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镇第一次组织抗日游击队——纪念李平、沈邦祺、沈一飞、邱焕高烈士
戚铭渠
1941年4月19日镇海沦陷后，思敬小学党支部书记贾德裕就调离，支部工作由我负责。不久，镇海县工委介绍李平、沈邦祺、沈一飞（女）、林勃、余也萍（女）五位同志来思敬小学。他们都是镇海民众教育馆流动施教团成员，在龙山区山南几个乡镇流动施教，进行抗日宣传。沈邦祺是团长，李平是施教团党支部书记。中饭后，李平要沈邦祺先回慈北沈师桥（沈的家乡）去了解情况。沈邦祺就走了。其余同志分别被安排在周围群众家里住下。
根据中共宁属特派员和县工委要搞武装抗日的指示，从当天晚上起，李平、林勃和我多次商量成立游击队的事。我们决定独立自主，以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出现，不用国民党的任何公开合法名义；部队名称要定得大些，叫“浙东抗日游击大队”，不局限在某县某区，既便于到处流动，也使敌人摸不到底细。接着摆地区情况，我说龙山镇有枪可以收缴，有知识青年、农民可以发动，可以先在龙山打出旗号。李平的意见是等沈邦祺回来再议。沈邦祺回来后，说沈师桥组织游击队条件很好，有知识青年可以发动；海地十分宽广，海地上都是高粱、苞米、棉花，青纱帐起，到处可以活动；海地里的农民与我们有关系，吃、住没有问题。龙山镇地形狭窄，山海逼近，又是大路口，没有回旋余地。相比之下，沈师桥一带有利条件更多。李平听了沈邦祺的汇报，自己又实地去看了一次，就决定到沈师桥海地去建立游击队。沈一飞、林勃、余也萍等同志也搬到沈师桥一带去了。因为李平是上级派来的，他已作出了决定，我就照这样办。后来我在镇海看到原宁属特委秘书陈明华提供的材料，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决定要李平到慈北去建立游击队，而要我仍在镇北龙山一带隐蔽坚持。李平是贯彻上级的决定，但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决定，当时我弄不清楚镇海县的党组织到慈溪去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双方是个什么关系。
组建抗日游击队首先要有武器。当活动地区定下后，接着就要动手缴枪。大资本家虞洽卿老家在龙山山下。他家有个保卫团，枪多质量好，弹药充足，是缴枪的目标。1940年时，我们思敬小学支部已发展保卫团班长邱焕高入党，虞天石当即把邱找来，布置他做内应。因为沦陷后日本鬼子已来龙山“扫荡”过一次，虞洽卿家保卫团的大多数枪支已经藏在旁边花园的坟穴中，要用时就取出来，外面只留有几支驳壳枪，团丁也疏散了一部分，中队长和邱焕高及少数团丁还留着。去缴枪的日子决定后，邱焕高对中队长讲：“今天夜里由我来值班，你去队部睡觉，有事我会来报告。”又把其他团丁也打发开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由李平、沈邦祺等同志从沈师桥分3路带来的农民、知识青年，大家都化装成小贩模样，到保卫团外围分头隐蔽好。我与天石亲自去看过一遍。然后由龙山支部派3名党员领路，天黑人静之后，到达保卫团门口，邱焕高已把包括中队长在内的驳壳枪都偷出，把中队长反锁在寝室中。发出联络暗号后，邱焕高立即把花园的门锁打开，大家把藏在空坟穴里的枪支弹药全部搬走，邱焕高也随队撤走。为了防止虞家为难住在本地的邱焕高的家属，我们要邱焕高在保卫团内墙上贴了事先写好的一张启事，大意是我缴了枪是打鬼子去的，不会做坏事，你们放心，不要为难我的父母兄弟，如果对我的父母兄弟为难，我将对你们不客气。
这一晚，顺利地缴获了一批枪和子弹。虞天石和我都没有随缴枪队伍到慈北去。我们看到一切顺利后，当夜分别跑到两位地方绅士家里去聊天，吃半夜餐，以掩护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在龙山镇还有党员和群众，有工作要做，在这件事情上尽量不要暴露面目，否则工作就有困难。我们想等李平来通知后再安排。
