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产业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双边市场、企业（市场）边界、网络经济、产业集聚和集群、研发创新、反垄断、产业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一）产业组织理论前沿
1.双边市场
近年来，“双边市场”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学界高度重视的理论前沿和热点。曲创等分析了大型零售商的用户策略和定价策略。结果发现，进驻大型零售商的供应商的数量会影响该大型零售商中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并进而影响消费者数量；同样，大型零售商消费者的数量也会影响到进驻大型零售商的供应商期望效用及数量，因此大型零售市场中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从而竞争中会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同时，消费者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系数远大于供应商的，同样数量的消费者为供应商带来的期望效用比供应商带来的更大，因此大型零售商会在竞争初期采取优惠措施优先吸引消费者，利用消费者产生的巨大外部性争取供应商进驻，依靠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数量优势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以获得最终竞争优势。在对消费者与供应商的收费方选取中，由于消费者在数量上和交叉网络外部性系数上的优势，大型零售商会向供应商收取更高费用。在通道费定价和零售价格确定策略中，大型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的通道费是由其为供应商提供服务的成本的一部分及消费者为供应商带来交叉网络外部性效用的一部分组成，零售差价则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成本的一部分和供应商为消费者带来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效用的一部分，这种定价行为实现了市场中的福利在供应商、大型零售商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分配，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
岳中刚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对通道费规制失效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纵向压榨抑或市场治理。在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零售产业中，通道费是矫正市场外部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是零售商平衡双边用户需求、内部化用户间所产生网络外部性的一种治理方式，其制定和协调是通过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实现的。平台企业倾斜式定价是为了吸引两边用户参与平台，以提高平台交易量。零售商作为一种连接制造商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平台，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状况、服务差异化程度、网络外部性强度以及商品特征对通道费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以形成较低的零售价格和较高的市场销量，具有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是在最优价格已经形成时实施的过度规制，破坏了通道费的自发调节机制，对通道费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实际意义。
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不仅涵盖了传统产业，如房产中介、大型零售商，还包括新兴产业，如电子支付产业。胥莉等以银行卡组织为例，探讨了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中厂商定价策略。在双边市场同时具有初始规模优势，并且在双边市场同时具有较高品牌价值评价的平台企业将设定更加倾斜的价格结构（交换费），并且通过这种倾斜价格结构的强化机制削弱竞争对手，但是，当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比较弱的时候，弱势平台企业可以不断提高双边市场用户的价值评价来获得更多的市场。
2.企业（市场）边界
侯广辉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内部化”和“外部化”趋向，重点回顾交易成本理论与能力理论的分歧，重新梳理二者之间可相互借鉴的部分。他认为，企业边界从内部化转向外部化的过程受到资产专用性、所有权安排、核心能力以及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资产专用性和核心能力与“内部化”息息相关，而所有权安排和吸收能力与“外部化”紧密相连，企业边界的确定是“内部化”因素与“外部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尹莉等提出了按需求定义市场的理论，他们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在全球的广泛应用，从迎合消费者需要的一整套解决方案着手，将技术进步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分析伴随技术进步而发生的消费者的行为变迁、自我改造，以及这种变迁、改造对市场边界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于面向需求方市场的分类来说，以生产和供应方为基础的传统分类方法显得有些过时。如今，市场的定义在消费者驱动型的经济环境中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应该做的是通过有效的市场调查，研究消费者以确定和理解其消费需求，然后尽情发挥想象力，通过融合不同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只有那些掌握了如何创建和推销一整套解决方案的企业才会取得成功，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从解决方案的意义上看，原来的产业或市场正在被重新定义：只要解决方案得到越来越多的厂商和消费者的认同，无论该方案跨越了多少个“产业”，它就构成一个市场或产业。由此，划分市场的标准不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官方的统计分类，而是消费者的兴趣爱好。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兴趣领域，相同的或类似的兴趣领域就构成了不同的市场，无数个细分的小市场组成了整个产业。
当把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组织分析时，必定要考虑其边界问题。孙要中等在对集群知识信息、营销信息的生产传播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集群信息空间边界对集群规模的制约作用。产业集群的效率优势或竞争优势与自身的规模变动密切相关，集群边界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继续扩大规模不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性，即聚集因素本身也会达到一个临界值，而往往在这时，非经济性很可能上升，当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平衡时，集群的边界得以确定。
3.网络经济
黄玮强等研究了网络外部性条件下新产品扩散的赠样策略。新产品扩散是指新产品通过某种渠道随着时间推移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传播的过程。新产品扩散与潜在消费者的网络结构密切相关：正网络外部性及消费者同质情形下，消费者的平均人际关系数量越多，越不易实现新产品的成功扩散，在一定的临界采纳比例区域内最优赠样方案的产品扩散效果优于随机赠样方案；消费者异质情形下，新产品推广企业可以寻找到使产品成功扩散的最优赠样方案；同时具有正负网络外部性时，最优赠样方案与随机赠样方案实施效果无显著差异。
鲜于波等采用计量经济学建模方法和行为博弈学习算法研究了间接网络效应下的产品扩散。他们从消费者接受和使用产品的角度对产品扩散和竞争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机仿真实验分析了复杂网络下产品扩散中的“涌现”现象、软件数量优势、兼容性选择对产品扩散的影响、新旧两代产品的更新换代等问题，并指出了预期在其中的作用。在间接网络效应下，当用户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产品扩散呈现爆炸式增长，产品扩散的最终分布经常呈现出两种产品共存但市场占有率差异很大的状况。用户数和软件数量在间接网络效应下都能形成先发优势，但锁定现象只有在该产品达到扩散的“涌现”临界值之后才能获得，而后者和个体邻域有关。较快的软件增加速度能够在间接网络效应下构成竞争优势并可能克服在用户数量上的初始劣势，但在初始用户数量较小的情况下，该优势不一定能够克服个体邻域分布的随机性。高兼容度有助于处于市场劣势的厂商或小厂商的产品在市场上扩散。在很强的网络效应下，新旧产品间的转换是一个逐步演进、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如果在系统中提供较高新产品的网络效应系数、对新技术产品的预期以及较高的兼容性新旧产品能够实现过渡。
孟大文等构建了一个一般模型用以说明在非对称信息与网络外部性并存时，垄断厂商如何设计非线性价格合约甄别不同类别的消费者。模型表明两者的并存修正了经典逆向选择模型中“顶部无扭曲”和“单向扭曲”的基本结论。具体的消费量扭曲方式取决于网络是否存在拥挤：对于拥挤性网络，即消费者彼此之间表现为竞争性或替代性的网络，消费量表现为双向扭曲；对于非拥挤性网络，即消费者彼此之间表现为互惠性或互补性的网络，消费量表现为单向扭曲；而对于中性网络则仍为顶部无扭曲。
消费者在购买网络产品从而加入某个经济网络时，往往并不能准确评估各网络的成长过程，因而不能准确评估网络产品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及效用水平，消费行为显示出投机性，即网络投机消费。董长瑞等认为，网络投机消费行为将产生相关损益，其中由于消费者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效用损失或由此可能产生的网络转移造成的投机消费的损失属于“实质性的负效用”，其他损益属于“心理层面的负效用或正效用”。如果风险中性的消费者在事前不能确定对均衡网络规模的估计是无偏的，当其个人的偏好与典型消费者的偏好较为接近时，存在产生“实质性的负效用”的可能；随着个人偏好与典型消费者偏好偏离的扩大以及概率区间的减小，这种可能性逐步降低。“实质性的负效用”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产生实际影响，而“心理层面的负效用或正效用”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网络口碑的价值广为人知，却颇难衡量。卢向华等从网络口碑的数量、评分以及负面点评率三方面量化网络口碑为产品销售收入带来的价值。以大众对餐馆点评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口碑的数量、评分对产品的销售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负面点评率对销售收入有很大的削弱作用，并且其影响要大于评分与点评数量的影响。价格对网络口碑3个方面的调节作用也非常显著：从价格对评分的调节作用来看，对于中低价位，价格对口碑评分效果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于高价位的餐馆，评分越高越可以增加评分效果对销售收入的影响；从价格对点评数量的调节作用来看，价格对口碑效果的调节作用是负的；从价格对负面点评率来看，价格对负面点评率的效果不存在影响。
