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想到，上海第一届红领巾理事会的几位小主席中，不但有一位乡下小姑娘，而且她还成了大名鼎鼎的主角。
这个结果，连张炼红本人也未想到。
张炼红是川沙县城厢镇小学六年级学生，少先队大队长。一个偶然的因素，学校得到一个市红领巾理事会的理事候选人名额。起初，学校不想给张炼红。尽管，她素质优良，还主持过县里的少先队代表大会，可马上就毕业了，给她名额不就带走了吗？然而，在最后一刻，还是把这个不可预测的机会给了她。
张炼红是1971年3月出生的。父母都是初中毕业生，又赶上那个特殊年代，所以，给女儿起了这个新潮的名字。不过，父母不甘平庸，种水稻种棉花也比别人种得好。结果，父亲当了植物保护员，后又进乡镇企业当了厂长。母亲种田的同时，还在攻读大专。父母的高追求，对女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家在川沙县王港乡，这里离东海仅半小时的路，既有海滨的开阔，也不乏小桥流水的农家风光。长大后的张炼红回忆起来，最深的感受是宁静，而宁静也成了她最突出的性情。
1984年5月，老师送张炼红来到了市少年宫，参加红领巾理事会的选举。说真心话，张炼红很有些紧张。试想，许多重点中小学都推荐了理事候选人，个个成绩非凡，人人活跃异常，甚至连相貌也一个赛一个出众。相比之下，张炼红似乎显得有些实力不足。
她后来回忆说：
“刚去市里时，压力很大。别人瞧不起我，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我回家来总哭鼻子。后来，我做出了成绩，才让大家服气了。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段伯伯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给了我许多鼓励，使我大胆地往前走，什么也不怕。”
应当说，段镇对张炼红倒有几分偏爱，因为他知道，如果将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孩培养出来，会影响更多的家庭与学校参与少先队活动。
山西少工委主任田桂英邀请段镇等人去五台山讲课，段镇建议带一名少先队员，并让少先队员也讲一课。
做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的田桂英愣了，担心地问：
“能行？这可是大课，四五百人听啊！”
段镇胸有成竹地回答：
“你等着听吧，孩子讲课不比大人差！”
谁也未料到，段镇挑中的小老师就是张炼红。
穿着一身红领巾理事服的张炼红，自信而神气地登上讲台，用45分钟时间，做了“我们心中的辅导员”专题讲演，果然大获成功。辅导员们不但热烈鼓掌，还执意邀请她绕场一周，让大家看个真切。
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段镇心血来潮，要夜上五台山。他问张炼红敢不敢去，张炼红回答：
“段伯伯敢去，我就敢去！”
于是，晚上7点半，在一名当地辅导员的带领下，他们登上了五台山，还进古庙访问了老和尚。下山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56岁的段镇搀着12岁的张炼红，一步一步往山下走。这件事给张炼红留下极深的印象，她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1984年7月，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团中央少年部特邀上海红领巾理事会派代表出席。在段镇的建议下，上海选派张炼红为代表。
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准备在北戴河接见部分队员代表，使“少代会”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
对于张炼红来说，来北京是头一回，见中央领导人更是头一回。最让她夜不能寐的是，大会邀请她见领导人时做简短发言的准备。
前天晚上，张炼红忐忑不安，饭也吃不下了，一心要写一篇适当的发言稿。令她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段伯伯发话了，说：
“不必写稿子，见了领导人有什么说什么，自然大方一些就行了。”
张炼红一听更不知所措了，问：
“可我讲什么呀？”
“讲你最想讲的事情呀，譬如讲红领巾理事会、讲你们从小就像胡爷爷那样办报，什么都可以的。”
