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如何行军作战、如何驻扎安营以及怎样根据不同情况，透过具体表象看本质，观察、分析、判断敌情，从而作出正确应对之策等一系列问题。孙子认为，“处军相敌”是作战指挥中的重要问题，事关战争大局，强调指出在行军作战中，首先要将军队处置好，而“处军”的重要内容，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列举了山地、江河、沼泽、平原等四种地形的不同处军原则，并进而将利用地形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这是孙子对前人和当时利用地形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处军”得宜的前提下，孙子强调“相敌”的重要性，即主张充分了解敌情，正确分析判断敌情。他从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三十余种侦察判断敌情的方法。这些概括的特点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体现了孙子军事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色彩。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即认为打仗并非兵力愈多愈好，而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兵力（并力），准确判断敌情（料敌），争取人心（取人）。反对少谋无虑、轻敌冒进。同时，孙子还扼要论述了治军的基本原则：“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主张教罚并用，宽严结合，以求得“与众相得”，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子不但是伟大的战略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术大师。《行军篇》的价值就在于从战术的层次说明了孙子用兵布阵的杰出才能。
1.关于“处军”之法
自古至今，凡是兴师作战，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行军、立营同布阵打仗就像一根藤上的两只瓜，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所以历来受到军事家们的重视，《司马法·严位》就说“舍谨兵甲，行慎行列，战谨进止”。行军混乱一片，驻扎随便凑合，布阵毫无章法，那么这仗没打，便先输了一大半。孙子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他重视“处军”（即在不同地形条件下行军、驻扎、布阵的具体对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系统论述“处军”原则的第一人。
孙子以为，“处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婆婆妈妈的琐碎事情，其实平凡之中蕴涵高明，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它事关主动权的把握，事关战争胜负的大局，所以是作战指挥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只有优先把部队安排妥当，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战术、研究打法，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就傻乎乎在那里等敌人来收拾自己吧。
当然，单纯有“处军”得宜的善良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有正确的方法、途径才能达到妥善“处军”的目的。孙子把注意力完全放置在“处军”正确措施的归纳和总结上。他认为，“处军”的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便是要善于做到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机变地贯彻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一一列举了军队在山地丘陵、江河湖泊、沼泽泥潭以及开阔平原等四种不同地形条件下行军、驻扎、布阵的原则和要领，并且进而将利用地形而“处军”的基本特点给归纳了出来，这就是：安营扎寨也好，行军布阵亦罢，都要抢占干燥的高地，躲开潮湿的洼地；据有向阳的地方，放弃不见光的环境；驻扎在靠近水草的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从而保证军队能够克敌制胜。强调指出，这才是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此兵之利，地之助也”，所以不可不加以充分的重视、巧妙的掌握。
孙子的这些看法，由于讲得正确，讲得到位，合乎军队行动的一般规律，因此受到后人的普遍重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好多兵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也和孙子保持同一论调。如《武经总要·前集·制度》的作者就说：“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外国不少有名的军事学家同样重视安营扎寨、行军布阵的重要性。比如若米尼（又译约米尼）在他的名著《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的“军队行军宿营和冬季宿营”章节中，就论述了类似孙子“处军”的命题，在战争期间，不论是行军时，或是在执行监视任务时，或是在待机恢复进攻时，军队都完全需要在所占领的战略位置上保持集中宿营。这种位置的选择，要求军队主帅要善于计算，能够判断出敌人可能造成的威胁。军队必须占领足够广大的空间，以便获得充足的给养，但同时又必须保持战斗力，以便能迎击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势。这位若米尼先生的言论，听起来很拗口，很别扭，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军队该怎样部署和展开。它同孙子的话不同而理相似，可见古今中外对于重视地形以部署展开军队的看法是一致的。
