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历史，传承文明。历史记录着一代人的革命风貌、战斗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崇敬。
镇海县的党组织活动和被破坏
郑慰田
1926年底，镇海县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镇海独立支部（简称镇海独支）。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共镇海独支的帮助下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的常务委员由共产党组织的书记沃醒华担任，执委、各部部长有好几个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任商民部副部长兼秘书。
那时，镇海党的工作是宁波特派员赵济猛（共产党员）领导的，后又派江少怀（脱党后去台湾）来镇海帮助工作。沃醒华带领我们曾以县党部的名义劝炮台司令、外海水上警察所长、公安局长（姓名都忘）、县长刘强夫等响应革命，他们都高举义旗，分别起义，投向国民革命军。后来，传有“军阀所属海军将来袭击镇海”等谣言，群情不安，沃醒华和我们同去外海水上警察所探问军事形势，经了解无此情况。过后两三天，即由县党部召集镇海地方各团体代表人士开会辟谣，安定人心。并广泛宣传三民主义，宣传三大政策，形势转好。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六纵队（十九军）指挥部政治部委任杨继业为镇海县长，蒋歌薰为公安局长，也派了炮台司令和外海水上警察所长。由于商民部部长臧公友去宁波了，由我改任部长。那时，因有政客、土劣勾结国民党右派江川，向省党部诬告破坏县党部，妄图瓦解革命力量。一天夜晚，赵济猛来镇海召开县党部执委扩大会议，杨县长、蒋局长均列席。会后赵济猛亲拟电稿致省曰：“镇海组织如旧，不必改组”，诬告破坏未能得逞，赵济猛还勉励沃醒华和杨县长要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工作照常开展。后来我得悉省党部设有党务人员养成所，经要求获准去养成所学习，并在此期间由裘学潮、钱鑫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杭州学习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浙江开始“清党”，省党部和养成所被反革命分子、杭州公安局长章烈勒令解散，又闻宣中华、唐公宪等同志失去自由。就在这种形势下，上级组织指示，党员各自回乡做地下工作，我就返回镇海。
途中，先经家乡（龙山区东门外），在路上碰到书记沃醒华和党员谢震、姜颖余，他们还不知道我已在杭州入党。我先向沃醒华说明组织关系，并告以杭州的情况。沃也告诉我镇海的紧张形势，除介绍谢、姜二人外，在镇海还有党员胡焦琴、陆钦德等多人。于是我就大胆地、假装不知一切地到镇海县党部报到。
时隔不久，宁波方面毛洪图任命洪伟观、李仲瑜（李光玉）、周浩然、虞凌芳、还有姓唐的和一个姓名已忘的来接收县党部了。在周浩然、虞凌芳等多人的支持和保证下，洪、李以为我熟悉工作，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仍任命我为秘书。县党部被接收以后，党的活动就困难了，我只得经常以出外唱京戏为名，分别安慰共产党员要振奋革命精神，不要灰心，但也不能再召集党的会议了。那时在灵岩乡已有人向宁波诬告邬保润，令镇海方面逮捕了。我虽知邬保润平时为人正直，革命态度和工作都好，尽力营救，想恢复其自由同做地下工作，但都失败，邬保润移解宁波，关押了一两年。周浩然、虞凌芳当然与洪伟观、李仲瑜是水火不容，也辞职避走。
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党派王小曼（后化名王昆仑）来领导了。某夜，胡焦琴派人（忘其名）叫我到城区（可能在陈坤良家）开会，将党、团组织进行一次整理。由我任书记，胡焦琴负责妇女运动，虞一飞（初中学生）负责青年运动，一个青年人（名忘）负责工人运动，刘粲芳负责农民运动。
有一天，在县农民协会开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少，干事水兆熊在会上说：“蒋介石不是代表穷人农民、工人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是真正为穷人和工人、农民谋利益的。”当即被捕移解宁波关押。当夜，我与刘粲芳握别回家乡隐匿。
接着，宁波毛洪图到镇海来，逮捕了胡焦琴同志。我即到县公安局营救，县府也派人到公安局与毛交涉，软劝硬说都不成，被移解宁波，于6月23日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一天晚上，我去周浩然家找皇志一（即皇国华，共产党员）时，却见李光玉（即李仲瑜）率警察数十人，包围城北的某园，显然是搜捕皇志一，我即将此情况告诉周浩然，一小时后皇志一也来了，他是藏匿在一个水柜内未被搜到。后来我们三人商议，决定我与皇志一去汉口。镇海党的组织，就此停止了活动。
（摘自镇海区党研室档案，1957年11月郑慰田的回忆录整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镇海县特别支部
《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镇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宁波地方党组织，为了坚定地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镇海先后三次重建中共地方组织，但均遭破坏。中共镇海特别支部就是其中之一。
