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善报中的知情就是要知国情民情，善报就要为民请命。我这个苦水中泡大的农民儿子，深深体恤百姓的疾苦，同情弱者。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无冕之王”而在他人面前耀武扬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一个“平民记者”，这不是嘴上说得好听，而是与生命同在的一种生存方式。
1998年3月，我去长沙开福区幸福桥买水果，无意中听到一首打油诗：“开福区里幸福桥，肮脏环境受煎熬；垃圾成堆粪水流，苍蝇蚊子嗡嗡叫；蟑螂臭虫蛇出没，腐烂水果遍地丢；若问幸福在哪里？幸福居民把头摇。”次日，我便到幸福桥社区实地了解情况，深感打油诗是当地卫生状况的真实写照。写下了《这里的垃圾谁来管》，这篇反映居民呼声的稿件见报后，当地居民拍手称快！长沙市环卫局、开福区人民政府等单位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当即拍板10天之内，将长达8年的垃圾山搬走，并拨专款扩建了垃圾站。
2000年8月，长沙市四纺织厂下岗女工李某惨遭横祸，严重烧伤，生命垂危，无钱医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病房和事发现场，采写的《下岗女工遇横祸，谁来救救她》引来一批爱心捐助者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有次，我去湘潭县乡下卫生院采风，发现一个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二等二级残废军人年老体衰，住的房子破烂不堪，妻离女死，孤苦伶仃，生活困难。我泪如雨下，感慨万千，写下的报告文学《一个革命伤残军人的坎坷人生》在《康乐园》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全国读者的关注，纷纷给主人公写慰问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湘潭县人民政府和县民政局拨出专款，改善了退伍军人住房条件。
1999年4月，北京发生了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事件。我从大量的新闻来稿中选发了一篇《法轮功使他变成精神病人》，遭到了省会长沙一些法轮功分子的电话恐吓。不久，中央政府就坚决取缔了法轮功。随后，我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接二连三采写了《戳穿法轮功的鬼把戏》、《剥开法轮功的画皮》、《张扬科学的大旗》和《法轮功分子为何执迷不悟》等系列通讯和访谈录，受到医学专家和读者的赞赏。和他人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恶梦醒来是新生--一位法轮功中毒者的觉醒》，荣获全国卫生报刊好新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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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卫生报是一张以传播医药卫生保健知识为己任的科普报，读者对象大多数是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或专业知识不多的老百姓。如何让生涩的医学科技成果变成生动的科普文章，让老百姓看得懂、用得着，通俗化是其基本要求。实际上，卫生科普新闻写作是一门“翻译”的艺术。
怎样才能做到通俗易懂，较好地体现通俗化的原则呢？我多年编辑医学科普版的体会是：要让读者理解、懂得，首先自己得将医学成果咀嚼消化，自己融会贯通了，才能深入浅出，让读者明白。尽管我这个学医出身的，有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优势，但有时几百字的新闻，我仍要翻阅几篇甚至十几篇的参考资料，为的是找到恰如其分的“说法”。
其二，用百姓熟悉的词汇去代替深奥的医学词汇。在制作新闻的标题或导语中，我注意形象贴切，画龙点睛。如《攻击肝癌的生物导弹》、《杀癌不见血的中子刀》、《警惕艾滋病与结核病狼狈为奸》等标题，读者一目了然。
三是表现手法上力求生动活泼。注重现场感的描写和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医药科学成果许多是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在病房，在手术室显示威力，为人们所接受的，面对现场，把直接感受的东西写出来，就比单纯从鉴定报告中抄“行话”要生动得多。比如《疏通生命的通道》、《排除肾脏内的定时炸弹》、《肝内截流擒癌魔》等科普文，都是我深入现场，不耻下问的结果。
四是后发制人，在解释性报道上下功夫。卫生报是一张专业性强的科普周报，在报道领域和时效上受到许多限制，很难与晨报、日报和晚报争一高低，许多题材重大的新闻和突发性新闻，与专业报记者擦肩而过。专业报记者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释性报道、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上，深入第一线，寻找独到的视角，体现专业报的特色。
