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如果你不在家时有人给你来电话，留下话要你务必一到家就立即给他回电话，说他有紧要的事找你，这件事就多半是对他紧要，而不是对你紧要。如果对方要送你什么礼物或是帮你什么忙，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那么性急的。所以，当有一天我回到寓所已经很晚，换装吃晚饭前仅能喝一点酒，抽一支烟，看一眼报纸，而我的房东费洛斯小姐却进来告诉我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曾来电话，要我一到家立即回电时，我觉得我满可以置之不理。
“是那个作家基尔先生吗？”房东小姐问我。
“是的。”
费洛斯小姐用亲切的目光看了一下电话机。
“要我替你接通他吗？”
“不用了，谢谢。”
“如果他再来电话，我怎么回答？”
“请他留下话吧。”
“好吧，先生。”
她噘起嘴，拿了空水瓶，扫视了一下房间，看看是否够整洁，就出去了。费洛斯小姐是个小说迷，我相信她一定读过所有罗伊写的小说。从她对我不把罗伊的电话放在心上这件事的不以为然的表情上看来，她对罗伊的作品是很钦佩的。当我晚上又回到家里时，在小桌上发现一张费洛斯小姐以她那粗大醒目的笔迹写的便条：
基尔先生两次来电话，问你明天中午是否能与他共进午餐。如你明天不行，请告诉他哪一天合适。
我不禁感到惊奇。我已有三个月没有见到罗伊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宴会上，只谈了几分钟。他像往常一样，非常热情；分手时还说对我们难得见面很感遗憾。
“伦敦这地方实在糟糕，”他说，“你永远没有时间去看你真正愿意见的人。下星期找一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
“好吧。”我回答。
“我回家查查我的小本子，然后给你打电话。”
“好的。”
我结识罗伊有二十年了，知道他总是在背心的左上方口袋里放着他那个小本子，里面记着他所有的约会。因此，当我和他分手后再听不到他的音信时，我丝毫不感吃惊。而现在，他这样急切地要款待我，这使我不能不认为他是有所用心的。上床前，我抽着烟斗，脑子里反复思索着罗伊请我吃午饭的各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一个很钦佩他的什么女士缠住他要他介绍与我结识，或是一位美国编辑在伦敦停留几天，希望通过罗伊与我接触。不过我又不能委屈我这位老朋友，把他设想成是一个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的人。另外，他既留话说要我挑选一个适当的日子，看来不大像是要我去和别的什么人会晤。
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像罗伊那样对一个被人交口称赞的同行表现出如此真心实意的热忱，但是当这个作者由于懒散、失败或者另外一个什么人的成功而声誉有损时，也没有一个同行能像罗伊那样真心实意地把他立刻屏弃。一个作家总会有顺境和逆境。而我完全意识到，我当时并没有受到公众的重视。很显然，我很可以找到一个不会使罗伊难堪的借口来谢绝他的邀请，不过他是那种事必干成的人，如果他由于自己的某个目的决意要与我会晤，那么我只有用“滚你的蛋”这类话才能改变他的决定；然而，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此外，我对罗伊也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我曾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罗伊在文化界的崛起。他的成就很可以成为任何一个追求文学事业的年轻人的典范。在我的同辈中，我还想不出另外一个人像罗伊那样缺才少能但却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他似乎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也许就是聪明人每天要在麦片粥上撒一点的皮迈克斯[1]，可是罗伊却每次吃一大汤匙。罗伊心里完全清楚自己的意外成就。有时他可能会觉得几乎是个奇迹，自己竟然凭这点本事已经写了三十部作品。我不禁猜想，当罗伊第一次读到托马斯·卡莱尔[2]在某次宴会后的演讲中说天才来自无穷尽的含辛茹苦时，他看到了启示之光。他大概陷入了沉思。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简单，他在思索之后定然对自己说过，他也能和别人一样成为天才；后来当一家妇女报纸的一个情绪激动的评论员真的用“天才”这个词（近来，评论家们相当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来报道他的作品时，他一定满意地吁一口长气，就像一个人花了长时间的周折终于完成了一组字谜一样。凡是多年来一直注视着罗伊那种不辞辛劳的勤奋精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够得上一个天才的称号的。