（二）产业集聚和集群
1.产业集聚的形成
当讨论产业集聚问题时，需要首先认清集聚的形成机理和本质，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新贸易学发展了这方面的理论。张小蒂等认为，产业集聚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的集聚，通过企业家形成发生的产业集聚是一种重要的集聚机制。当劳动力在现有的企业中通过培训或“干中学”获得的知识积累水平和个人适应市场能力值超过建立新企业对劳动力能力的要求时，如果成为企业家的净收益超过其现有的收益，其就会从现有企业中流出而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这时企业的数量将会上升，产业集聚便有可能形成。
大型寡头企业的进驻往往带动形成地方性产业集聚，这时，分析企业策略性选址的影响因素即是对这一类地方性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把握。彭向等将物的运输与技术知识的扩散结合在同一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二者对寡头企业选址行为的共同作用，发现运输成本效应是推动企业向运输成本最低点靠拢的重要动力，技术溢出效应是推动企业相互靠近的重要驱动。在运输成本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共同作用下，企业集聚是一种均衡状态，若集聚的技术溢出收益超过由于偏离运输成本最低点所造成的损失，那么集聚既可能发生在运输成本最低点，也可能发生在运输成本较大的其他区位。此外，企业在运输成本最低点集聚的均衡产量最大且企业利润最多，而在城市端点集聚的均衡产量最小且企业利润最小。
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同时认为，产业集聚兼有专业化集聚和总量集聚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认识，赵祥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发现可以将省级地区划分为四种：高专业化高集聚型，如北京等；高专业化低集聚型，如黑龙江等；低专业化高集聚型，如上海等；低专业化低集聚型，如江西等。他们认为，我国省区产业集聚类型差异的根本原因可能是要素和商品在地区间流动性的不同造成的。
2.产业集聚的效应
朱英明认为，产业集聚引致的共有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负相关，共有集聚不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正相关。产业集聚引致的城市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城市化不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负相关。产业集聚对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不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类似于对区域制造业规模经济增长的影响。
赵祥利用我国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29个产业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效应对于特定行业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行业样本范围内，专业化集聚效应对企业资产规模扩张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多元化集聚对企业成长几乎没有影响。在分行业分析中，专业化产业集聚对基本原材料和装配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资源依赖型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多元化产业集聚对所有行业中的企业成长都没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在资源依赖型行业中甚至不利于企业成长。
胡霞等对我国城市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对其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推动作用，但过度的集聚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是与集聚伴随的环境污染、土地租金上升、交通拥挤等负面效应不断增强，削弱了集聚经济效应，带来生产成本的上升；二是集聚效应带来的累积循环机制使地区间的服务业发展发生极化，地区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总体规模的差异化将会不断扩大。
3.产业集群的性质
近些年来，网络分析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主流范式。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网络组织。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内部网络结构，而不同的网络结构是造成产业集群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闫彦明指出了金融服务业集群网络结构的主要特性是：产业链长、集群网络结构复杂和产业链复合网络特性；金融部门业务链各环节的技术含量差异较大；风险的高度集聚性；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前、后台部门的集群网络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大、中、小金融机构在网络联结基础上存在共生性；创新网络具有很高的外溢性；金融业集群网络的功能性。
谭劲松等阐述了从复杂网络角度分析集群自组织的基本框架，再通过复杂网络聚类系数、度分布、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的时效和质量等指标，采用仿真模拟方法对集群自组织过程进行了量化研究。他们发现在集群自组织过程中，企业会首先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广泛地与群内其他企业接触，通过不断学习的过程，从而建立相对稳定的交流圈层；给定企业不同的能力，每个企业所享受到的集群优势是有差异性的，而同一集群内部企业在自组织过程中会逐步产生趋同性；集群自组织过程是企业总体从无序逐步到有序的自发过程，企业与环境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呈现相互适应而逐步稳定的趋势。
对产业集群的制度分析和组织属性研究已经成为深化产业集群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陈国宏等以产业集群的生产特质与交易特质作为其组织分析的逻辑起点，构建集群组织分析的逻辑框架。产业集群用较低的组织成本获得较高的生产一体化程度，用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高的交易市场化程度，是一种具有稳定的组织属性和形态的中间性组织。作为中间性组织，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分工效率，通过内部竞争形成专用资产通用化效应，并在集群组织内部形成非人格市价，大大降低了阻碍分工的内生交易费用，提高了专业化分工效率。集群组织的存在是市场机制对组织进行优选的结果，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能够在特定条件的约束与保障下扩展其组织边界，弥补市场与科层的效率空隙，具有强烈的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4.集群与市场
市场的扩大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最终会引致产业集聚的形成。但在开放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市场对于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孙军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和国外市场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市场在地区工业集聚中的作用，然后运用200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全国范围内的样本及其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地区市场潜能对工业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性。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两类市场对于地区工业集聚均有显著作用，并且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产业集群是专业化市场产生和发展的依托，反过来，专业化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具体来说，在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如果专业市场对该行业产品存在强需求，往往会导致同类企业在市场周边的集聚，同时集聚经济的形成使得企业能够为专业市场提供低价格的商品。杨玉桢等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间的关系。147陆立军等还认为，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导致甄别商品质量的难度增加，由此造成的专业市场交易效率下降将降低对采购商和集聚区企业的吸引力，同时集聚区产业组织的变化促使领导型的企业绕开专业市场组织企业间的分工，并建立自身的产品营销体系。
5.集群的治理
产业集群作为弥补企业、市场效率空隙的中间性组织在有效的治理结构下能充分发挥其效率优势，创造集群租金。构建合理分配产业集群租金、激发最大化产业集群租金动力的产业集群治理框架十分必要，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集群成员有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分得更多集群租金份额的动机，并衍生出产业集群风险，弱化产业集群效率。陈赤平等根据产业集群租金的来源，将产业集群租金分解为“集群剩余”和“价值链剩余”，以其为基础阐释了产业集群治理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外部价值链治理，并进一步考虑企业（集群成员）的科层治理，提出了以行业协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三层次治理模式。
