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顺澂
凤湖中学学生党支部，是在1943年二三月间成立的，地点在龙山所西门外的娘娘殿里，记得那天是李健民老师通知我去开的会，说要成立一个学生党支部，并说浙东区党委派江岚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也不知道学生中还有谁是党员，到了娘娘殿见到郑延伦同学和蔡彦博同学也在那里，大家都非常兴奋。因郑延伦是我在龙山小学补习班里的同学，蔡彦博则是我来凤湖中学报到时认识的，那时学校放寒假他没有回家，而是到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热情，我们很谈得来。我到凤湖中学来读书是这样的：1942年春，日本飞机轰炸龙山后，我就离开了龙山小学补习班。当时一心想去参军，终因年龄小而未能如愿。后来，由天石同志（他是党派去江北办事处任指导员）介绍我去“江北办事处”南门凉亭税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年秋，他又介绍我到“西边”我党办的民运训练班学习，年底他介绍我入了党。入党后，他征求我意见是否到凤湖中学做学生工作去，我同意了。他就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了李健民同志，这样，我就又过起学生生活来了。后来陈文舟先生还打趣地说我是吃饭不给钱、入学不考试的“二免”学生。
那天支部成立会上，我和蔡彦博选郑延伦为支部书记。蔡彦博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选郑延伦同学为支部书记主要是他为人，处事老练，性格内向（不会太暴露），又是西门外人，对环境熟悉。学生党支部由李健民同志单线领导，支部分工也是得到他的认可的。最后，会上由李健民同志介绍了凤中师生的一些情况，要大家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搞得太红了。来参加旁听的同志也介绍了一些三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会议是秘密的，但开得很热烈。凤湖中学的学生党支部，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组织，也就有了主心骨，我们几个人对今后做好学生工作，也就充满了信心。
支部成立后，讨论的第一件事，是如何成立第二届学生自治会和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问题。蔡彦博是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下一届他不想当了，因他要毕业了。支部决定由我去参加竞选，如果竞选成功，这对开展学生工作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2月25日（根据虞金迅先生日记记载），第二届学生自治会成立，我当选为主席。这样，就把学生自治会完全纳入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在工作中，根据学校方面的安排，积极开展了有益于同学身心健康、内容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校内，号召大家学会自治自理，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建立图书馆，成立歌咏队，组织剧团，编辑墙报、校刊，还有膳务股、消费合作社等。校外，组织与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慰问抗日部队，参加军民联欢晚会，捐献破铜烂铁等活动。通过以上有组织、有意识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大大激发了同学们抗日爱国热情，也增强了对共产党和抗日的三五支队的认识，全校一片热气腾腾，个个好学上进，政治空气浓厚。
支部讨论过的第二件事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同学，曾想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救国团”。表格、团证都印好了，支部还讨论了第一批发展对象。还能回忆起来的，有二年级的刘楚珍、郑慧荪、华天譓、王淑因、黄雪云，一年级的郑爱芳等同学，后来因为那时不宜搞外围组织而作罢。
支部讨论的第三件事是发展蒉国标同学入党。第二学期结束，蔡彦博同志要离开凤中，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支部建设，经组织上同意，由我发展蒉国标同学入党。这是支部成立后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1943年7月，第二学期结业时，支部曾讨论了第二学期的扩生工作。因为，第二学期在教育改革上，有了明显成效，教师队伍得到了加强，三北地区斗争形势亦有很大改善，因此，学校提出要扩大招生。支部根据学校的安排，号召同学们在暑期回家期间，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扩生活动。这次的扩生工作成绩很大，有的学生还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人数由原来的8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了170余人。
1943年10月25日，伪军姚华康部突袭凤湖中学后，妄图把凤湖中学搬到澥浦据点里去，这就激起了凤中全体师生的愤怒，大家同仇敌忾，坚决护校。当时，支部决定坚决与姚华康作斗争，发动同学开展护校斗争，公开举行示威游行，揭露、控诉姚华康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同情。沿途得到群众的拥护，亦得到民主政府县、区领导的好评。示威游行时，伪军姚华康虽然派了便衣跟随游行队伍，但也无可奈何。在我记忆里，那时参加示威游行的同学，都很勇敢，没有一个犹豫、畏缩的。特别是一些低年级的同学，年龄虽小，热情很高，只要一号召，都能积极响应，跟着我们一起干。凤湖中学的教育成果，在这次护校斗争中，完完全全地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兴奋。
