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尧舜禅让的“神话”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帝以后先后出现了三个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就是尧、舜和禹。他们原来都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后来是被人们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
远古时代，做部落联盟首领的人，如果遇到大事，都要找各部落首领一起商量。相传尧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此事。尧说出自己的打算后，有人分别推荐了尧的儿子丹和共工，但都被尧否决了。于是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
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召来商量继承人之事，要大家推荐。到会的首领一致向他推荐了舜。
大家便把舜的情况告诉了尧：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傲慢得没法说，瞽叟却很宠他。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所以，大家认为舜是个德行好的人。
尧听了后十分高兴，决定先把舜考察一下。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还替舜修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舜的后母和弟弟见了，既羡慕，又妒忌，就和瞽叟一起用计，几次三番想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登着梯子爬上仓顶后，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跳了下来，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了，想把舜活活埋在里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
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迫切地要分舜的财产。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当他进屋后，看见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尧听了大家介绍的舜的事迹，又经过考察，认为舜的确是个品德好且能干的人，于是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这种让位，历史上称做“禅让”。其实，在氏族公社时期，部落首领老了，用选举的办法推选新的首领并不是稀罕事。
“尧舜禅让”虽然是一段妇孺皆知的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但史书中开始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期间时隔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反对的意见一般有以下三种。
一种是“逃避劳动”的说法。有一些学者认为尧让位于舜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神圣，只不过是尧不想再操那份心，想找个人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
关于这个观点，韩非子认为：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屋顶的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生活比普通人还不如。舜之后的禹即位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养尊处优，相反，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结果大腿被磨得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没有汗毛。所以，古代的让天下，只不过是当权者想远离奴隶般的辛苦，他们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庄子》《高士传》等书里记载了尧让位不成功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尧曾经想让位于当时一个名叫许由的高士，许由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隐居起来。
尧还曾想“让天下”给州支父子，州支的父亲推辞道：“我刚好得了忧郁症，准备治病，哪有心情治理天下？”后来，舜又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马上拒绝了，而且还躲进深山老林里不见了踪影。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慷慨的帝位赐予，看来这“禅让”似乎并不像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庄严。
当然，根据史书的记载，“畏劳说”不并完全成立，至少不适用于尧让位于舜。因为《史记》等史书中明确记载，尧起初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只是因为手下人反对而作罢。
另一种是拥戴说。荀子、孟子等人是这种说法的拥戴者，他们认为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位。
荀子说，舜是靠本身的道德来赢得人心的；孟子认为，那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与否，民众和诸侯一起拥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过是粗浅地猜测和附会而已。后来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让他争取到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可。而后来三年的摄政，更让他凝聚了人气。这个时候，尧其实已经被架空了，而舜接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有一种是篡夺说。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高，是“拥戴说”的后续，许多人认为，舜是直截了当地从尧的人手中夺了权，根本不存在禅让一说。
《史记》里记载：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尧在位时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叫做“举十六相”——这显然是扶植亲信。与此同时，舜除掉了尧重用、信任的姒鲧、共工、三苗、驩兜，历史上叫做“去四凶”。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尧，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还有尧的结局。
尧让位以后，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因为他毕竟是舜的岳父。但当他交出权力后，舜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他流放（史书记载是出巡），最终死于途中。
《竹书纪年》等史书还确定地指出，尧不是死于旅途，而是被舜放逐到尧城（山东鄄城西北七千米故偃朱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
如果“篡夺说”成立的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谋杀的帝王，而且沉冤千古。
尧舜禅让的真相到底如何？他们那个年代的民风是否真的如此纯朴，以至于出现尧甘心让位的高尚举动，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各种有限的史料看来，其中疑点重重，让人难以轻信。
第二节 舜帝南巡之谜