李世杰等认为，产业集群内洽了契约属性，是由众多成员基于分工-交易关系构建起来的契约网络；参与到网络中的集群成员以正式和非正式契约关系以彼此之间的关系纽带，共同参与产业集群剩余的创造和分享；由于集群契约的不完备性，集群成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往往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集群剩余是集群治理物质基础和激励根源，其市场化分配形成对集群成员的有效激励；而“声誉”则构成了产业集群内生的惩罚机制，是限制集群成员机会主义倾向的非正式契约约束。
杨在军针对国内外对集群风险预警、识别的研究相对的相对不足提出，应加强集群风险预警、识别和干预的研究。在治理集群风险过程中，既要关注某一具体风险，更要注意集群风险的系统性。基于集群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及转型期政府相对强势的考虑，集群风险治理还要注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三）研发创新
1.创新效率
现阶段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现状的主要特征是，虽然企业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科技创新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自主研发创新动力不足。李树培认为，由于受技术后发优势的诱惑、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威胁，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创新过度地依赖引进。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和产业政策干预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打破企业的技术创新“比较优势陷阱”。
企业家所持有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对整体经济的发展极其重要。李宏彬等利用中国1983-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分别选用私人企业比率（个体和私营企业所雇佣的工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和专利申请数量验证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平均而言，企业家创业精神、创新精神每增长1个标准差，年均增长将分别提高2.88%、3.00%。
唐清泉等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工业33个行业1999-2006年间的数据研究表明，相比投入强度不断增加的趋势，技术效率的提升幅度并不高，但规模效率较技术效率为高，改进的潜力仍然较大。高效率的行业与低效率的行业之间效率差异显著，行业之间的效率差异较大，并且多数行业并不处于规模有效和接近于规模有效状态。通过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对提升行业的效率来说，适宜的行业规模、充分的政府资金和金融贷款以及适中的劳动者素质有利于R＆D投入效率的提高，而技术引进和境外投资的增加对R＆D投入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高技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其效率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个工业产业链的效率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余泳泽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并利用松弛变量的DEA模型分别对各阶段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两个阶段中技术创新的平均效率都较低，且有持续恶化趋势，这主要源于纯技术无效率；技术创新两阶段生产力的提高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从价值链视角看，技术开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市场化程度、企业规模、政府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的经营绩效对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正的影响。
现有国内外研究较多关注体现创新产出的“绝对结果绩效”，对体现创新过程的“相对效率绩效”的研究较为缺乏。官建成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2001-2004年间的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状态进行了测度。虽然中国高技术产业纯技术效率在逐年改善，但规模效益较差，规模效率逐年削弱。无效高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经费投入冗余较为严重，多数无效高技术产业在新产品出口和专利产出上存在较大的潜在产出不足。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绩效不佳，尤其是效率无效产业的产出无效水平非常明显，其原因在于，一是缺乏有效改善创新效率和自主创新发展的科技管理体制（包括产权制度），二是缺乏核心的自主创新技术和完善的创新模式，三是没有形成有效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体系。
2.创新与市场结构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结构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朱乾龙等分析了网络经济下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新特点：企业独立创新与企业网络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并存、技术创新表现出很强的时间性、市场结构呈现多层次复合性特征且表现出较强的暂时性垄断态势。网络化垄断的市场结构既有利于促进有效竞争也有利于技术创新；网络经济下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联合内生的双向互动机制。
以往探讨厂商创新动机和市场结构的文献，通常假定厂商创新为工艺创新，结论一般为厂商数目和厂商创新动机成单调的负相关系，即厂商数目越多，厂商创新动机越弱。高建刚改变以往文献厂商进行工艺创新的假设，在市场上只有一家厂商能够进行小幅产品创新的假设下，分析厂商创新动机和市场结构（厂商数目）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伯川德竞争下，若厂商之间产品同质性较高，则厂商数目与厂商研发动机成单调负向关系；若产品差异性越高，则厂商研发动机与厂商数目成“倒U”型关系，即厂商研发动机随着厂商数目增加先递增后递减。在古诺竞争下，无论产品差异大小，厂商研发动机与厂商数目均为“倒U”型关系。
高良谋等以定向性技术创新与非定向性技术创新为核心概念，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倒U关系的形成机制和演进特征进行解说和动态拓展。组织惯性是大企业锁定现有技术轨道实现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竞争性市场是小企业突破现有技术范式实现非定向性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因，倒U关系的形成是组织变量与市场力量对不同规模企业技术创新选择性作用的结果，基于区分处理的多周期倒U关系动态模型解释了大、小企业相互转化过程中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连续关系，为大、小企业共存以保持产业技术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3.知识产权
南北双方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由来已久，争论焦点是：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究竟是有利于北方（发达国家）还是有利于南方（发展中国家）？庄子银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其中北方创新、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内生变量，对FDI、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做了一个总体分析。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南方还是北方，依赖于北方创新性质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垂直产品创新的寡头市场，南方模仿率随着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而减少，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双方都造成伤害。在水平产品创新的垄断竞争市场，南方模仿率随着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而提高，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北双方都有利，并且南方存在一个不同于北方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南方不需要实施与北方一样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同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其效应依赖于南方技能劳动和市场结构的性质。
王林等使用85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取决于该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当一国技术水平接近技术前沿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发展中国家相关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前提下，评价其知识产权状况应该采取相对较低的标准。