1943年10月底，凤湖中学被迫解散了。根据上级指示，部分同学准备西撤至庄黄，在沈师桥、乐家畈、宓家埭一带组成流动训练班继续学习。当时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可在这些同学中发展一批党员。经研究，那时填表入党的，毕业班的有王爱珍、董闺侠，三年级的有王淑因、方玲琴、黄雪云、黄绥春、沈达三、孙振冠，二年级的有郑爱芳、郑稚华等同学。从那以后一直到流动训练班结束，支部也就停止了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学们也都先后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凤中的历史是短暂的，凤中学生党支部从成立到停止活动的时间就更短。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凡经支部讨论研究过的，就这么几件事吧。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①虞顺澂，现名肖禺。凤湖中学解散后，1944年4月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政治部锄奸科、新四军一纵三旅政治部保卫科工作，先后任一纵三旅七团保卫股副股长、二十军炮团保卫股长、总政保卫部副处长、二十军六十师副政委。现离休。
三北范市镇太平闸村抗日斗争纪事
沈宏康岑祥纪冯德传岑水荣余柏静[11]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纪念这个重大节日，居住在上海的余柏静、余姚的岑祥纪、宁波的沈宏康、范市的冯德传、太平闸村的岑水荣5位古稀老人，于6月下旬，聚集在范市镇开了两天会议。回眸50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在目。我们5个人，曾经都在太平闸生活过，并在抗日时期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都已离休，深感没有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没有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可能有太平闸的今天，同时也深感有总结历史经验、存史传世之必要，以颂扬党和新四军的功绩。关于这方面，当时“五支四大”的周明曾有专题回忆，现在我们仅从自己的经历作些回忆。
首先要说明的是，太平闸村成为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堡垒村，有两个阶段。自 1941年6月18日，我党领导的“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在姚北相公殿重创日寇，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枪之后，“宗德三大”即向西发展；而“五支四大”则向东挺进，进至五洞闸、古窑浦、太平闸……太平闸村是 1941年7月开始，先由“五支四大”部队开辟建设的。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中共三北地委和中共慈镇县工委建立后又以太平闸村为点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开始建党工作，部队也继续关心和支持太平闸村。因此太平闸村不仅开辟较早，而且是部队和地方联合共建的根据地之一。
一、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
在杭州湾南岸，临东海的海边，由西向东有一条淞浦河，是原慈溪县和镇海县的一条分界河，淞浦的北岸（原）属慈溪县观城区，南岸（原）属镇海县龙山区，太平闸村在南岸，属龙山区范市镇管辖，是一个离范市10余里的海边偏僻小村。淞浦河从范市直达东海，帆船可候潮进出。为什么以太平闸为村名？因为太平闸是范市所有土地向淞浦排涝蓄淡的一个小闸，20世纪20年代，范市宗祠在海边建有一间闸屋，供管闸人居住。
30年代开始，逐渐有镇北、姚北、慈北一带贫困的农民，逃荒到此地，因为这里不仅地多人少，同时租息较轻，而且不要付顶息，还可以开垦荒地（三年不交租）或者向范氏地主或宗祠管理者租种土地，种植棉花、大豆，还可以兼捕捞海产为生。破产农民既可避债，又可躲避抽壮丁，因此陆续迁入搭草舍居息。在抗战初期才形成五方百姓杂处的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以太平闸为村名。
太平闸村是一个“五无”村，第一，全村没有属于农民自己所有的一分土地；第二，全村没有一户地主，地主全集中在范市；第三，村民居住的都是草舍，没有一间瓦房；第四，全村无一所小学，村民大多是文盲；第五，村内没一条石板路，全是泥路。由于太平闸村都是旱地，历来主种棉花，没有一分水田，再加上抗战开始，日寇入侵，奸商囤粮居奇，卖高价，粮价一天上涨几倍，太平闸村的农民常年只能是杂粮充饥，上半年以麦、蚕豆为主食，夏天以高粱、六谷（玉米）充饥，秋后则以番薯和薯干度日，常年见不到一粒大米。当地流传有几首民谣：“一斤花皮四两米，卖卖出眼泪，不卖饿肚皮”；“逃荒逃到太平闸村开荒，百姓都是长年帮，住住茅草房，睡睡芦柴床，烧烧搁搁灶（用烂泥糊起来后中间挖个洞放上锅子烧饭），吃吃草籽番薯汤。”太平闸村农民过着这种悲惨生活，一年勤劳，仍不得温饱。在旧中国，农民还受封建剥削和反动政府欺压，太平闸村的农民也不例外，他们首先是受范市宗祠地主的欺压，地主煽动宗族势力，横行霸道。不仅范市到海边水田和旱地大多数属范姓地主和宗祠，就是太平闸村海边涨出去围垦的土地也属于范姓地主和宗祠。太平闸村农民将荒地开发成熟地后，他们就收回去或者加租。太平闸村的农民在政治上被歧视，甚至挑着担子上范市，在路上遇见地主，如不退让，要遭斥骂。国民党反动派重捐苛税之外，也随时欺压百姓。1941年4月19日镇海沦陷前夕，有国民党一九四师一个排驻太平闸村，名为抗战，实为欺压百姓，士兵态度凶横。太平闸农民收获一些番薯，用船装载，准备到范市出卖，调换一些大米度日，可是国民党军士兵无理扣押，既不准运往范市出卖，又不准运上岸藏放，以致番薯受冻烂光。太平闸的农民靠捉些鱼虾为生，国民党士兵又把鱼抢走。农民余祥荣（余柏静的父亲）收了村里的棉花装上船，准备运往范市出卖。一个排长企图敲诈，胡说棉花里藏有子弹，有通日嫌疑，把全船棉花倒在烂泥地上，使余祥荣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支国民党军队士兵到农民姚家荣家里强借被子，姚家实在借不出，这些士兵就把姚家荣打成重伤致死。
二、来了抗日武装
太平闸村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6月18日，南渡杭州湾的浦东抗日武装“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在姚北相公殿首创日寇。7月，“五支四大”向慈北、镇北挺进，然后在古窑浦建立办事处，“四大”领导蔡群帆、林有璋和部队办事处陈平主任分析了淞浦和古窑浦地理环境：两地均为出海口，相距仅一箭之遥，淞浦南岸为镇海县（现划归慈溪市），北岸属慈溪县（现为市），南北的两个村子，南岸是太平闸村，北岸为古窑浦村，这两个村子对物资集散运输、人员来往都极为重要。但是，日寇占领浙东后，只有200多户人家的古窑浦进出的船只多了起来，旅客和跑单帮的也很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太平闸村，67户人家，大多是贫苦农民，比较纯朴，是共产党的天然同盟军，而且太平闸村是刚刚形成的村子，外界并不熟悉这个村子，可以说地图上还找不到这个村子，比较隐蔽，地形很好，既可成为浙东部队进出港基地，也可成为联系其他抗日根据地（通浦东、舟山、苏北、山东）的门户。
