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朝统一边疆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消灭关东六国之后，内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秦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针对当时边族北强南弱的军事形势，秦始皇采取了南攻百越、北驱匈奴的战争策略，开始大规模地对外用兵。
南攻百越之役秦时，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之地，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故称为百越。百越大体分为东越（又称东瓯或瓯越）、闽越、南越、西瓯等几个部分。东越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闽越的势力范围以今福建的福州为中心；南越分布于今广东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地区；西瓯活动于今广东的西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百越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但由于为山川所阻隔，远离中原，至秦时他们仍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早在灭关东六国以前，秦始皇就已经把百越之地作为必欲征服的对象了。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出击百越。针对百越各部居处分散的特点，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遇有大敌再合兵进击的行动方针。秦军共分五路：一路由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中间两路取南越，其一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经今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秦军第一路进展顺利，出兵当年就平定了东瓯和闽越地区，设置了闽中郡。其余四路由于山高路险、河道纵横，行军作战及军粮运输极为困难，加之百越各部的顽强抵抗，相持三年未能取胜。后来秦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凿成灵渠，解决了军粮运输问题，秦军才得以顺利进军。秦军第三路军由主帅尉屠睢亲自率领，从今长沙宜章南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尉屠睢军进至今乐昌曲江一带遭到越人夜袭，尉屠睢战死。以后秦始皇又增派大批援军，经过苦战，终于征服了南越和西瓯，秦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从此，东至海南，北至向户，皆归于秦朝版图。
北驱匈奴之战秦在南征百越的同时，对北方的强敌匈奴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大部族，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达阴山一带，北抵今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当战国后期，匈奴正处于原始家长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此时中原各国忙于兼并战争，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得以迅速扩张势力并乘虚南下，占有河套及河南地（河套以南的地方古称河南），对秦的后方造成极大威胁。由于匈奴男女老少皆长于骑乘，勇猛凶悍，骑兵强大，机动性强，加之其地域苦寒，故秦对之采取了有别于征伐百越的战略方针，即驱逐南下的匈奴，收复失地，固守北边。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前210年）受命率30万大军北攻匈奴。秦军的部署：蒙恬自率主力，经今陕西榆林进击河套北部；另一路出萧蒹关直趋河套南部。秦军进兵突然，来势迅猛，匈奴措手不及，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秦军顺利夺回河南地。第二年春，秦军渡黄河北进，兵威势猛，匈奴深为恐惧，向北退去，秦军攻占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等地，设置了34个县，并重新设置九原郡。至此，秦北驱匈奴之战胜利结束。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始皇下令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以阻止匈奴军事进扰，并开发边境。
为了镇服匈奴，秦始皇命蒙恬继续屯守于塞外，并以长子扶苏为监军。蒙恬死以前，匈奴始终不敢侵犯秦的边境。
第二节 秦始皇经略“河南地”
秦王赢政建立秦朝以后，当时的宁夏全境尽入大秦版图，成为秦朝36郡之一的北地郡的一部分。县一级建制可考者有乌氏县（今固原市南）、朝那县（今彭阳县境内）、朐衍县（今盐池县境）、富平县（今吴忠西南）等。