唐保庆等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了APEC17个成员的生产率增长，得出结论：高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低研发投入未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增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直接效应表现为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应当放松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在长期内发挥积极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研发活动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本国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在目前研发资本存量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本国创新者的研发投入热情会进一步降低，生产率增长的根本源泉则会枯竭。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不但存在知识产权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更存在知识产权强势国家及弱势国家各自内部的知识垄断势力与反知识垄断力量之间的矛盾，而在知识产权强势国家，一些反知识垄断力量点起的星星之火实际上正成燎原之势。周翼对国际反知识垄断力量的发展动向以及对于确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大国博弈中扮演何种角色进行了分析。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一股质疑知识产权、反对知识垄断的现实力量，这种力量对西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势力起着抵制、抗争和制约的重要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多年前起源于美国的自由软件运动、开放源码运动等反知识垄断的运动，在现实中对软件的知识产权制度、商业秘密制度、软件版权制度中的经济权利与软件的专利制度形成了挑战。然而，国际上这种反知识垄断的动向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微弱。中国不应只看到国际上知识垄断势力和利益集团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势地位，还应充分意识到国际反知识垄断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之中，这种力量对知识垄断势力起着一种重要的制约作用。中国应成为国际舞台上反知识垄断的重要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趋势也随之突显。杨玲梅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的应对措施。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化程度加深，新科技在全球的发展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扩大化，同时国际上成立了诸多的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各国之间的科技和经济竞争加深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化程度。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按照“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协调国内与国际立法，调整与规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建制，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范围，建立有效的赔偿金制度以制裁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的知识产权。
文豪分析了市场需求的规模和弹性特征对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和知识产权保护在激励创新活动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产业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选择的最优研发投入强度就越大，消费弹性越大，知识产权保护期限越长，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水平就越低。当产业的市场规模越大，消费需求弹性越小，维持一定的创新激励效果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低，反之，政府应保证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4.研发
中国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政府惯常将R＆D补贴作为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但事实是企业经常发送虚假的“创新类型”信号以获取政府补贴。安同良等研究了企业获取补贴的策略性行为及补贴的激励效应。当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且用于原始创新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价格过于低廉时，原始创新补贴将产生“逆向”激励作用。面对企业释放的虚假信号和高昂的甄别成本，政策制定者的最优补贴方案是通过提高原始创新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价格从而形成分离均衡。
R＆D活动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直接影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杨蕙馨等对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主题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问卷调查，考察企业规模与企业R＆D投入及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企业规模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函数关系。其原因在于，小企业在资源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势必会加大R＆D投入；随着规模的增大，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使企业缺乏足够的研发动力，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企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价值链的其他环节，R＆D投入强度减弱；超过临界值之后由于资源能力和市场地位的显著提高，使其有充足的实力进行R＆D投入，同时为了保持住竞争优势，企业也势必会加大R＆D投入。但企业规模与R＆D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对于小企业而言，R＆D投入上的优势并不一定能转化成R＆D产出上的优势，这可能是由于小企业自身资源能力不足和外部环境支持不够所致。这表明就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较并未在R＆D活动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孙文杰利用中国产业层面的外资研发与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数据，对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专利申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检验表明外资研发与国内企业专利申请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内，FDI对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FDI是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消化吸收能力提高的长期原因。从误差修正模型ECM 看，在短期内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外资企业技术控制以及引进外资产业政策调整等原因，两者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
李平等在测算中国相对于技术前沿国家美国的技术状态的基础上，运用1987-2006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开放经济中市场需求和技术状态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国内需求对企业自主创新有阻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停留在低端消费阶段，这为生产能力有限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无需增加R＆D投入通过创新开拓新的市场或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过于庞大的低端市场需求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使需求日益分化：面向高收入群体的企业有极大的动力增加R＆D投入进行创新以满足这部分需求，利用创新的定价优势获取高额利润。此外，企业自身技术状态的改善降低了企业通过增加R＆D投入实现创新的风险，也诱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四）反垄断
1.行政垄断