“五支四大”的领导人蔡群帆、林有璋，还有盛坤中队长、周才荣（周明）区队长、办事处陈平主任亲自在太平闸村发动群众。他们先找村里的副保长余祥章（是余柏静的叔叔）、保长林有根等人做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
余祥章是太平闸村唯一的一个师范生，有文化，有爱国心，林有根虽然是范市资本家解恒泰的外甥，但为人比较正直，在村民中有威信。蔡教官（蔡群帆同志对外称教官）和林有璋大队副，先说自己的部队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接着，以6月18日在相公殿抗击日寇，击毙击伤日军16名，鬼子弃尸而逃的事例，说明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揭露日寇的暴行，从“八一三”在上海烧杀说起，到南京大屠杀，又讲到在浙东的烧杀抢掠。蔡教官说：“抗日是全民族的事，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人做了亡国奴，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所以蒋委员长说，抗战一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之责。”
林有璋说到太平闸村子：“我看我们三北老百姓都是愿意抗日的，相公殿一战，老百姓为部队带路做后勤，还送大豆来慰劳，许多青年雇工，就跟着我们参了军。现在我们太平闸的农民就是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把抗战进行到底，因为要打走日本鬼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持久抗战。”
三、“这样好的队伍从来没见过”
太平闸村的农民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对拿枪当兵的没有好印象，而且十分害怕。但是“五支四大”的实际行动，彻底改变了农民们的恐惧心理。
1941年7月，“五支四大”在深夜大雨中进驻太平闸村，他们看到余柏静家的草舍比较大，在门外轻轻敲门。余柏静的祖母从门缝中看到又是拿枪的，吓得不敢开门。可是盛坤中队长、周才荣区队长还是轻轻地喊：“大妈，是我们，你不要怕。”态度和蔼。余大妈才开了门，一看战士们已淋成落汤鸡了，就赶忙准备烧水、倒茶。周才荣忙说：“大妈，我们自己来，自己会烧，就是用你们的柴草要称一称，我们付钱。”余大妈听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果然，部队烧柴付钱，水缸里的水用光了，又给水缸挑得满满的。晚上向农民借了竹簟，早上起来，把竹簟卷起，把地上收拾清爽，把院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农民们问部队是干什么的？部队战士都回答：“我们是抗日的队伍，不赶走日本鬼子，大家要遭殃，我们不能做亡国奴！”
有一次，有一个班战士住在冯德传同志家里，有一个战士晚上拉肚子，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上海浦东人，生活习惯不同，因此把大便拉到草舍后的空的吃水缸里。冯德传的老爹看到后，有了意见，班长知道后，立刻批评战士，而且向冯老爹道歉，发动全班把缸洗清，又把水挑满。第二天一早，把睡过的竹簟卷起还掉，发现竹簟一角有些损坏，班长坚持要赔偿，冯老爹执意不要赔，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太平闸农民常年以番薯干和大豆杂粮充饥。冯德传4岁的弟弟孟传，当时正生病，看到部队开饭时吃的白米饭，非常眼馋，战士就每餐给孟传盛白米饭吃。因此，太平闸的孩子们也和部队亲热得很。过去看到部队逃之唯恐不及，现在一看到部队进村，就牵衣拉袖，跟着打转。部队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大家就十分想念：“三五支队为啥还勿来？”有时，部队的干部晚上起来查夜，把战士们掀掉的被子盖好。房东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互相议论：“三五支队官兵平等，互相爱护，这样好的部队，从来没见过。”
“五支四大”还经常在晚上，在村子的空地上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全村的青年、老人与部队打成一片，亲密无间，甚至连妇女、娃娃也去听宣传，学唱歌，军民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大家一齐唱：
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
抗日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
军队打仗在前线，
老百姓帮忙在后方；
军民大家一条心哟，
捍卫国土保家乡。
部队不但教太平闸村青年和姑娘们唱抗日歌曲，还联系太平闸村佃农和雇农的生活生产情况，编唱了《雇工四季调》：
春季里雨绵绵，
肩背锄头去翻田，
从早做到天墨黑，
苦呀苦，长工生活真可怜。
夏季里热难挡，
刮子削花忙又忙，
全身皮肤晒起泡，
苦呀苦，长工不如牛和马。
秋季里秋风凉，
雪白棉花收满仓，
做得发汗没气力，
苦呀苦，东家吃米我吃糠。
冬季里雪花飞，
辛辛苦苦做一年，
两手空空归家来，
苦呀苦，早上无米夜无被。
雇工们快起来，
快快参加三五支队，
打倒日本狗强盗，
安居乐业好种田。
抗日宣传提高了农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觉悟，太平闸村的农民把部队当成了自己的知心人，遇到问题，都来找部队商量。
四、抗粮（蚕豆）斗争给太平闸村农民以实惠
太平闸村属范市镇管辖，1941年7月20日左右，国民党的范市乡公所下文通知，每亩土地要征收蚕豆20斤，限10天内缴齐。
林有根和余祥章一接到乡公所通知，犯了难。缴了粮（豆），就要饿肚皮，不缴又没有办法。太平闸村村民都是以蚕豆做主粮的，有的户要交100多斤，有的要交200多斤蚕豆，今后日子怎么过呀？全村都人心惶惶，正好，“五支四大”部队又来到太平闸村。
余祥章和林有根去找蔡教官和林大队副商量。“奸商囤粮居奇，我们太平闸以豆代粮，缴了出去，全村就要饿肚皮，请部队领导支持。”
余祥章说：“国民党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逃了，他们收了粮去有什么用？”
林有根说：“这乡公所收了粮去，还不是揩油分了。”
蔡、林两位部队领导很同情太平闸村农民的处境，但也感到为难，最后经反复商量，表示：“我们不便公开出面交涉。我们给你们出个主意。”
蔡教官说：“怎么做到不缴，我看只有采用磨和拖的办法。”
林大队副则具体地说：“待乡公所来人那天，你们太平闸村里的男人都下田去，请村里能说会道的妇女出面，还要弄一批小孩子哭叫，用磨的办法，使乡公所收不到一斤蚕豆。”