段镇显得十分轻松和坦然。
晚上，张炼红又来找段镇了，说：
“段伯伯，我想好讲什么了，为了避免出错儿，我先讲给您听听，您帮我把把关。”
“把什么关？童音无忌嘛，不要听什么试讲。”
段镇摸摸小姑娘的头，说：
“你好好玩吧，不必想这件事，明天准会成功的。”
7月31日上午，北戴河中直礼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领导人出现在少先队员和辅导员面前，接见大厅里一片欢腾。
这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介绍了大会概况，然后介绍了11岁的女孩王昕，她是大会执行小主席、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长。
胡耀邦望着王昕，亲切地问：
“到21世纪你有多少岁？你算算。”
王昕马上回答：
“28岁。”
胡耀邦说：
“你们这个会叫做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又叫21世纪中国人民树雄心壮志的会议。（鼓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只能代表20世纪，到20世纪末有的还在，有的就糊涂了，有的就完蛋了。要靠你们，你们还在嘛，要靠你们接班。”
“靠我们建设祖国。”
王昕回答：
“我们要努力学习，还要锻炼好身体。”
总书记点点头，说：
“对，你们将来要比我们强。我们搞翻两番，搞得好只能到三万亿，你们到三万亿再翻两番，你说这多大？你们到21世纪，你才28岁。你们从2000年干到2020年，再翻两番，就是12万亿。你们的本事应该比我们大，应该比我们大！（掌声）人民需要你们的本领比我们大。”
当李源潮介绍到张炼红时，并没有让她讲话，可她却抢着大声说了起来：
“这次我代表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来参加全国少代会。在今年‘六一’的市少代会上，我们遵照胡爷爷1979年讲的‘少年的事应当让少年自己来挂帅’的指示，成立了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我们常想，爷爷奶奶们十三、四岁就参加革命，办报纸，建立儿童团，什么事都干，我们现在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现在当队的小主人，将来当团的主人，党的主人！（掌声）要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创造世界的重担”。（鼓掌）
总书记开心地笑了。中央领导同志们都为她热烈鼓起掌来。
第二天，各大媒体报道总书记接见少先队员时，大都提到了张炼红那石破天惊的“三主人”说。
许多老同志感慨万分。是啊，这就是孩子敢说呀，哪个成年人敢说当“党的主人”？段镇也不知道张炼红会说出这样的话，又惊又喜，一个劲儿鼓励她讲的好。
在1983年的全国少先队学会年会与少年工作规划会议上，段镇提出要试办一张由少先队员主编的队报，先从上海开始。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热烈赞同并被列入规划。
1985年1月1日，由上海红领巾理事会编辑的《我们一百万》报正式创刊。这是全国第一张由少先队员自己当家作主、自己写、自己编、自己看的队报。与此同时，红领巾通讯社也成立了。12岁的张炼红担任了第一任主编。
小孩子办报，自然需要成人的辅导。《我们一百万》报社也配了指导老师。有一天，看看发稿时间紧张，指导老师怕来不及，未经主编终审，直接将稿子发进了工厂。在这位老师看来，让孩子当主编，也许是做做样子，可以不必太认真，只留校样给主编看一眼即可。
谁知，张炼红当主编一丝不苛。她仔细审阅每一篇校样，发现有几篇平庸之作，当即决定撤换稿子。
指导老师吃了一惊，为难地说：
“稿子已经进了工厂。”
“质量第一嘛，稿子不好进了工厂也要撤回来，重写！”
张炼红一点儿不让步。结果，只好执行主编的意见，将稿子撤回来，重新改写，一直忙到深夜。
从此，老师们知道了小主编是不含糊的，更加尊重孩子们的意见了。
早在张炼红去北京和北戴河之前，段镇和沈功玲按照张炼红“长大当老师”的心愿，一齐在为她的升学奔忙。他们吸取了赵伊的教训，加大力度做推荐工作，终于使张炼红被部级重点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录取。