价格合谋是危害最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唐要家分析了行政性价格合谋及其对反垄断政策的影响。中国垄断行业的价格合谋主要是采取行政聚合机制，相对于竞争市场中脆弱的价格战维持机制，行政聚合机制具有惩罚的严厉性和实施的低成本性，扩大了价格合谋的发生空间。在行政聚合机制下，企业之间的价格合谋通过采取成本低廉的行政性手段来维持，合谋的实施成本低廉；企业之间很少发生信念不一致和集体背离合谋价格的状况，价格合谋具有稳固性；而且由于有行政垄断的保护，价格合谋的卡特尔组织会有很强的逐步提价的激励。行政聚合机制下的合谋价格路径主要体现为“阶段性的价格提升”，垄断企业抓住涨价的有利时机，借助于行政力量阶段性的提高垄断价格，不断向高垄断价格跳跃，最终导致比价格战维持机制更高的社会福利损失。反行政性价格合谋，应从根本上通过放松垄断行业的规制和推进民营化改革消除行政性价格合谋产生的制度基础，同时还应注重发挥私人和法院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垄断性产业的普遍服务不仅是深化中国垄断性产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王俊豪在讨论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特点（公益性、强制性、动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体制下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的主要形式和体制改革后普遍服务面临的新问题，探讨了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改革的政策取向等问题。传统体制下普遍服务的提供形式主要有垄断企业内部业务间的交叉补贴、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补贴、政府直接投资等。体制改革后，传统普遍服务形式失效或大大削减。目前，中国垄断性产业正处于传统普遍服务形式失效或削减、有效的新型普遍服务机制尚未形成的时期，这一特殊时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普遍服务水平低、提供方式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地区之间普遍服务进展不均衡。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机制，服务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变为垄断性产业经营企业主导、普遍服务项目行政授予制应转变为特许投标竞争制、加强垄断性产业普遍服务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采取与特定垄断性产业改革进程相适应的普遍服务形式。
中国烟草产业是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具有行业行政垄断与地区行政垄断的双重特征，杨骞等通过对烟草产业制度、结构、行为三方面的研究分析发现：专卖制度下的中国烟草产业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高度集中，进入壁垒高，政府完全主导烟草制品的定价；产权完全集中于国家、市场集中度较国际水平偏低；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行为异化严重，过度投资、排斥竞争，以“指标联合”为目标的兼并重组行为均不利于中国烟草产业整体合力的提高。实证测量发现，2003-2006年间行业行政垄断与地区行政垄断对中国烟草产业造成的直接效率损失分别达25%、14%，行政垄断制度造成中国烟草产业总的效率损失高达35.2%。
赵奇伟等集中分析了市场分割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1997年以来我国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行政性分权为核心所形成的体制是导致地方市场分割的根源和基础。此外，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庞大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传统体制下遗留的工业布局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市场分割行为。第二，在不同的时期，地方市场分割的重点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近些年来，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手段和方式日趋隐蔽、也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加繁杂。第三，地方市场分割在我国依然存在，但无论是从全国整体来看，还是就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地区而观察，我国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过程，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2.买方势力
吴清萍等依据买方势力的行使方式区分出买方垄断势力和买方谈判势力，零售商买方垄断势力是指零售商通过减少购买量来压低交易价格的能力，产生于供应商不具有市场势力的情况下；零售商谈判势力则是零售商通过威胁要强加给供应商一个成本或要使供应商利益受损而获得供应商让步的能力，产生于供应商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往往又可称作抗衡势力。
付红艳等进行了国有连锁企业买方势力的福利分析。他们分析了一个拥有买方势力的连锁企业在多个相互分割的零售市场，分别与一个没有买方势力的地方企业进行Stackelberg竞争，其中连锁企业是一个部分追求利润、部分追求社会福利的国有企业，地方企业是一个完全追逐利润的私营企业。假设连锁企业拥有买方势力、上下游企业采用线性定价策略。研究表明连锁企业的利润随着其买方势力的增大而增加，尽管连锁企业买方势力的增强会降低地方企业和上游企业的利润，但却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并且，无论连锁企业进入市场的顺序如何，其买方势力的扩张都会降低市场价格，损害地方企业与上游厂商的利益，提高连锁企业的利润，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收取通道费是跨国零售行使买方势力的典型方式。庄尚文等将供应商区分为差异化产品生产者和同质产品生产者，分析了零售商收取的差别化通道费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零售商对差异化产品收取通道费对其均衡价格没有影响，但是可以提高零售商的服务水平和降低同质产品的均衡价格，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但零售商对同质产品收取通道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因此对于通道费的规制必须采取差别化原则。对于差异化产品，明确零售商收取一次性通道费的适度规模是允许零售商收取与商品销售量相关的比例性通道费。对于同质产品，严格控制零售商收取通道费。
石奇等考察了消费网络效应与专业零售商买方势力规制。耐用品消费网络效应使得大型专业化零售商具有规模经济性，提升了大型专业零售商的市场势力，使得大型专业零售商在与供货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强化了大型专业零售商对于供货商的纵向约束能力，在提升在位厂商市场势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进入壁垒。先进入市场的少数大型零售商伴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消费网络效应会越来越强，规模经济越来越显著，对于供货商和消费者的吸引力与谈判势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潜在进入者所面临的进入壁垒则会逐步提高，在相关机构规制缺失的情况下，最终必然形成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格局，大型专业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价格水平偏离拉姆齐最优价格结构，这构成了实施政府规制的基础条件。同时，与非专业零售商相比，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商品品种相对较少，品类规格相对简单，从而使得针对大型专业化零售商展开相应的经济规制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针对大型专业化零售商的纵向约束行为的规制措施，可以一方面提高纵向结构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3.并购
并购申报制度诞生已30多年，但关于其政策效应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董维刚等以LEXMUNDI的《并购申报制度调查（2007）》为基本依据，整理得到了53个国家的并购申报制度数据，包括并购规制、申报制度的存在性和申报机制等。实证发现，并购申报制度的存在的确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经济绩效。从不同申报机制的对比看，目前采取自愿申报机制的国家无论是从竞争效应还是从经济效应看，都优于采用强制申报机制的国家。这对于各国并购申报制度设计和执行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年来，并购市场再次掀起并购浪潮，并购效率的高低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田满文首次利用改进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进行了分析。实证发现：总体上看，随着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市场监管的强化，自2001年以来，并购市场的效率在稳步提高，2005年以后更为显著；并购集中于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房地产、社会服务、能源电力、商业类等行业，成为目前并购市场的热点领域，且不同行业的并购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经济区域的上市公司并购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别。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经济区域所拥有的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状况不同、市场化程度及政府干预程度不同所致。
2009年3月，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被商务部禁止，成为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首个被否决的外资并购案件。曾亚敏等以此案例分析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信号传递效应。数据显示，对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首次宣告，饮品企业平均市场反应为负；而随着案件进入反垄断审查阶段，饮品企业的负市场反应逐渐消失；当案件最终被商务部否定时，饮品企业平均市场反应为正。数据结果支持了竞争效应假说，即外资并购传递了“目标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对饮品行业的单独分析显示，盈利能力与汇源果汁较为接近的饮品企业受案件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对案件首次宣告表现出更强的负市场效应，而对案件终止宣告表现出更强的正市场反应。
最近几年，为快速抢占中国零售市场，外资零售巨头展开了大规模的并购抢占中国零售市场。本土大型零售商为应对外资竞争压力，频繁采用并购的方式实现规模扩张。赵玻等对主导零售商并购可能导致的市场势力进行了分析认为，主导零售商的并购活动有助于提高价格并有效阻止顾客流失，获得市场势力：一方面，由于零售竞争的区域性，主导零售商并购关键店址资源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另一方面，由于零售竞争的分散性，主导零售商能够在并购店铺成功实施掠夺性定价。因此，政府规制应准确界定相关市场、防止主导零售商并购引起市场份额的显著变化以及高度关注主导零售商并购后的过度低价促销。
