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
镇海“江南独立中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敌后抗日武装部队,它活动于镇海江南的大碶、长山地区,为了隐蔽面目,接受“国民党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的番号(以下简称“独中”)。“独中”经历了组建、发展和同主力部队会合,改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的征程。
(一)
1941年4月19日日军侵占镇海后,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指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组织武装部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中共镇海县工委书记陈志达到大碶王贺乡找共产党员王博平(国民党王贺乡乡长),商量如何组织武装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占据镇海县城,但无法侵入广大农村。江南柴桥地区为定海国民兵团势力所控制(定海沦陷,国民党定海县长苏本善及其国民兵团退居镇海柴桥一带),大碶地区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氓,乘机骚扰抢劫,群众要求有自己的武装,维持治安,保卫家乡。当时陈、王两人商定,由王博平利用乡长这一公开职务,组织武装部队,并确定了人员、武器来源和部队的名称。
人员:一部分由县工委从江北龙山中共思敬小学支部调来,一部分在江南就地组织,共20来人,主要骨干有方乃喆、方宗岳、岑永福等,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武器:县工委在江南有二三支枪,又派贾德裕(县工委委员)去思敬小学支部和该支部负责人戚铭渠商量,将该支部收藏着的4支步枪、2支手枪和200多发子弹,由戚、贾克服艰难险阻,亲自从龙山送到王贺乡。
名称:为了隐蔽,定名为王贺乡巡夜队。
巡夜队由王博平兼任队长,经费由乡公所筹集,口号是:锄奸抗日,保卫家乡。部队驻地设在王贺乡杨家桥贺家新祠堂。
6月初,王贺乡巡夜队正式成立。但活动还是半公开的,主要是晚上放哨、巡查、训练、维持社会治安。它的成立得到了当地基本群众、上层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8月,县工委接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的通知:慈东有我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即“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30多人枪,决定来江南与巡夜队合并,要做好接应准备。人多了,枪多了,需要有个合法地位,以利于部队公开活动。为了吸取5月份我党在慈北组织抗日武装失败、李平等同志牺牲的惨痛教训,陈志达和王博平、方乃喆商量,只有利用定海国民兵团,即苏本善部队这块牌子(因苏部正想在江南地区扩展实力)。于是王博平以乡长身份,和方乃喆一起去同苏部驻柴桥洪岙的副团长朱铁钧谈判。我们的条件是:一、挂他们的名;二、要独立行动;三、经费可以自筹;四、要供应武器。在谈判中,对方同意挂他们的名,但要编入苏部的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我方强调了我们的部队要保卫家乡、维持地方治安,不能远离。经过一天半的谈判,最后商定,定名为“独立中队”,活动范围就在王贺乡附近;经费自筹,对方当然没有意见;供应武器问题,只是口头答应而已。谈判成功后,仍由王博平任独立中队队长,但朱铁钧委派其亲信彭虎为中队副,监视“独中”行动。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我党又指定方乃喆(后为林勃)为指导员。从此,王贺乡巡夜队改名为“定海国民兵团独立中队”。
(二)
接应工作准备就绪后,9月初,慈东游击队过来。先是把枪支、弹药从水路运到江南衙前,再转运到王贺乡“独中”驻地。由于中途要通过戒备森严的日军新江桥岗哨,同志们把武器装在棺材里,用小船运送,伪装出丧,巧妙地闯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预定的目的地。接着干部战士也徒手乔装,分散从陆上来到王贺乡驻地。