当秦始皇正忙着进行统一事业的时候，北方的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机会，一步步地向南侵占过来。他们逐渐占领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扰乱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活动，甚至把汉族人抓去充当奴隶。秦统一全国后，匈奴所占领的河套地区就像一把尖刀插在秦王朝的背上，成为秦始皇的心腹之患。为解除匈奴的威胁，秦始皇决定派大将蒙恬率领大军北伐匈奴。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4年）至三十三年（前213年），蒙恬带领30万大军在北方击败了匈奴，一举收复“河南地”。河南地系秦汉时期区域性地名，即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包括今宁夏平原。蒙恬此役，将包括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宁夏中北部、陕西榆林地区尽入秦版图，因地新得，与故秦地相接，所以称新秦中。
为了加强北地郡地区对匈奴的防务，蒙恬在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河东兵沟（原陶乐县城西南）设置军事要塞——塞外浑怀障，为浑怀都尉治所，置浑怀都尉一员；在今宁夏吴忠西南境至青铜峡峡口一带，设置军事要塞——神泉障，置北部都尉一员，驻富平县城。浑怀都尉和北部都尉都是驻防当地的军事长官，其级别比将军略低。另外，秦又在北地郡乌氏县境内设瓦亭关（今固原市南），在朝那县境内设萧关（约在今固原东南、三关口以北）。在关障处驻军防守。再加上修缮一番的原战国秦长城，在宁夏地区形成了秦朝北拒匈奴的巍巍屏障。
蒙恬收回了“河南地”以后，秦朝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对原战国时期的长城加以修缮，又补以新墙，成为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秦始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边防御匈奴侵扰的问题，使之长治久安，遂决定在与匈奴毗邻的缓冲地区建立居民点，设置行政单位，迁移军民，屯田开发，以农业解决军队粮饷，以农业支持战争。宁夏平原的屯田戍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拉开序幕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下令沿河筑寨据守，设置44县城。随后，秦始皇又下令将犯了罪的百姓发配到这一带屯垦戍守。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始皇迁移3万户人家于“北河（约当今内蒙古乌加河）、榆中”地区屯田戍边（包括今宁夏北部地区）。这些有耕作经验的农民到“河南地”垦殖戍边，充实了边地的劳动力。秦政府为了使移民安心生产，还为他们提供土地、耕牛、籽种和农具，帮助他们进行生产。这些移民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带到边地，一面戍边，一面屯垦，对当地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移民屯田、农具改进和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粮饷基地”的作用，逐步促进了民族的同化和融合。
因为有农业作为基础，加之宁夏的自然条件与军事需要，秦代宁夏地区的畜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战国时期，原居此地的戎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秦代仍之。特别是北地、陇西等郡，因为畜牧业发达，甚为富庶。
秦朝前后，在北地郡乌氏县（今宁夏固原南部与甘肃平凉北部），有一个名叫倮（乌氏倮）的人就是依靠畜牧业发家致富的。
乌氏倮通过经商进入到乌氏地区的山区草原，在那里繁殖牲畜，与华夏交易，并承办商运。他是个喂养繁殖马牛羊的能手，他的畜群发展得非常快。当马牛羊繁殖多了时，他就把它们卖掉，到中原地区求购各种不同花色品种的丝绸。这些丝绸奇货在西北游牧民族中间是很难见到的，甚至也没听说过。因为这些游牧民族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再加上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到过中原地区，当然也就很难看到甚至得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丝织品了。乌氏倮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瞅准这个机会，把这些丝绸奇货运到戎王那里去兜售。戎王见了这些东西，就像见了稀世珍宝一样，个个爱不释手，他们便用大量的牲畜同乌氏倮交换——戎王们有的是马牛羊。乌氏倮用丝绸换得的牲畜，要比他当初卖掉的牲畜多10倍。
乌氏倮通过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方式，发了大财，到秦始皇时，已富甲一方了。他的牲畜多得数都数不清，只能以填满的山谷来计量。
乌氏倮的名声越来越大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觉得乌氏倮很能干，加之秦王朝也很需要发展商业活动，进行易货贸易，所以十分器重他，就奖励给他一个“比封君”的荣誉称号。“比封君”就是让乌氏倮的地位跟那些封君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可以进京同大臣们一起朝见皇帝。秦始皇此举有点类似现在的抓典型、树榜样的意思，其目的就是以此来鼓励全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分工与发展，当时全国的商业活动也发展起来了。商品种类除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外，主要是畜产品和织物的易货贸易。有些商品的交换则以货币为媒介，在宁夏境内考古发掘中已发现圆形方孔的秦代“半两”铜钱，就是明证。秦“半两”为秦统一后通行全国的货币。