孙子的“处军”原则，也被历史上众多的战争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作战要领，绝非浪得虚名。譬如江河湖泊地带的处军作战之法，“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云云，就很有实际的价值。所谓“半济而击”，即是趁着敌人正在渡河的时候，冷不防地发起攻击，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中，贵族风度十足的宋襄公拒绝大臣子鱼的意见，不肯玩落井下石的把戏，没有乘楚军横渡泓水之时击鼓进攻，结果吃了大亏，败得一塌糊涂，这种迁腐而又自负的表现，从反面证明了“半济而击”原则的正确性。而在吴楚相举之战中，吴军在取得第一场会战的胜利后，对楚军实施战略追击，终于在清发水一带赶上了撤退逃跑中的楚军。这时，吴王阖庐接受了他的兄弟夫概的“半渡而后击之”建议，再次大破楚军，扩大了战果，为进入楚国都城郢都扫清了障碍。这个例子，又从正面证明了“半济而击”原则的重要价值。
当然，对孙子我们也大可不必迷信，他提出的一系列“处军之法”，只是一般的作战原则罢了，要真正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完全有待于军事指挥员根据战场的情势，来灵活掌握运用。譬如楚汉战争时期，汉军统帅韩信在破赵之役中背靠绵蔓水布列阵势的做法，单单从表面上看起来，人们会觉得这根本不合通常的“处军之法”。因为一般的部署军队的原则是要求做到“前左水泽，右背山陵”，而眼下韩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变成“右背”水泽了。可是实际的战争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信通过自己天才的指挥，杀得二十万赵军片甲不留，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灭掉了赵国。这个事实表明，“处军”上的种种原则，如同孙子的其他作战方法一样，是真理而不是教条，绝对不应该死守拘泥。否则就会像那位空头理论家马谡一样，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当年，马谡奉诸葛亮之令，统率蜀军精锐进驻街亭，与魏军周旋。在驻扎部队时，马谡弃战略要道于不顾，将部队驻扎在街亭周围的一座土山上。这样做，似乎是同孙子的“处军之法”原则相吻合的，“视生处高”嘛，所谓“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马谡自己也踌躇满志、豪情万丈：“以高击下，势如破竹！”可结果呢，张郃统帅的曹魏军大兵一到，切断蜀军水源，将整座小山团团包围起来后，马谡便完全没招了，一仗下来，不但没有能“以高击下”，创造奇迹，反而输得惨不忍睹，使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不得不窝窝囊囊收场。马谡这个祸闯得真不小，在战后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丢掉自己的脑袋，这的确也是活该！这件事也让我们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仅仅知道兵法的条文，即便是到了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程度，也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如果不懂得如何高明理解它，灵活运用它，那么，有时候真的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来得好。
2.关于相敌之法
“相敌”，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它指的是观察、了解各种征候、情况，并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它的本质属性，是要透过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找出真正的原因、动态，以求对敌人一方的基本情况做出缜密的分析、正确的判断，从而掌握主动，为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践出真知，战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战争经验与教训的借鉴和汲取，观察和判断敌情，离不开以往的战争经验作为参验、推论的坐标和参数。孙子的过人之处，是他把原先零散的经验、例证按照一定的体系归纳、总结在一起，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相敌”方法，这类方法孙子一共概括出三十多种，大多是经受过实战检验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们看起来很琐碎、很简陋，“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完全适合冷兵器时代作战的需要，对于掌握敌情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从中可以看到孙子兵学求真务实的基本特点。
这三十多种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了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用聪明的大脑，过滤种种蛛丝马迹，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敌人想干什么，要干什么，然后预作防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二是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土灰的观察，来判断敌人方面的行动意向，比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树欲静而风不止”，敌人想有所动作，不可能把一切捂得严严实实，总会在不经意中透露一二，这时便可以从种种自然物候现象中分析其动态，未雨绸缪，稳操胜券。三是通过对敌人举止动态、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虚实，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气是否高涨，补给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这样，寻找出敌人的弱点，把握住有利的战机，打蛇打七寸，一举置敌人于死地。
