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系统总结火攻作战经验和特点的专门文字。主要论述了春秋以前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火攻的方法以及火发后的相应应变措施等问题。孙子认为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作战样式。他把火攻归纳为五大类，即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指出火攻必须具备“发火有时，起火有日”的气象条件和“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等物质条件。孙子主张火攻与兵攻相结合，明确提出“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及时地指挥军队发起攻击，以扩大战果。本篇中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孙子的慎战思想。他强调君主和将帅对战争要慎重从事，指出国君不可以凭个人喜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逞一时意气而轻率动武。无论是战是和，都必须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依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国全军之道”。
“烈火张天照云海”，“赤壁楼船扫地空”，这两行大气磅礴、音节铿锵、形象鲜明、叱咤风云的诗句，出自于唐代伟大诗人，号称“诗仙”的李太白之《赤壁送别歌》。它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一样，为人们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重现了公元208年发生的一幕：曹操、孙权、刘备三方赤壁大鏖战的生动而又惨烈的场景。这场决定魏、蜀、吴三国鼎立、逐鹿中原之命运大战的最基本特色，就是“火攻破敌”，“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一作‘强虏’）灰飞烟灭”。处于战略弱势地位的孙、刘联军，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巧妙地以火助攻，一把冲天大火烧得数十万曹操雄师鬼哭狼嚎，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北窜。曹孟德横槊赋诗、并吞寰宇的气概雄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远大理想，就此付诸东流，抱恨终天！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战争历史上，除了野战、城池攻守等常规战法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形式各异、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法，例如山地战、丛林战、荒漠戈壁战、河川湖泊战、夜战、雪战、水战、火攻等等。这中间尤以火攻为人们所广泛瞩目，历史上曾上演过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气吞山河的战争场面。历史上不少脍炙人口的著名战例，往往与“火攻”相联系，仅就三国历史而论，几场关键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火攻克敌制胜的典范。
所谓“火攻”，就是通过放火燃烧的途径，猛烈打击敌人，歼敌有生力量，毁敌战争资源，从而争取主动，克敌制胜。在古代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火攻称得上是威力最为强大、效果至为明显的作战手段之一。火攻一旦奏效，便会使敌方的器械物资、城池营垒片刻之内化为乌有，三军人马瞬息之间毁伤殆尽，从而为纵火的一方主动进攻创造良好的作战态势。所以，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将军曾不无感慨地说：“夫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最多。”
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属于典型的冷兵器时代，所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矛、殳、弓箭、佩剑等，锋刀相接、弓矢交射的作战形式，主要靠的是力与力的直接对抗与较量，“杀人一千，自伤八百”，战胜敌人的一方，往往也要付出相当规模的代价，人员和物资的消耗相对较大，战争的效益相对较低。在这种条件之下，火攻作为一种投入较小而产出较大的重要进攻方式，自然要引起当时兵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孙子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为此，他合乎逻辑地要在《孙子兵法》一书中专门开辟一篇，来集中论述“火攻”的问题，其内容包括了火攻的基本种类，实施火攻的条件和方法，兵攻与以火助攻的关系等等，从而对春秋时期火攻作战经验做出了全面的总结。
孙子是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文学家是“跟着感觉走”，讲究的是激情与冲动，讲话写文章，只求优雅与艺术，随心之所欲；哲学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讲究的是逻辑与理智，讲话写文章，只求严谨与科学，按常理之所规。因此，他对火攻问题的阐述同样具有严谨的逻辑性，换句话说，即有着清晰的层次性，极强的说理性。它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火攻战术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要谈火攻，首先要给火攻正名，所谓“必也正名乎”。所以孙子讨论火攻，第一个工作是要说明“火攻”的意义。在他看来，以火助攻，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卓有成效打击和消灭敌人，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战术手段，“以火佐攻者强”。有了这样的认识，再讨论火攻的具体战术问题才具备了基础，这叫做“纲举而目张”。
