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辞疑”
（1）心术：居心，用心，心计。（2）得罪：冒犯，违背。（3）天地：天和地，自然社会的主宰，代表规律和正义。（4）无愧于：不愧对。（5）圣贤：圣人和贤人，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人。这里喻指圣贤教诲。
“训义”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这是钱氏家训第一条，也就是做人的根本、总则和底线。
它的意思就是说“存心谋事不能够违背规律和正义，言行举止都应不愧对圣贤教诲！”这钱氏家训第一条训诫让钱氏族人遵循天地圣贤道。
“钱门名爵”
钱镠（公元852-932年），字具美，一字巨美，唐末临安（今浙江临安市人），五代时期吴越国君主，谥号武肃。
钱镠的祖、父辈均以耕田、打鱼为业，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计，钱镠青年时曾铤身冒险，结伙贩卖私盐。在与官府的对抗中，养成了喜武任侠、解仇报怨的豪爽性格。当时正值唐朝末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唐僖宗乾符（公元874-879年）初年，由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渡过长江直扑浙闽，江淮地区各股起义蜂拥而起，规模大的进攻州县，规模小的剽掠乡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江东地区各级官府和豪族地主纷纷募集“义勇”，组织武装，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占据地盘，各军阀之间混战不已。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浙江镇将王郢拥兵叛唐，在杭、嘉、湖一带大肆剽掠。临安人董昌率领乡兵进行阻击，钱镠应募到董昌部下为偏将。
在击败了王郢以后，董昌被唐朝政府任命为石镜（今浙江临安市境内）镇将。黄巢起义军逼近临安，钱镠奉命率领20名士卒据险设伏，竟击溃黄巢先头部队数千名骑兵，表现出了机智勇敢、不同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董昌从杭州所辖八县各选精壮“义勇”千人，共8000人，号称“八都兵”，统归钱镠指挥。当时刘汉宏占据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薛朗割据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钱镠率八都兵攻破越州，剿灭刘汉宏，又挥兵北上攻占润州，擒斩薛朗。唐朝中央政权任命钱镠为杭州刺史。
身为浙东节度使、越州刺史的董昌在势力扩大之后，竟公开叛唐，以越州为都城，自立为帝，改元建号。钱穋谏阻无效，上奏朝廷。唐昭宗封钱镠为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命其镇压董昌的叛乱。经过一年多的战争，钱镠于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攻陷越州，活捉董昌，平复了叛乱。唐昭宗赐钱镠铁券，嘉奖其功。
剿灭董昌之后，钱镠已经控制了杭、嘉、湖和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等大片地区，唐朝委派的官员已无法节制钱镠，只好授钱镠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在以后的数年间，钱镠通过与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宣州节度使田頵等割据势力的武装斗争，逐渐占据了北起长江人海口、南到福州、西起今浙赣皖交界处，东到海边的土地，包括苏州、湖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杭州、越州、明州、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婺州（今浙江金华市）、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市）、温州和衣锦军（今浙江临安市）。唐昭宗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封钱缪为越王，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又封其为吴王。
后梁政权统治者为了笼络钱镠，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加太子太保、天下兵马都元帅，后又封其为吴越国王。后唐政权取代后梁以后，进一步赐给钱镠吴越国王玉册、金印。自此开始，钱镠正式以国王自居，将所居官衙改为王宫，制定王宫礼仪，改称僚属为臣工。
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三月，钱镠在杭州去世，享年81岁，后唐明宗下诏以国王礼仪安葬，追谥曰“武肃”。
钱镠24岁应募从戎，统治江东近40年，对两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他在剿灭董昌、占据越州和杭州以后，在自己的故乡临安大兴土木，建造楼堂馆舍，十分壮丽，以供自己每年定时回去游览。他每次出游，都有庞大的仪仗随从，护卫人员多达万人。但是，每当他带领车马随从回到故乡家中，他的父亲钱宽都躲避不见。钱镠只好舍弃车马，徒步寻访，找到父亲询问缘故。钱宽说：“我家祖祖辈辈以耕田打鱼为业，从来没有这么富贵。你今天是十三州的主人，却被敌国三面围困。你和人争夺天下，恐怕有一天会连累我们全家，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听了钱宽这一席话，钱镠顿有所悟，流着眼泪拜谢了父亲的教诲。他认识到自己国小势微，难与强邻争衡，必须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措施，力求自保。
他在加强武备、注意边防的同时，尽量与邻国保持和睦的友善关系，向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政权称臣纳贡，自为藩属，接受封号，借以牵制近邻吴国和南唐，使这些强邻不敢轻易兴兵侵扰。在其晚年的二三十年间，吴越政权的边境保持了相对的安静。