这些“相敌”的招数，基本上是实战经验的结果，战争史上不乏这方面的具体印证。如公元前615年，秦国起兵攻打晋国。晋国自然不敢怠慢，委派中军主帅赵盾统率晋军主力抗击来犯的秦军。双方军队遂于河曲（在今山西永济一带）遭遇。针对秦军远离后方、越境征战、难以持久的军情特点，晋军统帅部采取了“深垒固军”、待敌撤退而击之的方针，气闲神定，“老虎不出洞”，磨得秦军一点也没脾气。无奈之下，秦军主帅做出了全师撤退的决定。为了掩饰这一意图，免得晋军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秦军主帅派遣使者前往晋军大营，预约双方在第二天进行决战，这位使者果然好身手，在晋军诸多将领跟前，气焰嚣张，肆无忌惮，话讲得特冲也特强硬，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可他夸张的表现并不能瞒蒙任何人，晋军的一位副将就从秦军使者的眼神里、口气中察觉到其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蹊跷，判断秦军已黔驴技穷，行将撤退。于是向赵盾提出建议，乘秦军开始后撤之时发起攻击，截断敌人的退路，一举加以歼灭。但遗憾的是，晋军统帅赵盾魄力太小，打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没有能采纳这个正确建议，致使秦国军队得以趁着夜色的掩护安全撤退，摆脱了被动受歼的危险局面。这就是所谓“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的典型例证。
又如公元621年爆发的虎牢之战中，李世民（当时还是秦王，连太子都没份儿）统率唐军，在战略要地汜水（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与劲敌窦建德相对峙。当时，窦建德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声势浩大，沿着汜水东岸布阵列势，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二十余里地。可“人是铁，饭是钢”，窦军整整一个上午折腾下来（从辰时一直到午时），战斗力也就在无形之中悄然流逝了，那些兵士饿着肚子，渴着嗓子，都横七竖八坐在地上，秩序混乱根本不像一个打仗的样子。细心的李世民从远处观察到这些迹象后，便判断解读为窦建德部队的士气开始懈怠，唐军的取胜机会来了。
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于是李世民便派遣宇文士及率领三百名骑兵前去掠阵，算是投石问路。他告诫宇文士及说，倘若窦军进退有节，严整不动，那么就不要强行突破，而马上领兵返回本阵；如果对方阵势经不得这么一冲，混乱松动，那么就引兵继续攻击，以扩大战果。宇文士及应命而去，猛攻至窦军阵前。接下来的事情恰如李世民所料，窦军果真是只纸老虎，败象立露，整个阵势迅速开始动摇与瓦解了。李世民见状，喜上眉梢，当即下达命令：全军出动，发起总攻，并身先士卒，亲自带领骑兵冲锋陷阵。唐军渡过汜水后，饿虎扑食一般杀向窦建德军的大营，迅速瘫痪了窦军的指挥中枢，杀得窦军上下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窦建德本人也身负重伤，倒栽葱似的从高高的马背上摔跌下来，被唐军士兵逮个正着，他手下的十万兵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虎牢之战便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唐王朝取得了统一天下之战中的关键性胜利。而唐军之所以取胜，重要的前提是李世民善于“相敌”，从实战的角度验证了孙子下列“相敌”原则的正确性：“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当然，在今天看来，孙子在本篇中所总结的三十二条“相敌”之法，是非常古老、简单、直观的东西，属于直观经验的粗浅判断和预测，原始、粗浅、简陋得很，同当今先进的军事侦察技术与手段相比，它的陈旧、落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早已过时，根本不适用于现代高科技战争。有了侦察卫星，有了全球定位仪，有了名目繁多的通信监视，自然大可不必去看烟尘是什么样子，鸟儿与野兽在哪里出没，否则便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十足的胡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子主张“相敌”，把它作为战争指挥者达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具有其特殊意义的，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孜孜探求的可贵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它今天的过时而否定它当时的实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孙子有关“相敌”方法的概括，虽然直观粗浅，但却包含着深厚的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作为高明的人，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透过各种表象，去解释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永远能给后人以启迪，孙子的价值其实正体现在这个方面。
3.孙子的精兵强军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扩大，杀伤程度越来越严重，“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各诸侯国无论是为了争霸，还是为了自保生存，都需要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于是扩军备战便一波高过一波。像晋国，城濮之战时动用的兵车数为700乘，而到了春秋末年平丘之会时，它已能出动兵车4000乘治兵邾南了，扩军速度令人惊讶。又如楚国，城濮之战时其兵力当在千乘左右，可到春秋末年，它已是具有近万乘兵力的超级大国了。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扩军趋势，是当时整个军事形势演变的特点之一。