罗伊在开创事业时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亲是个文官，曾在香港任辅政司多年，最后出任牙买加总督。如果你翻开《名人词典》，在密密麻麻的字行中寻找阿尔罗伊·基尔的名字，你会找到这样的条文：“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士，皇家高级维多利亚勋爵士雷蒙德·基尔爵士之独生子，其母埃米莉为已故印度军队陆军少将珀西·坎珀当之幼女。”罗伊在温切斯特的牛津大学新学院受教育。他是学生会的主席，如果不是因为不幸得了麻疹，他很可能成为学校船赛选手。他的学习成绩并不耀眼但仍属优良，在他离开大学时未欠下一分债务。罗伊早在当时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不愿做任何无所收益的花费。他还是个好儿子。他知道他的父母做出了自我牺牲才使他能受到这样费用昂贵的教育。罗伊的父亲退休之后住在格洛斯特郡附近斯特劳德的一所既不奢华但也并不简陋的住宅中。他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来伦敦参加一些与他过去曾管理过的殖民地有关的官方宴会，在伦敦期间他总要去拜访雅典娜文艺协会，他是该会的成员。后来当罗伊从牛津学成归来时，他的父亲正是通过这个协会里一位老友的关系，才使罗伊当上了一位贵族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位贵族地位显赫，只有一个体质虚弱的独子。罗伊的这个职务使他在年轻时代就有机会接触显贵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机缘。有些作家写社会上层时由于他们仅仅是通过那些附有画页的报纸去研究这个阶层，因而他们描述中的失误往往损坏了他们的作品。而在罗伊的作品中，你永远找不到这类失误。他对公爵之间彼此怎样交谈知道得一清二楚，也知道不同身份的人，例如一位议员、一位大法官、一位书商和一位听差各自应当怎样同一位公爵讲话。他在早期作品中用以描写总督、大使、总理、贵族和贵夫人们的那种意气昂扬的笔调很有魅力。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待人友好而不自傲，亲切而不失礼。他并不使你忘记这些人物的身份，然而却使你愉快地共同感受到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我经常觉得遗憾的是由于潮流的发展，贵族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正统小说作品最合适的主题，而罗伊又对时代的趋向极其敏感，因此在他后来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作品主题转为描写律师、会计师和掮客这类人物的精神冲突，他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失去了他过去描写贵族时那种挥洒自如的劲儿了。
我最初结识罗伊是在他辞去家庭教师职务、用全部时间从事文学写作之后不久。那时他是个很神气的年轻人，脱掉鞋身高六英尺，有着运动员的体格，宽宽的肩膀，充满自信的气派。罗伊并不英俊，但却具有一种悦目的男子气，他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浅棕色的鬈发；大而稍短的鼻子以及方方正正的下颌。他看上去诚实、整洁、健康，多少有些运动员的气质。凡是在罗伊早期作品中读到过他关于携犬出猎的生动、准确的描绘的人们都深信他是根据切身的经验写下这些场面的；一直到不久之前，他有时还愿意暂时放下笔去打一天猎。在他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时，文化界的人士为了显示他们的男子气概，都流行喝啤酒，打板球。那时有好几年，罗伊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文化界板球队的名单中。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一流派的作家后来失去了他们当年的英姿，他们的作品不再受到重视；虽然他们仍然还是板球手，但他们的文章却难以找到地方发表。罗伊在好多年前就停止打板球了，转而对波尔多红葡萄酒产生了雅兴。