部队出了主意后，当晚即流动到别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范市乡公所事务员范绍基从范市带着几个征粮人员背着大秤，撑着两艘大船来到太平闸。船一靠岸，就是保长林有根的家，范绍基问：“保长林有根在吗？”家属回答：“下地劳动去了。”这时，以蔡阿月为首的十几个妇女围了上来，说：“我们这里没有白米饭吃，蚕豆是当饭吃的，今年收成不好，自己也吃不饱，缴了后全村要饿肚皮了。”这时一大批小孩子，哭的哭，叫的叫，说：“妈妈，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其他妇女也说：“保长又不在，男人们下地去了，我们妇女不管事，挑也挑不动。”在这争吵之间又磨又拖，等了半天时间，征粮人员找不到男人，得不到一颗豆。又听说有一支部队在太平闸村附近活动，只得悻悻而去。抗粮斗争取得胜利，使太平闸农民得到实惠，几乎每户人家都有200～300斤蚕豆留下，太平闸农民因此与部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也提高了斗争的信心。
五、一把筷子难折断，组织起村弟兄会
抗粮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太平闸村的农民。1941年8月，“五支四大”和办事处同志，根据当时形势和上级指示，要在浙东敌后建立根据地，为此，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一天晚上，部队总办事处主任陈平从古窑浦来太平闸开会做报告，地点是在塘南王静万家门口空地上，他拿来一把筷子放在桌上，大家感到很奇怪。
陈平先揭露日寇暴行，又讲到相公殿战斗和全民抗战的意义，他讲得很生动，而且可以由村民提问。有的村民问：“抗日是要抗的，可是我们没有枪啊，怎么抗日？”陈平回答：“抗日也不是每个人都拿枪上前线打日本，送情报，送军粮，抬伤员，做军鞋，也都是抗日的具体行动。”村民又提出：“老百姓一家一户有啥力量？”陈平就拿出一双筷子，用手一折，就折断了。他又把一束筷子，用两手折，折来折去折不断。然后他说：“大家看到了吧，一双筷子可折断了，一束筷子就折不断，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多力量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像一束筷子一样抱在一起，就再也折不断了。”村民们大家都笑了：“这道理很清楚，陈主任你说怎么办吧？”
这时，余祥章和林有根说了：“人家古窑浦已经成立了抗日弟兄会，男的凡是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都可参加弟兄会。”陈平见时机成熟，说：“古窑浦村已经成立了弟兄会，我们太平闸村可以成立分会，大家可以自愿报名，只要赞成抗日，拥护抗日的，18岁以上的都可参加，可以根据住的地段分成几个大组，大组下面再分个小组，选出分会长和副会长、大组长和小组长。”
于是大家报名，有的一家四兄弟都报了名，有的父子报了名，一共有150多人报名参加弟兄会。弟兄会的会长余祥章，副会长林有根，根据地段，分成闸西、塘后、塘南等4个大组，大组长为戚瑞林、陈协生、陆尧贵、史永康。大组下又设各个小组，选举出小组长。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积极分子，沈宏康被选举为陈协生大组中的小组长。组织起来后，每天晚上以组为单位经常活动，作用很大。
这是太平闸村在抗日时期，在党和部队帮助下建立的第一个群众性抗日群众组织。为什么用弟兄会这样一个名称？据部队同志后来说起，这是因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利用三北民间这种形式，既能团结大多数，又不会过于暴露。弟兄会这种抗日群众组织把分散的小农团结起来汇集到抗日洪流中去了。
六、减租减息，成立农会
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各级党委相继成立，地方党开始进入太平闸村发动群众。是年秋，为了彻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政治地位和抗日热情，中共慈镇县委选择龙山区范市镇为点。龙山区委分析：范市镇出租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范市宗祠族长、柱首手中，镇长范道伦是政治代表。“减租减息”斗争如果在这里打开缺口，全乡以至龙山全区“减租减息”就可比较顺利地进行。而范市镇的太平闸村，大多是贫雇农，也有工作基础，群众觉悟高，斗志强，还有群众骨干。就以太平闸村为重点村，以他们为先锋，联合全乡各村佃农，提出减租减息要求。
减租减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广泛宣传、深入发动阶段。当时，通过镇海县江北办事处副主任李长来（共产党员，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派出了以镇海县农会辅导队名义的工作队，开展“二五”减租斗争，队长是王杰三（后来党内职务是龙山区委书记），队员有陆子奇、蒋震虹、於承怀等（都是共产党员）。辅导队广泛宣传“二五”减租的意义和目的，业主要减租减息，佃农要缴租缴息，目标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家卫国。陆子奇同志还通俗地给农民讲：土地不是地主带来的，太平闸村土地是我们农民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农民们听了后，越想越对，觉得他们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劳动人民着想。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农会，戚瑞林为村农会会长。
另一方面在范市镇专门召开了业主代表会议，进行教育，着重指出减租减息既保护农民利益，也有利于业主，农民也要缴租缴息，目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在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的基础上进入第二阶段，选出佃、业双方代表加上政府代表进一步统一思想，看花估产，民主协商，确定“双减”方案。全乡减租减息有三次大会，在王家路顺圣庙开的。第一次大会主要统一“二五”减租的重要性认识，有业主和佃农、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100多人。“北办”李长来副主任讲抗日形势，全民抗日、持久抗战和减租减息的关系，提出了业主要减租减息，不减租减息，农民饭吃不饱，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粮食种不上来，军粮缴不出来，日本鬼子赶不跑，地主财产也保不牢。农民也要在减租减息后交租交息，联合业主一起抗日救国。李长来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句句讲到农民代表的心里。
