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这个奴隶制帝国，留下了大量遗迹和文献，它的统治长达600多年，治区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并在周围有许多属国。商在前期由于氏族残留下来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产生过内乱，也遇到过无数自然灾害的威胁，都城曾屡次迁徙，最后在盘庚为王的公元前1300年左右迁至河南安阳的殷，逐步稳定下来。
商代时期中国古代铜器时代的文明达到了高峰。它的标志是：青铜武器戈、矛、刀、斧、箭镞、盔……盛酒的尊、彝；喝酒的爵、觥（有的用兽角做成）；以及祭祀用的鼎。其中有湖南宁乡出土的一座人面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它是商王为祭祀其后母——戊而铸造的，高1.33米，重875千克，为现存最大的商代出土铜器（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商代人已有了铜镜，出土器物中包括一把用陨铁做的铁刃铜钺。大量的农业和手工业工具及涂青釉的原始瓷器也出现了。牛耕在商代已发明，铁的最初开发利用在商后期也已开始。商代还在织布方面发明了提花机。这一高超技术在汉代向西传播，影响了中亚和西方的纺织技术。当时的商贾赶着牛车，载着陶器、丝麻织品、铜工具等到远方去做买卖：“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尚书·酒诰》）。
商代在文化和科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王集中起来的一批专门人才，他们被称为卜师和贞人，在最初的国家学校里从事对王族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同时从事研究和学术活动，也参与政治和宗教活动。目前发现商代甲（龟甲）骨（牛或兽骨）和铜器上铭文中的文字已达到3500个左右。商人饲养着成群的各类家畜，在农耕之余还从事渔猎，卜辞中记载一次放火焚山，得到犀牛71头，野猪15只，獐25只。大量的牛骨、龟甲和兽骨满足了甲骨文的写作。这些甲骨文从形象上来看处于古老的图画文字和刻契向规范化的汉字过渡的阶段，从数量上看，已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有了这套甲骨文字，商王朝开始书写国家典籍和历史文献，并用毛笔记录一些次要的事件。用毛笔书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不易保存，但写起来却容易得多。商代的天文学家们已开始系统地观测、记录天文现象和气象，他们最先在世界上记录了一颗超新星。从此开始，到1700年为止，历代所记录的新星和超新星达到了90颗。商代的历法已发展成为一种初步完备的阴阳合历（殷历），采用了六十干支记日法，用甲骨文表达的十进制位值记数法已接近成熟。十进制的位值记数法在后世逐步完善，通过与印度和阿拉伯数学的汇流，成了当代人类数学大厦最重要的基础结构。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在商代也出现了。商代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已达16种。砭石被用于治病。土、木、石材料建筑（还没有砖瓦）和音乐艺术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尤其是音乐艺术的发展，为西周初期十二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铜器文明达到顶峰的时候，人们对神和祖先亡灵的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高的神“帝”主宰着一切，商王代表它进行统治，大量的占卜活动是为了取得帝和祖先的旨意，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有着大量的卜辞。显然，强化了的宗教观念是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守护神，它同财产的世袭继承制度是相一致的。帝和神的受益者自然是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但大批弱小病老的战俘和部分奴隶却常常充当了敬帝祭神时的无辜牺牲品和殉葬者。商的祭祀包括战前祈求帝和祖先的护佑、战胜后的献礼、节日祭祀、水涝旱灾时对神的祭祀以及商王和奴隶主死后的祭礼。殉葬则有生殉和杀殉。祭祀和殉葬的人数从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后人在欣赏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大铜鼎上凝重而庄严可怖的人面像和大量出土铜器上的铭纹、兽图和甲骨文字时，或许也会想到同这些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奴隶们的命运。
革命、天命和天文学
商朝后期，贵族之间离心，奴隶主贵族和奴隶、平民之间“相为敌仇”（《尚书·微子》），西北方一个新兴的强盛属国周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伐商。在牧野（河南商都朝歌附近）战役中，商军中一部分奴隶和南方战俘临时编成的军队倒戈，商纣王在绝望中自焚而死。西周王朝约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
周原来是黄帝后裔中姓姬的一支人所建立的商朝属国。姬姓部落曾同炎帝后裔的姜姓世代通婚，真可谓属于炎黄子孙。周人的胜利使中国西北方的力量成为中原的主宰。
周人剪灭了商贵族的势力，也征服了那些原先臣服商的小国。从武王开始到周公和成王时代，周朝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政治经济改革：把征服的土地和奴隶连同征服地区的人民分封给了周的王公贵族、亲戚和亲臣，建立了以众多的王公亲臣为世袭首脑的诸侯国。从商贵族手中剥夺的土地被划为井田，由农奴耕种，由封地所在的诸侯代周王管理，周王在分封时谨慎地保留了收回诸侯权力和封地的大权。夏和商的属国是异姓的贵族建立的。周的封国则是王族、王族的亲戚和亲臣受封建立的，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要密切得多。众多的（共70多个）诸侯国起着藩屏周王朝的作用。在周的土地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存在着以亲疏贵贱关系为序的各类贵族、平民、为周王耕种的农奴以及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
周人推翻了以“帝”为最高主宰的统治中原达600多年的商王朝，除了强大的武力之外还必须有伟大的思想力量，因为这是翻天覆“帝”的事业。商人崇拜的至高无上的神是帝，周人则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宰——天。在统军伐商的周武王看来，“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而且“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统治者明德慎罚，便能顺天意而治天下；统治者失道，天意则会另有所属。周王朝初期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革命是以殷商灭亡为鉴而顺应天意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大治天下。周王被称为天子，受天命而制天下。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革命。尽管抽象的天依然是人的主宰，但周人已有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和“天不可信”的大胆想法，使人可以从天命可变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界的变化。由于人的行为体现天意，便在天的名义下鼓励了人而冷落了神。武王革命中所包含的这种对天命的新理解，不但是当时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支柱，而且也导致了周代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对人的重视，成为人们从商代时期盛行的迷信习俗中解放出来的思想酵母。周初留下的古老文献《周易》中的占卜文字和商代甲骨文上的卜辞相比，已有明显的人的因素渗透到神的旨意中，过去多用神的旨意解释的现象，在周代则开始用人的行为来解释了。