一、抗日救国浪潮的掀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日军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纷纷要求抗日，收复失地，镇海人民在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以教育界为主，抗日救亡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学校师生集会、罢课，街头宣传，广大群众也投入抵制日货等抗日救国的行列。
当时的灵岩区（今大碶地区）教育界，有一批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如灵山小学的郑慰田（即郑镇权）、石湫小学的林庚（即林仲言）等，他们联合进步青年教师王文荣、王道夫、胡安三（即胡英）、徐里平（即徐履平）等，于10月10日借庆祝“国庆”之际，组织全区17所学校，在大碶新庙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集会的各校师生以及当地群众达2000余人，同仇敌忾，愤怒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高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收复失地”，“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等口号，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封闭了大碶镇上以经营日货谋利的可大昌绸布店。并迫使阻挠抗日宣传、包庇劣绅的国民党大碶警察分局局长陆枝青下台。
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进步青年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镇海重建中共地方组织创造了条件。
二、特支的建立及发展
大碶地区抗日救国的群众大会，引起了中共宁波市委的重视。当时在大碶时敏小学任教的鄞南支部党员张基卿了解到当地教员林庚、郑慰田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后，向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徐敏畅（徐与张基卿是同乡）作了报告，徐敏畅经过考察，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同时培养和吸收了胡安三、王道夫等积极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下旬，宁波市委书记徐敏畅来大碶石湫小学召开党员会，参加会议的有林庚、郑慰田、张基卿、王文荣、胡安三、赵忠岳（赵振鹏）、王道夫等人。会上讨论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宣布成立中共镇海特别支部（简称镇海特支），书记林庚、委员先后有胡安三、郑慰田、王道夫、赵忠岳、王文荣。
镇海特支建立后，为便于领导和防止整个组织被破坏，对全区各校的党员分布作了调整，使各校都有共产党员；他们领导爱国师生，为抗日救亡经常举行集会、游行、出壁报、发传单、演讲、演戏等宣传活动；组织学习革命书刊，提高党员的觉悟；培训党员骨干，1932年春，派特支委员胡安三、王道夫及徐里平（后因病即回镇）去上海参加中央党训班学习一个月；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团员，扩大组织，到1932年春，特支下属已建立了8个党、团小组，分布于林头、石湫、大碶、灵山、扎马、王贺、新碶、横河，有共产党员20余名，共青团员（含少先队员）五六十名。
三、特支遭破坏
193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宁波市委书记徐敏畅调离，组织派杨仁梓接任市委书记职务。杨来宁波后，由徐陪同到宁波各地进行组织交接工作。到镇海后，由特支书记林庚陪同徐、杨两人，前去大碶一带，和党员们取得联系，并商讨了具体工作。23日，杨仁梓寄给中共中央的密信被国民党宁波邮政检查员查获，宁波公安局立即组织特务侦查。杨仁梓闻讯后，十分恐慌，竟在4月24日向宁波公安局投案自首，并供出了宁波各县党的组织、党员名单及住址、工作单位等机密情况，宁波公安局立即调动大批警察、特务在镇海、鄞县、奉化等地进行大搜捕。至同月29日，镇海特支委员王文荣（后牺牲在杭州狱中）、王道夫及徐里平等8名党、团员先后被捕，特支书记林庚及胡安三等人到外地避匿。中共镇海县特支组织活动被迫停止。自此以后，到 1938年2月这6年时间里，镇海的党组织没有得到恢复，然而，隐蔽在全县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失去组织联系的困难情况下，坚持以各自的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选自《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
曾经风华正茂
——记中共龙山区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慰田
黄岳大整理
在龙山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中，郑慰田是中共龙山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慰田，字忠瑛，又名镇权，1899年2月出生，其父郑元才系龙山镇西门外村人，早年携全家到江苏常州经商。郑慰田天资聪颖，富有正义感，幼时就读于常州武进小学，1916年毕业于武进中学。毕业后父亲不幸去世，其母带全家从常州迁回龙山，因西门外老家房子太小，住龙山东门外村。郑慰田从事学校教育及校长等工作，并在龙山东门外结婚成家。
1926年底镇海建立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镇海独立支部（简称“独支”），书记沃醒华。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独支”促成国民党建立了县党部。县党部的常务委员由沃醒华担任，执委、各部的部长有好几个是共产党，郑当时还没加入共产党，也被委任为商民部副部长兼秘书工作。