第二次也是在顺圣庙，也是这些代表，太平闸村戚瑞林、沈宏康、岑祥纪、岑加表等去了。业主和佃农在同意减租减息基础上，研究怎么减？要根据年成减，什么年成就要踏畈估产。第三次仍旧在顺圣庙，研究如何分等级定政策，斗争开始尖锐起来，最后也达成协议。但范市以范尔君、范道伦为代表的业主，认为这样做“吃了大亏”，不肯执行协议。因此区委发动以太平闸村农会为主，全乡各村农会助威，去范市要业主执行协议。10月25日出现了一场斗争高潮。
第三阶段，通过斗争，双方执行“双减”协议。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太平闸村农会联系全乡各村佃农，到范市大祠堂向业主提出要执行减租减息协议。范市族长范尔君串同镇长范道伦，打锣聚众，大开祠堂门（开祠堂门是一件大事），煽动说：“外姓人要造反，欺阿拉范家人，要把外姓人抓起来！”当时目标对准太平闸村农会。双方对峙，千钧一发，农会辅导队队长王杰三跳上长凳大喝一声：“我代表政府，谁敢煽动宗族势力，挑起械斗，谁负责。”佃农在农会辅导队队长王杰三等支持下，尽量克制，加上减租也有利于范姓佃农，未酿成事端。王杰三又说：“双方派代表到龙山区署去，由政府仲裁。”太平闸农会代表戚瑞林和沈宏康、岑祥纪、岑加表去了庄黄四维堂区署，与此同时我党掌握的镇海县江北办事处、龙山区署闻讯后，也传了镇长范道伦，范不肯走也走不动，就用脚划船把他送到区署。在龙山区署，沈宏康等农会代表亲眼目睹戚铭渠区长（中共党员）严厉训斥范道伦，说他“破坏减租减息，就是破坏抗日”。范道伦被迫承认错误，同意按协议减租减息。晚上戚铭渠又与戚瑞林、沈宏康等促膝谈心，肯定这次减租减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胜利是正确的。沈宏康等深感李长来、戚铭渠等支持农民，站在农民一边。农民取得了经济斗争的胜利，镇长范道伦又下了台，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再加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每户农民减租几十元到百余元，大大提高了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太平闸农民扬眉吐气，农会队伍迅速壮大。在太平闸组织农会的同时，在8月份首先发展了戚瑞林、茹岳忠两人入党，离太平闸五里路的新塘村又发展了吴绍田入党，建立了党小组，戚瑞林为党小组长。10月，陆子奇又发展了沈宏康入党。
七、在斗争中建立党支部，太平闸村有了领导核心
1942年初冬，部队三北总办事处，龙山区委联合决定培训民兵骨干，对外称冬防训练，选派太平闸村的沈宏康、冯德传、岑祥纪、岑银康、胡永仙5人去三北总办警卫中队培训一个月，随部队行动，学政、学军，并一起行军，参加战斗。他们在部队中听课，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也有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吕指导员讲：共产党现在的最低纲领是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又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大家感到很新奇，但又深信三五支队一定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这样的军队。指导员这样说是有一定原因的。他们完全军事化，跟随部队编入各班（还有其他村培训的），在慈北、姚北和山区行军、宿营、站岗、放哨。
一个月的军政训练，培训了三北各地一大批抗日骨干，也使太平闸村农民得益匪浅。通过抗粮斗争、减租减息和冬防培训，提高了太平闸村积极分子的素质，龙山区委决定在太平闸村建立党支部。
1942年10月25日之后，负责建党的陆子奇，根据龙山区委的指示，找沈宏康谈了在太平闸村建立党支都的问题。她说太平闸村原有3名党员，除戚瑞林外，一名因经济上犯有严重错误已除名，一名在斗争中自动要求脱党，现在区委要在太平闸村建立党支部，她与沈宏康商议，要积极慎重秘密发展岑祥纪、岑水荣、冯德传、岑银康等入党。
太平闸村党支部经区委批准在1943年初成立，支部书记沈宏康后兼锄奸组长，组织委员冯德传，宣传委员岑银康。于同年春天还举行一次入党宣誓仪式，对太平闸村党员进行一次党性教育。
一天傍晚，沈宏康郑重地分别告诉冯德传等党员：今晚10时去他家开会，并要大家绝对保密，准时到会。那天晚上一片漆黑，而且还下着毛毛细雨。9点半左右，冯德传悄悄离开家去太平闸塘南沈宏康家，距沈家10米外，突然看到有个黑影，冯德传正要问是谁时，对方轻声叫“德传，你来了”。冯德传一听是沈宏康父亲，便喊了声“长福伯”。沈父说：“宏康为了今晚开会安全，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并说“人都到齐了，上级领导也来了，快去。”冯德传跨进那间狭小草舍，只见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墙壁上“入党宣誓仪式”几个字特别醒目，正中还挂着一面红旗，红旗中镰刀和锤子闪闪发光。沈宏康介绍了区委书记王杰三，还有区委组织委员钟家林等领导。王杰三亲自主持入党宣誓仪式。他说：“今天晚上太平闸支部全体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他指着壁上的党旗说：“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她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的……从今天起，我们每个党员的一切，包括生命，已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了，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了。”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党员有沈宏康、岑祥纪、戚瑞林、岑水荣、冯德传、岑银康、蔡大友7人。党支部成立后接着又发展了余柏静（女）、姚春堂、岑云钿、余祥新等入党。
当时发展党员都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先由支部个别谈话，然后由区委派同志考察。余柏静入党的过程，就是先由沈宏康找余柏静个别谈话。沈问：“三五支队好不好？”余答：“好。”“三五支队谁领导？”“不知道。”“三五支队是共产党领导。你要入党吗？”“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党？”“我找到后，给你讲。”1943年3月，由区委派来陈英民对余柏静进行谈话考察后就填写入党志愿书，入党介绍人沈宏康，并且告诉余柏静，要保密，给日本鬼子知道要杀头。余柏静回答：“我不讲出，谁会知道。”因为照顾到当时农村里的习惯，对余柏静采取由支书个别联系方式，一般不叫她参加支部大会活动。
太平闸村在抗日战争中一共发展了15个党员，除了上述党员外，后来在小施山村（10户小村）又发展了任增贵、陈其昌等（因工作关系由太平闸村统一领导）。