第二，根据所要打击对象的不同，把火攻的方式具体区分归纳为五个大类。其一是焚烧敌方的人马，它属于最主要的类型，如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的情况；二是焚烧掉敌军的粮草，让他们饿肚子全身虚脱，就像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许攸的献计，一把火烧掉袁绍囤积在乌巢的军粮；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军无辎重则亡”，对手没有了装备，便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破坏对手的后方战略资源，因此仗自然便无法再打下去，就像隋统一南北之前，用高颎的计谋，潜入陈国后方，烧仓库搞破坏；五是焚烧敌方的交通线，补给道路一旦被切断，敌人虽“有心杀敌”，但实际情况则是“无力回天”，遭到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以上五种火攻破敌的方式，分别之实际上就是两大类：一是以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直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肉体；二是以敌人的物资工具为目标，即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器，剥夺敌人赖以支持战争的物质资源，使得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输掉整个战争。它们其实几乎囊括了古代作战所涉及的各个重要方面。
第三，论述实施火攻的具体条件，指出要避免火攻流于形式，“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正确选择火攻的时机。火攻的具体操作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是想这么做便能这么做的，所以，孙子强调指出，火攻的实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概括起来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气象条件，一是物质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的“东风”，就是气象条件。就这项条件而言，孙子认为应该是“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即要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气候干燥，月亮行经箕、壁、翼、轸等星宿位置（古人认为月亮在这些位置时天会刮大风）等。这在《三国演义》里，便是诸葛亮披上道袍、筑坛禳星借东风的表演。就物质条件而言，是“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即火攻用的物资必须在平时预做准备，不要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孙子认为，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就可以考虑在作战当中运用火攻这个手段了，“该出手时便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孙子这样看问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孙子这里所谈的“火攻”，同后世（火器时代）乃至当代（核武器时代）的火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火攻主要是利用松脂、艾草等易燃物品，依靠风力的作用，四下纵火来给敌方造成伤亡和损失。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天气条件的限制（同耕田种稻靠天吃饭的情况一样），不可能随时随地使用，而只能是一种特殊的辅助性进攻手段，所以必须先讲求有关的气候及物质条件。否则便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第四，火攻与兵攻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火攻不是简单地用纵火的方法去惊扰敌人，而必须按照一定的火攻战术来运作。它的基本要领，就是不要让火攻成为一种单纯、孤立的进攻手段，而是要使它和兵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兵攻为主导，以火攻为辅助，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战斗能量。为此，孙子明确提出了“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的战术原则，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采取不同的火攻战术，并且及时以主力进行相应的配合策应，指挥部队发起凌厉的攻击，来扩大战果，一举奠定胜局。按孙子的观点，这才是火攻破敌的上乘境界。