罗伊对他自己的处女作总是持谦逊的态度。这部作品不长，笔法简洁，而且像他后来所写的每一本书一样，格调风雅。罗伊在该书出版后给每一位当时的著名作家都送上一本，并附一封措辞漂亮的信。他在信中对每个收信者说他是如何钦佩对方的作品，他通过学习这些作品有了多少收益，以及虽然他感到自己望尘莫及，却仍然如何热切地把这位收信人视为指路明灯。他把自己的作品奉献在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面前，作为一个刚刚踏入文坛的年轻人对一位他永远视为师长的人的献礼。他完全知道要求一位这样忙碌的名家为他这初出茅庐的人的一本微不足道的作品去浪费时间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但他请求对方原谅他的冒昧，并能在百忙中对他的作品加以批评指教。收到他的书和信的作家们都对他的奉承感到高兴，一般都写了相当长的回信，很少敷衍塞责的。他们赞扬他的作品，其中不少人请他去共进午餐。他们都喜欢罗伊的坦率并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他总是以一种十分感人的谦卑态度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且诚心诚意地表示一定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他的这种诚意总是给对方很好的印象，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花点工夫给予帮助的人。
罗伊的处女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使他结识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那之后不久，当你到文化人经常出入的布卢姆斯伯里、坎普登山或者威斯敏斯特等地出席茶会时，都会在那里见到罗伊，他或是在忙着向客人们递送黄油、面包，或者在为手持空杯而难堪的一位老夫人添茶加水。他那样年轻，那样坦率，那样兴高采烈，别人讲个笑话，他就放声大笑，这一切使得所有人都不能不喜欢他。他参加各种聚餐，和文化界人士、年轻的律师们以及穿着利伯提[3]的丝绸衫、戴着珠子串首饰的女士们一起在维多利亚街或是霍尔本的某个旅馆的地下室里吃着三先令六便士一份的客饭，谈论文化和艺术。很快，人们发现他具有一种餐后即兴演讲的才能。罗伊的举止如此讨人喜欢，以致无论是他的同行、他的对手和同时代的人都对他十分谅解，甚至不在乎他的绅士派头。他对他们的初出茅庐的作品都慷慨地给予夸奖，当他们把手稿送去请他批评指正时，他总是说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因而这些人不仅认为罗伊为人很好，而且把他看作是个公正的裁判。
罗伊写了第二本小说。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从同行前辈们给他的建议中得益不少。理所当然地，好几位老作家应他的请求为报纸写了他这部作品的书评，而这家报纸的编辑又早已与罗伊认识，因而自然地这些评论都是对他新作的褒扬。他的第二部作品是成功的，但并没有好到足以引起他的竞争者疑虑的地步。实际上，这部作品使这些人肯定了他们的猜疑，罗伊永远不会做出轰动全城的事情来。罗伊是个蛮不错的家伙；他不拉帮结伙，不搞这类活动，既然他是个不可能攀登到对他们自己会形成障碍的高度，那么他们倒也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我知道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回想他们当初所犯的这个错误时，只得苦笑一声。
但是，如果有人说罗伊头脑膨胀了，那是完全错误的。罗伊从来没有丧失他年轻时那种讨人喜欢的谦逊的特征。
“我知道我不是个大作家，”他会这样对你说，“当我把自己和那些文学巨匠相比时，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存在。过去，我还总想有一天我会写出一本真正的巨著，现在我早已断了这个念头，连希望都没有了。我只盼人们说我是尽自己所能了。工作我倒是真正干的。我从不允许自己的作品有任何疏漏。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构思一个好故事，并且塑造一些使人觉得真实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布丁味道的好坏，尝一尝就知道了。我的《针眼》在英国销售三万五千册，在美国是八万册，我下一部小说的连载权的合同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签的条件最为优越的一个。”