乌氏倮的事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都有记载。乌氏倮业绩照人，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固原历史、畜牧经济以及隋唐以后马政的设立都不无渊源。
第三节 秦王朝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
秦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第一次纳入统一的秦王朝郡县统治之下，使得古代的内蒙古密切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成为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和多种文化汇聚交融的地区。
秦朝建立以后，分全国为36郡，36郡中的北地郡、上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右北平郡和辽西郡等管辖过今内蒙古部分地区。
北地郡，战国秦征服相邻的西戎义渠以后设置，秦朝保留建置，辖地因蒙恬开拓疆土至阴山而有所北扩，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包括内蒙古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海市等地大致在北地郡统辖范围内。
上郡，战国魏置，秦惠文王时魏纳上郡15县于秦，秦沿用上郡建置。秦昭襄王时筑长城，北段经由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东胜、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地，秦上郡辖地北延至战国秦长城南侧。秦朝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因鄂尔多斯全境尽为秦有，上郡西境已不以秦昭襄王长城为界，向西扩展许多，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及准格尔旗等地在秦代为上郡辖地，西与北地郡为邻。秦上郡所属广衍县城址即今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
九原郡，战国赵建九原城，秦败赵国，占据九原，秦朝置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郊麻池古城北城（一说为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在黄河北岸，秦长城遗迹始见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北面，沿狼山北坡东行，经乌拉特中旗南缘地带、固阳县中部进入武川县。秦九原郡北部止于长城，南界至于黄河以南，与北地郡、上郡相接，大致今内蒙古黄河以北的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市、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区、固阳县南部及黄河以南的杭锦旗、达拉特旗等地都是秦朝九原郡的辖区。九原郡是北上漠北，南下关中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云中郡，战国赵占据林胡、楼烦地后置郡，秦灭赵，承赵国建置，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西邻九原郡、上郡。在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的哈拉板申西古城内发现了秦代建筑遗址和遗物，证明该城系秦代所筑，应是云中郡的属县，也是秦临河所筑44座县城的一处城址。秦长城经武川县西南进入呼和浩特市区北郊，东南方伸延进入卓资县旗下营，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属云中郡。大体上，今秦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及武川县西南部等在秦云中郡的管辖之下。自云中郡北可越阴山进入漠北，南可渡黄河接近中原心腹之地，自古为中原政权和北方民族政权必争之地。
雁门郡，秦沿袭战国赵建置，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南）。秦长城遗迹经卓资县中部、丰镇市西北、察右前旗南部，雁门郡辖境除有山西北部外，还大体囊括内蒙古凉城县、丰镇市及卓资县、察右前旗南部。雁门郡西毗云中郡，是北入漠北的交通孔道之一。
代郡，秦沿袭战国赵建置，西接雁门郡地，治所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今内蒙古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境有一段秦长城遗迹，表明兴和县南部曾是秦朝疆域，可能归属代郡。
右北平郡，战国燕置，秦沿袭，治所平刚（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秦灭燕后，在燕右北平郡所属城镇基础上继续扩建，把这里作为统治燕北地区的重镇。右北平郡处在战国燕所设五郡当中，自战国至秦汉一直是中原政权通向漠北东部即今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道路。秦始皇长城东段大体修缮沿用燕长城，沿线南侧发现大量属于战国至秦代的遗址、遗物和确定为秦代的文物。今内蒙古赤峰市南部地区包括喀喇沁旗、宁城县、松山区、敖汉旗部分都应由秦朝右北平郡统治。
