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一架专门押送卓琳、邓小平及其继母的飞机腾空而起，直达南昌。就在飞机到达南昌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打到江西省军区，在电话中，周恩来要求省军区一定要保证邓小平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飞机降落在南昌后，他被带到了一个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到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住就是三年。
“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偌大的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由人持枪押送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在那里，他又重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钳工的旧业，一丝不苟地工作。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长期与世隔绝后得到与外界与群众接触的极好机会。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的心情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同他的情谊开始密切起来。在劳动中，在生活上，邓小平经常得到工友的帮助。从步校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
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的校园里，在用冬青和竹篱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淋漓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老人还在小院里养了几只鸡，每当散步时，小鸡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小院里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气息。
那时，邓小平已65岁，但在小院的3个人中他却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邓朴方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之后，给儿子擦澡翻身之类的重活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吃过晚饭，三位老人便围坐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邓小平夫妇俩就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在那些日子里，他们除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它书籍，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匪浅。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世外桃源，很不容易呀！
邓榕对邓小平在江西的工作、生活是这样看的：“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对待个人命运，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的确，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使得他在一次次打击面前毫不动摇，巍然屹立。
诚然，在江西的日子里大多数心情比较沉重，但是也有心情激动，精神振奋的时候，1971年11月5日，在拖拉机厂——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享受了第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活动，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没有参加，而且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在报上出现了。中午时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卓琳在监视人的看护下回来了，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看守人走了之后，全家人才聚到一起，听卓琳讲文件的内容，当时邓小平相当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死在“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他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林彪垮台后，他在江西的党羽也被撤换了。从此之后，邓小平一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好转了，不久，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到江西的井冈山等地参观考查，他的老秘书王瑞林也获准前往，这是政治形势变化的新标志。果然，不久他就接到了要他们回京的通知，这样他们全家一起踏上北上的列车，回到了阔别三年之久的首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