孙子这样辩证分析问题，的确非常有必要。因为火攻固然威力强大，效果显著，但利与弊形影相随，有大利者必有大害，这乃是事物的一般规律，“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在火攻问题上不知道灵活掌握，随机处宜，就不能使这种战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有甚者，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叫做“船夫常在水中死，将军不免阵上亡”。譬如南朝萧梁时期，侯景起兵反叛，攻打巴陵，他想“依样画葫芦”，用火攻的手段来攻克城池，谁知风向突变，大火转而烧到自己的兵马，损失惨重，终于大败，这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具体例子。所以，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在实地火攻之时，一定要针对敌情的变化，灵活地加以处置，绝对不做“玩火自焚”的蠢事。孙子早在两千五百年之前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系统提出“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的方法，告诉大家要掌握“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等具体要领，足见他认识之深刻，视野之开阔，可谓语重心长，循循善诱！
东西数万里，上下几千年，运用火攻战术以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就像秋天晴朗夜空上的星星，多得数也数不清。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战国期间田单即墨城下大摆火牛阵击败燕军，东汉班超通西域过程中的破鄯善之战，三国时期孙、刘联军战胜曹军的赤壁之战，东吴陆逊火烧连营数百里、大破刘备的彝陵之战，北宋初年潘美火攻刘，夺占广州平定南汉之战，曹彬火烧水寨，攻取金陵灭亡南唐之战，元末朱元璋鄱阳湖借助火攻，歼灭陈友谅主力之战，等等。这些战役的指挥者，之所以能巧妙运用火攻战法，取得超越常规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作战指挥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了孙子“火攻”理论的结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诸多运用“火攻”战术而取得成功的战例之中，赤壁之战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悉，也是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进而统一了北方地区，占据了幽、冀、青、并、衮、豫、徐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一共八个州的地盘，形成了独占中原的格局。曹操“固一世之雄也”，在争夺中原的战争过程中，实行了抑制豪强、选拔贤能、推行屯田等一系列高明措施，建立起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在他的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声势浩大，无人匹敌。在结束对乌桓的战争后，曹操的后方基本稳定，这使得他滋生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念头，企冀成为整个天下的统治者，于是便积极做向南方进军的准备，包括在邺城建玄武池，训练水军，并派人到凉州（今甘肃）授马腾为卫尉予以拉拢，以避免南下作战时侧后受到威胁。
当时，南方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有两支：一是东吴的孙权，他占据着扬州的吴、会稽、丹阳、庐江、豫章、九江六郡。这些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当时遭受战乱较少。而北方人的南迁，又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东吴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力有所增强。在军事上，孙权拥有训练有素的精兵数万，又有周瑜、程普、黄盖、甘宁等多位效忠于自己的名将，加上据有长江天险，因而便成了曹操吞并天下的主要绊脚石。
南方另一个主要割据势力是荆州的刘表。这位仁兄名列汉末“八俊”，名头很大，可实际的办事能力却不足称道，典型的“眼高手低”，加上此时已是年老多病，去日苦多，算不得是曹操的强劲对手。更为糟糕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又很不争气，为争夺继承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从而使得曹操有机可乘。
至于那位以“皇叔”自居的刘备，当时还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他先后依附过公孙瓒、吕布、陶谦、曹操、袁绍，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刘表让他屯兵新野，为自己据守阻止曹军南下的门户。但刘备并非等闲之辈，他的雄心是“匡复汉室”，所以乘着这个机会积极扩充军队，网罗人才。当时他拥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谋士、猛将，是曹操吞并天下的又一只拦路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荆州。因为荆州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地处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占据了荆州，既能够控制今湖北、湖南地区，又可以顺江东下，从侧面打击东吴；向西进军则可以夺取富饶的益州（今四川及重庆市）。同年八月，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九月，曹操进抵新野，刘琮不战而奉表投降。
刘备在樊城获悉刘琮投降的消息后，急急忙忙统领所部向江陵（今湖北江陵）退却。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曹操担心它落入刘备的手中，便亲自率领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行军三百里，追赶行动迟缓的刘备军队，在当阳（今湖北当阳）的长坂坡击败刘备，占领了战略要地江陵。刘备仅仅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突围，逃窜到夏口（今湖北汉口），在那里同关羽的一万多水军以及刘表的长子刘琦率领的一万多人马会合，然后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