辽西郡，战国燕置，秦沿袭，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北境应包括燕--秦长城遗迹以南的今内蒙古通辽南部等地。
在战国燕、赵、秦等国郡县城镇基础上，秦朝在古代内蒙古地区又兴建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既有平民百姓居住，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又驻军防边，带有军镇性质，是秦朝北方防御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为了便于上传边情、下发旨令，秦朝又从秦都咸阳北至九原修筑了“直道”，把秦朝中心地带同北方边区直接连在了一起。
第四节 秦代的巴蜀移民
公元前314年，蜀地出现了一次移民浪潮。往日僻静的蜀道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并非在进行一次旅行，而是一次无奈的流亡。他们之中，有秦国百姓、赵国和魏国的达官贵人，还有一些戴着镣铐的犯人，甚至还能看到战国年间赫赫有名的秦国相国吕不韦。
相国、达官贵人、老百姓、犯人组成的似乎是一支近乎天方夜谭的队伍。然而，对汉中至蜀地沿途的百姓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稀罕的景象了。自公元前314年以来，这条蜀道上几乎终日可以看到这样的迁徙队伍，原本人烟稀少的蜀道此时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
强大的秦国令他们走在了一起。秦将司马错建议秦王灭蜀，便是欲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大业提供充足钱粮。灭蜀后，如何改造蜀地摆在了秦人面前。秦人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此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加雄厚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而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基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华阳国志》记载，这次移民规模浩大，按照一家五口计算，大约有5万人。移民们大多来到成都，也有一些就在入蜀沿途扎根安居。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直到始皇嬴政当政，轰轰烈烈的迁徙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对于大多移民来说，这次艰难的迁徙无异于一次永别。蜀地遥远，离开故乡与家中的亲人，这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故土。而对蜀地，他们大多数人是陌生的：那里会有肥沃的耕地吗？听说蜀人“左言”，讲起话来无比难懂，外乡人很难听清楚，蜀人会跟家乡人一样淳朴吗？旅途的劳累以及前途未卜的失落，笼罩在这些移民心头。
伴随着秦朝军队的南征北伐，一批又一批移民无奈地背井离乡。公元前238年，迁徙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大人物的身影——吕不韦，此时的吕不韦被嬴政罢职流放，自是牢骚满腹。吕不韦眼看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意血本无归，在蜀地又不知道将受到何种待遇，悲难自禁，绝望之中服毒自尽，死在了入蜀的路上。吕不韦或许是这些移民中最赫赫有名的一位，他将政治当做生意来做，破产后也只能选择一个商人最极端的抵抗方式。
随着吕不韦的下台，他的家人和众多门客也成了秦王朝流放的对象。大量的流放以致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刑罚。《汉书》记载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罪人之多。除此以外，一些富商大贾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
富商大贾们来自赵、魏、楚等国，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秦灭六国后，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将其发配至蜀。这正中他们下怀，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赵国卓氏主动要求入蜀，可见他认为迁入成都并不是什么坏事。
赵国卓氏来到临邛（今邛崃），见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鲁国程郑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鉴于此，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他们“富绛公室，豪过田文”。田文就是战国门下有门客三千的齐国孟尝君，由此可见卓氏、程郑的派头。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到了蜀地，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在故土并不稀罕，到了蜀地却成了一门绝活。慢慢的，他们过上了定居生活，许多人与蜀地女子结婚生子，俨然成了半个蜀人，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走出过蜀地。生活中，耳濡目染，他们渐渐已经能听懂蜀人的“左言”，蜀人对他们的小篆也不再陌生。