今年广东部分地区出现非典病例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作了动态性报道。在省内，大众卫生报率先以医学保健专业报敏锐的眼光及时作了报道。在重大新闻事件面前，“慢两拍”的健康周报显然不能和天天出报的媒体相比，只能另辟蹊径，从医学专业角度上寻找切入点，在解释性报道上做文章。根据报社领导安排，我积极组织、策划、参与抗击非典战役性的报道：开辟“非典防治进行时”专版专题；推出《非典防治完全手册》；采访国内医学专家请他们为非典防治出谋划策，如访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家望《阻击非典：没有硝烟的战争》，请上海呼吸内科专家谈《非典何以非常流行》，传染病专家为防非典支招《增强免疫力：防范非典最重要》，结核病专家谈《痰：传播非典的二传手》，关于医护人员职业防护的深度报道《非典凸现医疗职业风险》等，及时地向读者介绍了国内外非典防治的方方面面。珠海市医疗中心熊大芾大夫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为读者奉上了一副副预防非典的健康教育处方”。
作为卫生专业报记者，我在采访中发现，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不但加剧了医患双方矛盾，从大局上讲，也影响社会稳定。但有的医疗纠纷并不是医生的过错，而是患者不懂得医学科学知识造成的误会。如曾震动湖南卫生界的省妇幼保健院《婴儿猝死之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包皮环切局麻死人停尸闹事》事件，省人民医院《手术台上的医疗意外》，浏阳市妇幼保健院《死亡农妇医院设灵堂》，湘潭市三医院《双侧卵巢是否误切》、益阳市中心医院的《农妇术中大出血生命垂危》等医疗纠纷，医患双方的矛盾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有的闹到了法院。
针对这些事件，我及时走访、请教省内外医学专家，就上述相关病例提出诊治意见和解决问题对策。有的以医学科普知识形式见报后，大多数消除了误会和成见，化干戈变玉帛。在采访之余，我还利用所学的医学专业知识，撰写了460多篇医学科普稿件，如《OK镜尚不OK--近视眼慎重对待》、《多胎妊娠多多益善吗？》、《让颤动的心房重奏和谐的乐章》等等，这些比较通俗易懂的科普稿件对指导患者看病就医，排忧解难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而引来读者来信来电求医问药，我都一一认真回复，有的甚至找到报社，求我找报道的医学教授看病，我没有推脱过，并热心为其领路。
同时，我现在主持的为百姓释疑解惑的传统栏目《张医生信箱》，一期一题，我精选精编，力求找出各种各样疾病中带有普遍性的疑点难点，有针对性的约请知名医学专业解答，尽可能给读者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很长一段时间，编辑部人手少，任务重，我除了负责编辑部编辑出版工作外，还兼任了3个科普版的编辑工作，根据读者的需要，我开辟的《医家风景线》、《误诊手记》、《人间万象》、《专家坐堂》等栏目，因其知识性、服务性和实用性而受到读者的青睐，有的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
医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有许多无穷的奥秘值得医学科学家去探究，去挖掘。站在医学科学的前沿，报道新成果，新技术，新方法，以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是专业报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多次参与湖南卫生界重大医学科技成果报道，写出了一些有科学价值和社会效应的科普作品，受到业内人士的欢迎。如《世界密码破译记》、《世界首例双大腿离断再植记》、《我国罕见四条染色体复杂易位核型为世界首报》、《湖南省首次实施经典式原位肝移植成功》等等。
“专家访谈”是大众卫生报新闻和科普知识有机结合的招牌栏目，我有幸得其机遇，先后采访过全国有名的科学家、中科院士何祚庥、裘法祖、夏家辉、孙燕等人；访问过着名的医学家洪昭光、刘炳凡、欧阳琦、王振华、陶正德、杨德森、卢光秀、胡大一、吴金术等100多名医学专家；访问过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舍己救人英雄戴碧蓉，九十五岁的书法家傅国钦，知名作用张扬、何立伟等名人。从采访这些名人的人生历程中，又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人生该怎样奋斗？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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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学时代，语文老师林济高批阅我的一篇作文，写下了这么两句评语：“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语不在多贵在真。”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特别是走上职业记者之路，我才深深体会到老师评语的深刻含义，讲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敢讲真话，比起赞美和附和，揭露和批评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勇气，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在记者岗位上，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就用手中的笔为百姓说话，为正义和良知代言。