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康
1947年8月中旬，县工委只剩下我和赵士炘两个委员。四明部队回四明后，敌人对慈镇地区加强政治和军事“清乡”及“清剿”。有的乡、保队副又嚣张起来。观城地区以及宓文海为首的武工队虽然于7月19日在莲水庵伏击了敌杨峰部便衣队，毙2俘2，缴获2支步枪、2支驳壳枪；但是我们在开辟丈亭工作时，虞炳章和余桂发两同志被捕牺牲。敌人对我们压力很大，四处追捕我们。有些同志产生消极恐敌情绪，怀疑何时能打开局面，不敢主动出击。我们县工委商量决定在太平闸村召开慈镇各区负责人和武工队长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鼓舞斗志，部署工作。9月7日，我们十几个人在太平闸开了两天会。这时方阿海从上海找到太平闸，向我们汇报了郑侠虎被捕的消息，我们大吃一惊。会已开好，宓文海带一部分同志转到附近挨桥跟宿夜。当时（9月9日夜）倾盆大雨，我思想有点麻痹，认为太平闸是红色堡垒村，党支部很坚强，群众基础好，又下大雨；同时，近几个月来，一直处于紧张行军打仗状态，十分疲劳，所以只是转移到尧芳伯家里，他是我妹妹的公公，比较安全，心想等过一天后再转移。我们大家都很疲劳，一觉睡去未醒，时近凌晨，听见有狗吠声，便衣流动哨陈其昌听到雨声中夹着脚步声，知道情况不妙，就鸣枪迎击敌人并报警。枪声惊醒了大家，分散突围。我因了解屋后河深水大，就从尧芳家大门口冲出，赵士炘、孙永山等同志从屋后扑河上岸向西北走。我向南过小河经叶浩昌家门口继续向南，敌人到处搜索，发现了我的目标，因为是黑夜，乱叫：“哪一个？”我伏倒在棉地的畦沟中，沟里已积满了水，我两手扳着棉秆，匍匐前进，敌人在黑暗中找不到我。我们虽然全部突围出去了，可是太平闸的群众遭了殃。敌人到我家里，我弟弟还只有10岁，敌人居然把他和我的父亲一起铐上手铐要带走，还对我7岁的小妹妹进行威吓：“你哥哥沈宏康在哪里？”我妹妹人虽小但很机灵，说：“沈宏康不是我亲哥，是我妈妈捡来的。我不晓得他在哪里。”我妈妈拖住我爸爸不让他走，被敌人用步枪柄乱敲，至今留下残疾。我爸爸被敌人抓到观城，一起被捕的还有尧芳、银芳伯伯、姚春棠、叶浩昌和他爸爸叶松元、沈世湾、方阿海、姚佳才、范利祥及我弟弟沈林鹤等，敌人把他们押到半路，叶浩昌、姚春棠、沈林鹤中途逃脱。抓去的人经受了酷刑，我父亲年过半百，坐了几次老虎凳，垫上7块砖头，痛得他连舌头都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泄露党和革命的机密。
我从太平闸村突围出来后，浑身浸透了泥浆。到了王家路海边管闸人徐志甸的独家房子里，正好碰到叶浩昌也逃到那里，才知道太平闸村的群众遭了难。浩昌说：“有一个家伙是姚北先生帮里的潘某，前次敌人想派他打进来，你们不要他，他看到姚春棠家（联络站）里有许多钞票（这是我们征粮收税的款子），去报告了观城的敌人。”我决心去村里了解情况，同时对群众进行慰问。
太平闸被捕的群众被敌人敲去款子后才陆续放回。这一次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一支枪，就是联络站姚春棠家被敌人抢去数百万元钱（国民党法币）。群众损失巨大。
这段时期，敌人还加强连保切结，重新办理“自新”“自首”手续，破坏我地方组织，迫害革命干部家属，进行经常性“清剿”“清乡”。在恶劣形势下，有些同志一度思想悲观消极，个别甚至避走外地。赵士炘和我商量，需要把全县干部、县大队、区武工队集中起来，进行一次整训（又叫新式整军）。我们选择在横溪九龙山上整训，实践证明，这是慈镇地区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选自《艰辛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