一，更要有实际的效果。那怕是很好的事，都是逐步征服大家的，欲速则不达……我们推广儿童团的试验，要采取‘水到渠成’，自然发展，逐步推广。”
段镇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
“大家都认为建立儿童团对少先队的教育管理是非常有利的。理由有五：由于儿童团符合低年级儿童的年龄特点，使少先队能更好地实现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由于实现了组织分层，使少先队能更好地实现分层教育与分层管理，使队的教育与领导更加科学、合理化；由于儿童团的建立，使少先队对低龄儿童有充分的队前教育准备，从而为提高未来新队员、新中队的素质奠定良好的基础；由于儿童团附属于少先队，少先队担负起‘全队带童’的职责，通过委派小辅导员和建立友谊班的领导措施，使少先队获得了经常广阔的社会工作课堂，从而广泛地促进了少先队的自我教育，提高少先队员的自身素质；由于少先队通过儿童团工作，参与了学校对低年级儿童的教育管理，发挥了队对学校的助手作用，从而大提高了自己在学校中的社会地位，使学校领导和教育对少先队组织更加重视和支持了。”
最后，他引用了全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秘书长赵武军的话作为结尾：
“东西南北争艳，自然春色满园。”
段镇充满了自信，这自信并非仅仅来自于成人的评价，更是来自于孩子们的实践。在《小辅导员手册》中，便记载了许多小辅导员的精彩故事。
我的辅导小故事。
万春街小学四年级 杨 洋。
（一）
自从我当了小辅导员以后，发现小朋友有许多小心事，他们想说又不敢说，怎样才能使他们说出心里话呢？我想出了一个办“苗苗信箱”的办法。
我找来了一张硬纸板，用剪刀浆糊剪剪粘粘，做成了一个小信箱，然后彩笔在上面画了一颗心和一棵小苗苗，苗苗就是小朋友，一颗心表示心里话。做好后，我就把它挂在我的友谊班教室的墙上。
我对儿童团员们说，你们有什么心里话，比如家里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等，都可以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投入这只信箱。每天放学后，我就打开信箱，把各种小条子收集起来，作解答。
一次，我看到一张条子上写着：杨洋大哥哥，我平时总得不到表扬，心里很难过。我马上找到那个小朋友，告诉他：我们做一点好事，并不是为了表扬，而是为了进步。我还对他说，咱们俩拉拉钩，做个知心朋友好吗？他听了很高兴。从此以后，他一有进步，我就及时表扬，大大激发了他的上进心。
“苗苗信箱”为红绿领巾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二）
我当上了儿童团员的小辅导员，总以为自己比小朋友高明，常常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不去依靠他们。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划了1竖，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小朋友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阿拉伯数字“1”，而是纷纷举手，说出了40多个不同的答案。除了“1”以外还有筷子、铅笔、针、铁钉、教棒、拖把柄……从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年级同学虽然幼稚天真，但是他们有丰富的想像力，没有保守思想，我觉得他们了不起，自己并不比他们高明。
怎样辅导“红星乐”活动？
句容路小学四（3）中队 应 珉。
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少先队员，刚刚摘下绿领巾，戴上红领巾，就被少先队组织选派为一年级的小辅导员，心里很高兴。我天天在想，应该怎样带领儿童团员开展各种活动呢？在辅导员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把中午20分钟的时间利用起来，开展“红星乐”活动。还想了个好办法，搞一个“小比武”擂台赛，让每个小辅导员负责一项比赛。
例如：
内容，
负责人，
星期一，
唱歌，
应珉。
星期二，
跳舞，
刘钧。
星期三，
画画，
王锦斌。
星期四，
摺纸，
邱蓓敏。
星期五，
讲故事，
贾铮春。
在“唱歌小比武”擂台赛中，我要求他们每人准备一首歌，小辅导员做裁判，小朋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唱，他们演唱了《党是阳光我是花》、《我们都是好朋友》、《熊猫咪咪》、《共产儿童团歌》等歌曲，内容丰富多彩，有些歌我们还不会唱呢！最后，我们用自己做的书签当奖品，发给获得前六名的小朋友。此外，我们还教他们折小船、小鸟、花篮，教他们画北京天安门和苗苗旗。小朋友在小比武擂台赛中学会了儿童团规定的7项小本领。
小木偶奥妙无穷。
红旗小学小辅导员组。
在对儿童团进行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尽量用木偶剧开路，引起小朋友的兴趣，然后开展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表演木偶剧）
“呜、呜……”小猴大声地哭着。
“怎么了？我的孩子。”猴妈妈问。
“妈妈，我的朋友都和我断交了。”
“怎么会呢？你慢慢的说。”
“您看，我过生日寄出去的邀请信，全都退回来了。”小猴说着拿出一叠信，“妈妈，您看，他们都不理我了。”
猴妈妈拿过信一看：“这哪里是断交呀，这信封上全是错别字，怎么寄得到你那些朋友的手里呀！”
小猴凑上去读：“全不错嘛，小家（象）纳纳收，小路（鹿）花花收，小免（兔）白白收。”
“还说不错呢！瞧，这‘象’字写成了‘家’字，小鹿写成了‘小路’，小兔又少了一点，这种信怎么能寄得到呢！”
“这……”小猴低下了头。
猴妈妈面对观众：“小朋友们，小猴平时学习马马虎虎，结果连生日也没有过好。你们当中有经常写错别字的人吗？这可不好，以后会吃亏的。今天，我们就来个找错别字比赛好吗？”小同学一下子都跳起来，高高兴兴的进行比赛了。这是我们小辅导员组工作的特点：木偶剧引路，受到了一、二年级同学的热烈欢迎。
我们还以木偶剧“勤劳的小白兔”为例，引出一场勤巧双手的比赛，以“懂礼貌的小狐狸”为例，进行“怎样问好”的教育，以“小黄莺的歌”为例，开展“谁的歌声最好听”的活动。我们中队的“木偶小队活动”也因此获得了“全国勤巧小队”一等奖。
这些真实的故事段镇几乎个个能背下来，他相信孩子们的体验，相信儿童团会与少先队一样，具有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