曹操占据江陵之后，企图乘胜顺流东下，占领整个长江以东的地区。谋士贾诩认为这时应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养军民，巩固新占地盘，然后再以强大优势迫降孙权。可是当时曹操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乐观，轻敌自大，坚持继续向江东进军。
在曹操进兵荆州之前，东吴就曾有意夺占荆州与曹操对峙。刘表死后，东吴又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去侦察虚实。可鲁肃抵江陵时，刘琮已投降了曹操，刘备正向南撤退。鲁肃便在当阳的长坂坡会见刘备，表达了携手合作、共同抗曹的意向。刘备正是落魄之际，便借势顺坡下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遣诸葛亮随同鲁肃前去会见孙权。诸葛亮向孙权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刘备虽然刚打了大败仗，但是还拥有水陆二万余众的实力。曹操兵力虽多，但是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更何况曹军多是北方大汉，不习水战，荆州又是新占之地，人心不服。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孙、刘两家结成同盟，齐心协力，就一定能让曹军有来无回，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孙权赞同诸葛亮的分析，打消了对联合抗曹的思想顾忌。
但是，东吴内部反对抵抗、主张投降的声音也相当强烈。长史张昭等人为曹军的声势吓破了肝胆，认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兵多势众，又挟新定荆州之胜，势不可挡，双方实力相差悬殊，鸡蛋碰不过石头，还不如趁早打白旗投降。张昭是东吴文臣中的领袖，他这样的态度，使得孙权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这时主战派的鲁肃私下向孙权建议，召回东吴军事主帅周瑜商讨对策。
周瑜奉召从鄱阳赶回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同鲁肃一样，也主张坚决抗御曹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认为：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是后方的局势并不稳定，割据凉州的马超、韩遂，对曹操的侧后构成很大的威胁。曹军放弃北方军队善于骑马打仗的长处，而同吴军在水上进行较量，那是舍长而就短，笨到了极点。加上时值隆冬季节，马乏饲料，北方部队远来江南，水土不服，流行疾病在所难免。这些都是用兵的大忌。曹操贸然东下，失败乃是注定了的。接着，周瑜又向孙权分析了曹操的实有兵力，认为曹操的中原部队不过十五六万，业已疲惫不堪。荆州的降兵至多有七八万人，而且心存恐惧，没有斗志。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却并不可怕，只要动用精兵五万，就足以让曹操吃不了兜着走。周瑜深入全面的分析，使孙权更加坚定了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就调拨精兵锐卒三万人，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军事参谋长），率领部队与刘备会师，共同抗击曹操大军。
十一月（一说十月，又一说十二月），周瑜率兵沿长江西上到樊口与刘备会师。尔后继续前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与曹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曹军初战不利，退回江北，屯军乌林（今湖北蒲圻境内），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曹军偏偏又受到流行病的打击，战斗力更打了一个折扣。由于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惯于水上的风浪颠簸，便用铁环把战船联结起来，以减轻船体的晃动。周瑜的部将黄盖针对敌强我弱，不宜持久，和曹军士气低落、战船连接等实际情况，建议实施火攻，奇袭曹军战船。周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秘密制定了“以火佐攻”、因乱而击之的作战方针。
周瑜利用曹操骄傲轻敌的弱点，先让黄盖写信向曹操诈降，并与曹操事先约好了投降的时间和方式。曹操踌躇满志，不知是计，以为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兴冲冲表示接受黄盖的“归顺”。于是，黄盖率蒙冲（一种用于快速突击的小船）、斗舰数十艘，满载干草，灌以油脂，并巧加伪装，插上旌旗，同时预备快船系挂在大船之后，以便放火后换乘，这一行动方案做得真是丝丝入扣，毫无破绽。
发起进攻那天，正刮着东南大风，战船航速节节加码，迅速向曹军阵地接近。曹军以为这是黄盖前来投降，皆伸长脖子围观守望，毫不戒备。黄盖在距离曹军阵地二里许，下令各船同时放火。一时间“火烈风猛，船往如箭”，径直向曹军冲去。曹军船只首尾相连，分散不开，移动不便，顿时成了一片火海。这时候，风还是一个劲地吹刮，火势熊熊，遂向岸上蔓延，一直烧到了岸上的曹军营寨。曹军上下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得惊慌失措，哭爹喊娘，乱作一团，兵败如山倒，烧死、溺死者不计其数。在长江南岸的孙、刘联军主力船队乘机擂鼓前进，横渡长江，大败曹军，扩大战果。曹操被迫率军由陆路经华容向江陵方向撤退，行至云梦时曾一度迷失道路，又遇风雨，道路泥泞，以草垫路，才使骑兵得以通过。一路上，杯弓蛇影，一夕数惊，人马自相践踏，将士死伤累累。孙、刘联军乘胜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境内）。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乐进驻守襄阳，自己率领残兵败将奔逃回北方。赤壁之战至此以孙权、刘备方面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火攻的典型战例，充分体现了孙子“火攻”作战理论的精髓要义。在这场决定三国命运的战争中，弱小的孙权、刘备联军面对屡战屡胜、兵锋正锐的曹操大军，没有自乱方寸，不曾胆战心惊，而是在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基础上，针对曹操骄傲轻敌、舍长用短（“舍鞍马而就舟楫”）的特点，利用地理、天时方面的有利条件，果断采取“以火佐攻”的作战方针，乘敌之隙，一把火烧出一个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