翻开《建队50年上海少先队大事记》，自红领巾理事会成立以来，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成果卓著。
请看1985年一年和1996年1月的记录：
1月1日 为了增进汉藏少先队员的友谊，市红领巾理事会发动全市百万少先队员向西藏少年儿童赠送了102334条红领巾。
市红领巾理事会暨《我们一百万》报编辑部同中福会少年宫、市青少年科技站联合发起“少年创新家”竞赛。这次竞赛设“少年创新奖”2000个，下设学习、科技、文学、艺术、体育和社会工作六个项目。其中集体奖1000个、个人奖1000名。个人奖前100名将分别授予“少年华罗庚奖”、“少年钱学森奖”、“少年巴金奖”、“少年贺绿汀奖”、“少年张乐平奖”、“少年张瑞芳奖”、“少年朗平奖”、“星星火炬奖”。
1月25日 《我们一百万》报在上海宾馆嘉会堂举行创刊庆祝会。市委、市府、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教育局的领导来到红领巾中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从北京前来祝贺，并为《我们一百万》题字：“讲红领巾的话，为红领巾讲话，让红领巾自己讲话”。
1月30日 由上海市红领巾理事会、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解放日报科技部联合举办的“1985年寒假少年儿童大世界”――送给孩子们的礼物“迎春展销游艺会”在中福会少年宫开幕。少年儿童大世界是根据师大附中少先队员刘迎春的建议而举办的。内容有“我和电脑比本领”、“异想天开”、“红领巾实验商场”、“红领巾餐厅”和“红领巾柜台”等。产品由80多家单位赞助。220名少先队员在红领巾商场担任小经理、小会计、营业员等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给“少年儿童大世界”发了贺信，赞扬这是一个创造。
2月10日 市委书记陈国栋在详细询问了《我们一百万》报办报的情况后，为《我们一百万》报题了词――你们现在是报的主人，将来是国家的主人。
2月19日 《我们一百万》报的小记者和红领巾理事会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拜年。汪道涵市长祝红领巾新年进步。市府领导通过小记者，向全市百万少先队员转达节日问候，祝他们新愉快。
春节前夕，红领巾理事会和《我们一百万》报记者，拜访了著名漫画家张乐平。
4月27日 市红领巾理事会和《我们一百万》报，为三毛的50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
5月31日 全市优秀少先队员代表1700人在市府礼堂召开了“我们是少年创新家”主题集会。团市委表彰了八位“少年创新家”标兵，分别授予谭佳慧（嘉定县娄塘小学）“少年钱学森奖”；周文湛（黄浦区北京东路小学、古生物小研究协会成员）“少年谈家桢奖”；杨碧宏（静安区万春街小学、“今天改造明天”文学社成员）“少年巴金奖”；王晓东（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少年贺绿汀奖”；胡怡闻（一师附小）“少年张瑞芳奖”；朱玮（黄浦区洋泾中学）和朱烨（共浦区陆家嘴小学）“少年郎平奖”。全市队员收看了电视实况转播。
6月1日 “六一”节前，《我们一百万》报主编张炼红给胡耀邦同志写了封信，汇报《我们一百万》报的工作情况。“六一”节那天，胡耀邦亲笔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并请团中央代为鼓励。团中央书记李源潮给张炼红写了回信，希望上海的少先队员都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小小创造家。
7月2日 市红领巾理事会给全市小队长一封信，希望大家在暑假中发挥小主人精神，以8名少年创新家小标兵为榜样，开展多种多样创造性的小队活动，过一个创造性的新暑假。
9月17日 市红领巾理事会与《我们一百万》报举办少先队长学校、凡现任各级队长，均可参加队长学校学习，学制一年。学习的重点是“做一个热心服务的创造性好队长”、“学会创造思维的方法”、“怎样开放主题会”等20讲。
10月2日 市红领巾理事会商讨议定了新学期的少先队三项工作：第一、发动队员奋发向上，争做“三星队员”；第二、继续开展“少年创新家”活动；第三、举办市少先队队长学校。