连锁家电厂商国美永乐并购案引发了人们对并购是否造成垄断，从而推升家用电器的销售价格的争论。以往文献中基于价格—集中度的市场检验直接衡量了并购对消费者的影响，间接衡量了对投资者的影响，而基于股票价格的股票市场检验则直接衡量了并购对相关投资者的影响，而间接衡量了对消费者的影响。刘伟则应用经济学和金融学常用的分析工具事件分析法，在并购消息以及随后的政府反垄断的调查信息公布后，对竞争对手股票的超常收益进行了估计，推断投资者是否相信并购会造成垄断而使得家电产品的价格提高。与1996年美国Stap les/Office Depot并购案的结论不同，国美永乐并购并不会造成垄断。从并购完成后的实际情况看，苏宁电器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并没有下降反而增加，同时盈利能力的增加并非来源于家用电器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和销售额的增加所带来的。
4.规制
不对称厂商之间进行竞争时，往往由于各厂商实力悬殊导致竞争不足，规制机构常常采取不对称规制限制强势厂商并扶持弱势厂商。中国电信市场中，中移动相对于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市场份额和利润很高。工信部作为中国电信行业的规制部门近期拟出台一项不对称规制—“单向携号转网”政策，即：中国移动的客户可以携号转向其他运营商，而其他运营商的客户更换服务商则必须换号码。陈剑等以此为视角，讨论了价格歧视、不对称竞争与不对称规制。如果电信运营商能够实行“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那么在两期动态Hotelling模型框架下，政府规制部门针对电信市场实施的“单向携号转网”不对称规制的效果，依赖于消费者和运营商对这项规制政策是否有正确的预期。如果消费者与运营商能够完全预期到未来规制政策的实施，那么此项规制政策实施效果不好：虽然强势运营商的市场份额会降低，但是其利润将增加，而且弱势运营商与强势运营商的利润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消费者福利也会下降。只有在消费者与运营商没有预期到未来此项规制政策的实施时，它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强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下降，弱势运营商的利润与市场份额增加，消费者福利也将增加。既然工信部已提出“单向携号转网”规制政策，那么就应该尽快实施，否则将减弱甚至扭曲此项规制措施的效果。
郭锐欣等从黑车角度出发，分析了出租车规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他们首先对黑车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简单描述：大多数黑车采取在固定地点“趴伏”待客的经营方式、黑车比正规出租车更容易培养熟客、黑车趋向于“地区割据”、“团伙经营”、黑车的平均运价一般高于公共交通但是等于或者略低于正规出租车运价。现有的、固定不变的数量和价格规制使出租车缺乏应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从而使得歧视性进入规制政策和僵硬的数量规制政策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黑车问题。严厉打击黑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促使团伙的形成。
5.规制失败及放松
戚聿东等在梳理国外垄断行业放松规制的动因、历程与效果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垄断行业规制的特点及放松规制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放松规制改革的模式与路径。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技术的变化、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创新、被规制企业的低效率及承受的过重负担、以及规制产生的政治经济问题，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对本国垄断行业与公用事业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改革使得企业提高了效率、改进了服务、降低了价格，传统垄断行业焕发了生机活力。我国对垄断行业仍然实施严厉的规制措施，主要表现在严格的进入、价格、投资规制。面对国外放松规制的浪潮，我国也应该顺应国际潮流，总体上采取放松规制取向的改革。
范合君等研究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时机选择与时序设计。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放松规制改革的实施需要满足放松规制改革的净收益大于补偿受损利益集团的社会成本这一硬性约束条件，并且规制机构与垄断企业都得到正的租金。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改革应当采取先易后难的改革战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规制机构职能与目标重新设定；放松进入规制，引入竞争，建立竞争性市场结构；重构并建立科学规制体系。
陈志广从反垄断的消极一面探讨了反垄断的实施问题。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反垄断机构存在预算最大化的倾向，这会造成反垄断过度和背离公共利益的后果。特别是在反垄断成本较低，或者商品需求弹性较高的场合，过度反垄断还会造成掠夺厂商的后果。由于反垄断经验的不足，反垄断内外的控制、制衡机制也有待发展，而且社会、企业和民众也缺乏对反垄断的了解，在足够长的时期内，我国反垄断机构的过度扩张应该会不少。我国应通过各种措施控制反垄断，如明确反垄断利益、明确反垄断权限、公开反垄断信息、加强反垄断监管等，以使反垄断机构尽责地为公共服务。
除了信息不对称、规制被俘获以及规制机构承诺能力的不完全性以外，规制过度也会造成规制失败。石奇等以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接入定价、渠道竞争探讨了规制失败问题。现代大型零售商既是网络产业，也是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竞争性交易平台，进场费的费率就是供应商接入零售商网络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时的接入价格。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能对零售商制定的价格起到协调作用，迫使零售商收取的费用向拉姆齐最优价格逼近，从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是在最优价格已然形成时实施的过度规制。其规制失败不是未能实现规制目标，而是这一规制本身破坏了通道费自发调节机制。
（五）产业发展
1.电力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行业取得了蓬勃发展，围绕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和规制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经历了分权化与集资办电阶段、政企分离改革阶段与垄断企业拆分逐步引入竞争阶段。陈富良等通过总结改革30年的经验，指出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机构的设置必须具备独立机构规制、中央与省两级规制、规制单一产业的特点；电力监管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电力价格规制、电力企业准入与退出规制、电力企业投资规制、电力企业服务与财务规制等方面；设计出合理的激励性规制制度；完善电力规制立法等。
李鹏飞讨论了电力行业输配分开这一措施实施后的福利效应。将配电业务从输电网络中分离后，不同的输电价格形成机制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若输电价格由垄断性输电企业自行决定，则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且电力需求具有弹性的条件下，社会福利水平会提高；若输电价格由竞争性配电企业竞标确定，则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不管电力需求是否具有弹性，输配分开都会增进社会福利。与垄断性输电企业自行决定输电价格的机制相比，由竞争性配电企业竞标确定输电价格的机制，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输配分开后，在配电业务边际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直购电安排确实可能会使社会福利得以改善，但这种可能性会非常小。
在“厂网分开”式重组方案的初步实施背景下，白让让等在电力产业“上游竞争、下游垄断”结构下，建立了一个价格和数量歧视模型，讨论了垄断者的能力、成本优势和规制权利安排与接入歧视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输配售垄断者的部分纵向一体化是双重歧视发生的结构根源，而规制权力和垄断势力的“混合”给这种歧视提供了现实工具。初步的经验研究不仅证明了价格和数量歧视的存在，也验证了价格歧视假设的正确性。深入的分析还表明，不完全分离的产业结构、系统运营商和市场交易者的职能交叉、规制者独立性和有效监管工具的缺乏是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
李永来利用DEA分析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了研究，整体上电力行业的技术效率呈下降态势，规模效率呈现下降，但2007年又逐步上升，总体上电力上市公司的规模效率要优于技术效率。从区域上来看，东部地区电力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要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电力上市公司效率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在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绩效应有大幅度的提升，企业在发展上要尽力提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充分利用各项投资，推进技术进步，发挥规模效率，从而促进整个电力行业的发展。从电力行业的角度来看，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仍然是提高未来发电行业技术效率的关键。
林伯强等分析了电力产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力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是导致中国资源和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再次，从社会层面来讲，人均电力投入在不同地区的边际收益不同，对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的模拟结果也表明，通过合理的电力布局，将电源分布向能源送端倾斜有利于保证社会公平与能源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致性，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2.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根年等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地。但并非所有制造业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一些制造业空间聚集过度并呈现生产要素拥挤迹象，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典型集聚过度型制造业客观存在生产要素的输入过剩和输出效率损失问题，应当调整生产要素配置策略、或进行异地产业转移。