舜登上摄政王位后，面临着十分严峻复杂的执政形势。一是特大的洪灾继续发生，特别是鲧的堵水失败以后带来的社会灾难需要平复；二是南方的三苗威胁尚存；三是在内部有以兜、共工和鲧为首的一批反对派存在；四是国内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形成，疆土的统治范围还没有完全划定，法律制度尚不牢固；五是一大批治国人才尚未启用。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大舜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他首先从自身的勤政开始。他深知，要治理天下必须先知道天下，他于是在受命后的一个月就开始了艰苦的大巡察。
大舜在2月时首先来到了泰山，对这座东夷的名山举行了隆重的祭礼，祭完泰山后，又按顺序对泰山以东的大山进行了祭拜。祭拜完山川后，大舜接见了东方的各路诸侯，先与他们统一协商了四时的季节，以便统一农时，不误农耕，然后又和他们一起商量了音乐、法律、尺度、升斗和斤两等民间急需解决和明确统一的问题。接着又和大家一起商量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这五种统一的礼仪。同时又规定了见尊长时所贡礼物的统一标准，不能随意加码，包括的礼物有：璜、璧、璋、珪、琮五种玉器，红、黑、白三色丝帛，一只生羔，一只生雁，一只死雉。他还和大家一起商定了弓矢、殳、矛、戈、戟这五种兵器的造型和规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把上述研究的问题完全统一以后，大舜回到了唐都，向尧帝做了如实的汇报。
到了5月，大舜进行了第二次巡察，他带领众人来到南方部族方国巡察，全面考察了解了南方的情况。最后来到霍山，也召集了各路诸侯，完成了他在泰山和各部落方国研究的所有会议内容后才回到唐都。
到了8月，大舜又不辞劳苦带领众人来到西岳华山，他先视察了西方各古国后，又召开了重要会议，和前两次研究的内容一致，统一了各诸侯国的认识。
到了11月，大舜和众人冒着寒风来到北方视察。视察完毕后，舜登上北岳恒山，召集各部落的首领来一起商讨治国安邦大事。
这四次大巡察使刚登上摄政王之位的大舜对全国的山川、地貌、人情、习俗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对所有执政的官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查。这些来自基层、民间的详细调查对一个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年轻摄政王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搞完全国范围的视察后，大舜来到尧的文庙，杀了一头牛进行了祭礼，然后召开大会公布：在他的执政期，五年要进行这样一次大的巡视。各诸侯国的首领要一年四次来朝汇报工作，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讲述自己对朝政的意见和建议，舜从他们的政见中考查他们的政绩，决定任用的程度，确有功劳的以车、服来奖励。
治水成功以后，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大舜根据他对全国详细的调查和考证，参考当时的地理条件中的人口和资源，把当时的九州重划为12个州：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并、幽、营，每个州都选了一座名山为镇州之山。
从此，大舜从摄政王到他去世的近80年间，每5年都要在全国巡视1次，大约要16次。在道路不通、水陆复杂、气候异常恶劣、车辆条件极差的情况下，5年内用1年时间对四岳十二州进行一次民间视察，是何等艰难。
大舜到了百岁的晚年，已经把摄政的重任交于大禹了，他为什么还要不顾年迈万里迢迢到江南巡察呢？
三苗是最后统一的大部族，三苗的统一对实现尧“公天下”的统一大业极为重要。三苗的统一是在华夏和东夷统一基础上，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完成的。当时的所谓苗蛮，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农业和纺织、冶炼技术方面并不比江北逊色，经济十分发达。据史书记载，统治三苗的上层部落首领，一部分是历史上被黄帝战败的炎帝的后人，一部分是被黄帝斩杀的蚩尤的后代。这两部分人凭借地理优势、比较发达的经济和雄厚的军事实力长期和北方对抗。舜当摄政王时曾想到衡山去，结果遭到三苗部族的反对而只到了霍山。在征得尧的同意后，舜曾几次征过三苗。但大舜对三苗不是战征，而是义征。这场大战以和而终，这就是大舜忠实秉承尧对东夷不动武而用婚姻联盟的继续。因此，三苗人对大舜十分恭敬，可以说在三苗人心中是德高望重的。
但是，三苗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统一？禹执政后对三苗的政策是不是正确？三苗族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百余岁的大舜这次南巡不是匆匆而过，而是做了长时间的民间考察。据有些史学家考证，光在湖南就有上百处遗迹，每一处都有舜巡视的美好传说。
第三节 舜葬三苗之谜
据说舜在尧死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称为“零陵”。
大舜为什么要葬于三苗而不葬于东夷呢？当时的交通条件完全有可能把大舜运回东夷故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学者对舜葬于九嶷作了几种分析：
一是思弟深切。大舜称帝后，为了改造其弟象，以尽兄友之情，把象封在一个十分荒凉穷僻的有庳（今湖南省道县）。据史书记载，后来象在这里不仅被改造得很好，而且最后也成了当地被拥戴的君子，在这一带很有威信。现在象已不在了，大舜从发配他弟弟到有庳以来，一直没有来看他。这使他感到内疚，所以在有生之年来给弟弟的亡灵祭奠，死后以弟弟为伴，以表达他的兄友之情。
这个猜测低估了舜葬九嶷的意义。以舜的美德，他可能思弟，他完全可以在晚年对去世的弟弟表示哀痛，以弥补自己在位时的疏远之过。但从他和象的本质关系上看，大舜远不至于从感情上与弟同葬一地。
二是避免死后被人掘墓。据有的史书记载，大禹的家产已经十分庞大了，可能成为当时全国的首富。而一生清正的大舜，终生一贫如洗，到了晚年，两人在执政路线中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上发生了利害冲突。大禹纠集了一批大臣，用逼位的方式迫使大舜下台。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舜老年时被迫南巡，死后不再把遗体埋在东夷，而是就地丧葬。
有人认为，这个说法不近情理。大禹可能成了一个大富翁了，但大禹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始终没有离开舜的政治关怀。在“外举不避仇”的用人问题上，大舜以生命作担保向尧推荐了大禹。在禹整个执政期间，二人如同兄弟，众大臣团结和睦，整个天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对内对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两人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禹充分发扬了舜的光荣传统。尽管私有制的兴起使禅让制已经岌岌可危，但禹暮年还是想把位让给皋陶，因皋陶年迈力不从心，禹才把位传给老臣伯益。从禹的这些举措上，丝毫看不出他对舜武力逼位的问题，所以说舜为避禹掘墓而葬九嶷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是被苗人所杀。有人怀疑在南巡视期间，三苗上层集团怕舜发现他们之中的不义而秘密暗杀了舜。这个说法没有依据。据史书记载，舜这次南巡对上层集团进行了安抚，对下层平民表示友亲，并亲自做《南风歌》与民同乐，整个三苗都沸腾了，老百姓都自觉偎依在大舜的身边。据有的史书记载，舜的儿子商均也紧随其后，大舜的安全是万无一失的。史书几乎一致承认舜南巡是累死的。他为自己终生的勤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大句号。
第四节 寻找尧舜之都
中国历史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要从公元前841年算起，从此上溯的历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还有考古学，考古学家一次次从野外工作中打捞出曾经的记忆，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开。学者们相信，中华文明最起源的记忆被转述为传说流传了下来，尽管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明真人、真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考古挖掘也许能渐渐揭开历史的真相。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为此，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进行了试探性的调查。考古研究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寻找晋南最重要的考古学遗址“陶寺遗址”。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这一遗址的年代已经超出了夏的年代，与此同时还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绘龙纹陶盘。
