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过，人生在世，鸡鸭满栏，可吃饭时不敢多酒肉；仓廪充实，可穿衣时不敢着绸缎；马牛成群，可出行时不敢乘车马。并不是不愿意享受，也不是不会享受，而是从长计议，顾及以后，恐后无以为继。于是，抑制欲望，节衣缩食，收敛财物，以便接济将来困乏之时。
春秋时，孟简子在梁、卫为相，因罪而逃往齐国。管仲出迎，问他：“你相梁卫时，门下使者多少人？”孟简子回答说：“三千余人。”管仲又问：“今天同来的有多少？”孟简子回答说：“三人。”管仲又问：“是些什么人？”孟简子答道：“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死了，无力安葬，我帮他安葬了；一个人的母亲死了，我也帮他安葬了；另一个人的哥哥不幸被捕入狱，我把他释放了。这三人与我同来。”管仲把孟简子迎上车，说：“唉，我一定会有困窘的时候，我不能以春风风人，不能以夏雨雨人。我一定会有困窘的时候。”
弯曲的只有一尺，伸直了却有八尺。以退为进就是要达到这种功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视突厥为不共戴天的仇人，却又向突厥俯首称臣，利用突厥兵帮他夺得江山，不愧为高明手段。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讨捕群盗。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方突厥，因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却是大伤脑筋，多次交战，败多胜少。突厥兵肆无忌惮，李渊视之为不共戴天之敌。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反复冲击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千余人出战，几乎全军覆没。更为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发兵进据由李渊分管的汾阳宫（隋场帝的行宫之一），并大肆掠取宫中妇女，献给突厥，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或庇护下，郭子和、恭举等纷纷起兵闹事，李渊防不胜防，随时都有被隋炀帝以失职为借口而遭杀身之祸的可能。
大家都以为李渊怀着刻骨仇恨，势必会与突厥决一死战。不料李渊竟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并愿把“子女玉帛”统统送给突厥王——始毕可汗。
李渊这种屈节让步的行为，就连他的儿子都深感耻辱。甚至李世民在继承皇位之后还念念不忘：“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称臣于颌利（指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然而，在人们纷纷指责的情况下，李渊却“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屈节让步虽然脸面上有点丢人，但对于他这种好玩弄政治手段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原来李渊根据天下大势，已断然决定起兵反隋。可当时李渊只有太原一个军事重镇，要起兵成大气候，必须西入关中（即当时的长安城），方能号令天下。且太原又是李渊万万不可丢失的根据地，讨厌的是，突厥兵老是三番五次地来骚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住太原这一军事重镇，又能顺利西进入关呢？
当时李渊手下兵将不过三四万之众，即使全部屯驻太原，应付突厥和四周盗寇也有点来不及。而要进军关中，显然就不能守住太原。所以，李渊第一个手段就是采取“和亲政策”，让突厥“坐享其成”。所以李渊不惜屈节让步，自称外臣，并亲自给突厥可汗写信道：“我想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大汗您如果肯发兵相应，我把夺得的子女金帛，全部送给大汗您，而我只要土地城池，不知大汗您是否愿意帮助我。”
唯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最为艰难地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时间里，李渊只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少数人马驻守太原，却从未遭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人也收敛了不少，李元吉于是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等到公元619年，刘武周攻克晋阳时，李渊早已在关中建立了唐王朝，而此时的李渊不仅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拥有了新的幅员辽阔的根据地，而且刘武周再也不是对手，李渊派李世民出马，没费多大力气便收复了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