“独中”人员增加后,扩编为两个分队。第一分队队长方天威(即方宗岳,中共党员),分队副宋维辛(即余力行,中共党员),政训员梁涛(即杨根石,中共党员)。第二分队队长贺毅(原名吕名锵,中共党员),分队副周岐(又名周凤章,中共党员),政训员陈庭坚(又名柳剑青,中共党员)。中队长王博平,政治指导员林勃(共产党员,方乃喆调离后接任),文书龚明远,庶务长王德士(中共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独中”建立了党支部,由田大声(即曹赤鸿)任支书,王博平、梁涛、林勃为支委,支部和党员都是不公开的。
此后,鄞东国民党霍中柱部因故与定海国民兵团在大碶附近发生火拼,霍部也想吃掉“独中”。同时,“独中”的政治面目又为朱铁钧部所察觉,要寻找机会并吞“独中”。9月中旬,“独中”为避霍部缴枪而移驻霞浦张杨亭庙(离洪岙约5公里),一天晚上,队副彭虎以夜间训练为名,把“独中”拉到朱部大本营洪岙。10月初,听到朱铁钧要把全部队伍开往象山“整训”,妄图以此并掉“独中”。在部队尚未出发时,王博平、陈志达、田大声等紧急商议,当机立断,连夜把“独中”撤回大碶,并且抛掉了“钉子”彭虎。然而朱部心犹不死,又派出密探,跟踪寻找,这时,“独中”白天学习、整训,夜里转换营地,几乎隔天一换,终于挫败了朱部企图并吞的阴谋。
“独中”脱离朱部的同时,由中共党员谢仁安、王剑君等利用“定海国民兵团”番号的“浙东青年突击队”,奉王文祥的指示,也脱离定海国民兵团,撤出洪岙与“独中”一起活动,合并为“独中”的一个政工队,有男女队员20余人。这样,“独中”队伍进一步扩大,全队有指战员70人,长短枪50余支。谢仁安参加党支部为委员。“独中”党支部接受宁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同时也受镇海县工委领导。
(三)
“独中”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对内,加紧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对外,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中共党员岑永福(上级党派来的一个红军老战士),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初建阶段,由他向战士传授怎样使用武器和打游击等军事知识。“独中”在移驻霞浦杨亭庙之前,部队曾袭击鄞东盛垫桥伪警察所,缴获枪支。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组织不够严密,原来布置好的内线策应没有发挥作用,未能实现预定计划。
当时,离“独中”驻地20余里的青峙地方,土匪流氓猖獗,敲诈勒索,盗劫财物,群众日夜不安。在当地群众和开明人士的强烈要求下,“独中”派两名熟悉当地情况的女队员去调查侦察,又组织10余人,乔装布商,把李雪棠、芦士明等三个罪大恶极的匪首、流氓逮捕起来,当即押到青峙乡街口镇压;张贴布告,宣布罪状,警告其他匪徒和地痞流氓,若再为非作歹,为害人民,与三匪同样下场。当时大快人心,青峙一带治安情况大为好转,“独中”威声大振,更受群众拥护。
由于“独中”有党的领导和当地农会的配合,附近的农民群众迅速发动起来,抗日情绪高涨,主动地为“独中”送情报、查汉奸、送军粮,也有要求参军的。“独中”不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如帮助农民割稻、挑水、打扫庭院等劳动,军民关系如同鱼水,因此小小一支游击队,在群众中间政治影响很大,老百姓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好部队。正因为如此,在镇海县城的日军,还有国民党土顽在鄞东的霍中柱部和柴桥的朱铁钧部,他们各有人枪三四百,力量超过“独中”数倍,都想吃掉“独中”。