这一切无疑是秦王最希望看到的。秦王大规模移民，除了对付六国豪强外，也希望蜀地借此得到开发，蜀人与秦人尽快融合，早日消除敌对情绪，成为秦王朝的大后方。见效果不错，秦人进一步废除巴蜀文字，在蜀地大力推行小篆。学者童恩正认为，巴蜀是秦国大力推行文字统一措施的第一站。
与这些移民同时来到蜀地的，是大规模的秦国军队。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的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不难想象，这支深入蜀地的秦军是秦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然而，令世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迄今可以查阅的秦国官方史料中，却未曾提及过这支秦军的情况。在秦汉，为国戍守四方的将士往往能得到国家的最高荣誉，为何秦国史官没有记载这批戍守远方的将士？难道他们曾是秦王朝的最高机密？战国时期，秦国军队曾经带着盐和长戈走到了中国许多地方，这支入蜀的秦军显然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世人已无法通过史料来获悉这批神秘来客的信息，直到1992年方才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1992年3月，在成都龙泉驿，上百座墓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墓主的身份很快水落石出，他们正是两千多年前戍守蜀地的秦国士兵。
墓葬分为四个区，可能代表了军队中的不同兵种，朝向正东西方。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某些信仰与愿望，古蜀人的墓葬就是北偏西朝向故土岷山的。秦在蜀的东北方，显然，这支戍守蜀国的秦军许多人到死都没能回到故土，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而另外一些士兵可能不幸战死沙场。他们死后的墓葬一律朝向东方，朝着故乡秦国。
墓坑全部是土穴结构，上宽下窄，墓室凹凸不平，布置得非常潦草。几块椁板象征性地置于墓坑中。所谓椁板，是古代一种连棺材都算不上的葬具，古时无钱下葬的人才用这种简单的葬具敷衍了事。由此看来，秦国士兵的地位并不高。数以万计的秦国士兵来到蜀国，历史并不曾厚待他们，就连死亡后，都只能最卑微地安葬。
墓葬出土遗物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锋利的铜矛是他们的兵器，众多圆底陶罐和尖底盏或许是餐具。锈迹斑斑的秦半两零星散落在尸骨旁边，多则两三百枚，少则几枚。秦半两是秦王朝的官方货币，这些秦半两看来是士兵们一生的积蓄。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斧头和凿子。显然，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这并不奇怪，秦始皇曾向岭南派遣过多达50万的戍边部队，这些将士最后几乎通通脱下甲胄，与当地百姓融合了。这批来到蜀地的特殊移民，说不定最终也扎根在了蜀地，与蜀人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已经入乡随俗，用蜀人特有的圆底罐、尖底盏海吃海喝，一些人还用上了色彩鲜艳的漆器。曾经水火不容的蜀人和秦人此时相互影响，敌对早已成了过去，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长眠于地下的秦国将士并非全部默默无闻，现在还能知道一个士兵的名字，他叫杨悲。
在墓葬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找到了一枚铜印。印上赫然刻着两个汉字——杨悲。他们猜测，这名叫杨悲的士兵可能是秦军军营一名下层文员。每当军中要发布命令时，他便在公文上盖上印章，一来二去，他的名字已经像军令一样为每个士兵所熟识。跟许多士兵一样，杨悲死后也没能回故乡安葬，他的战友将他埋葬在公共墓地，并把这枚伴随了他大半生的铜印一起放了进去。两千多年后，作为千万个戍守蜀国士兵中的一员，杨悲的遗物幸运地令后人想起了这个秦军文员。
在秦王朝长达一个世纪移民政策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六国富商巨贾、罪人、百姓来到蜀地。与此同时，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地踏上了征途。
移民们耕作、经商、娶妻、生子，生活很快回到了从前。这些秦国士兵却只能固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征战，和平，征战，和平。一支又一支的秦国军队在战争与和平的特殊轮回中，失去了青春的韶华，成为了孤独的思乡者。
第五节 秦代的岭南王国