吴安波在研究了制造业区域专业化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国家层面上说，我国制造业区域专业化水平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从行业层面上说，个别行业区域专业化水平较其他行业更高，全行业专业化水平也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从省区层面上说，各省份间制造业结构差异性增强，即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直辖市行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进程在我国各地区中增速加快，沿海省份/直辖市行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进程在我国各地区中增速放缓；基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区域专业化系数值和排序，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专业化水平在所有综合经济区中最高，东部沿海、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专业化水平普遍较低。
张萃等研究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在对外开放先行的前提下，由相对分割的国内市场向高度一体化国内市场的转变，会先强化对外开放促成的制造业区域集聚模式，而后导致这一集聚模式被打破。无论是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的纵向考察还是实证检验，均表明目前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制造业区域集聚效应，迄今尚未产生理论模型推断的倒U形效应。
邓慧慧认为，资本密集度的增加能够促进制造业集聚，并且在一个较大的市场上，贸易成本更低时，资本的集聚倾向大于劳动力的集聚倾向，反之则资本的集聚程度低于劳动力的集聚程度。当拥有更大市场的沿海的外贸优势非常强大时，国内区域间贸易壁垒对东部的制造业集聚不构成影响。规模报酬递增、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及工业中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东部的制造业集聚，而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要素和制造业的平衡分布。
毛艳华等利用广东省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和产业关联等方法判别出广东8个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部门构成。分析发现，广东制造业集群的产出附加值比较低。这种无效性一方面说明广东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还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广东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困境。但整体而言，产业集聚效应对于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制造业目前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8梁琦等研究发现，广东的制造业有明确的中心-外围模式，珠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稳定且分工深化，只有部分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了扩散，外围地区（东翼四市、西翼三市和山区五市）从扩散中获益，工业发展迅速，在部分行业上具备了一定优势，使得中心和外围地区的分工有弱化趋势。
3.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集聚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高；二是，以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进步，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何骏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主要受到产业融合的推动和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主要有两方面：以我国转向现代化农业与先进制造业为契机，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吸引更多FDI发展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发展模式可以考虑服务外包模式、集聚区模式和外资拉动模式。
孙永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体制性障碍明显，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和相关产业的制约。应逐步放宽行政规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人才战略，进行组织创新，推进服务业的技术创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具有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与动因，因此近年来全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迅速崛起。陈建军等的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知识密集度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城市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政府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成反比。根据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截然相反的集聚路径，这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将长期存在集聚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相对规模达到一定的熵值后集聚效应开始递减。
如何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何骏提出应加强发展服务业集聚区的创新系统和重点模式。具体而言，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创新行为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的骨干作用；在产业集聚区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创造良好的创新政策环境；重点发展服务外包集聚区和总部经济集聚区两种模式。
张益丰等基于政府规制的视角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与升级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发展现代化服务产业的契机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大力发展国内与之相关的配套服务业；通过承接软件与服务外包项目建立相应的外包基地，形成服务外包产业集聚，以此促进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生产者服务业产业集聚；政府“扶植”行为可以有效提高经济转型绩效，政府规制对企业乃至整个产业打破原有产业的路径依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企业的自我发展与市场机制在服务外包的发展中依然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
4.创意产业
现代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价值链高端的竞争，谁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谁就会取得竞争中的主动权。创意产业正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因此，创意产业化、产业创意化、城市创意化将成为一种新的竞争策略。刘友金等建立了从创意源到创意成果产业化全过程中创意价值链系统的结构模型和数学表达模型；分析了创意价值链系统六类组织节点的主要创意功能及主要创意主体；研究了三种关键创意环及其组织特点，探讨了关键创意环与创意价值链的系统的关系；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四种主要组织模式及若干子模式，并对各类模式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曾慧琴从模式创新和价值创新两个角度认识创意产业价值链。创意产业具有资源可再生性、内容承载方式多样化、相关产品价值衍生性和知识产权的可分解性等与传统产业截然不同的产业特性。创意产业价值链呈现出与传统单向U形的产业价值链不同的模式：产业价值链群是以创意内容和创造力为核心的环形，产业具有多元目标性，产业链群延伸具有多向性，创意生产设计与消费群体需求具有互动性。同时，创意产业链的发展是一个价值不断创新的过程，包括创意知识授权、创意内容设计、产品生产设计、创意市场营销设计、相关衍生产品等方面的价值创新。
创意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城市集聚发展趋势，其集聚模式多种多样。曾光认为，根据集聚形成的机制、要素特征、推动主体和空间布局的不同，创意产业城市集聚模式有所不同。与传统产业集聚相比，创意产业城市集聚具有集聚主体的创造性、对“三T”型城市的根植性、知识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相结合以及独特的城市功能。基于创意产业城市集聚论的集聚化发展战略，不仅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谭娜等结合组织生态学的理论特征，提出我国城市的创意产业竞争力受到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氛围、产业投资环境、技术水平、知识产权、城市开放程度、人才储备七大因素的影响。他们通过采集全国20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创意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基础性环境因素、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三大方面。每个城市应该根据本地各因素水平，明确自身是否适合发展创意产业，而不应因创意产业热潮而盲目跟进。有潜力的城市应当发现各因素的优势及不足，有的放矢地选择适合其提升创意产业竞争力的合理路径。