孙子当然是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的，提倡发展军队为从事争霸战争作筹码。所以“十万之师”是他用兵打仗所考虑的一个基数。然而，他比当时一般人高明的地方，是他提出了军队发展的正确方向：走精兵建设之路，“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这既是对争取战争胜利基本条件的论述，也是对军队建设根本原则的揭示。
“兵非益多”称得上是军队建设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军队的数量固然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可是没有质量的军队人数再多，也无法很好地发挥战斗力，履行军队的职责。海湾战争前夕，伊拉克号称拥有百万之众，可是由于其整体素质低下，加上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同美军相比而言），战法单调陈旧，所以经不得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穷追猛打，在短短的时间里便一溃千里，惨不忍睹。可见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建设军队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既注重保持一定的数量规模，又注意提高军队的质量性能，并且把重点放在后者上面。
道理非常浅显，如果军队数量过于庞大，那么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有效地进行教育训练，不利于改良武器装备（大量的人头费占用了军事技术所需投入的经费），也有碍于提高指挥的效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军队人数最多，可它与晋国、秦国交锋，老是处于下风。北宋时期大量冗兵冗将的存在，导致整支军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在和西夏、辽、金军队作战时吃尽败仗，都是明显的例证。由此可知，孙子的精兵理论的确击中了军队建设的关键，具有重大的军事学术价值，所以为后世兵家所普遍重视。例如，战国时期吴起主张“简募良材”，孙膑提倡“兵之胜，在于篡卒”，《尉缭子》作者鼓吹裁军强兵，就是对孙子“精兵”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的“兵非益多”思想，同时也是精兵决胜、多谋制敌作战指导原则的具体体现。孙子认为用兵打仗，绝非是简单的兵力投入和使用，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单纯，所以不能以兵力的多少来衡量和展望战争胜负的前景，关键要看作战指挥是不是高明卓越。具体地讲，就是要看能否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准确判断敌情，内部团结一致，上下齐心协力这一点。与此相应，孙子坚决反对狂妄自大、寡谋无虑、刚愎自用、轻敌冒进，指出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军队就会彻底陷入被动，难以逃脱失败的可悲命运，丧钟就要敲响，局面不可收拾，“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这一看法完全属于颠扑不破的真理。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军霉运当头，遭遇齐军伏击，十万精锐之师顷刻全军覆没，统帅太子申当了俘虏，主将庞涓智穷力竭一命呜呼；元末明初鄱阳湖大鏖战中，陈友谅主力悉数就歼，陈友谅本人日暮途穷，郁郁而终。这中间的主要原因，便是庞涓、陈友谅等人的狂妄自大、率意冒进（“武进”），既没有动脑子、出高招（“无虑”），又轻敌自大、小觑对手（“易敌”），结果全面崩盘、徒呼奈何。相反，他们的对手孙膑、朱元璋等人，则老谋深算，棋高一着，非常巧妙地做到了“并力、料敌、取人”，从而一举取得成功，圆满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真可谓胜败得失，系于毫发；指挥若定，似合符契！
4.“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
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他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这里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是“胡萝卜”；这里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是“大棒”。孙子指出，在军队管理上，如果没有教化，一味讲求军纪军法，动不动打人屁股，砍人脑袋，使大家整天生活于恐怖之中，那么必然导致将士思想不统一，精神不振奋，离心离德，矛盾激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极大地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正常发挥，“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但是如果不严肃军纪军法，单纯宽厚溺爱，行“姑息之政”，也势必会导致将士斗志涣散，各行其是，整支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这同样不利于军队的行动，同样是军队建设上的灾难。所以，在孙子看来，只有真正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胡萝卜与大棒一样不缺，方可“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上下，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