10月下旬,“独中”移驻青峙,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原是“独中”经常活动的地方,军民关系很好,由于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等原因,住了3天,部队未曾移动,当时只注意在东南方向的朱铁钧部并经侦察似无异常情况,而忽视了对西边霍中柱部的警惕,28日,正是农历重阳节。凌晨,霍部集中兵力,向我队偷袭。我队岗哨发现敌情,鸣枪报警,“独中”干部战士奋力抵抗,终因顽军有三个中队,几倍于我军数量,力量悬殊,只得突围撤出战斗,陆续退到山上。待天明时,枪声才止。7时左右,驻县城日军闻枪声,也赶来青峙攻打“独中”。当我部突围同志按照原来布置的计划,先后回到王贺乡驻地时,才知道指导员林勃和另一位党员胡班长已英勇牺牲。林勃是在掩护同志们撤退中被俘,被霍部绑在青峙大庙(今青峙延陵小学)前的一棵大树上,被日军连刺17刀壮烈牺牲。
(四)
“独中”在国民党顽固派朱部、霍部和日军三面夹击之下,处境险恶,且江南回旋余地太小。据此,陈志达向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作了汇报,准备把“独中”拉到镇北去,那里有我主力部队五支四大队,并同田大声说了这个意见,又去镇北与龙山党组织联系。
11月初的一天,“独中”得到情报,朱部即将攻打我部,“独中”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立即把部队转移到镇北去。由谢仁安具体负责,做好准备,找好向导。天将黑时,集中队伍约50人(王博平等奉党的指示在当地坚持斗争),从王贺乡出发,渡过甬江,闯过日军江上封锁线,在贵驷镇与国民党姚华康部相遇,我部以五支四大队名义,吓退姚部,于拂晓时,到达龙山邱王附近山边的弥陀庵。部队彻夜行军,疲劳不堪,就此安顿休息。
此时,在国民党龙山区署任指导员的戚铭渠(中共党员)得悉江南“独中”已经来到弥陀庵,又听到国民党江北办事处警察大队要去缴“独中”的枪械,他当即通知虞天石(中共党员)去“独中”取得了联系。然后,戚、虞两人分了工,由戚监视国民党警察大队的行动,虞去找五支四大联系。虞天石经范市,过掌起桥,以国民党龙山区署指导员的身份,通过慈溪县国民兵团杨峰部队的岗哨,最后,在慈姚交界处的一个山边村子找到了五支四大队,见到林有璋、蔡群帆两位领导,说明来意,由他俩引见吕炳奎,决定同意会合,但指出,必须绝对秘密,并规定了会合地点和口令。虞天石回到弥陀庵,时已深夜,交代情况后,就集中队伍出发。当警察大队去缴枪时,已扑了个空。虞天石是当地人,熟悉路径,他带领“独中”抄僻静小路,绕过有国民党部队岗哨的地方,沿途保持肃静。最后越过一座小山,到达傅家塘,五支四大有一个中队等在那里,步哨喝问口令?天石答:“胜利!”哨兵回令:“归来”。天石把“独中”介绍给四大队中队长,安排好住宿后,即回龙山住处,时已天亮。“独中”全体队员与主力部队会师,是多么兴奋,虽然当地村子小,老百姓处借不到被子,以稻草当被褥,天气虽冷,但感到革命队伍十分温暖。之后“独中”部分人员还有三三两两从江南来到部队,人数增加到70来人。
“独中”随“五支四大”一起行动后,为了避免引起某些不良后果,王文祥与林有璋、蔡群帆等商量了如何合并的问题。因五支四大队是遵照党隐蔽精干的方针,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番号,而“独中”部队虽小,政治面目很红,如今随便并入,就容易使五支队的政治面目过早暴露。为了有利于隐蔽活动,商定用假缴枪的方式,进行合并。林、蔡又与“独中”党支部负责人作了具体研究。翌日,“独中”单独到潘岙宿营,党支部向党员说明情况,各级都由党员掌握队伍,岗哨派了党员担任。晚上10时许,五支队在潘岙山上打了几梭子机枪,使外面听到枪声当是发生战斗,部队冲进来“缴枪”后,“独中”指战员就伪装成“俘虏”,用一根长绳子挨次绑着每人的左臂,故意经过大路,带进五支四大的营地。于是“缴枪”的事就传扬开去了。后来定海国民兵团果然派人来索要“独中”,要把部队拉回去。五支队领导严肃地回答:“独中进入我们防地,冒充五支四大,已被缴械,人都遣散了。”对方也就无可奈何,灰溜溜地回去了。“独中”人员除由地方党组织要回谢仁安等几名骨干外,留下来的正式改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
“独中”在党的领导下,前前后后,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斗争,锻炼了干部,扩大了力量,最后并入主力部队,转战在四明山区,投入了整个浙东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
(本稿根据陈志达、谢仁安、杨根石、余力行、戚铭渠、虞天石、唐慧球、王德士的回忆整理。选自《中共镇海地方史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