第二天早上，保卫团的中队长一起来，一切都明白了，连忙报告虞洽卿家的总管，引起很大震动。他们首先查问我和虞天石的行动，调查结果，找不到怀疑我们的证据。后来虞天石来看我，我们相互笑了一笑，作为庆贺。我们以为枪支弹药已顺利地到了慈北。后来知道那一夜他们缴枪回去时，沿着海塘走，半途迷了路，只好把步枪沉在河里，把子弹和驳壳枪带走，人都回到沈师桥一带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派人来河底捞枪，李平、沈邦祺、邱焕高都没有来。回去的时候，他们认为昨天夜里走海塘迷了路，改走大路，经掌起桥到沈师桥去。那一夜月色明亮，他们背着、挑着空枪，没有带一粒子弹，又无人带队和指挥，前面又没有派出尖兵，一到掌起桥上街头，就碰到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他们乘夜间出来搜粮刮钱的），我们来背枪的人除了一个跑掉外，其余全部被俘，枪都被缴去。
过了几天，早上三四点钟时，虞天石急急来找我，说慈北已出了大事故，邱焕高已逃回来，现在在他家里。我立即起床跟他同去。到天石家的楼上，邱在床上躺着，头上用纱布包着，脸色苍白，脸上还有血迹，不断发出呻吟声。我看伤口，头顶划了一条约2厘米宽、10来厘米长的大缝，伤势严重，血还没有止。邱说他与李平住在沈师桥海地草舍中，被慈溪国民兵团包围捕去，诬陷他们是“土匪”，两人被打得很重，李平的眼睛也被打坏了。他们作了申辩，说为了成立抗日游击队，绝不是什么“土匪”，申辩当然没有用，其他什么也没有供出来。一天黄昏，他与其他几个人（是什么人，他不知道）一起被绑到五洞闸海塘边枪毙，临刑前李平还领头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枪毙后把他们推下海塘去。其余的人都死了，邱焕高当场被打昏、子弹从头皮上划过去，血流满面，但未伤头盖骨，敌人以为他死了，夜里涨潮，海水把他浸醒，他尽力把手上反缚的绳子在海塘石上磨断，爬上海塘，向镇北龙山方向逃。他忽然看到枪毙他们的地方有电筒光，还有人说：“怎么少了一个？”他知道是国民兵团派人来查看，就加快步子逃，游过两条河，脱下衣服。洗净血迹，包好伤口，连夜逃到天石家里。天石与虞洽卿家是同一村，相距很近，幸亏没有人撞见。我问了沈邦祺、沈一飞怎么样，他说不知道。邱与二沈没有被介绍见过面，也不知道二沈的住址。李、邱被枪毙时，二沈不在内的。
这时我们晓得情况严重了，组织游击队失败了，当前是解决不要再把其余同志暴露的问题。我与天石分工，我当天要乐溪影带我到镇北慈北交界的西蔡找林勃和余也萍去了解情况。虞天石设法解决邱焕高的转地治疗问题。原来李平要林、余在西蔡设一联络站，以解决慈北与镇北的联络问题，但实际上李没有与联络站通过消息。我到西蔡时，林、余还不知道李平他们已出事。问起二沈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我只能要林、余两同志立即撤销联络站，到镇海江南去把情况报告县工委书记陈志达。
沈一飞之所以被捕，据说她是知道李平要被枪毙了，非常激动，大喊大叫，想要为李平辩白，并加以营救，结果被慈溪国民兵团捉去了。沈邦祺的被捕，是在沈师桥自己家里，突然有一只脚划船靠岸，船上的便衣队上来就把他捉去。他曾想越狱，最后没有成功。两人受尽酷刑，后来都先后被杀害。
关于几位同志被捕与牺牲的情况，由于隔着一个县，相距数十里，我们在镇北，与慈北党没有横的关系，在沈师桥也没有社会关系，当时无法弄清楚，后来我们建立游击根据地时，也因为斗争紧张，没有工夫去调查，所以具体事实不十分清楚。
邱焕高在虞天石家里，我们认为非常不安全，万一被虞洽卿家里发现，会遭遇很大麻烦。虞天石当天出去想办法，当夜雇了船向西送到庄黄去隐蔽，请济众医院俞士英每天秘密出诊治疗，俞很负责，把伤口处理得很干净，竟没有化脓。后来日子稍好，在庄黄也隐蔽不下去了，我又通过老友郑芳华的关系，送邱到觉渡寺西边兜门滩新庵中去隐蔽，在当地找西医继续治疗。前后两个多月，伤口完全愈合，便介绍他到五支队四大队侦察班工作，听说后来在余姚牺牲。
沦陷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军事经验，政治上警惕性不高，第一次组织游击队就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是深刻的。但烈士们一心为着抗日革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
（选自《纪念戚铭渠同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