孙子不但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他初见吴王阖庐，便大刀阔斧把自己“令文齐武”的治军原则实地表演了一番：吴宫教战，他在三令五申训诫参与演习的宫女无效的情况下，不顾吴王阖庐本人的求情，毅然决然动用军法，将担任左右队长的吴王宠姬砍了脑壳。当斧钺高高举起又沉沉落下，吴王那两位千娇百媚的宠姬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身首异处、香销玉殒之时，所有人都明白了，孙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戒律的确不是虚文，而是实实在在的纲纪。这正是孙子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将吴国军队训练成为一支严守纪律、骁勇善战的雄师劲旅的缘由所在。司马迁盛赞孙子的功绩，说是“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看来这绝不是信口雌黄，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孙子曰：凡处军[1]、相敌[2]：绝山依谷[3]，视生处高[4]，战隆无登[5]，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6]；客[7]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8]，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9]；视生处高，无迎水流[10]，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11]，惟亟去无留[12]；若交军于斥泽之中[13]，必依水草而背众树[14]；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15]，前死后生[16]，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17]，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18]。
“注释”
[1]处军：指行军舍营、处置军队，即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驻扎诸方面的处置方法。处，处置、部署的意思。
[2]相敌：意为观察、判断敌情。相，视、看、观察的意思。《左传·隐公十一年》：“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
[3]绝山依谷：指通过山地要傍依溪谷行进。张预注：“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绝，越度、穿越。《汉书·成帝纪》：“不敢绝驰道。”颜师古注：“绝，横度也。”依，傍依、靠近；王皙注：“依，谓附近耳。”
[4]视生处高：视，看、审察，这里是面向的意思。生，生处、生地，此处指向阳地带。曹操注：“生者，阳也。”李筌注：“向阳曰生。”高，高地。处高，即居高的意思，即依托高地。视生处高，指的是军队驻扎，要面南朝阳，居隆高之地。杜牧注：“言须处高而面南也。”
[5]战隆无登：指在隆高之地同敌人作战，不宜自下而上进行仰攻。战，战斗。隆，高地。登，登攀、仰攻。张预注：“敌处隆高之地，不可登迎与战。”
[6]绝水必远水：意谓横渡江河，一定要在离江河稍远处驻扎。张预注：“凡行军过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远。一则引敌使渡，一则进退无碍。”绝，横渡也。《荀子·劝学》：“绝江河者，非舟楫也。”远，此处形容词作动词用，远离之意。
[7]客：指敌军，进攻之敌。下同。《礼记·月令》注：“为客不利。”疏引《正义》曰：“起兵伐人者谓之客。”主客，古代兵法重要范畴之一。就作战双方而言，主指己方，客指敌方；就作战形式而言，主指防御一方，客指进攻一方；就作战态势而言，主指主动一方，客指被动一方。
[8]令半济而击之：让敌军渡河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此时敌军首尾不接，行列混乱，攻之容易取胜。济，渡河。半济，指渡过一半。
[9]无附于水而迎客：不要在挨近江河之处同敌人作战。无，勿、毋。附，毗近的意思。迎，迎击。
[10]无迎水流：意谓勿居下游，此指不要把军队驻扎在江河下流处，以防敌人决水、投毒。贾林注：“水流之地，可以溉吾军，可以流毒药。迎，逆也。”
[11]绝斥泽：通过盐碱沼泽地带。斥，盐碱地。《尚书·禹贡》：“厥土白坟，海滨广斥”，郑玄注云：“斥谓地盐卤。”通常“斥卤”合称，如《吕氏春秋·乐成》：“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12]惟亟去无留：惟，宜、应该。亟，急、迅速。去，离开。意谓遇盐碱沼泽地带，应当迅速离开，切莫停留驻军。
[13]若交军于斥泽之中：言在盐碱沼泽地带与敌作战。交军，两军相交，指同敌军对峙与交战。
[14]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指一定要依近水草并背靠树林。依，依近、靠近。背，背靠、倚托之意。张预注：“不得已而会兵于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为险阻。”
[15]平陆处易而右背高：指遇到开阔地带，也应选择平坦之处安营，并把军队的翼侧部署在高地之前，以高地为倚托。平陆，开阔的平原地带。易，平坦之地。右，指军队的主要翼侧。右背高，指军队翼侧要后背高地以为依托。一说：右，上的意思；右背高，即以背靠高地为上。
[16]前死后生：前低后高。生、死此处指地势的高、低。《淮南子·地形训》：“高者为生，下者为死。”又该书《兵略训》：“所谓地利，后生而前死。”本句意谓在平原地带作战，也要做到背靠山险而面向平易。
[17]凡此四军之利：四军，指上述山地丘陵、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四种地形条件下的处军原则。
[18]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就是黄帝所以能战胜四方部族首领的缘由。曹操注：“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又汉简本《黄帝伐赤帝》云：“（南伐赤帝）……东伐（青）帝……北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祖先，部族联盟首领，号轩辕氏，居有熊。传说他曾败炎帝于阪泉，诛蚩尤于涿鹿，北逐獯鬻（荤粥），合符釜山，统一了黄河流域。事见《竹书纪年》与《史记·五帝本纪》。四帝，四方之帝，即周边部族联盟的首领，一般泛指炎帝、蚩尤等人。