如果不是谦逊还能是什么样的美德会使罗伊直至今日还给写他作品书评的作者写信，感谢他们对他的赞扬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呢？还有，当有人对他的作品写了一篇尖刻的批评，而罗伊不得不容忍一些恶毒的诽谤时，特别在他已经负有盛名之后，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耸耸肩膀，心里暗自把这个不喜欢我们作品的恶棍咒骂一顿，然后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罗伊碰到这种事情时，都要给这个批评者写封长信，信中说他非常遗憾对方不喜欢他的作品，然而书评本身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他不揣冒昧地说，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批评水平和文字修养，因而他感到必须给他写这封信。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迫切地渴望有所进益，他希望自己还是个能够学习改进的人。他实在不愿使对方厌烦，但他仍想问一问如果对方在星期三或星期五有空的话是否可应他之邀和他一起在萨沃伊吃午饭，届时他将聆听对方谈谈究竟为什么他觉得他的作品这样低劣。当对方应邀前来吃饭时，没有谁能比罗伊叫一桌更丰盛的午餐，一般来说，当这位批评家吃下半打生蚝和一块小羊的里脊肉时，他同时也把自己说过的话吞下肚去了。因而当罗伊发表下一本小说时，这位评论家认为这个新作品有了极大改进，这当然是很理想的以恩报恩的结果。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会碰到一种很难处理的情况，有些人他曾一度与之过往甚密，但他们对他的兴趣在一段时间之后逐渐淡漠了，这时他往往不知该怎么办。如果双方的地位和处境都很平常，这种关系的中断往往很自然，互相间并不会滋长恶感；然而如果一方有了显赫的地位，那么这种局面就很难堪。地位显赫的一方结交了大量的新朋友，然而这些老朋友却毫不退让；他的时间有限，有千百件事要干，而这些老朋友却认为他首先应当考虑他们的要求。除非他听从他们的摆布，否则这些老朋友会叹口气，耸耸肩，然后说：
“唉！我看你和别人一样。现在你是名人，我这个朋友应该快要被你扔掉了。”
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当然是乐意扔掉这些老朋友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没有这种勇气。他顺从地接受了他们星期天晚餐的邀请。晚餐吃的烤牛肉冷盘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冻肉，而且在中午的时候就已做好，烤得还太老；还有勃艮第红葡萄酒——哎，为什么叫勃艮第呢？他们难道从来没有去过博纳，没有住过波斯特酒店？当然，老朋友碰在一起，谈谈从前在一个小阁楼上分享一小块面包时的情景是很有趣的，不过当你想到你现在所在的这间房间离小阁楼很近的时候，你会感到有点难堪。当你的朋友对你说他的作品销路很不好，他无法发表他的短篇小说，剧团的经理连读一读他的剧本都不愿意时，当他把他的剧本和现在正在上演的那些东西（这里，他用一种指责的眼光盯住你）相比时，你真是感到如坐针毡。你很尴尬，只好把眼光移开。你夸大其词地讲述你自己曾遭到的失败，以使他看到你在生活中也曾经历过艰辛。你尽一切可能诋毁自己的作品，但使你感到惊讶的是，你的主人对你的作品的评价竟然和你自己的诋毁是一样的。你讲到公众舆论的反复无常，想使他感到你的盛誉也不会持久因而有所安慰。他是个友好而严厉的批评家。
“我没有看过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他说，“不过我看了上一本，书名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你把书名告诉了他。
“我对你那本书相当失望。我觉得它不如你写的另一些作品。当然你晓得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因为你曾在别人那里受到过同样这类摆弄，因此你赶忙回答说他所喜欢的是你所写的第一本书：你当时只有二十岁，那本书写得很粗糙，很不成熟，在全书的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你缺少经验的痕迹。
“你再也写不出这样好的作品了，”他恳切地说，这时你感觉自从那最初的一次偶然成功之后，你一生的事业就一落千丈了，“我常常想，你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你当时所显露的才华。”
煤气炉烤着你的双脚，而你的双手却是冰凉的。你偷偷看了一下你腕子上的手表，心里在嘀咕不知你那老朋友会不会因为你在十点钟告辞而生气。你事前关照司机把车停在拐角处，以免华丽的车子停在他门外，衬托出他的贫困，但是到了门口，他却说：