10月12日 由市红领巾理事会，《我们一百万》报联合举办的“少先队队长学校”在市政府礼堂举行开学典礼。25万名队长报名参加，1700多名少先队长和辅导员参加了会议。市长江泽民为队长学校赠言：做热心服务、勇于创新的好队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曾庆红、副部长赵启正、团市委书记黄跃金、副书记吴汉民、市教育局副局长等领导到会祝贺。由曾庆红担任队长学校的名誉校长。大会向荣获“少先队工作第一奖的单位和在‘少年创新奖’”活动中获星星火炬奖的461项活动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12月21日 市红领巾理事会理事，南市区大同中学初一（4）中队少先队员吴弘，正式接到全国少工委的通知，明年1月15日，作为红领巾的代表赴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参加“中国少年纪念标”的揭幕仪式。
1986年
1月12日 应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邀请，到南极参加长城站“中国少年纪念标”揭幕仪式的少先队员代表北京的杨海蓝和上海的吴弘，经过万里飞行之后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1月20日 “中国少年纪念标”揭标仪式在南极长城站隆重举行。上海红领巾理事会理事吴弘、北京大学附小少先队员杨海蓝，代表全中国少年儿童揭开了中国少年纪念标上的遮幕。会上，智利和苏联站长先后讲了话，希望中国少年儿童为南极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辉煌的经历成为过去。
进入师大二附中的张炼红，感受到的是比初进红领巾理事会更大的压力。
作为全国重点中学，可谓强手如林。他们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多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一听说张炼红是乡下女孩，是少先队的名人，常常表示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有时，老师表扬她，有些同学竟发出“嘘”声，使她陷入孤立之中。直到初二，当张炼红的学习成绩稳定在前几名时，她才逐渐被这个群体认可。
1992年秋季的一天，当本书作者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见到张炼红时，已经马上大学毕业的她，以极平静的心态谈起了往事。
她说：
“我的成败都会因为理想主义色彩。向上的心野了，一平淡有些不平衡。少先队活动一结束，好像断了层，一切要靠自己去摸索碰撞。同学们觉得我还像个中学生，不适应社会发展。可我总觉得要守住自己的心灵，总希望自己再坚强一些。应当承认，我的自信心、眼界和能力，都是少先队生活赐予我的。但是，那段生活太热闹了，许多问题未能静下心来思考。我很想与段伯伯深入探讨内心的变化。”
“那么，你是怎样走出孤立的？”
听作者问及她的转折，张炼红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悄悄的征服呗！我要因为自己的存在，让大家感到愉快。进入初中，我不担任队干部，却协助中队长工作，帮他们策划和筹备，让他们出面。暑假中，我邀请全班同学到我家，又一起去东海边看日出，让大家陶醉在大自然中。当然，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88年6月1日，江泽民市长亲手授予段镇“上海市荣誉辅导员”的光荣称号。此时已升入高一的张炼红，从报上荻悉这个喜讯，马上给段镇写信表示祝贺。她写道：
平日静坐无事时，我常去看以前的赠言本。那时，各情各境便活现在眼前了。而我最珍爱的，是独在一个小本子上的您的赠言：“张开鹏翅游广宙，炼就金丹飨万友，红梅报春不争春，勉女甘为孺子牛！”――您，还记得么？
想想能记住的，也只有您的这几句话了。
虽然，您很久没见到我了，也不会了解我的现在。但是，段伯伯，您应该这么想：张炼红已经长大了。是这样吧？
现在，我越发明白，我是十分喜欢“静”的。静静地看点什么，想点什么，写点什么；抑或是跟同学谈点什么，但那也须是宁静而温馨的。
刚开学时，我从《文汇报》上摘到这样几句话：“她（指宋庆龄）的性格，确实像海一样博大，就其最深层来说，她还是喜欢恬静的生活；她渴望追求一种永恒的波动下的平静境界……”我的心，为之所动，却又不知如何表达。
几年后，她成了华东师大的文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