凡军好高而恶下[1]，贵阳而贱阴[2]，养生而处实[3]，军无百疾，是谓必胜[4]。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5]。此兵之利，地之助也[6]。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7]。凡地有绝涧[8]、天井[9]、天牢[10]、天罗[11]、天陷[12]、天隙[13]，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14]。军行有险阻[15]、潢井[16]、葭苇[17]、山林、蘙荟[18]者，必谨覆索之[19]，此伏奸之所处也[20]。
“注释”
[1]好高而恶下：好，喜爱、乐意。恶，厌恶、讨厌。张预注：“居高则便于观望，利于驰逐；处下则难以为固，易以生疾。”
[2]贵阳而贱阴：指看重向阳之处而不喜欢阴湿地带。梅尧臣注：“处阳则明顺，处阴则晦逆。”
[3]养生而处实：指军队要选择水草和粮食充足、物资供给方便的地域驻扎。养生，指水草丰盛，粮食充足，便于军队生活。曹操注：“养生，向水草，可放牧养畜乘。”处实，指军需物资供应便利。梅尧臣注：“处实，利粮道。”
[4]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张预注：“居高面阳，养生处厚，可以必胜；地气干旱，故疾疠不作。”
[5]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指置军于向阳之地并使其主要侧翼背靠高地。
[6]地之助：意谓得自地形条件的辅助。梅尧臣注：“兵所利者，得形势以为助。”
[7]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沫，张预注：“沫，谓水上泡沤。”涉，原意为步行渡水，这里泛指渡水。定，指水势平稳。
[8]绝涧：指溪谷深峻、水流其间的险恶地形。曹操注：“山深水大者为绝涧。”
[9]天井：指四周高峻、中间低洼的地形。曹操注：“四方高、中央下为天井。”
[10]天牢：牢，牢狱。天牢即是对高山环绕、易进难出的地形之形象描述。王皙注：“牢，谓如狱牢。”张预注：“山险环绕，所入者隘，为天牢。”
[11]天罗：罗，罗网。指草深林密，荆棘丛生，军队进入后有如深陷罗网无法摆脱的地形。曹操注：“可以罗绝人者为天罗。”
[12]天陷：陷，陷阱。指地势低洼、道路泥泞、车马易陷的地带。曹操注：“地形陷者为天陷。”又张预注：“陂池泥泞，渐车凝骑。”
[13]天隙：隙，狭隙，指两山相向、涧道狭窄险恶的地形。曹操注：“山涧道迫狭，地形深数尺、长数丈者为天隙。”
[14]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意谓对于上述“绝涧”等“六害”地形，我们要远离它、正对它，而让敌军去接近它、背靠它。梅尧臣注：“言六害，当使我远而敌附，我向而敌倚，则我利敌凶。”之，指“绝涧”等六种不利地形。
[15]军行有险阻：险阻，《广雅·释名》：“山曰险，水隔曰阻。”曹操注：“险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
[16]潢井：指积水低洼之地。《汉书·龚遂传》颜师古注：“积水曰潢。”又曹操注：“潢者，池也；井者，下也。”
[17]葭苇：芦苇，这里泛指水草丛聚之地。曹操注：“葭苇者，众草所聚。”
[18]山林、蘙荟：指山林森然，草木繁茂。曹操注：“山林者，众木所居也；蘙荟者，可屏蔽之处也。”
[19]必谨覆索之：一定要仔细、反复地进行搜索。谨，谨慎。覆，反复。索，搜索、寻找。
[20]此伏奸之所处也：指“险阻”、“潢井”等处往往是敌人伏兵或奸细的藏身之处。张预注：“恐兵伏其中，又虑奸细潜隐，觇我虚实，听我号令。伏、奸，当为两事。”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1]。众树动者[2]，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3]。鸟起者，伏也[4]；兽骇者，覆也[5]。尘高而锐者，车来也[6]；卑而广者，徒来也[7]；散而条达者，樵采也[8]；少而往来者，营军也[9]。辞卑而益备者，进也[10]；辞强而进驱者，退也[11]；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12]；无约而请和者，谋也[13]；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14]；半进半退者，诱也[15]。杖而立者，饥也[16]；汲而先饮者，渴也[17]；见利而不进者，劳也[18]；鸟集者，虚也[19]；夜呼者，恐也[20]；军扰者，将不重也[21]；旌旗动者，乱也[22]；吏怒者，倦也[23]；粟马肉食[24]，军无悬缻[25]，不返其舍者[26]，穷寇也。谆谆翕翕[27]，徐与人言者[28]，失众也；数赏者，窘也[29]；数罚者，困也[30]；先暴而后畏其众者[31]，不精之至也[32]。来委谢者[33]，欲休息也[34]。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35]，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注释”
[1]其所居易者，利也：敌军在平地上驻扎，一定是有利可图才这么做的。杜牧注：“敌不居险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于事也。”易，平易，指平地。利，有利；有好处。又张预注：“或曰敌欲人之进，故处于平易以示利，而诱我也。”
[2]众树动者：众树，许多树木；动，摇曳摆动。曹操注：“斩伐树木，除道进来，故动。”
[3]众草多障者，疑也：在杂草丛生之处设下许多障碍，是企图使我方迷惑。曹操注：“结草为障，欲使我疑。”疑，使动用法，使迷惑、使困疑之意。
[4]鸟起者，伏也：鸟雀惊飞，是因为其下埋伏着敌军；曹操注：“鸟起其上，下有伏兵。”伏，埋伏、伏兵。
[5]兽骇者，覆也：野兽受惊奔跑，这是敌军大举来袭。曹操注：“敌广陈张翼，来覆我也。”骇，惊骇、受惊。覆，倾覆、覆没的意思，引申为铺天盖地，蜂拥而至。一说，“覆”亦为伏兵。《左传·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杜预注：“覆，伏兵也。”
[6]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尘土高扬笔直上升，这是敌人兵车驰来。杜牧注：“车马行疾，仍须鱼贯，故尘高而尖。”锐，锐直、笔直。车，兵车。
[7]卑而广者，徒来也：意为尘土低而宽广，这是敌人的步兵开来。张预注：“徒步行缓而迹轻，又行列疏远，故尘低而来。”卑，低下。广，宽广。徒，步卒、步兵。
