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日，农历十月十三日，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乡王家堡村。父亲叫王玉宽，母亲姓马，路遥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按常理，他应该是个最受宠的孩子，可他打小起就没享过几天福，因为这是个多子女家庭，他之后，弟弟妹妹一个接着一个：1951年大妹妹出生，1952年二弟出生，1954年三弟出生，1956年四弟出生。除了三岁时便夭折的大妹妹，截至1957年，他家共六口人，却只有他父亲一个男劳力，家里紧巴的程度不难想象。打二弟出生，三岁的路遥就告别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被当作个小大人来使唤。当时大妹一岁多，二弟刚出生，他母亲又要做饭，又要喂牲口，还要趁时间帮助地里干活的父亲。她除了招呼二弟外，哪还有时间？这时，路遥就成了照看大妹的主要人手，天气好时领到外边玩，天气不好时一起坐在炕上玩，偶有空闲，还得帮助母亲喂猪、喂鸡、搂柴、烧火。不是母亲不心疼他，是心疼不过来。这么多孩子，那么多营生，她顾了门里顾不了门外，顾了做饭顾不了烧火，“一手难遮两耳风”啊。随着大妹逐渐长大，路遥的处境有了改变，不是更轻了，而是更苦了，由干家里活变成了干地里活，由母亲的帮手手变成了父亲的助手。
那时还没有集体化，是一家一户耕作，许多农活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耕地时要有一个跟在后边打土圪垯的，下种时要有一个点种的，铡草时得一个递草的，远处干活时得有个送饭的，这些活路看起来不起眼，但没人做却是断然不行的。从四五岁开始，路遥就干开了这些营生，天一亮就跟着父亲下地，天黑了才能回来，成了一个“半劳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要做的农活越来越多，开春给山里送粪，父亲担着粪，他赶着驮粪的毛驴；夏天收麦子，父亲担两大捆，他背一小捆；秋天收庄稼时更忙，初秋收糜谷，中秋掰玉米，晚秋拔黑豆，不管做多做少，必须天天出山。冬天稍好点，地里的活做完了，庄稼只有一样营生：砍柴。对当时的他而言，砍柴有两个好处，一是因为离开了大人的管束有了相对的自由，二是和同龄人在一起相当热闹。他们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在河壕里溜冰鱼，在场院上的麦秸堆丛中躲猫猫，在河滩里“打瓦”和“扇宝”。由于路遥脑瓜子聪明，想出的点子新颖，他很快就在小伙伴中树立了威信，不但同龄人听他的，大一点的孩子们也服他；由于能吃苦、敢下茬，砍的柴比别的孩子多，供住灶火仍有富余，不多时便在硷畔积了一大垛，引得村人称赞、父母自豪。尽管有一次他不小心从山崖上跌下去，昏迷了好长时间，但总体上讲，这是路遥童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紧随其后的就是无法忍受的失落。
失落来自何处？来自不能上学。
1956年秋天，路遥将满七岁，正是上学的年龄。村里同龄孩子都上了学，他却不能去。不是没有钱，那时上学除了课本费交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家里走不开，他一走，家里的许多农活就拉不开了。这对路遥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他虽然人在山头，心却在学校，每到休息，就望着村里的学校院子发呆，一有机会就请求父亲让他去上学，并承诺，一放学便会帮家里干活。父亲心疼不过，只好让他去了。尽管他一放学就往地里赶，一到地里就拼命地干活，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可还是不行。因为许多农活必须有人配合，无法突击完成，例如种麦子，必须一人耕地，一人点种，一人纳粪，一动俱动，一停俱停，他父亲总不能耕一遍地过去，再回头点一回种、纳一回粪。一茬庄稼事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父亲为了保全家人的生计，断然让路遥退学，继续跟他上山干活。这让路遥特别失落，特别难过，特别难以接受。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绝望、最无助的日子。好在时间不长，转机从远处伸了过来。
1957年深秋的一天，路遥家里来了一位不是客人的客人——他的大伯父王玉德。王玉德和路遥的父亲王玉宽是一母同胞，也是个农民，但没有住在王家堡，住在距这里一百八十里的延川县城关乡郭家沟村。要说清这一点，须从他爷爷说起。
路遥的爷爷叫王再朝，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本来在老家务农。1940年左右，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支援抗战，战胜经济困难，号召包括清涧在内人多地少的绥德分区，向包括延川县在内人少地多的延属分区移民，他就是响应这个号召，举家移民到郭家沟村的。这个新地方没有辜负他，短短八九年后，他在延川不但有了地，有了窑洞，还先后娶过路遥的大伯母和母亲。1949年初，就在路遥父母成亲不久，爷爷领路遥父母和未成年的三叔返回了老家，为的是守住那边的家产和土地，只留下他大伯父一人在郭家沟。和路遥家人丁兴旺、子女众多相反，大伯父家存不住孩子，连续生了几个，都夭折了。1957年，大伯父四十岁了还没有子女。他这次来就是和弟弟商量这个事情的，路遥的爷爷早在1953年便去世，弟弟就是他最亲的人。
这给路遥走出绝望提供了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