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沃醒华带领下，以县党部的名义，向军阀政府驻镇海的炮台司令、水上警察厅长及镇海县知事进行工作，郑慰田也积极参与，说服他们响应国民革命，分别起义，他们都高举义旗投顺国民革命军。1927年2月北伐军未发一枪一弹顺利接收镇海。
不久，听说杭州有党务人员养成所组织（类似于现在的党校），郑慰田自知学识不够，要求去杭州养成所学习，得到批准。在养成所听了杨贤江《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演讲，进一步懂得孙中山“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意义和三大政策的重要性。在学习期间，郑慰田于1927年春由裘学潮、钱鑫鑫介绍，养成所领导干书稼批准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家贫负担重，惟党所使万死不辞”。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和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公开叛变，在全国实行“清党”，省党部和养成所被迫解散，党组织指示：党员均各自回乡做地下工作。郑即微服返回镇海。
到镇海县城，先经其家乡龙山东门外，在路上碰到沃醒华和党员谢震、姜颖余3人（他们还不知道郑已在杭参加了共产党），郑先向沃醒华说明组织关系并汇报了杭州情形，沃醒华告其镇海风声也紧，除介绍了谢、姜两人外，在镇海的还有胡焦琴、陆钦德等党员多人。他心里有了底，假装不知一切地回到镇海县党部报到，此时只有陆钦德还在坚持岗位工作，郑慰田也决心留在县党部。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宁属特派员金越光来镇海“清党”，任命洪伟观、李仲瑜（李光玉）接管县党部。郑得到周浩然、虞凌芳等多人的支持和保证，仍任命为国民党镇海县党部秘书，并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此时，党的活动困难重重了，郑假托出外唱京戏，其实是以唱京戏形式，分别安慰共产党员要振奋革命精神，不要灰心。当时也不能再召集党的会议了。同时因灵岩乡有人诬告邬保润，邬被镇海方面逮捕，郑知邬平日为人正直、革命态度和工作都甚好，故尽力营救，想使其恢复自由后一同做地下工作，结果失败。周浩然、虞凌芳因与洪伟观、李仲瑜等水火不容，也就辞职不干了。1927年4月初，镇海形势逆转，一些面目较红的共产党员如沃醒华、曹静渊等先后避离镇海。在此危难之际，胡焦琴受命任中共镇海独立支部代理书记。
同月底，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王嘉谟，化名“王昆仑”来镇海整顿党、团组织调整和负责人分工，指定郑慰田任中共镇海独支书记（1927年5月～6月），胡焦琴负责妇女工作、虞一飞负责青年工作、刘粲芳负责农民工作。
6月6日，胡焦琴被捕，6月23日，惨遭杀害。下旬，在镇海坚持的中共镇海独支书记郑慰田和党员皇志一（皇国华）等，得到镇海中学教师赵平复（柔石）密报反动派要逮捕他们的信息，郑也见李光玉（仲瑜）率警察等数十人，团团围住王国华的住地，进行搜捕。郑即将此消息奔告周浩然，一小时后，王国华也脱险出来，是藏匿在住处后面的水柜内未被搜到而幸免，而后郑和周浩然、皇国华三人商议同去汉口。月底，“独支”停止活动。
当夜郑又潜到伪县党部取出共产党方面的秘密文件，再到与皇国华约好的碰头地点，连夜越出城墙，经过俞范、湾塘走到澥浦，郑已无力再走，雇轿抬到其家（此时还是在东门外），上午休息入睡，午饭后即去西乡庄黄晤金甘淡、马定康，动员他们必要时可去汉口（其早已得知到汉口后的暗号是“浙江费尚叫我来的”）。当夜郑在范市过夜，到叶家站上火车转杭州转上海到汉口。
到汉口即渡江到武昌皇国华家因病住了几天，病稍好即到汉口报到，并由庄启东（庄启东是庄禹梅之子，郑还不认识他，而庄倒早料到郑是可能要来的）证明，因为当时在汉口设有江、浙、皖四省党部联合办事处招待被压迫同志。
他在汉口除遇到庄启东外，还遇到经亨颐、金甘淡、沈雁冰（茅盾）、夏震时（极民）、顾文锦等，还有瞿秋白、杨锡来、沈勤华等百余人。
到武昌偶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曹霄青，又转去汉口办好了介绍手续，然后到武昌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后随部队出发东征了，乘船（由小轮船拖带着顺江而下）到九江住南伟烈书院，不久重新编队，浙江同志多，均被编散了，做过一次纪念周活动，口号有“建设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久，郑遇秋凉着凉生病，准其半休，其常到医院就医。有一次碰到顾文锦（浙江同乡，和其同时参军，顾是痢疾）。医生不止一次说郑体弱不能做武装工作，郑不肯退伍，终因其旧病坐骨神经痛又发，病情严重，医生坚持要郑退伍，过了两天，连、排长把旧衣拿来了（换去了军装），又给其25元上海钞票，指示其重到汉口报到。在九江日清公司轮埠遇到镇海朝宗坊人介绍到风阳丸坐白船（不出钱）又到汉口，联系报到失败，周浩然又叫其到武昌，仍住大朝街皇国华家，住了一两个星期，周浩然给其钱，让他和皇国华一同到上海。在汉口找不到关系，在上海也找不到关系，在董文祥处住了约一个月。因在军队中听政治指导员说过，军队的目的地可能是潮州或汕头，郑还想到潮汕去找军队，可是董文祥不肯借钱给其做川费，定要其暂回老家。
1927年10月，郑慰田从汉口回到镇北龙山后与周洲舟等党员联系开展恢复组织活动。年底，中共宁波县委派党员来龙山建立支部，郑任龙山支部书记（1927年冬～1928年春），党员有周洲舟、伍道生、胡卧琴等7人。不久，支部被国民党破坏，到1928年春龙山支部停止活动。郑即转移到慈东河头市鸿山小学做校长，1929春假后到镇海县政府教育局工作，后因仅请假3天，却将近1月未归，实系去杭州营救徐汉臣出反省院，结果仍是失败，自动辞职。
