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用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的，没有一定之规，如果拘泥于成法，那就会削足适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猛提出了用严刑峻法来治理乱世，用道德礼仪来治理治世的思想，应该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事典】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势力大盛的时期，其实，门阀士族的力量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有四五百年之久，到了唐朝的武则天时期才算结束，因此，如何处理好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关系，是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政治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国家，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的，没有一定之规，如果拘泥于成法，那就会削足适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猛提出了用严刑峻法来治理乱世，用道德礼仪来治理治世的思想，应该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地人。他出身贫贱，但博学而喜读书，胸怀大志，为人十分富有谋略，他一直希望能遇到明主，匡世济时。后来，前秦的苻坚非常器重他，就把王猛调去当始平县令。当时，始平县一带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豪门大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盗贼土匪到处都有，人们的正常生活无法维持，历任县令都治理不了。于是，王猛一上任，就申明法令，有胆敢违抗者定严惩不贷。他决心用严刑峻法来管制豪强、分辨善恶、整顿秩序。不多久，就杀了几个民愤很大的恶霸。并把一个在朝中有后台的恶霸用鞭子活活打死。有关部门就弹劾王猛，把他抓起来，用囚车押到廷尉所设的诏狱。
苻坚接到报告，亲自提审王猛。苻坚说：“为政之本，以道德教化为先。你刚上任几天，却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这么残酷啊？！”王猛回答说：“我听说‘宰宁国以礼（治理已经安定的国家要用礼仪），治乱邦以法（治理混乱的国家就要用法）’。现在，立国尚浅，我治理难以管理的地方，决心恪守职责，不辜负明君的重托，为国家翦除凶险狡猾之徒。现在我刚刚杀死几个奸人，剩下的还有许多坏蛋。倘若责备我未能除尽残暴的恶人、肃清不法分子，那么，我甘心受刑处死，以谢辜负陛下重托之罪；倘若指控我为政残酷无道，那么，我是实在不敢接受的。”苻坚听了这番话，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王景略真是同春秋时管仲、子产一样的人啊！实在了不起！”于是赦免了他，并且加以重用，一年之内升了五次官。
苻坚把许多国家大事交给王猛处理，二人的关系非常亲密。王猛不久便任中书侍郎、尚书左丞，逐渐掌握了大权。
这当然会招致皇亲国戚和建国老臣的嫉恨，在嫉恨王猛的人当中，最为突出的是特进兼姑臧侯樊世。樊世本是氐部落的大族，曾辅佐苻生的父亲苻健打下关中，有大功于苻氏皇室。他倚仗权势，无法无天，从来没有人敢得罪他。他看到王猛的位置竟然超过了他，尤其王猛还是一个汉人，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就想要教训教训他。
前秦宣昭帝永兴二年（公元358年）九月，樊世在上朝时遇见王猛，非常没有礼貌地把他喊住，当众侮辱王猛，还责问道：“我们跟随先帝冲锋陷阵，共同兴建了大秦，却无权管理国家；你毫无功劳，怎么敢专管国家大任呢？难道让我们来种庄稼供你来吃吗？”
王猛想，自己身负国家大任，倘若不去反击樊世的挑衅，就会丧失威信，将来就无法让别人听从自己的命令，无法治理国家，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怒斥道：“我不但要你种庄稼，还要你当厨子，烧柴煮饭呢！”樊世根本没有想到他敢这样对待自己，气得暴跳如雷，大吼道：“你这小子太猖狂了！我一定要把你的人头挂在长安城门上！否则，我就不活在世上！”后来王猛把这事报告了苻坚。苻坚听后非常生气，说：“樊世居功自傲，目无法纪！我必须杀了这个老氐，才能整顿百官，严肃纪律！”
正巧樊世进来言事，苻坚也是一个非常有心计、有谋略的人，就故意弄个圈套给他钻。不等他开口，就对他说：“我要让杨璧和公主成亲，你看杨璧这个人怎么样？”原来，杨璧是樊世聘定的女婿，他一听这话，自然着急地说：“杨璧是我的女婿，婚事早就定下了，陛下怎么能再让他和公主成亲呢？”
王猛趁此机会指责樊世说：“陛下贵有天下，而你却敢来抢婚，这是想出两个天子吗？还有没有上下尊卑？”樊世听了王猛的话，怒不可遏，要揍王猛，被左右拉开。樊世却不罢休，破口大骂。
苻坚正好寻找借口，看他如此放肆，大发雷霆，下令把樊世抓起来，没有怎样审问，就在西面的马棚里把他杀了。
这一举动当然激怒了氐族的贵族，他们议论纷纷，竞相攻击王猛。但是苻坚已经打定了主意，不为所动，而且还处置那些前来攻击王猛的人，有时甚至还把那些喋喋不休的挑拨者在宫殿的庭院里鞭挞一顿，侮辱一番。