公元前209年的秦帝国面临着灭顶之灾，当秦始皇的继位者秦二世还陶醉在拥有广阔无垠的疆域时，这个曾空前强盛的大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对五岭山脉以北突然燃起的战火，岭南秦军的最高首领任嚣似乎并不吃惊，这个位高权重、统管着岭南三郡的秦朝地方将领，拥有着50万的强悍秦军，在帝国生死存亡之际，他的一举一动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经历了平定岭南战争考验的任嚣，这时却没有北上，去挽救危机中的秦王朝，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早在秦帝国立国之初，危机就显现出来了，就在公元前218年，大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嬴政，在东渡黄河的途中，在今天河南阳武东南，当时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险些遇刺，秦朝的大地上埋藏着可怕的灭国仇恨。
刚刚统一的天下，并没有像百姓期待的那样，出现安宁和平景象，取代战争的是秦朝无休止的苦役。
《汉书·食货志上》说，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戍边、苦役和严酷的秦律，一时使路人中的死伤者多达半数。秦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达到了极致。
岭南秦军的父老同样遭受着秦朝苛政的压榨，刚刚统一的秦帝国如同一根压到了极限的弹簧，潜伏着一种可怕的社会动荡力量。
在任嚣看来，岭南还有着立国的天然条件。瞘望两千多年前秦帝国最开阔的版图，可以看到有两个地方有着天然优势：一个是帝国最初崛起的地方——四塞以为国的关中，秦人正是立足这里，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另一处就是帝国最后开辟的疆土——远离秦帝国统治中心的岭南。
戍守岭南的50万秦军，大多又是平定岭南时的江淮楼船师。
在秦末的战乱中，岭南的割据，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在当时的五岭以北、原来掌控秦王朝大片土地的地方官僚，在风起云涌的反秦起义中纷纷倒戈了。
冀中平原的古城正定，守望着一方富庶平坦的田地，战国时代它是赵国的一个重镇，向西是连绵的太行山，再往西过黄河就到了秦国的腹地。在那场历史变迁中，这里有个人在任嚣眼里有着经天纬地的能力，他就是赵佗。
《史记》记载，赵佗来自正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公元前238年，赵佗出生在这里时，秦国和赵国之间还是战火连绵，而25年后，赵佗已经来到岭南担任秦朝南海郡的龙川县令。
地处广东北部山区的龙川县，最早从秦朝立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人们对赵佗充满了虔敬。
在龙川的佗城，赵佗开凿的井至今保存完好。史书上记载，这口井井水甘甜，深得当地越族人喜爱。
刚刚成为秦帝国最南端疆土的岭南，远离当时早已开发的黄河渭水流域，呈现着野蛮和荒凉。从中原来到岭南，赵佗面对的是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
秦军平定岭南，同越人的冲突时有发生，越佗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当地的越族和南下的汉族人能够和好共处。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赵佗在龙川站住了脚。
正当赵佗在秦帝国广袤疆土的最南端用心经营的时候，致命的危机却在帝国的中心爆发了，中原突然爆发的反秦起义蜂拥扑来，刹那间，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岌岌可危了。
任嚣在秦末风云突变的局势中去世了，继任南海尉的赵佗，面对中原连天的战火，开始实施割据岭南，建立独立王国的行动。
赵佗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断绝岭南和中原沟通的要道三关道：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并且称“盗兵且至”。当年秦军修筑在五岭山脉险要处的关口，正好卡死了从中原进入岭南的通道。
三个关口在地理布局上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可以互相支援。大三角的支点，正是连江下游的湟溪关。
湟溪关正好处在西江和连江汇合的地方，它设置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为了支援上游的横浦关和阳山关。如果上游的关口一旦被突破，湟溪关还可以作为第二道防线。
事实上，正如任嚣所期望的，赵佗展现了他非同寻常的军事才干，除了守卫好岭南的三个关口，赵佗还建立了一道横跨五岭山脉的军事防线，这道防线几乎卡死了所有从岭北进入岭南的要道。
在广东省北部的乐昌市境内，有一条江叫做武江，秦汉时称武水，这条江从五岭山脉的群山中穿出，流入了北江，是沟通岭南和岭北的一条重要水路。
武江在流经乐昌一段时水域最为险要。史书记载，东到浈江、西至漓江，这些进入岭南的河流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在连江进入乐昌城的泷口。
就在泷口的西岸，有一座城堡叫任将军城，正是任嚣在南海尉任上时，防止越人北犯修筑的。当中原大乱后，赵佗又在泷口的另一侧修筑了一座城——赵佗城。
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乐昌城外武江南岸，发现了一处古城堡遗址。遗址大部分湮废在河里，当地称“洲仔”。城基的石头还很结实，这正是《水经注》记载的武江要隘赵佗城。在赵佗城附近，考古人员还发掘出当年兵士留下的陶器和兵器。今天的京广铁路正好从赵佗城旁经过，这里依然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门户。
当岭南的秦军高筑城堡之时，已经失去民心的秦帝国，曾经强大的军队也土崩瓦解了。