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孙、刘联军也认真贯彻了孙子“火攻”战法的基本原则。首先，他们充分做好了实施火攻的必要准备，即预先准备了充足的火攻器材——干草、油脂以及用于突击冲锋的火攻载体——蒙冲、斗舰，这就是所谓的“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其次，他们也做到了“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即充分利用东南风大起劲吹的机会，及时地放火焚烧曹军的战船和大营。最后，正如孙子所说：“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使火攻与兵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周瑜、刘备等人，在实施火攻袭击方案顺利得手的情况之下，不失时机地统率主力船队横渡长江，乘着敌人惊慌失措、混乱不堪之机，奋勇攻击，大创聚歼，从而扩大了战果，赢得了完全的胜利。孙、刘联军在赤壁大鏖战中的突出表现，证明了它的统帅集团不愧为谙熟“以火佐攻”、“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这一火攻原则的卓越代表，反映了孙子“火攻”战术思想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所具有的独到价值与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的“火攻”战术原则及其具体方法，业已经受住了历史老人的公正验证，而成为中华兵学宝库中的璀璨瑰宝。
本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孙子的慎战思想。他强调君主和将帅对战争要谨慎从事，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而轻启战端的愚妄行为，孙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着重指出国君不可以凭个人喜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逞一时意气而随便动武。无论是战是和，都必须以利益大小或有无为依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国全军之道”。否则“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现实的惩罚，丧师辱身，为天下笑。曹操在夺取荆州之后，忘乎所以，志得意满，不能认真“修其功”，没有把握住千载难逢的统一天下之良机，拒绝了高参贾诩关于先稳定新占地盘，再伺机攻打东吴的正确建议，轻敌冒进，率意开战，从而埋下了兵败赤壁的种子。在具体作战部署上，曹操又犯联结战船等一系列错误，加上对孙、刘联军可能实施火攻的情况蒙昧无知，疏于戒备，轻信了黄盖的诈降欺骗，终于导致了惨重的失败，葬送了兵扫六合、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其教训的确是非常深刻的。《礼记·曲礼上》讲：“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曹操不听先哲之言，吃亏自在眼前，这对于后人来说，实在具有永远警示的意义。
孙子的这一看法较之于儒、墨之流一味“非战”、“反战”立场无疑更接近于真理，而与《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主战”理论相比，也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乃是从事任何活动的根本依据，战争作为暴力的政治行为，更应该遵循这一宗旨。而要真正贯彻“兵以利动”的精神，国君和将帅乃是关键。古代国君是一国的主宰，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在战争问题上尤其如此。国君如果遇事不能沉着冷静，仅凭一腔热血而轻率发动战争，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至于将帅，乃是一军的统帅，他指挥是否得当，与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遇事冷静，处乱不惊，不为利诱，不为辱怒，是将帅应有的优良素质，也是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有鉴于此，孙子才一再告诫统治者“不可以怒而兴师”，奉劝将帅“不可以愠而致战”。
征之于史，这种“慎战”理论乃不刊之论，正如唐代杜牧所说：“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像成皋之战中曹咎“以愠致战”终遭杀身，夷陵之战中刘备“以怒兴师”招致惨败，李自成不修其功断送天下，都是违背孙子谆谆教诲的必然结果。
孙子为什么在一篇专门讨论具体火攻战术的文字里，会包含这类表面看上去并不相涉的内容，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所谓“安国全军之道”云云，很有可能是错简。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其实，往深处去想，解开这个谜团还是有线索可寻的：烈火的破坏性、威胁性是最为巨大的，所谓“如火燎原，不可向迩”，战争的性质正与它相同，对战争的后果自应有高度的警惕，所以以火为喻，引申出“慎战”的道理，提倡“安国全军之道”也就是理有固宜了。孙子的机心缜密，雅人深致，于此可见一斑。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1]：一曰火人[2]，二曰火积[3]，三曰火辎[4]，四曰火库[5]，五曰火队[6]。行火必有因[7]，烟火必素具[8]。发火有时，起火有日[9]。时者，天之燥也[10]；日者，月在箕、壁、翼、轸[11]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12]。
