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公元前237年，游历六国长达四年之久的冥回到了秦国，这是唯一一次好好浏览六国大好河山，人文地理，六国国民文化各不相同。
六国国民阶级等级森严，贵族总是高高在上，出入皆是车马随从数之不尽，穿着打扮更是严格律己，国民以贵族而荣。
冥游历之时，更是总结六国与秦国只见的差异，思想的碰撞，文化的比较，文字更是各有优劣。
大秦一统天下，这些问题是必解决的，从文化到习惯，文字传承，底层百姓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存在硕大的问题。
四年时间，他亲手测绘了六国的地图，一些重点城池的构造，虽然这些地图有些潦草，但此时对于一统六国，绝对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大秦上到秦王，下到军民百姓还在考虑怎么统一六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一统之后将要面临的问题。
这就是冥，一个常常出人意料，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也是秦王政相处几年唯一看不透的人，内心总是忌惮，充满质疑又复杂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