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一季度的7.7%降为第二季度的7.5%，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慢，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外媒借机唱衰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制度成本的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体制扼杀了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和奇迹般的飞跃，这种飞跃带有补偿性，只有在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会出现。
从大国崛起的轨迹来看，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全球历史上，能够如中国一样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长的非常罕见。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30年左右，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目前，中国GDP增幅连续三次跌破10%，或可视为未来的先兆，即中国从飞速发展的高原期逐步进入稳定增长的平原期，这势属必然，是预料之中的事。
全球最著名的未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增长的疑问，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它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正趋于严重，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已开始威胁人类的文明与生存。可行的办法是遏制人口增长和工业投资增长。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同一个行业的增长一样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我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提高发展质量。
经济发展是外生性和内生性动力作用的结果，内生性就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一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改革，二靠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英国当年的崛起，全在于工业革命推动，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我国过去30年间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牺牲社会公平，牺牲未来发展为代价的，即所谓“带血的GDP”。资源消耗为世界第一，2012年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如果再继续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GDP是世界各国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唯GDP，不是不计GDP。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是不行的。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已经很大，基数高，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都大不一样。未来十年中后期可能稍低于7%，如果前期稳住7.5%以上，十年增长就会保住7%的平均增长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就有了保证。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是客观规律，增速放缓，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有意的”政策选择，只有摆脱“唯GDP论”的心理枷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转型升级之路。
推动这轮经济转型改革，李克强总理有一个宏观经济调控合理区间理论，即上线防通胀，底线保就业。如果突破底线，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没有突破底线，就要抓紧调结构、促改革。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一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经济战略选择。
我们还记得，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必须保住8%的经济增长率，当时是农民工进城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十分严峻，“保8”就是保就业。现在提出守住底线也就是为了保就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研究，GDP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失业就增高0.5个百分点，二者的这一数量关系称为奥肯定律。前十年间我国GDP增长一直在10%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大约1000万人，就是说GDP增速的一个百分点，大致对应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最大的考验来自就业。据权威部门测算，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2%。因此，保持7.5%的增速，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保就业”。今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就业吸纳能力将逐步增强，即使经济增速再低一些，就业之“底”也是有保证的。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6.9%以上。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一方面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允许的。
7.5%的经济增速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很靓丽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长总体平稳，但略显后劲不足。新一届政府提出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大背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崛起不仅面临着大国竞争的挑战，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要强势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对于我国这样的大体量经济体，依靠外需是不足以支撑经济平稳平衡发展的，必须转变到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并不仅仅是扩大消费，而是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前些年我们依靠汽车、住房两大产业推动，汽车产业的确拉动了消费，但同时遇到了交通拥堵问题、节能环保问题，住房也拉动了消费，但是房价上涨过快已经带来许多问题。所以把持续发展建立在汽车、住房等产业拉动已经走到了尽头，需培育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
信息消费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增长点，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政策目标，“十二五”后三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权威部门测算，到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成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的重大利好。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基础设施还很薄弱，特别是4G技术开发刚刚起步，鼓励信息消费的具体政策将逐步落实到位。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通过新型城镇化，让农民进城，一旦他们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并推动服务业发展，庞大的消费就有可能刺激起来。未来5年，居民消费规模会从不到20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未来10年会进一步提高到45万亿元左右。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当前经济稳增长的新引擎。
总之，新的消费增长点也应当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符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符合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方向。新的消费增长点将有利于突破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瓶颈制约，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收到一举多得的好处。当前中国经济正处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既要有效地应对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又需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既要有效地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还要逐渐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垫底子”。扩大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发展战略是中国道路的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