[8]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尘土散漫而细长，时断时续，这是敌人在砍薪伐柴。杜牧注：“樵采者，各随所向，故尘埃散衍。”条达，王皙注：“纤微断续之貌。”
[9]少而往来者，营军也：尘土稀少，此起彼落，这是敌人在安营驻军。梅尧臣注：“轻兵定营，往来尘少。”
[10]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敌人措辞谦卑恭顺，同时又加强战备，这表明敌人准备进犯。梅尧臣注：“欲进者，外则卑辞，内则益备。”卑，卑谦、恭敬。益，增加、更加的意思。
[11]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敌人方面措辞强硬，在行动上又示以驰驱进逼之姿态，这是其准备后撤。
[12]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张预注：“轻车，战车也。出军其旁，陈兵欲战也。”陈，同“阵”，布列阵势。
[13]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指敌人还没有陷入困境却主动前来请和，这中间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约，困屈、受制的意思。《说文》：“约，缠束也。”《集韵》：“约，屈也。”
[14]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意思是敌人急速行动、摆开兵车布好阵势，是期求与我进行作战。期，期求。《韩非子·五蠹》：“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此处是“期会”（按期会合进行决战）的意思。
[15]半进半退者，诱也：敌人似进不进，似退不退，这是为了诱我入其圈套。
[16]杖而立者，饥也：言倚着兵器而站立，这是饥饿的表现。王皙注：“倚仗者，困馁之相。”杖，同“仗”，扶、倚仗的意思。
[17]汲而先饮者，渴也：取水的人自己先饮用，这是干渴的标志。张预注：“汲者未及归营而先饮水，是三军渴也。”汲，汲水、打水。
[18]见利而不进者，劳也：明明有利可图而军队却不前进，说明敌军已疲劳不堪。杜佑注：“敌人来，见我利而不能进击者，疲劳也。”
[19]鸟集者，虚也：鸟雀群集敌营，表明敌营空虚无人。梅尧臣注：“敌人既去，营垒空虚，鸟乌无猜，来集其上。”《左传·襄公十八年》：“师向告晋侯曰：‘城上有鸟，齐师其遁。’”虚，空虚无人的意思。
[20]夜呼者，恐也：军卒夜间惊呼，这是敌人惊恐不安的象征。杜牧注：“恐惧不安，故夜呼以自壮也。”
[21]军扰者，将不重也：张预注：“军中多惊扰者，将不持重也。”
[22]旌旗动者，乱也：敌军旗帜不停地摇动，表明敌人已经处于混乱之中。杜佑注：“旌旗谬动，抵东触西倾倚者，乱也。”
[23]吏怒者，倦也：梅尧臣注：“吏士倦烦，怒不畏避。”
[24]粟马肉食：拿粮食喂马，杀牲口吃肉。粟，粮谷，此处名词用作动词，指用粮食喂马。
[25]军无悬缻：“缻”同“缶”，汲水用的罐子，泛指炊具。此句是说敌军收拾起了炊具。
[26]不返其舍者：舍，营幕。此言军不归幕，暴露野宿。
[27]谆谆翕翕：低声下气、恳切温和的样子。谆，恳切。《说文》：“谆，告晓之熟也。”这里有絮絮不休的意思。翕，通“习”，《诗·邶风·谷风》：“习习谷风”，毛苌传：“习习，和舒貌。”
[28]徐与人言者：意谓语调和缓地同士卒商谈。徐，缓缓温和的样子。人，此处指士卒。
[29]数赏者，窘也：敌军一再犒赏士卒，说明其处境困难。梅尧臣注：“势穷忧叛离，屡赏以悦众。”数，多次、反复。窘，窘迫、困窘。
[30]数罚者，困也：敌军一再处罚士卒，表明其已经陷入困境。梅尧臣注：“人弊不堪命，屡罚以立威。”
[31]先暴而后畏其众者：指将帅开始对士卒粗暴，继而又惧怕士卒者。李筌注：“先轻后畏，是勇而无刚。”
[32]不精之至也：意谓将帅不精明到了极点。
[33]来委谢者：委，委质、遗礼。谢，道歉、谢罪。委谢，指委质赔礼。古人相见，多执贽以为礼，故称“委质”或“委贽”。
[34]欲休息也：敌人希望休兵息战。
[35]久而不合：久久没有展开交锋的意思。合，指交战。古代敌对双方交战曰“合”。
兵非益多也[1]，惟无武进[2]，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3]；夫惟无虑而易敌[4]者，必擒于人。
“注释”
[1]兵非益多也：意谓兵员并不是越多越好。这反映了孙子的精兵建军思想。益多，即以多为益。王皙注：“不以多为益。”
[2]惟无武进：意为只是不要恃武冒进。王皙注：“不可但恃武也。”惟，独、但、只是。武进，刚武轻进，犹言迷信武力、肆意冒进。
[3]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指能做到集中兵力、正确判断敌情、争取人心则足矣。张预注：“并兵合力，察敌而取胜。”并力，集中兵力。料敌，观察判断敌情。取人，争取人心，善于用人。
[4]无虑而易敌：没有深谋远虑而妄自尊大蔑视敌手。易，轻视、蔑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国无小，不可易也。”即言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1]，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2]，是谓必取[3]。令素行以教其民[4]，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5]。
“注释”
[1]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在士卒还未亲近依附之前就施用刑罚，士卒就会怨愤不服。杜牧注：“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罚齐之。”亲附，亲近归附。《淮南子·主术》：“群臣亲，百姓附。”
[2]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教育。文，指政治、道义。齐，整饬、规范。武，指军纪军法。此句的意思是，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约束、整饬部队。这是孙子治军思想的核心原则。《吴子·论将》：“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3]是谓必取：指用兵打仗一定能取胜。
[4]令素行以教其民：令，法令规章。素，平常、平时。行，实行、执行。民，这里主要是指士卒、军队。此句梅尧臣注曰：“素，旧也。威令旧立，教乃听服。”