根据《周易》贲卦的彖辞，当时的圣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与人文、天命与人事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已成了华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周代产生的这种天命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例如，朝代的更替被视为天数的安排或天意的改变，改变历史面貌的壮举被称颂为扭转乾坤或转日回天。任何一个王朝建立时，都宣称是受天命而治天下；任何一个王朝衰落临亡时，天命的思想则成为下层人民揭竿而起和乱世英雄取天下而代天子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古代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例如，父子兄弟关系被称为天伦，人的自然寿命是天年，招灾惹祸是触动天怒，人定胜天则是革命的口号。“苍天保佑”也是古人祈祷时的口头禅。
不过，周人为了不至于让这种革命性的思想反对政治上的贵族统治，又同时提出了德的概念，周初的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还制定了一套等级名分制度——周礼。周人的敬德就是要人们遵循周礼。《礼记·王制》中有“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的说法，显然是担心不受社会规范限制的技术进步会引发奢侈，产生不平，助长争斗。周礼作为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反面补充而存在，它是春秋时代儒家思想的渊源。通过儒家思想，礼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甚至超过了革天之命的思想。革命和礼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核心。
天命的思想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同样产生着极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人从商代那种对“帝”的被动的敬畏和服从状况中解放出来，积极地去观察和了解体现天意的自然现象，从而不自觉地推动自然知识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主宰万物的天被看成有意旨的神，天的意旨通过各种自然现象表现出来，特异的天象（天文、气象和地震、物候等现象均包括在内）被视为天对人间政治的警告。具有神性的天意只能用人的感觉来观察和体会，但要预测或用人的理智来揭示它的奥秘却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泄漏天机是不祥的。因而，中国的古代学者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和数据计算达到了极为细致精确的程度，但却没有产生像希腊人那样彻底追求自然法则的热忱。许多学科（尤其是天文学方面）中的观测事实和计算数据常常把人们引到了自然法则的面前，但至高无上、奥秘无穷的天数使不少科学家望而却步。
天命的思想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最为直接。为了体会天意，周公在周朝为稳定中原和控制东方而建立的新都—东京（洛）附近的嵩山之阳（大禹的故都，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建立了观星台。一批天文学家集中在这里长期观测天象，并用土圭测日影，用漏水壶计时，武王时的史佚和后来的冯相氏、保章氏都是周的天文官（称太史）。周的天文学家们可能已发明了浑天仪的前身——璇玑玉衡。璇玑是观测仪器的转动部分，玉衡是其固定部分。在天文学家工作的基础上，西周人用十二地支把一日分为十二个时辰，与一年十二个月对应，这也成了中国古代通用的计时方法。在当时，人们对日月食现象已十分注意，并将其与人间政治联系起来。周公建立的第一座观星台所在的地方后来在典籍中被称为“地中”或“土中”，即标准的地点，嵩山则被视为五岳之中。
从周公以后，中国的历代王朝都设立专门的天文机构，在所有古代科学家中，天文学家同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甚至超过了宫廷御医。他们充当着上天旨意和王朝政治之间的信息传递者。他们平时的主要工作有三项：观测天象，研究和修订历法，测时报时。其中观测天象的目的和结果也都和占星活动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天文学与占星术熔于一炉，天数的观念和自然界秩序的观念合为一体。另外，中国古代大城市中作为中心建筑的钟楼和鼓楼也和天文学家的测时计时工作联系在一起。晨钟暮鼓的声音曾伴着中华民族的生活响彻了几千年的历史空间，天所代表的天数和人对自然时序的认识同时体现在报时的钟鼓声中。
西周的社会、科技和历史
西周（前1046～前771）初期分封建国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深深埋下了巨大社会历史变革的种子。在诸侯的地位和财产可以世袭继承的情况下，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诸侯王公便可能在周天子的政治统治机器效率降低时由代理的管理者变成实际的所有者，而且他们越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土地、奴隶和人民数量、财产和军事力量，就越能够加强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周王权力的下放为诸侯让开了发展进取的场地。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发展便大大加快了速度。另外，周天子在分封过程中把大部分奴隶变成了耕种井田的农奴，他们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不再是商代那种可以同牲畜一样随意处理的奴隶，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由于周王和诸侯直接管理的奴隶数量都相对地减少了，周代在祭祀和殉葬方面所用的人数已大大减少。在周王名义管理和诸侯实际管理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中，奴隶、农奴、平民、大小贵族的命运之摆都有趋向新的平衡位置的可能性，社会生活中的机会增多了，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大树也加快了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