党支部建立后，沈宏康又奉命参加了中共慈镇县委在屏山寺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党支部书记训练班。沈宏康后来参加龙山区委为区委候补委员。为了提高党员觉悟，中共慈镇县委组织部长田井亲自在太平闸办了“党训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教育，第一期即以太平闸村党员为主，第二期扩大到龙山区各乡党员，集中到太平闸村受训。
党支部建立后，一方面如上所述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不断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加强对党员的系统教育，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民兵妇女等群众组织的领导，保证民兵和妇女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八、民兵配合部队抗日
自1943年初冬，派了5名农民跟随三北总办警卫中队训练后，又选派另外10名青年农民去龙山自卫队培训，为期10天。开始只称“冬防队”，1943年11月，正式成立了民兵队，提出“保家卫国”的口号，队长林有根，副队长史永康。1943年秋，党支部以民兵为骨干，先发动全村18～50岁青壮年农民到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龙山码头挖铁轨（当时有小火车），大家热情高涨，不但挖起了全部铁轨，还把废弃在码头的火车底盘抬来支援部队造手榴弹。
1944年5月，党支部得悉有4名特务携枪在淞浦活动，即报告了“小海大”，配合部队捉住3人，当场击毙1人。
1944年秋，“伪中警”抢了三北农民6船花皮，每船约1000市斤，被我部队截击后夺回。6条船的花皮集中在石湫头，太平闸党支部又以民兵为骨干，带动青壮年农民，把6船棉花运回，装上海船，下面放的是废铁，上面盖着棉花，运往山东胶东解放区。
1945年初，太平闸党支部派出10余名党员和积极分子，携带钢锯和肥皂到三七市石埠村参加锯铁轨的工作。他们把当地群众从甬（宁波）曹（娥）铁路挖来的铁轨一锯为四。然后与慈西区群众翻山运抵宓家埭石湫头，再由慈北、龙山区群众一起运到淞浦下船装到胶东解放区制造手榴弹、地雷。
1945年4月7日早晨，太平闸村党支部接到情报，“伪中警团”7名伪兵携带武器弹药，到淞浦口抢劫商船，准备落海为匪。支部立即开了个简短的支委会。作了决定：一是速派人去海防大队送情报，请他们协同作战；二是紧急动员全村30几位民兵，从中抽出8名精干的民兵各带一枚手榴弹直奔淞浦口。
临时组成的战斗队伍由民兵队长岑祥纪率领，埋伏在包底塘南面观察敌情，只见淞浦口泊着10艘左右商船，其中一只“大沙飞”停泊在海涂上。民兵一时摸不清敌人到底在那只船上，于是派民兵岑云钿、杨如涨假装是渔民在海涂上捉蛏子，绕着船只进行侦察。摸清了确有7名伪军携带“三八”机枪1挺、步枪6支窝踞在“大沙飞”上。
“大沙飞”商船是三五支队来往于苏北根据地运送抗日物资的船只。伪军在此船上，说明此船已被劫持。时间刻不容缓，眼看潮水开始涨上淞浦口，搁在海涂上的“大沙飞”，已经被潮水晃动，过不多久，船上的伪军就会驾起“大沙飞”逃遁，可是海防大队还未赶到，不能再等了，30名民兵集中到淞浦口的另一只商船上，扯起风篷，装出追击敌人的样子。敌人果然起了恐慌，垂死挣扎，向民兵打了一阵子机枪。因为船只颠簸，没有伤着民兵一根毫毛。敌人扫过机枪之后，丢掉了船上的10多箱肥皂，以减轻载重量，扯起篷帆慌忙向西北方向逃窜。正当民兵心急如焚时，勇敢善战的“小海大”在何育芳排长率领下，犹如猛虎下山，直插淞浦口。双方会合后，“小海大”为主攻，乘1只商船，再用3只商船各乘10名民兵尾随主攻船追击，其余商船也都出动随后助威。我们的船队排成八字形直逼“大沙飞”，何排长命令战士用老套筒步枪排射，敌人因船大装载重，船速缓慢，待我们追击到海黄山背后的海面上时，“大沙飞”就被我们包围了。那7名伪军迫于我们的火力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只好乖乖地扬起白毛巾，举手投降了。何排长和战士们未待船只靠拢，一个箭步跨上“大沙飞”，干净、利落地俘虏了这批伪军，并缴获“三八”式机枪1挺、步枪6支、子弹300多发。最后部队奖励太平闸村参战民兵每人1件汗背心。
1943年冬天，根据龙山区委的决定，调沈宏康去三北自卫总队训练一个月。
从1942年到1945年，从胶东、苏北、浦东运来大批物资和武器弹药，如花生油、药品、纸张、牙粉、肥皂、子弹、重机枪、大批榴弹等。太平闸村党支部以民兵为骨干，青壮年农民参加，一起卸货、搬运，完全是义务性的劳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闸党支部又由岑祥纪、冯德传带领几十个民兵，到掌起桥陈家，配合观城区民兵围攻伪军周光华大队，后在三北特务营进攻下，迫使周光华大队全部投降。
九、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关心太平闸村，办起了第一所小学
太平闸村作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上级党和抗日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1943年春，办起了第一所学校。
太平闸村从来没有一所学校，余祥章先生曾在家里临时教过十六七个孩子。儿童和成人大多不识字，文盲占相当大比例。中共慈镇县委和龙山区委为了提高太平闸儿童和农民的文化，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觉悟，拨出一批毛竹，由太平闸农民义务劳动，搭校舍，并派了共产党员李偀民（李长来的妹妹）、余毓秀、李炯先后来校执教。她们的生活费都由政府按月发给。
太平闸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和全村农民先去海边割茅草和芦柴，搓草绳，数天之内就割了6000多斤茅草和大批芦柴，架起了一间占地70平方的教室，用芦柴作墙，用茅草覆盖作屋顶，每户又自动搬来了桌、凳为课桌。李偀民、余毓秀等教师白天教儿童，有30多个10岁上下的孩子可以不缴学费上学，余柏静年龄虽然较大也上了学，她的妹妹利静也上了学。晚上又办成人识字班，冯德传、岑祥纪等数十个农民也来学文化。
教师自编课本，如根据三北地方特产和抗日形势编成快板式的句子：镇北、慈北和姚北总名叫三北/三北地方真正好/出豆出棉出水稻/杨梅李子水蜜桃/庵东食盐木佬佬/抗日胜利在眼前/人民生活好改善/今年任务比去年急/种田更加要努力。这样既能识字，又能受到历史、地理和形势教育。老师也教唱抗日歌曲，如《军民合作抗日歌》《长城谣》等等。这所小学校不但实施义务教育，而且实施革命教育，不但成为识字学知识的场所，而且成为村里的文化娱乐中心，成为政治学习的中心。
1944年8月间，一场台风，吹倒了太平闸百分之三十草舍，太平闸小学也被吹倒，龙山区抗日民主政府又拨了3万斤毛竹，帮助受灾农民重建家园，鼓舞农民生产自救的信心，小学校舍也重新修复。
特别要提到的是，1945年初夏，当“伪中警”突然窜入太平闸村时，女教师余毓秀同志和村民一起逃到海边塘外，伪军发觉余毓秀同志身上有钢笔，而且很有训练，把余老师抓走。作为校董的余祥荣，亲自去“伪中警”营部保释，伪军营长对余祥荣威胁说：“这个女先生是三五支队，你保她是要杀头的。”余祥荣毫无惧色地说：“这个女先生是我请来的老师，我以身家性命担保。”使余毓秀同志得以安全脱险。