鉴于江东地区经常发生水患，钱镠下令修筑钱塘江石堤，保护杭州城不被浸淹，防止海潮内灌，保护了大片农田。同时还在太湖沿岸各县和杭州地区疏通河道，建造堰闸，使河水蓄泄有时，即可灌田，又可行船，变水害为水利。钱镠统治江东近40年间，农业生产呈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后世两浙民间都称钱镠为“海龙王”，可见他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为了扩大吴越政权的统治基础，钱镠晚年十分注意收揽名士，笼络知识分子。如当时名士皮日休、罗隐、胡岳等都曾得到钱镠的礼遇。这些人不仅为钱氏父子的统治歌功颂德、笼络民心，还不断地为钱穋出谋赞画，讲授为政治国的历史借鉴，直接参与各项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为吴越政权的稳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钱镠不敢对国家安危掉以轻心。夜间睡觉以小圆木作枕，称作“警枕”，熟睡中身体稍微翻动就会落枕惊醒，借以提醒自己不可高枕无忧。在卧室设置粉盘，将随时想起的事情立即写于粉盘上。命令近侍通夜值更，遇有臣僚进宫奉事，即使是深夜熟睡中也必须将其唤醒，认真听取奏言。他在临终前还认真地叮嘱即将嗣位的钱元璀：“中原政权虽然不断改换姓氏，但你务必小心地事以臣礼；对十三州百姓务必加以爱护，随时妥善安抚；对自己的叔侄兄弟，务必友爱；控制文武臣工，要宽严相济；不要贪图安逸享受，不要得罪朝中群臣和国中百姓。”
五代时期，在江南、四川等地共有十个分裂政权。在这十个政权中，吴越国小势弱，但享国时间却最高，社会局面也最为稳定，这与钱镠所制定的国策是有直接有关系的。
“钱氏风流”
钱镠生逢唐朝末年，当时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三年后起义军渡过长江，横扫浙闽两省。唐朝政权已无力控制社会局势，江东地区也发生了零星的农民起义和镇将的叛乱。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各地的士绅大户和各级官吏纷纷组织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叛乱。有的人乘机拥兵自重，划地称雄，变成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钱镠就是其中一位。
当江东地区农民起义爆发时，钱镠在自己家乡组织乡兵，参加镇压朱直、王知新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阻击黄巢起义军，平息拥兵割据的唐朝将领及地方官员王郢、刘汉宏、薛朗、孙儒、董昌等人的武装叛乱，被唐朝中央政权授予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后又加封越王、吴王。唐朝灭亡前，钱镠已经成为控制江东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唐朝灭亡以后，天下出现分裂的局面。中原地区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递嬗接续，钱镠接受中原各政权的封号，为吴越王。他所经营的吴越政权，统治了两浙十三州的土地，成为十国之一。
吴越政权的建立，为吴越钱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作为王室家族，在家乡临安和国都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乃至整个江东地区所拥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是其他家族无法相比的。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为钱氏家族的生活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其次，钱氏父子祖孙在80多年间所实行的内外政策保护和促进了吴越钱氏的发展。钱镠出身贫民，唐朝末年乘社会动乱占据两浙，建立吴越政权，但他并没有妄自尊大、高枕无忧。他清醒地看到吴越政权偏居江东一隅，虽然两浙地区物阜人稠，但毕竟强邻压境，三面受敌，北、西、南有吴、闽、南唐等国对吴越虎视眈眈，而东面是大海，自己国小力薄，不足以与强国抗衡，在群雄割据的形势中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因此，钱镠在位时十分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对内大兴水利，奖励耕垦，赈济灾荒，尽力缓和社会矛盾，在钱氏父子祖孙统治的80多年间，吴越国内的经济保持了繁荣的发展趋势，社会局势也较稳定。与此同时，钱氏对外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尽量避免兴动兵戈，以求保境安民。尤其是对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政权，主动上表称臣，纳贡修好，接受封号。钱镠本人先后接受唐朝授予的“彭城郡开国侯”、“越王”、“吴王”，以及后梁授予的“吴越王”、后汉授予的“东南面兵马都元帅”等封号，其子钱元瓘则接受了后唐授予的“吴越王”封号。其孙钱俶接受后周授予的“诸道兵马都大帅”、“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职。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时为吴越王的钱俶对宋朝的态度更加谦恭，除大量进贡财物，送儿子到宋朝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做人质外，还两次亲自到开封朝见宋朝皇帝。当南方各分裂政权先后被宋朝武力兼并之后，钱俶立即上表主动献出国土，自动去掉王号，使宋朝不费一兵一卒就统一了两浙十三州的土地。