1930年春去灵山小学，秋去石高塘一带继续以教师、校长身份秘密开展培养革命人才的工作，以充实革命力量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浪潮，镇海各地在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在灵岩区教育界由林庚、郑慰田等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发起，成立抗日后援会，于10月10日借庆祝“国庆”之机，组织全区17所学校，在新庙广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参加集会的各校师生及当地群众达2000多人，同仇敌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群情激昂下封闭了大碶镇上以贩卖日货谋利的可大昌绸布店，斗争了店老板、劣绅俞友濂，迫使阻挠抗日宣传的大碶警察分局局长陆枝青下台。
此后，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徐敏畅来大碶，经过考察，恢复了林庚、郑慰田的组织关系，吸收了胡安三、王道夫等积极分子入党。10月下旬，在大碶石湫小学秘密召开党员会，成立中共镇海县特别支部，委员先后有胡安三、郑慰田（1931年10月～12月）、王道夫、赵振鹤、王文荣等。特支建立后，进一步发展了党团组织，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4月下旬，由于叛徒告密，中共镇海特支遭到破坏，王文荣、王道夫、徐里平等8名党团员先后被捕，王文荣被残杀于杭州狱中，林庚、胡安三等外避。郑当时在镇海大碶头中心小学任校长，知道自己身份可能已暴露，情况非常危急，郑即潜回家乡龙山东门外（其妻在东门外），并指派其妻到大碶头中心小学，把所有有关党的文件全部销毁，并通知有关同志立即转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掩护了同志，减少了党的损失。在其妻刚做好这两件事后，大批国民党军警人员已经赶到学校，喊着“捉拿共产党头目郑慰田”，并在校内反复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接着他们又追捕到龙山东门外，幸亏当地同情革命的好心群众，提前一步把消息告诉了郑慰田，郑从后门逃出不久，前门便冲进了大批军警，结果他们又扑了个空。郑从田间小路逃到雁门岭顶的一所尼姑庵中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从河头市坐快船到宁波，再乘轮船逃到上海。郑到上海以后，曾几次设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结果没有联系上，从而脱离了党的组织。郑经常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郑慰田在上海定居后，在张志让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助理工作。张志让律师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大律师，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在主办“七君子”案等重大案件中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张志让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在这段时期里，郑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沈雁冰（茅盾）、夏衍、沈钧儒、章乃器等许许多多著名爱国人士，有的后来都成为他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慰田曾担任过松江人民法院审判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上海市卢湾区顺昌街道党委，曾对郑慰田1927到1932年这段历史进行过审查，查他是否有叛变革命的行为。结论是：“郑慰田在1927年到1932年期间，曾任中共镇海县地下党重要负责人，后因白色恐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潜逃到上海后，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未与党接上组织关系而脱党。但没有叛变党与出卖同志的行为。”
1974年1月，郑慰田病逝于上海，享年75岁。他生前常说“我以后一定要叶落归根，安息在我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的土地上，让我能时时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家乡人民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其子女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与其妻安葬在镇海九龙湖大同公墓五墓区。
（2011年清明节前，根据潘春芬《镇海教育界对地方建党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宁波市组织史料》《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郑慰田《镇海县的党组织活动和被破坏》、郑慰田次子郑维扬《郑慰田革命期间的历史资料》等整理，以此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