5.交通运输业
曹锦周在比较分析民航产业组织演变的国际经验基础上，在SCP框架内加入了规制制度变量（R）和产权结构变量（P），提出了转型期民航产业组织的RPSCP框架。转型期民航业的放松及重构规制制度对民航业务总量和利润率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对价格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转型期民航产权结构的国有股比率提高对业务总量、价格和利润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转型期民航市场结构仍是业务总量、价格和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业务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占据控制地位的民航国有产权结构在发展是第一要务下的正作用与市场集中度提高对业务总量增长减弱的负作用的正负影响。对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民航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利润率的正作用与市场势力及民航国有产权占据控制地位对利润率产生的负作用的正负影响。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的航空公司的定价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产业经济领域关心的问题，而定价也反映了市场竞争，是研究该行业竞争程度的切入口。肖俊极等通过选取我国部分国内航班数据，对我国民航机票价格折扣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折扣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航空公司在定价策略上相互影响，且以航线为单位的市场集中度对航线的定价有显著影响。此外，航线的市场结构、需求量、距离等航线特点，航空公司在航线上的市场份额、航空公司营销手段、品牌效应等航空公司的特点，航班时刻、机型等航班特点，这些均对民航机票价格折扣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黄庭等运用直接消耗系数、直接分配系数、完全消耗系数等指标，对铁路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依存关系、产业属性、产业波及效应、产业价值构成等方面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铁路货运产品主要供第二产业部门使用，应加大投入，加强路网建设；铁路客运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部门，应加强营销力度，开发服务产品；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产品由于有较强的专用性，缺乏外部竞争环境，是铁路制造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选择适合我国铁路产业发展现状和特点的改革模式成为国内研究的焦点之一。蒋媛媛等对“网运分离”模式在我国铁路产业的可行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铁路经营存在着非效率，客运与货运分离可以提高铁路运营效率，客、货运与路网分离可以提高我国铁路运营效率。因此，我国铁路实施“网运分离”模式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但“网运分离”模式在我国的实施主要面临转轨时期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两方面的挑战。
6.钢铁业
我国钢铁行业经过多年发展，产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钢铁产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陈甬军等引进近年来发展的新产业组织实证方法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市场势力与规模效应进行了直接测度。计量结果发现，目前我国钢铁产业不存在系统性的市场势力，钢铁产业依然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竞争十分激烈。钢铁行业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在我国上市企业中没有体现，相反我国钢铁产业存在规模不经济。应谨慎对待钢铁企业的合并，建立有效的投资控制与有效退出机制，提高钢铁产业整体市场势力，形成对外原料采购卡特尔。
在钢铁产量迅猛增长的同时，我国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严重影响了我国钢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近几年，国内钢铁行业横向并购频繁发生，钢铁行业呈现出了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郎莹等认为，这主要是世界钢铁行业国际并购浪潮的影响、企业追求规模经济、钢铁产业调控政策的推动、应对外资并购的威胁、地方政府的支持五方面因素的作用结果。可以说，2005年以来的钢铁企业横向并购，对优化我国钢铁产业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推动钢铁产业从分散竞争向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从而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钢铁工业布局，并有利于维护钢铁产业安全。今后，提高国内钢铁企业横向并购的产业绩效，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市场化并购方式；二是做好并购后的整合工作；三是维护市场有效竞争；四是要进一步加强钢铁行业的外资并购规制，防止外资钢铁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控股我国钢铁企业，阻碍国内钢铁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做大做强。
（六）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等研究了区域跨越式产业演变，并利用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经验证明。我国可以把雁阵理论应用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必然向邻国转移。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要素禀赋结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可以仍然具有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雁阵式产业转移完全可以发生在中国地区之间。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是结构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调整，东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将相对稳定，与此同时，新增农村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留在中西部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回归其劳动力仍然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张涛等认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能对中西部发展发挥激励作用。如果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向东部，延续了东部继续靠引进技术、从事附加值较低产业的生产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对服务业需求较低，进一步制约了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如果通过加大对中西部核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在低端产业对东部的竞争基础，促使东部通过技术开发向附加值更高产业转变。产业的发展带动服务业需求，长期将为中西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冯根福等采用面板数据从区域的层面研究了我国股市融资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股票市场融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不同的股市融资模式下又不同：在审批制模式下相关而不显著，而在核准制下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股市融资模式由审批制向核准制的市场化演进起到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另外，我国股市融资率越高的地区，产业升级的效应越明显。
王娟娟等以湖北省为例研究发现，设计能力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有利促进设计能力水平的提高，设计能力水平的提高却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产业结构的升级对设计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提高1%，将引起未来一年的设计能力水平提高11%，未来两年的设计能力水平提高5.9%。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创意产业的比重，才能有效地促进设计能力的提高。设计能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
路红艳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创新的创造者、传播者，具有引领制造业创新的作用；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价值链中利润高端环节，具有改善价值链结构，促进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OEM向OBM转化；三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促进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功能的互补和融合，具有优化制造业结构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