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
……
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兴国家的历史成为励志故事的典范，成为历代传诵的美谈。在这一复兴大业中，有一位起到重要作用但却功成身退的人，那就是范蠡。范蠡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他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他的旷达洒脱与人情练达。
范蠡帮助勾践称霸之后，做了上将军，他认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况且勾践为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共甘乐，于是，乘船离去。
范蠡到齐国，更换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当初范蠡辅佐勾践之时，范蠡曾经与计然探讨治国之道，其中提到商品买卖的问题：买卖货物，凡容易腐烂和腐蚀的物品都不能久藏，切忌囤积居奇，以求高价；要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这样的治国之道同样适应于理家生财，于是范蠡到了齐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
范蠡在齐国吃苦耐劳，父子并力，经营有术，没过多久就积聚了数十万的财产，齐国人听闻他的贤能，想请他为相。范蠡喟然长叹说：“居家能积聚千金财产，做官能达到卿相的高位，这应该是一介布衣的极致状态了。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为不祥。”于是送还了相印，将自己的财产分给知己好友和邻里乡亲，自己秘密离去，在陶地长期居住下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巨贾名商。
范蠡在陶地生下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后，范蠡的二儿子因杀人而被囚禁在楚地，范蠡就说：“杀人偿命，这是常理。但是我听说，富贵人家的孩子不应该死在市场里。”于是就派小儿子捎带着一牛车的黄金前去探看。小儿子正要起程之时，大儿子坚决要求去，范蠡刚开始不答应，但在大儿子与自己妻子的苦苦哀求之下，不得已只好让大儿子前往，临行前让大儿子送千金至庄生家，一切听凭庄生安排。
大儿子按照父亲的嘱托赶往楚国，并将千金交付庄生。庄生将钱收下，并告诉范蠡的大儿子赶紧回去，等以后放了人也不要声张。但大儿子不放心，还是决定继续待在京城等待消息，并另外拓展门路，用自己私带的钱财贿赂楚国主事的达官贵人。
庄生在楚王面前一向说话很有分量，有一次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施展营救行动。庄生对楚王说：“天上将出现扫帚星，会对楚国不利。”当时大家都很迷信天象，认为扫帚星降临必有灾祸，于是楚王赶紧向庄生求问解决办法。庄生便借机劝说楚王施恩德行大赦，将关在牢里的犯人包括死刑犯都放了，说只有行此德政方能化解危机。
楚国施行大赦，范蠡二儿子的性命可以说已经保住了。但是，不了解内情的大儿子在楚国听闻此消息之后，认为弟弟性命可以保住是恰逢楚王降恩，与庄生没有任何关系。拿人钱财不为人办事，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呢？于是大儿子又回到庄生家想索要之前交给庄生的千金。
庄生本没想收范蠡的钱，有朝一日还要将其归还，但范蠡大儿子的做法无疑是对他的怀疑与否定，他非常气恼，于是又到楚王面前说了另一番话：“现在国内有很多人在议论君王您实行大赦乃是因为受到了陶朱公的贿赂，为了释放陶朱公的杀人犯儿子而做的幌子。”楚王听罢勃然大怒，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二儿子再下达大赦令。范蠡的大儿子一番努力，结果最后只能带着弟弟的尸体返家。
这样的结果让范蠡的妻子和乡邻甚感哀伤，但是范蠡表现非常坦然。他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救不了他弟弟。这不是说他不爱弟弟，而是他不舍得花费钱财。他自幼和我一起，历经各种磨难，知道金钱来之不易，故而对金钱看得很重。至于他的小弟弟，一生下来就很富有，是‘富二代’，乘坚车，骑良马，整天打猎，根本不知道钱财是怎样来的，又怎么会吝惜钱财呢。之前我想让小儿子去也正是因为他能舍弃钱财的缘故，大儿子做不到，所以最后让弟弟被杀而亡。这是必然之事理，没有什么好悲痛的，我这些天本来就盼着二儿子的尸体回来。”
范蠡弃上将军、相国之位，散尽钱财，是其淡泊名利的体现，对于二儿子生死的预测，则表明了其料事如神的特点。无论是其淡泊名利，还是料事如神，都在于他懂得人生有取有舍，不能做“只进不出”的貔貅，学会抛舍。也许正是这种人生旷达，才让范蠡能弃功名利禄而不要，或许正是他的抛舍有度，才让范蠡成为了商界巨贾、仁德之士陶朱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