钱氏三代五王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钱氏家族不受损失。他们知道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分久必合”，分裂割据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天下归一，最后只能是一姓称帝，其他割据者无不身死国破，妻离子散，整个家族都会遭受株连而走死逃亡。有鉴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钱氏三代国君采取了一种最为明智的策略，不仅使富甲天下的杭、嘉、湖地区避免了一场战火摧残，也使钱氏家族、尤其是吴越钱氏避免了惨遭屠戮的下场。吴越钱氏享国86年，在五代十国中享有国祚的时间算是最长的了。
由于以上两条原因，吴越钱氏白唐朝末年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生息，经过近一个世纪，到了北宋初年已发展成几十个支系、数百个家族、数千口人，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局面。
钱镠是个多妻多子的国王。他活了81岁，共生了38个儿子，当他76岁那年，还生了两个儿子，78岁那年又生了一个儿子。连同义子、养子，共有50个儿子。到去世前，已是五世同堂、近300口人的大家庭了。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时代，他的几个弟弟和年岁稍大的儿子紧紧追随在他的身后，有的统兵作战，攻城略地，有的镇守郡县，安抚百姓，有的往返于邻国之间，处理外交事务，还有的征集钱粮和民力，修建水利工程。总之，他的子弟为吴越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吴越钱氏雄居江东的支柱，因而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
从唐朝末年到五代结束，中原地区的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及北宋初年的统治者，为了笼络江东吴越政权，不断对钱镠父子祖孙加官晋爵的同时，对钱镠的几十个儿子也都授予了刺史、节度使等官职，绝大多数都加封王、侯爵位。入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为了表彰钱氏父子祖孙主动纳土称臣的“功劳”，给予钱氏家族极其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保留了钱氏一家在吴越政权时的一切经济特权，这就为吴越钱氏入宋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与物质基础。
钱镠卒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七子钱元瓘继承吴越王位，史称文穆王。钱元瓘有十四个儿子，这十四人的官职、爵号分别是：
长子钱弘僎，静海军节度使，温州刺史，封琼山县侯。卒于五代中期。
次子钱弘儇，彰武军节度使，知福州事，封节惠侯。初乾德四年（公元966元）。
三子钱弘侑，衢州刺史，封西安县侯。
四子钱弘侒，秀州刺史。
卒于宋
五子钱弘僔，两浙副大使，果州团练使，曾被钱元瓘立为世子，卒于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
六子钱弘佐，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继承吴越王位，史称忠献王。卒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
七子钱弘倧，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兼中书令。钱弘佐死后，继承王位，后汉乾佑三年（公元950年）被废，幽居临安，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史称忠逊王。
八子钱弘，湖州刺史，宣德军节度使，封吴兴郡王，宋初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九子钱弘俶，后改名仿，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钱弘倧被废后继承王位。宋初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五月上表白去王号，将吴越政权所有土地、民众献给宋朝，改封为淮海国王，仍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衔，后改封为南阳国王、邓王。卒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史称忠懿王。
十子钱弘亿，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刺史，宋初授奉国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卒于建隆（公元960-962年）末年。
十一子钱弘仪，镇东军安抚使，宋初授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观察使，后改授慎州（今河北涿州市）、师州（今北京市房山区）和瑞州（今江西高安市）观察使，又改金州（今陕西安康市）观察使，封彭城侯。卒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797年）。
十二子钱弘偓，衢州（今浙江街州市）刺史，卒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
十三子钱弘仰，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卒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
十四子钱弘俨，又名弘信，镇东军安抚副使，宋初授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刺史，又知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武胜军事，后改授湖州（今浙江湖州市）、金州（今陕西安康市）观察使，封开国伯。卒于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