十、发动妇女搞生产，挣脱封建束缚
1943年春，党和抗日政府宣传贯彻南泥湾精神，在保证海塘安全的情况下，号召在太平闸村内塘可以开荒生产，农民们一共开垦了几十亩荒地，种植了毛豆、玉米等。
1943年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又在太平闸村正式建立了妇女会。妇女们也唱出了“家有姐和妹，组织妇女会，做鞋子做袜子，慰劳三五支队。为什么慰劳三五支队？因为三五支队爱国爱人民，保卫家乡……”几乎把全村妇女组织起来，会长蒋彩玲（上海回乡工人），副会长华凤仙，还有蔡阿月。在该村传唱开：“太平闸妇女有力量，蒋彩玲、华凤仙做会长，支援抗日有力量。”妇女会成立以后，党和抗日政府不但组织妇女生产，进行抗日拥军活动，而且还支持妇女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她们首先养了绵羊。妇女们去割羊草，轮流放牧，增加了收入，又提高了社会地位。她们还自己编一首歌谣，相互传唱：“太平闸村妇女力量强，养起一群老绵羊，南泥湾精神大发扬，支援抗日打胜仗，妇女姐妹喜洋洋。”妇女们通过参加各种抗日活动，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她们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党员余柏静的祖母为她订了婚，男家是上海水果店小开，经济比较富裕。余柏静坚决反对包办婚姻，而且觉得一嫁到上海去，就离开了三五支队，就脱离了抗日，就没有了政治前途。但祖母认为女儿婚事应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意孤行，订了婚约。余柏静就向党支部汇报，由党支部向区委汇报，安排她离家出走，去四明山，后分配在浙东行政公署工作。余柏静抗婚，成为村中新闻，支持了一批妇女的婚姻自主，如叶亚素，她妈原来也要为她定亲，她坚决不同意，她妈终于作罢。
当时农村生活困难，父母养不起女儿，往往在她们未发育成熟时就把她们嫁出去，做童养媳，受到男方欺凌。这些可怜的女孩子痛苦不堪，向妇女会申诉，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妇女会敢于为她们撑腰。有一位才15岁名叫沈阿英的女孩子，解除了婚约，感到非常高兴，可是又为其父母养不起她而痛哭流涕，妇女会蒋彩玲就向驻在村里的后方医院领导请求，让沈阿英在后方医院烧饭。这样，不但解决了她的生活问题，还把女孩子领上了革命道路。
十一、妇女们做军鞋、做军衣，拥政、拥军
三五支队和机关（部队办事处、税卡、工商管理局、胶东办事处等）、后方医院经常在太平闸驻扎，军政干部，如三北军分会书记后为海防大队政委的吕炳奎、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浙东工商局的王博平也经常住在这里，干部、部队与群众心连心，建立了鱼水之情。妇女们只要一听部队来了，就自动为部队烧水、烧饭，安排住处。为后方医院伤病员洗血衣、喂茶、喂饭。大鱼山岛战斗后，送回来近10个伤员，他们就在太平闸村养伤，妇女们进行护理，初愈后送往四明山。为什么妇女们会这样做？因为她们不会忘记抗粮和减租减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更忘不了党和政府为他们办起了一所学校，特别是1944年秋的一场台风，又是政府帮助他们重建家园，鼓舞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一件件、一桩桩感人肺腑的好处，教育了太平闸村的妇女和农民，他们更加热爱部队和干部。
太平闸这样小的一个村子，在1943年到1945年的两年时间，一共做了三批军鞋约800双，两批送往四明山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最后一批送给海防大队。妇女会长蒋彩玲说出大家心里话。她说：“打游击战就是要跑路，要做到不让战士赤脚跑路，就要多做军鞋。三五支队要去打田胡子（田岫山），田胡子的堡垒外围布满竹钉，如果同志们不穿布鞋穿草鞋，脚就要被竹钉戳进，就不能打胜仗了。所以我们做军鞋像上前线打敌人一样重要。”她们常常自己找旧布、冲糨糊、背布粕、纳鞋底，在昏暗的菜油灯下挑灯夜战。她们也缝制军衣，布料是办事处发下来的，她们裁剪的裁剪，缝制的缝制，为部队赶制了一批又一批的军衣。
1943年海防大队干部周才荣（周明），因病在叶浩昌家休养达两三个月，浩昌全家对周明进行细致照顾，使周明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浩昌嫂不但悉心护理，还想方设法给周明吃枣子汤、莲心汤，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补品。所以周明的病很快好了，重返部队。1944年周明在庵东附近海上被日军逮捕，他说自己是跑单帮的。日军把周明从庵东解往余姚，再押到宁波宪兵司令部，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得悉情况后，要太平闸浩昌爸爸松元老伯去宁波，以亲戚名义保释。叶老伯二话没说，就通过龙山华鸿章关系去宁波，再通过关系把周明保出来。1944年的一天，伪“中警团”来太平闸村“清乡”，三五支队的高郎主任正好在太平闸。高主任双眼高度近视，和一个小姑娘余利静（柏静妹妹，8岁）一起向海边逃去。小姑娘很聪明，叫高主任快把眼镜藏起来，高郎又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姑娘把钱塞在泥涂的蟹洞里，上面盖上草。伪军追赶上来盘问，这个小姑娘突然抱住高主任的大腿说：“阿爸，我要回家去喝茶。”高主任乘机拉起小姑娘的手说：“好，我们回家去喝吧。”伪军以为是当地人，高主任就这样脱了险。慈北征收处主任叶伍，他晚上工作，白天在太平闸孙如冲家休息。当伪军来搜查时，孙如冲家属叫醒他，要他赶快躲避。他慌忙起身，穿着长衫，包起税款出去，迎面碰到一个农民。农民说：“你这样打扮，目标太大，请把长衫脱下来，把税款交给我代为保管。”并把笠帽、刮子交给他，叫他扮着农民到棉地去削草。伪军一走，那位农民马上把长衫和税款交还了他。有一晚，海防大队准备来太平闸宿营，正好碰到伪军，夜里天黑，又不熟悉路径，正在为难时，一个农民自告奋勇为海防大队带路，把部队转移到潘岙宿夜。
太平闸群众支援部队，掩护干部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十二、青年男女踊跃参军、参干
1944年10月，中共三北地委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区乡干部训练班，由三北地委宣传部长谢飞主持，沈宏康被选调去学习。他在学习结束后正式脱产，并由镇海县委调到沿山区委任组织委员，太平闸村党支部书记由岑水荣接任。
抗战期间，太平闸脱产参军、参干的青年男女有22人，大部分在各个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牺牲的4人，具体名单如下：
陈其昌；1942年参加海防大队，1947年在慈镇县武工队时牺牲于太平闸。