“走完这条街就是汽车站。我陪你走过去。”
你惊慌失措，只好承认你有一辆车。他觉得很奇怪你的司机为什么要在拐角那里等你。你回答说这是他的怪脾气。当你走到车前时，你的朋友以一种宽宏大量和高高在上的目光看看你的车。你心情紧张地请他哪一天和你一起吃饭，你对他说你一定会给他写信的。你一路上坐在车里一直在想，假如你请他在克拉里奇饭店吃饭，他会不会觉得你是故意炫耀；而如果你请他在苏豪区吃饭，他又会不会说你吝啬。
阿尔罗伊·基尔却丝毫没有这种烦恼。他从别人身上捞到了最大的好处之后就果断地把他们抛弃掉。这话听起来有些刻薄，但是，要想出委婉一些的说法太费时间，而且还需要换用含蓄的暗示，吞吞吐吐的语言，开玩笑式的或文雅的隐喻；事既如此，他想还是就这样明说的好。我们大多数人在对别人使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之后总是对那个人心怀怨恨，但是罗伊却不是这样。他的心总是想着正事，永远不会被这种琐事干扰。他可以在对某人玩弄了很卑鄙的把戏后丝毫不对他抱任何恶感。
“唉！史密斯这老伙计，”他会这样说，“他是很可爱的；我很喜欢他。真遗憾他那样怨气冲天。我真希望谁能帮帮他忙。不，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和老朋友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多大好处，会双方都很不愉快。总而言之，一个人总是慢慢和周围的人脱离了，唯一的办法是面对这个现实。”
然而，如果有一天罗伊在例如皇家学院的一次什么聚会上碰上了史密斯，他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加亲切地对待他。他会紧紧地握住史密斯的手，对他说他见到他有多么高兴。他会笑容可掬、娓娓动听地讲着老朋友的情谊，犹如仁慈的太阳在散发着光芒。史密斯会深为罗伊的这种感人的气概所打动，而罗伊竟然能如此高风格地说如果他的下一本书能有史密斯上一部作品一半那样好，他就算是开始入门了。但另一方面，如果罗伊认为史密斯没有看见他，他就会把眼光转到一边装作没有看见；但是史密斯其实是看见他了，而且对于罗伊不理睬他很不满意。史密斯非常生气。他说过去罗伊曾经高高兴兴地和他一起在一个蹩脚的饭店分吃过一块牛排，和他一起在圣艾夫斯一个渔民的小屋中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史密斯说罗伊是个趋炎附势之徒，是个势利鬼。他说罗伊是个骗子。
在这点上，史密斯弄错了。因为阿尔罗伊·基尔最鲜明的特点是他的诚挚。没有一个骗子可以行骗二十五年之久。虚伪是一个人所能寻求的最困难和最使人神经紧张的一种恶习；它需要永不间断的警觉和精神的高度集中。它不像私通或是贪食，可以在空闲的时间进行；虚伪是要付出全部时间来从事的工作。它还需要具备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虽然罗伊经常笑声不断，但我从不认为他富有幽默感，而且我敢断定他也学不会玩世不恭。虽然我很少读完罗伊的小说，不过很多本他的小说的开头我都读过，我的感觉是，在这些作品的众多的页数上，几乎每一页都刻上了作者的诚挚的特性。这显然是罗伊的名声经久不衰的一个主要根源。罗伊总是真心诚意地相信当时社会上每个人所信仰的观念。当他以贵族阶层作为他作品的主题时，他真诚地相信这个阶层的成员都是游手好闲、道德败坏的，然而他们却具有某种高贵的品质和天赋的才能，适合于统治大英帝国；后来当他转而描写中产阶级时，他又真诚地相信这个阶级是国家的栋梁。他笔下的反面人物总是那样邪恶，他笔下的主角总是那样崇高，而他所刻画的少女又总是那样贞洁。
当罗伊邀请一位写了赞扬他的评论的作者吃饭时，这是为了要对他的美好评论表示他衷心的感激；而当他邀请一位写了批评他作品的作家吃饭时，这是因为他真心实意地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所提高。当一些钦佩他的但素不相识的读者从得克萨斯或澳大利亚西部来到伦敦时，罗伊带他们参观国家画廊，这不仅是为了形成他的一个读者圈子，而且是因为他热切地想观察他们对艺术的反应。只要你听一次罗伊的演讲，你就会对他的真诚深信不疑。