“注释”
[1]五：五类、五种。
[2]火人：焚烧敌军人马。火，此处作动词用，烧、焚烧的意思。以下“火积”等之“火”义同。
[3]火积：指焚烧敌军的粮秣物资。积，积聚、积蓄，此处指粮草。梅尧臣注：“焚其委积，以困刍粮。”
[4]火辎：指焚烧敌军的辎重。张预注：“焚其辎重，使器用不供。”
[5]火库：意为焚烧敌军的物资仓库。梅尧臣注：“焚其库室，以空蓄聚。”库，仓库，《释名·释宫室》：“库，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齐鲁谓库曰舍也。”
[6]火队：指焚烧敌之军事交通和转运设施。贾林注：“烧绝粮道及转运也。”队，通“隧”，道路。《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庸。”《广雅·释宫》：“队，道也。”又，《广雅疏证·释宫》：“队，与隧同，谓分为二道以伐庸也。”一说，火队即焚烧敌军队伍。如杜牧注：“焚其行伍，因乱而击之。”
[7]行火必有因：指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李筌注：“因奸人而内应也。”张预注：“凡火攻，皆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刍聚粮，居近草莽，因风而焚之。”皆是对火攻条件的具体罗列。行，实施。因，原因，此处指进行火攻的必备条件。
[8]烟火必素具：烟火，指火攻的器具和燃料等物。曹操注：“烟火，烧具也。”素，平素、经常的意思。具，准备妥当。此句意为发火用的器材必须平常准备就绪。张预注：“贮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须预备，伺便而发。”
[9]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意谓当根据天时条件而实施火攻。张预注：“不可偶然，当伺时日。”
[10]时者，天之燥也：燥，气候干燥。言火攻应在气候干燥时进行。
[11]箕、壁、翼、轸：中国古代星宿的名称，是二十八宿中的四个。其中，箕属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壁属北方玄武七宿之一，翼、轸属南方朱雀七宿。
[12]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即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此言凡月球行经这四个星宿时，正是起风便于火攻的时候。李筌注：“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风。”古人认为月亮运行到箕、壁、翼、轸这四个星宿位置时多风。《史记·天官书》：“翼为羽翮，轸为车，主风。”张守节《正义》：“箕主八风。”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1]。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2]。火发兵静者[3]，待而勿攻，极其火力[4]，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5]。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6]，以时发之[7]。火发上风，无攻下风[8]。昼风久，夜风止[9]。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10]。
“注释”
[1]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因，根据、利用。应，策应、接应、采取对策的意思。本句意谓应当根据“火发于内”至“昼风久，夜风止”等五种不同情况而灵活处置。梅尧臣注：“因火为变，以兵应之。”注家多以“五火之变”为“火人”等五种火攻方式，不确。
[2]早应之于外：及早用兵在外面进行策应。张预注：“火才发于内，则兵急击于外；表里齐攻，敌易惊乱。”
[3]火发兵静者：兵，此处指敌军。静，安静、沉着、不慌乱。
[4]极其火力：让火势烧到最旺之时。极，尽、穷尽的意思。
[5]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此句意如曹操所注：“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从，跟从，这里指用兵进攻。而，则、就。《易·系辞》：“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王引之《经传释词》云：“言见机则作也。”
[6]无待于内：意谓不必等待内应。无，无须、不必。内，内应。
[7]以时发之：根据气候、月象的情况实施火攻。贾林注：“得时即应发，不可拘以常势也。”以，依据、根据。
[8]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上风，风向的上方；下风，风向的下方。梅尧臣注：“逆火势，非便也。”
[9]昼风久，夜风止：意为白天风刮久了，夜里风势就会止息。张预注：“昼起而夜息，数当然也。故老子曰：飘风不终朝。”一说，白天有风放火，军队可以跟进攻击；夜里顺风放火时，军队不能随之发起攻击。刘寅《孙子直解》引张贲说：“谓白昼遇风而发火，则当以兵从之；遇夜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反乘我也。”
[10]以数守之：数，星宿运行度数，此处引申为实施火攻的条件。守，等待、等候。此句意为等候具备火攻的条件。杜牧注：“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日，乃可发火，不可偶然而为之。”又，张预注：“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当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数，知风起之日，则严备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1]，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2]，不可以夺[3]。