胡清生：1942年参军，东蔡战斗中牺牲。
高茂荣：1943年参军，在龙山自卫中队当炊事员。
尚年云：参加姚海自卫队，在战斗中牺牲。
龚阿照：1943年参加海防大队。
桑阿卫：1944年参加海防大队办事处为交通员。
徐福根：海防大队办事处通讯员。
岑纪岳：海防大队办事处通讯员。
戎小毛：海防大队通讯员。
陈尧晖：参加三北总办事处工作。
胡炎尧：参加龙山区自卫队
岑祥纪：1945年随军北撤。
戚瑞林：1945年随军北撤。
余柏静：女，1944年脱产。
翁玉英：女，1945年1月，参加工商管理局任炊事员。
沈阿英：女，参加部队后方医院烧饭。
王阿能：1943年参加慈姚一中，1948年在“顽强”部队，于陆埠战斗中负伤，不幸牺牲。
叶亚素：女，1944年参加四明山被服厂工作。
张炎水：1942年上半年参加海防大队，1943年因患严重气管炎，部队动员其回家。
黄昌炳：1943年参加海防大队，半年后因家境困难，两个弟弟讨饭求生，部队安排回家生产。
史小康：1944年参加海防大队，北撤到奉贤后离队。
沈宏康：1944年脱产。
十三、从抗战胜利到新四军北撤
1945年6月，当时抗战胜利在望，在三北也是这样，日军已经龟缩到宁波、慈溪等城市中去，伪军也大部退到小城镇据点内，我军进入了大反攻的阶段。
龙山区委的许梅生同志到了太平闸村，在一天晚上，于野外召开支部大会，提出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由冯德传、姚春棠为太平闸村正、副保长，党内先统一思想，由党支部提名，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这个提议，得到全体党员通过，并作出决议，第二天晚上在小学校里召开村民大会，正式选举了冯德传、姚春棠为正、副保长。
8月15日，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太平闸村农民兴高采烈。谁知，过了一个月左右，9月下旬，党支部接到龙山区委的通知，要所有党员到庄黄四维堂参加紧急会议，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区委书记王杰三宣布“为了照顾大局，为了和平，上级命令浙东新四军和所有干部北撤”。他说：“面目已经暴露的同志要转移，面目尚未暴露的可以留下。今后白色恐怖肯定要严重了，党活动要转入地下，决定党员个别活动，但我们要保持党的旗帜，以后会派人来联络。”
支部决定活动暂时停止，党员之间用结拜兄弟形式联络，团结在一起；祥纪几个人积极搞船，准备送部队北撤。
大概是10月初，运来了24个伤员，部队还拨下4000斤大米，作为伤员养伤之用。说是五支队在周巷时，国民党顽固派联络伪军突然包围，企图阻挠新四军北撤。五支队被迫自卫，俘虏顽军200余人枪，但是我们战士也伤亡了不少。太平闸村群众眼看新四军在浙东浴血奋战4年，队伍从小到大，想不到抗战胜利，远在内地躲着不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反而来进攻新四军。党支部和乡亲们悉心护理伤员，有5位重伤员不幸牺牲了，冯德传等就把烈士掩埋好。这时国民党范市乡公所已经恢复了，乡队副张达已经放出空气，要到太平闸村来搜查。党支部就立即把19个轻伤员抬到海边闸屋内养伤。最后，大部分轻伤员痊愈，当时主力已撤走了，祥纪也随最后一条船北撤了。冯德传、岑水荣等商议让这些轻伤员疏散到他们的老家和别地，每人发400斤大米，用船悄悄运走。
1945年11月，伤员都转移了。有一天，突然从观城方向来了两个便衣，一个穿长衫，一个穿芝麻布短大衣，一找到冯德传，不分青红皂白，拔出手枪抵住胸口，另一个用手铐铐住德传，押到古窑浦方向去。一路上又踢又打，问：“教书的女先生是不是三五支队？”“三五支队在太平闸藏着什么东西？”冯德传推说不知道。柏静的爹余祥荣跟着到古窑浦，找到民主人士虞家芝。虞出面请两个家伙吃饭、谈判。这两个家伙要勒索480斤花皮。余祥荣回村商量，全村党员、民兵32人，你出5斤，他出10斤，凑齐了480斤花皮的钱，最后把冯德传保释回来，因为大家认为这不是冯德传个人之事，而是有关全村安全之事，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范市乡乡队副张达来到太平闸。他看到新四军部队和干部都走了，就住在叶浩昌家。张达说：“上面规定，凡参加过奸党奸匪民兵的都要登记自首。”冯德传和岑水荣都说：“我们太平闸村民兵是没有的，只有民夫。”张达又问：“三五支队把枪藏在什么地方？”村民们众口一词地说：“枪，新四军全带走了。”张达又查问：“沈宏康到哪里去了？”而且把沈宏康的老爹叫来审问。沈老爹回答：“这个儿子不是我自己亲生的，是我老婆带来的。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过太平闸，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其实这个口径是党支部一起商议好的。大家也说：“他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到哪里去找我们也不知道。”实际上，沈宏康接受隐蔽任务坚持在庄市后，曾经到过家里向父母告别。而且余柏静也从四明山回来，住在家里，她也是奉命留下的。可是村民们保守秘密，从不泄露。
太平闸村，抗战开始时只有70户人家，抗战胜利时也不过94户，解放时达到156户，现在有1041户。刚解放时，太平闸没有一间瓦房，现在1041户，家家户户都住上瓦房，有的还是小洋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情况变化更大。太平闸村居民过去常年饮用咸水、脏水，现在全村户户都饮用自来水；而且村里还装上程控电话、闭路电视；村里过去全部是泥路，一下雨污泥满足，不堪行走，现在从范市到太平闸有一条5公里的公路。还有一条从浒山到宁波的公路，从北到南在村中穿过，再也不用走泥泞路了。
太平闸村的经济与横向比较，虽然还排不上前列，但是从本村纵向来比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4年全村乡、镇、村办企业和个体小工厂一共有28家，产值共计530万元，年人均收入10年前不过600元左右，现在达到1557元。太平闸村人民不忘先烈功绩，在村里建立了王阿能、陈其昌两烈士碑亭，谭启龙和邢子陶同志还为碑亭题了字。值此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缅怀先烈和先辈，展望将来，心潮澎湃，是为此文，以志纪念。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四卷）
l〇沈宏康：离休前曾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宁波专员公署专员；岑祥纪：曾任余姚市政协副主席，已离休；冯德传：曾任慈溪第一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已离休；岑水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曾任太平闸村党支部书记；余柏静：上海新华书店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