公元前206年的冬天，统一天下14年的秦帝国在阿房宫的大火中，迎来了悲壮的结束。《史记·项羽本记》记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岭南的赵佗军队刀剑出鞘，紧张注视着中原的大火。
历史学家判断，就在强秦灭亡后的那一历史瞬间，岭南处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当时只有岭南是秦帝国的最后一块疆土，赵佗和他的秦朝军队，也是杀红了眼的中原反秦联军的最后一个敌人。
危机四伏的时局中，赵佗面临命运的考验。
公元前206年冬，几乎就在秦朝灭亡的同时，刘邦和项羽争霸天下的楚汉战争打响了，这对岭南的赵佗来讲，已不仅仅只是喘息的机会。此时的赵佗统一了桂林郡和象郡，岭南在政治上划归了统一。
在河南省荥阳市境内的黄土塬子上，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沟同黄河相连，这条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沟。这条战国时的人工运河，在它开凿后的200多年后的公元前204年，两支都已十分疲惫的军队在这里停止了战斗。在那一历史的瞬间，当时中国的三大军事力量，它们分别以鸿沟和五岭为界，构成了独特的“一纵一横”格局。秦朝将领赵佗的军队刀剑出鞘，在岭南构筑了严密的防线。
在广东省仁化县北65千米的地方，有一个被群山怀抱着的小镇，叫城口镇。镇子里也有一座夹杂在民居当中的古城叫秦城，已有两千多年了。专家考证，这就是在岭南赵佗割据时新筑的仁化城，这也是岭南最外围防线的一个要隘，而在岭南的纵深地带，赵佗也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浈江从大瘐岭脚下自北向南流去，在广东始兴县城西北一个叫罗围村的地方，浈江和一条叫墨江的河流交汇了。两条江交汇的地方明显隆起，当地人们叫犁头嘴。
1984年，考古工作者就在犁头嘴发现了一处古城堡遗址，两千年前的城墙地基明显高出了地面。汉代古城堡有1万平方米，古城墙外侧用土夯实，内侧是鹅卵石，城堡面临漓江和黑水交汇处。这正是赵佗在岭南第二道防线的核心部位，因为它正好地处进入岭南的水上命脉——浈江的中游，同样是扼守岭南的咽喉。
历史学家判断，赵佗在秦朝灭亡后，能够在岭南有足够的时机建立横跨五岭的军事防线。并且把岭南的南海、象郡、桂林郡三个郡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能够抗衡中原各路军队的军事集团，最终奠定了帝业，正是和刘邦、项羽为争夺天下而鏖战4年的楚汉战争分不开。
在中原楚汉战争的第四年，刘邦的对手、曾经是击溃秦军的项羽在乌江边兵败自刎，而此时的赵佗早已在岭南部署了牢固的防线。
公元前202年，几乎与西汉王朝建立的同时，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帝国秦帝国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南越国以绵延千里的五岭山脉作为国家的北部边界，南面眺望着无垠的大海，这个在秦末战火中崛起的岭南王国，有着怎样的气象呢？
199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南越国宫廷建筑遗迹：一处石构水池和大量瓦当，在水池壁面的石板上，还发现三处带有“蕃”的石刻文字。专家认定“蕃”字的含义，正是秦末所说“番禺”城的意思。
1996年，就在石构水池附近，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了一段150米长的曲流石渠，渠壁全部用红砂岩铺砌，渠里是大小均匀的河卵石，这道曲流石渠斗折蛇形，恰如北方黄河的走势。这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走进人们视野的，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园林实景遗址：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宫廷御花园。在石构水池下有几百个龟鳖残骸，专家猜测南越王生前可能喜欢食用龟鳖。
随后，更多的南越国遗迹在附近几百米的区域内被发掘出来：一个当时宫廷使用的食水砖井，曲流水渠边回廊的散水，纹踏垛空心砖和宫署地砖……
出土最多的是万岁瓦当，还有许多绳瓦和筒瓦。从现在发掘的大型的花纹砖、空心砖判断，南越国建筑用陶的工艺和烧制水平不亚于长安城。
在遥远的南海边，番禺是怎样的一座都城呢？
2000年初，在南越王宫署园林遗址西侧，考古人员发掘了南越国宫署的1号宫殿遗址。根据考古测算，这处宫殿遗址占地约有15万平方米，宫殿遗址区密布着排水渠系。专家推断，在当时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水平。
结合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建筑瓦材，专家推断番禺城的宫室布局很可能是模仿西汉都城长安的建制。
宫署御花园里一道不知来处的水流，顺着长长的曲流石渠，流进了弯月状的水池里，宫殿和亭台掩映在溪水草树间。当时的南越国宫署，正是在越秀山和一座叫做禺山的中间。在南越国的宫廷里，珠江的涛响声清新入耳。
而两千年后的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已成为今天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珠江依然穿城而过。
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考古工作者通过勘查发掘，这是一道层层叠压着的城郭道路遗址，不同朝代的砖石路面，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式。考古证实，这条马路最下面的一层，正是南越国的宫署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