[5]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意谓军纪军令平素能够顺利执行的，是因为军队统帅同兵卒之间相处融洽。张预注：“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得，亲和。相得，指军队内部上下和睦，关系融洽。
“译文”
孙子说：凡是处置部署军队和观察判断敌情，都应该注意：通过山地，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不要去仰攻敌人占领了的高地。这是在山地部署机动军队的原则。横渡江河，必须在远离江河处驻扎；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予以迎击，而要等他渡过一半时再进行攻击，这样才有利；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挨水边布兵列阵；在江河地带驻扎也应当居高向阳，不可面迎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部署机动军队的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应该迅速离开，不要停留；倘若同敌人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一定要靠近水草并背靠树林。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部署机动军队的原则。在平原地带，要占领平坦开阔地域，而侧翼则应倚托高地，做到前低后高。这是在平原地带部署机动军队的原则。以上四种军队部署原则运用带来的好处，正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的驻军，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厌恶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之处，轻视阴湿之地，靠近水草多的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这样，克敌制胜就有了保证。在丘陵堤防地域，必须占领朝南向阳的一面，而把主要侧翼背靠着它。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处置，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上游下雨涨水，洪水骤至，想要涉水过河的，得等待水流平稳后再过。凡是遇上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六种地形，必须迅速离开，不要靠近。我军远远离开它们，而让敌人去接近它们；我军应面向它们，而让敌人去背靠它们。行军过程中如遇到有险峻的隘路、湖沼、水网、芦苇、森林和草木茂盛的地方，一定要谨慎地反复搜索，这些都是敌人可能设下伏兵和隐藏奸细的地方。
敌人逼近而保持安静的，是倚仗它占领着险要有利的地形；敌人离我很远而前来挑战的，是想引诱我军入其圈；敌人之所以驻扎在平坦地带，是因为它这样做有利可图。许多树木摇曳摆动，这是敌人隐蔽前来；草丛中有许多遮障物，这是敌人故布疑阵；鸟雀惊飞，这是下面有着伏兵；野兽骇奔，这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又高又尖，这是敌人的战车驰来；尘土低而宽广，这是敌人的步兵开来；尘土四散飞扬，这是敌人在拖曳柴薪；尘土稀薄而又时起时落，这是敌人正在结寨扎营。敌人使者措辞谦卑却又在加紧战备的，这是想要进攻；敌人使者措辞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姿态的，这是准备撤退；敌人战车先出动，部署在侧翼的，这是在布列阵势；敌人尚未受挫而主动前来讲和的，必定是另有阴谋；敌人急速奔跑并摆开兵车列阵的，是期待同我决战；敌人半进半退的，是企图引诱我军上当。敌兵倚着兵器站立，这是饥饿的表现；敌兵打水的人自己先喝，这是干渴缺水的表现；敌人明见有利而不进兵争夺，这是疲劳的表现；敌军营寨上方飞鸟集结，表明是座空营；敌人夜间惊慌叫喊，这是其恐惧的表现；敌营惊扰纷乱，这是敌将没有威严；敌阵旗帜摇动不整齐，这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敌人军官易怒烦躁，表明全军已经疲倦；敌人拿粮食喂马，杀牲口吃肉，收拾起炊具，部队不返回营寨的，这是打算拼死突围的穷寇。敌将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这表明敌将失去人心；接连不断地犒赏士卒，这表明敌人已无计可施；反反复复地处罚部属，这表明敌军处境困难；敌方将领先强暴继而又害怕部下的，说明他实在是最不精明的统帅。敌人派遣使者前来送礼言好，这是敌人希冀休兵息战；敌人逞怒同我对阵，可是久不交锋而又不撤退，这时就必须审慎地观察它的意图。
用兵打仗，并不重在兵力的众多，只要不轻敌冒进，而能做到集中兵力，判明敌情，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也就足够了。那种既无深谋远虑而又狂妄轻敌的人，一定会被敌人所俘虏。
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施行惩罚，那么他们就会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士卒已经亲近依附，而军纪军法仍得不到执行，那也就无法用他们去作战。所以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他们，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他们，这样就必定会取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平素能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平素不能够严格贯彻命令，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时命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这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关系相处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