“注释”
[1]以火佐攻者明：佐，辅佐，辅助。明，明显，指效果显著。张预注：“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胜。”一说“明”即“强”，两字异文同义，《经传释词》引王念孙曰：“明，犹强也。”又一说，“强”意为勉强，转义为稍、次。即言水攻稍次于火攻（参见华星白《孙子稗疏》）。
[2]绝：隔绝、断绝的意思。
[3]不可以夺：夺，夺取、剥夺，这里指焚毁敌人的物资器械。此句曹操注：“不可以夺敌蓄积。”一说，此句当作“火可以夺”，“不”乃“火”字形近易误，且与“水可以绝”句相对称。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1]，命曰费留[2]。故曰：明主虑之[3]，良将修之[4]。非利不动[5]，非得不用[6]，非危不战[7]。主不可以怒而兴师[8]，将不可以愠[9]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10]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11]。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12]，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3]。
“注释”
[1]而不修其功者，凶：言如不能及时论功行赏以巩固胜利成果，则祸患至矣。功，《文选·魏都赋》注引《孙子兵法》文，“功”作“赏”。凶，祸患。另一说，“功”指胜利成果。
[2]命曰费留：命，命名的意思。费留，财货耗费而师老淹留的意思。张预注：“财竭师老而不得归，费留之谓也。”一说，打了胜仗而不及时论功行赏，会挫伤将士的积极性，最终增大耗费。李筌注：“赏不逾日，罚不逾时，若功立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则士卒疑惑，日有费也。”
[3]明主虑之：虑，谋虑、思考的意思。《说文》：“虑，谋思也。”张预注：“君当谋虑攻战之事。”
[4]良将修之：修，治、处理。张预注：“将当修举克捷之功。”按，“修”在此处含有“儆戒”的意思。如《国语·鲁语》：“吾冀而朝夕修我”，韦昭注：“儆也。”
[5]非利不动：没有利益就不行动。于鬯《香草续校书·孙子》云：“当指士卒言，谓非有所利，则不为我动也。”
[6]非得不用：不能取胜就不要用兵。得，取胜。用，用兵。
[7]非危不战：不到危急关头不轻易开战。张预注：“兵，凶器；战，危事。须防祸败，不可轻举，不得已而后用。”危，危急、紧迫。
[8]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主，指国君。以：因为，由于。
[9]愠：恼怒，怨愤，愤懑的意思。
[10]复：重复、再度的意思。
[11]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梅尧臣注：“一时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时之愠，可返而悦也。国亡，军死，不可复已！”《战国策》载吴起语曰：“国破不可复完，卒死不可复生。”可谓和孙子如出一辙。
[12]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慎，慎重、谨慎。警，警惕、警戒。之，指用兵打仗。此句意谓国君与将帅当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战争。梅尧臣注：“主当慎重，将当警惧。”
[13]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根本道理。安国，安邦定国。全，保全。此句张预注：“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
“译文”
孙子说：火攻的形式共有五种，一是焚烧敌军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粮草，三是焚烧敌军辎重，四是焚烧敌军仓库，五是焚烧敌军粮道。实施火攻必须具备条件，火攻器材必须平时即有准备。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选好日子。所谓天时，是指气候干燥；所谓日子，是指月亮行经“箕”、“壁”、“翼”、“轸”星宿位置的时候。凡是月亮在这四个星宿的时候，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以下五种因火攻所引起的变化，来灵活地加以处置。在敌营内部放火，就要及时派兵从外面机动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依然保持镇静，我方就应持重等待，不可立即发起进攻，且待火势旺盛后，再根据情况作出决定，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停止。火可以从外面燃放，这时就不必等待内应，只要适时放火就行了。要从上风口放火，不要面对下风口发起进攻。白天风刮得时间久了，夜晚风就容易停止。军队都必须掌握五种火攻方法的灵活运用，等待放火的时日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火攻。
用火来辅助军队进攻，效果殊为显著；用水来辅助军队进攻，攻势必能加强。水可以把敌军分割隔绝，但却不能剥夺敌人的军需物资。
凡是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而不能巩固其战争胜利成果的，就必定会有祸患。这种情况叫做财耗师老的“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好处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愤懑而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愤怒还可以重新转变为欢喜，愤懑也可以重新转变为高兴，但是国家灭亡了却不能复存，人若是死了也不能再生。所以，对待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贤良的将帅应该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