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关系1949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他召回了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为了争取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并就新中国诞生前后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进行协商，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秘密代表团访苏。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命。1949年7月2日，代表团秘密启程，先是前往东北的旅顺口，在那里登上前苏联提供的飞机，绕道朝鲜前往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除刘少奇外，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等人。
刘少奇1921年曾在前苏联学习，正是在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与此不无关系），由他担任代表团的团长非常合适。
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前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前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级别的前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后礼节性地请前苏联同志安排一两次与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
但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5次。
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可是不多见的！
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和刘少奇两人之间进行的。刘少奇介绍中国的情况占了大多数时间。
在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听着刘少奇的介绍，很少插话。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战胜了装备精良、又有美国人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军人呢？他一边听一边思索着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战争中的胜利，为中共领导人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
第二次会谈时，刘少奇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教：“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意见，请您和在座的前苏联同志多多指导！”
斯大林严肃而又诚恳地说：“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这种场合公开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坦诚、勇敢和光明磊落。
刘少奇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反应更为敏捷，很得体地说：“斯大林同志实在是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话。”
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表示自己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实犯过错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和友好，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闭口不谈斯大林的过错，只是一再地说：“如果没有前苏联人民的支持，中国的革命就不会这么快就取得胜利。我们对伟大的前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此后，斯大林让苏共政治局的全体委员认真阅读了中共代表团提供的全部文字材料，他们都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步骤、方针完全同意，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斯大林和刘少奇还谈到了国际形势。
冷战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尽管告别硝烟不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迫切地呼唤着和平与发展，但毋庸讳言，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刘少奇对此十分关心，他想听听斯大林对此有何见解，便问起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中战争与和平的因素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斯大林的回答十分慎重，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因为人民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了。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还希望中共能够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政府，以免外国势力出面干涉中国的局势。
斯大林的告诫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将信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的意见，召集中央领导人讨论决定，将原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
通过几次会谈，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中共领导人更是一流领袖。斯大林预测世界革命的中心将东移，以后会移到中国，当他提议为“小弟弟”（中国）超过“老大哥”（前苏联）祝酒时，刘少奇十分紧张，说什么也不敢接受。
刘少奇此次访苏比预先的设想要顺利和有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隔阂，沟通了两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出访前还向斯大林发出一系列信号，对此次出访的圆满成功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6月28日，恰好是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一周年。当时苏美对中共的政策都富有弹性，而中共当然也希望他们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因此，西方各国都在纷纷议论毛泽东会不会也像铁托那样走“第三条道路”。
中共对美国的试探迟迟得不到积极反应。等待是被动的，因为北边的眼睛在盯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沉默是危险的。
爱国将领张治中来到北平，和其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极力主张“向美苏二面靠”。
中共不得不表态了。
1949年6月30日，在中共生日的前一天，在刘少奇赴苏的前两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
他谆谆告诫党内外各界人士说：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议论起这篇文章时，一致认为：脚踩两只船是行不通的，也是危险的。必须一边倒。这样既打消了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也打消了我们某些自己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9年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的方针。
刘少奇一行从前苏联回来后，便即刻加入到筹备建国各项事宜的工作中。
新中国即将在东方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