而每当曝光后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明白了事实的真相，擦亮了百姓的眼睛。我就觉得记者这门职业的崇高和神圣，更认识到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法律法规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作为记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于坚持真理，如实客观地反映群众呼声和疾苦。
1996年4月，长沙不少商场和药店争先恐后出售一种磁性尼古丁控制卡“烟之侣”，声称“可以舒舒服服吃烟而不受有害物质的毒害”。我在采访中发现，这是厂家利用专利号在玩弄骗钱的把戏。于是，我走访了湖南医科大学磁疗专家阳振刚教授。他认为，磁场不会改变物质的性质，只能对结构有所影响，凭一点磁力是不能消除香烟中的致癌物和其他有害毒物，商家的做法与我国控烟运动是背道而驰的。我于是写下了《烟之侣又一个陷阱》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健康文摘报》、《环境保护报》等6家报刊杂志相继转载；厂家立即派律师从北京飞抵长沙，并将一巨额赔偿的诉讼状递到法院，将我和报社告上法庭；销售商电话恐吓要花十几万打断我的腿。我不为所惧。
后来，我的行动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着名理论物理学家、反伪科学斗士何祚庥教授鼎力支持和赞赏，并亲笔致信称赞我“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他又将有关“烟之侣”材料转交北京市科委和专利局，他们拨出专款，请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新检测，证明“烟之侣”产品的作用微不足道，正式宣告“烟之侣”的神话彻底破产。1997年7月，我采写的《噪声危害何日休》披露了长沙面粉厂多年噪声扰民的问题，长沙市政府、市环保局等极为重视，将其列入“九五计划重点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
全国赔偿额最高的医疗纠纷民事赔偿案（130万元），1998年4月在株洲一审判决后，当时全国有8家报刊刊载《巨额赔偿，终身执行》消息。我深入调查，认为此案仅以手术后产生并发症这一不良后果就判令医院巨额赔偿，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如果此案一旦判决生效，其可能对卫生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我力排众义，写出了《一百三十万元的手术费如何说》的调查性通讯，在《三湘都市报》发表后，受到全国许多知名医学专家家的好评。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奠基人裘法祖教授支持记者正本清源，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纠正一审错判。
在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方面，我仗义执言的。1999年3月，我因采写《救命恩人成被告》一文，亦被惹上名誉侵权官司，长沙开福区人民法院一审，长沙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都认定事实准确，不构成侵权。
作为卫生专业报记者，对卫生界丑恶现象我也不护短，同样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1997年12月，攸县卫生系统发生大面积医务人员向吸毒分子提供杜冷丁事件，我明察暗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大众卫生报头版头条曝光了《杜冷丁为何外流》，引起了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高度重视，要求全省各医疗单位以此为鉴，加强管理，立即进行一次麻醉药品大检查；随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派出记者采访并录制专题节目，给医务人员敲响了警钟。
无独有偶，2000年6月，攸县医药公司独家垄断该县药品市场，这种强卖强买的地方保护主义作法，引起了医疗卫生单位的强烈不满。我接到攸县几个乡镇卫生院的投诉电话后，即赴攸县暗访，受到无理阻挠，暗中盯梢。有人扬言要让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在威吓面前，我没有退缩，直到把真实情况全部弄清楚。因材料扎实，我写出的《攸县垄断药品市场愈演愈烈》一文，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亲笔批示，责成湖南药监局严肃处理此事；中央电视台记者再次邀请我一同前往攸县追踪采访，并在焦点访谈栏目以《在纠风的背后》为题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