随后的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当时考古研究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万座墓，面积有400万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发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别。依据对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执掌一方神、军、政全权，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和“王室”成员；有掌握部分权力、分属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绝大部分是下层贫民。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在大型墓中布满了种类繁多的随葬品。这种社会等级的森严划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文明化进程。
1999年，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寺进行了再发掘，古城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在发掘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疑似宫殿基址。大小城及城内宫殿、礼制建筑遗址的出现，表明都邑性意义的城市已经出现。唐尧时期晋南地区已建立了职能完备的城邦，已经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
城市、文字、青铜器是文明的三大象征。除了城市的发现，陶寺遗址内文字、铜铃的发现，也让“帝尧”的传说越来越接近现实。出土的陶寺文物表明，在尧统治时期，文明的构成要素均已出现，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的文明推前至距今4500年。
出土于陶寺遗址灰坑中的文字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似乎是毛笔类工具所写。另一面也有朱书文字，但尚未破译，有研究者指出那就是“尧”字。这次发现证明“文”字的写法已经很成熟。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铃和容器残片，其制作手法与青铜容器类似，证明尧时期就能制作青铜器。
在陶寺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观象台的基座的物件。根据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址现象推测，当时的天文官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通过观测缝中线观测对面山脊日出来判定节令，制定太阳历。陶寺先民将一个太阳年划分为20个节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宗教祭日以及当地气候变化节点等。
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反映的是权力的集中，文明是个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权力的象征。陶寺遗址证明我们在距今4500年以前已经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有都邑、庙宇、王墓，这些都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实际存在。
尧舜之都的轮廓大致被勾勒，但考古学家还是不愿意直接将陶寺定性为尧舜之都。不过，专家们一致同意，陶寺遗址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能丰富我们对尧舜时代的认识。而许多史前文明遗址的发掘也试图用考古实证逐渐还原出神话、传说的信史部分。
由于文献记载少而纷乱，中国的上古史颇多神秘色彩。传说中黄帝到尧舜的时代，大致在距今4000年至6000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为此，学界就试图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的部落集团相联系，从考古实证中逐步还原出五帝“神话”的真实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遗址开始挖掘之后，便迅速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在辽西地区，考古研究人员相继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和大型祭祀址。出土了大量石器、之字纹陶、彩陶、建筑群址、大型陶塑人像群、数量繁多种类各异的玉器群及高大的积石冢。在红山文化祭祀址墓葬中曾出土了成组玉器，包括龙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双龙首璜形玉器，形体大，做工细。从墓地的出土玉器来看，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这些文明的印记让一些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代活动于北方的颛顼、帝喾相连。
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对此，有学者也指出，将红山文化与颛顼、帝喾相连还是颇为牵强。红山文化很广泛，目前对颛顼、帝喾的活动范围争执还太多。
专家指出，用史前史时期的早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去验证古代神话，是很困难的。即使是最靠谱的陶寺遗址，要让“就是尧舜之都”这一推论成为定论，也需要更多的研究。除了年代、地理位置的判断，还需要文字等更多的旁证。目前，关于陶寺文字材料仅发现一件，其他的都不能确定。如果在陶寺遗址能发现“尧”的文字，那么尧舜之都的推论就更进一步了。
第五节 大禹治水之谜
大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房子被毁，百姓们只好往高处搬。此时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最终没有把洪水制服，洪水继续泛滥。舜巡视天下，发现鲧治水不力，于是将其杀掉，然后命令禹接替父亲继续治水。
大禹继承父业之后，认真研究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他发现，父亲之所以没有成功，根子在于治水方法不对头，只知道简单地“堵”，不知道科学地“疏”。因此，他对治水方法及时进行了纠正，以疏为主，以堵为辅。他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到了30多岁还没结婚，在涂山（今安徽省蚌埠市西郊）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4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啼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没进去探望。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水”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历久弥深。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千古传说仍有千古疑云谜团有待揭开！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13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
有学者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