当他站在讲台上，风度翩翩地穿着晚礼服，或者由于场合的需要，穿一身很旧但却剪裁十分合身的宽大的日常西装面对听众时，他那严肃、坦率但又带着一种动人的羞怯的神情使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十分认真地以他的全部身心投入了目前他面临的这一任务。虽然他不时地假装搜索一个用词，但那只是为了当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效果更好。他的声音洪亮，富有男子气。他善于讲故事。他的讲话从来不会枯燥无味。他喜欢以英、美青年作家为题做演讲，他热情地向听众讲述这些作家的优点，这就更加证实了他的豁达大度。也许，他讲得太多了点，因为当你听完他的演讲时，你觉得你已经了解了所有你想知道的这些作家的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读他们的作品了。我猜想，正因为如此，罗伊在一些外省城镇做这类演讲后，他所谈到的作家所写的书竟一本都卖不出去，而人们却争相购买罗伊的作品。他的精力是惊人的。他不仅在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讲学，而且还周游大英帝国做演讲。罗伊接受所有对他的邀请，从不会认为哪一个俱乐部规模太小，哪一个自学团体太无重要性而拒绝为它花上一个小时。他每隔一些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些讲演修改一遍，然后汇编成简洁的小册子出版。大多数对此有兴趣的人都至少浏览过题为《现代小说家》《俄罗斯小说》以及《一些作家的评介》之类的作品，而很少有人能否认这些作品展示了作者对文学的真实情感以及他个人动人的性格。
但是，罗伊的活动远远不止于此。他积极参加那些为增进作家们的利益或在他们由于疾病或年老而遭受贫困的厄运时给予援助的组织的活动。每当出了什么涉及法律的版权问题，罗伊总是乐意协助解决；每当有项任务要到国外跑一趟以建立各国作家间的友好关系时，罗伊总是随时准备参加。在公众宴会的场合，总可以指望他来回答文学方面的咨询，每当为一位外国来访的文学界名流组织一个欢迎委员会时，名单上总会有罗伊的名字。每一次义卖场合至少会有一本罗伊亲笔签名的作品。他从不拒绝记者采访他的要求。他很公道地说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写作这个行业的艰难，所以如果他只需进行一次愉快的谈话就能帮助一个挣扎中的记者赚几块钱，那他怎么能够无情地拒绝他呢。他一般都邀请采访他的人与他共进午餐，很少不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的唯一条件是文章发表前要先送给他看一遍。有些人为了满足报纸读者的要求常常在很不恰当的时间给知名人士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相信上帝，或者他们早餐吃些什么，而每当罗伊接到这类电话时，他却总是耐心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在各种讨论会上总是头面人物，所以公众很清楚他对诸如禁酒、素食主义、爵士音乐、食蒜、运动、婚姻、政府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
他在婚姻问题上的观点是抽象的，许多艺术家们都很难协调婚姻和他们对事业的热切追求这两件事，而罗伊却成功地避开了这种矛盾。大家都知道他多年来对一位已婚的有地位的夫人的单相思。虽然他从来都以敬重的口吻谈到她，但大家都知道这位夫人对他很不好。他的中期小说中那种莫名的怨气反映了他所遭受的折磨。他那时经历的精神痛苦使他能够既不得罪对方却又回避了那些名声不佳的女士们对他的追求。这些妇女是些狂热圈子中的人戴腻了的装饰品，她们乐于以一种飘摇不定的混日子生涯来换取与一位成功的小说家结婚所带来的有保障的生活。当他从这些女士明亮的眼睛中看到结婚登记处的影子时，他会立即告诉她们他对自己唯一的一次苦恋记忆太深，这使他永远不可能和任何人结成永久的伴侣。他这种狂热、愚蠢的忠诚往往会激怒这些女士们，但却并不会使她们感觉受到侮辱。有时，他也会轻轻叹一口气，惋惜自己永远得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也享受不到做父亲的满足；但这是他准备做出的牺牲，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而且也是为了可能与他分享欢乐的伴侣。他经常注意到人们其实并不愿意和那些作家以及画家的妻子周旋。如果一个艺术家不管到哪里都坚持要携带他的妻子，那往往只会使他自己也成了一个使人讨厌的人物，结果他往往很想参加某个活动，却得不到邀请；而如果他把妻子留在家里，那么在他回到家里时，又会陷入责骂与争吵，他为了把心灵深处最优美的情感创作出来，最最需要的是宁静，而这种争吵必然会彻底破坏他的宁静。阿尔罗伊·基尔是个单身汉，现在他已年满五十，看来一辈子都将是个单身汉了。
他可以说是一个榜样，这个榜样表现了一个作家可能做到的一切，以及一个作家通过勤奋、卓识、诚实和手段与目的的有效结合可能达到的高度。他是个好人，除了那种固执己见、吹毛求疵的人，谁都会认为他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上床后带着他的形象进入梦乡，我一定能睡一夜好觉。我草草地给费洛斯小姐写了一个便条，磕去烟斗中的烟灰，关掉客厅中的电灯，就上床睡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