从此以后，文武百官看到王猛没有不害怕的。王猛得以比较顺利地贯彻治国策略。过了一年，苻坚任命王猛为侍中、中书令，兼京兆尹，任命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他们都是疾恶如仇的人，决心合力整顿首都长安的秩序。
当时，长安最大的祸害是特进光禄大夫强德。强德倚仗自己是太后的弟弟，成天纵酒任性，为非作歹，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于是王猛就选中了他作为开刀的口子。他刚上任，一下车就逮捕了强德，问明罪行，奏禀秦王苻坚，却不等批复，马上把强德处决，在街市陈尸示众。苻坚见了王猛的表章，急令使臣骑马跑来赦免强德，但已经晚了，强德早已身首异处。苻坚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接着，王猛和邓羌密切配合，举发追究坏人恶事，无所顾忌。不论是谁，只要触犯刑律，概不宽恕。几十天的工夫，有权有势的豪强、作恶多端的贵戚，被诛杀了二十多人。
这以后，京都震恐，皇亲国戚以及朝廷官员都震惊战栗，奸人恶棍销声匿迹，社会秩序迅速好转。不久，长安就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局面。苻坚见此情景，感叹道：“我现在才知道天下是要用法来治理的！我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贵啊！”
王猛由于严格执法，纪律严明。在他执政的十五年里，前秦的吏治得到了整顿，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因而增强了国家实力。在王猛等人的治理下，前秦逐渐地走向了兴盛。
王猛“治乱邦以法”的思想固然是有其合理的因素的，但又并不适合任何情况，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环境下，恐怕就要改变方法了。
魏时各地都有许多豪强大族，他们独霸一方，极有势力，常有人聚众滋事、作奸犯科，甚至对抗官府，危及社会秩序。魏太宗担心长此以往，他们羽翼丰满，势力日盛，积重难返，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危及朝廷，就下道诏书，把这些豪门大家迁徙到京城，置于天子的脚下，以便加强控制，防患于未然。他的这种做法是有先例的，汉朝就曾经多次迁徙地方豪强，为巩固汉朝的中央集权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天下统一，政治强固，中央的力量十分强大，而此时则不一样了。
这些豪强当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迁他方。负责督办此事的那些地方官吏的态度又十分强硬，强令迁离，结果弄得怨声载道。于是，一些不良子弟、好事之徒借机到处煽动，寻衅生事。西河（今山西汾阳）、建兴（即建州，今山西晋城县东北）等地的盗寇乘机纷纷起事，四处劫掠。加上当时战事不断，民生艰难，铤而走险的人很多，一时间群寇蜂起，一片混乱，民怨沸腾。当地的官府镇压不住，连连向朝廷告急。
太宗见事态愈演愈烈，急忙召集崔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商议对策。太宗说：“过去那些凶顽狂放之徒侵扰百姓，因此征召他们到京城，以便加以节制，但各地守官不能妥善安抚督管，致使许多人逃亡流离，不能都迁徙到京城来，使得他们违犯了律令，但法不责众，不能全部诛杀，看来这种方法并不很合适。朕欲实行大赦，一律宽免，安定人心，你们以为如何？”
元屈不同意皇帝的意见，回答说：“刁民潜逃，触犯律条，不予治罪，却施恩赦免，似乎是在上者反而有求于下，助长了刁民的气势，不如先斩杀为首凶犯，再赦免余党。”玄伯则持另一种看法，他说：“为君者治理天下，以安定民心为其根本，不可拘泥于细小是非曲直，执行法律也须审时度势，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要合乎实情。立法与执法，当如琴瑟和谐，否则就应改弦更张。今天看来，大赦虽然没有正常的理由，但为今日情势所迫，唯有此法暂且可行。自秦汉以来，都是这样相互效法，没有一定的成规。元屈主张先杀后赦，臣以为不妥，不宜又杀又赦，可一律大赦，仁至义尽，如仍有不思悔过者，可再杀。”太宗的想法与他的想法相吻合，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评议】
上述的实例在古代叫做不守成规，与世推移，今天则叫做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基本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要看历史已过了数千年，不要看制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要看科技已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蕴涵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层的东西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只是其潜在的影响不为我们所重视而已。如果不掌握这一基本道理，不尊重这一基本事实，恐怕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