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登基之后，改年号为元和。二王八司马被贬谪，韩愈得以被宪宗从阳山召回京师。
韩愈在从阳山回京师的途中，得知好友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谪蛮荒，心情异常沉重。他与二人曾有过大的过节，但时过境迁，这些过节都已经渐渐化解了。因此，在江陵任判司后，韩愈看望了从京城前往贬谪之所的刘禹锡，两位老朋友相互叙说着离别以来的情形，感慨良多。
韩愈由判司江陵后不久即升为国子博士，风尘仆仆地前往长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但不愉快的事情也随之而来。
树大招风，此时的韩愈在文化上已经声名赫赫，所以也遭到各色小人的嫉妒。而他又过于清廉，因此更是招小人嫉恨。此所谓“才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韩愈重返长安不久，就卷入了一场是非的漩涡之中。李翱《韩愈行状》云：“……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郑纲任宰相后，要给韩愈一个文化上的显赫官职，可能指的是翰林学士，或者是弘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之类，都是文学之士以文词进身、引为荣耀的职务，嫉妒的小人很多，纷纷“构公语而非之”，在宰相面前进谗言。关于这一事件，韩愈在《释言》中有详细的说明：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始进见今相国郑公。公赐之坐，且曰：“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今为我写子诗书为一通以来。”愈再拜谢，退录诗书若干篇，择日时以献。于后之数月，有来谓愈者曰：“子献相国诗书乎？”曰：“然。”曰：“有为谗于相国之座者曰：‘韩愈曰：相国征余文，余不敢匿；相国岂知我哉！’子其慎之！”
意思是说，韩愈自江陵还朝，谒了郑纲，郑纲让他把写过的诗文誊抄一遍拿来，韩愈自然照办。不料数月之后，有人来问韩愈：“你给相国献诗书了吗？”韩愈回答说：“献了。”那人说：“有人在相国面前进谗说：‘韩愈沽名钓誉，跟别人说相国问我要诗文，我不敢隐匿，相国怎么知道我的才华呀！’你可要谨慎啊！”
这样的谗言，当然会引起宰相郑纲的愤怒，因此郑纲也不再授予他官职。但谗言还只刚刚开始，还有更厉害的在后头。
又过了两个月，又有人来跟韩愈说：“有人在翰林学士李吉甫、中书舍人裴坞面前说你的坏话，你可要提防着啊！”再过两个月，李吉甫升任宰相，还有人告诉韩愈：“郑纲当宰相，已经有人在他那里说你的坏话，如今李吉甫又当宰相，你的处境看来很危险了。”
谗言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最后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韩愈不得不对谗言进行驳斥与反击。于是他在《释言》中对小人们进行了驳斥。
愈曰：“……人莫不自知，凡适于用之谓才，堪其事之谓力，愈于二者，虽日勉焉而不逮。束带执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见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虽凶德……若夫狂惑丧心之上，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愈，人知其无是疾也，虽有谗者百人，相国将不信之矣，愈何俱而慎欤！”
意思是说，我韩愈虽然勉强求上进，但才学和能力都不够。我上朝时站立在士大夫的行列里，不被人斥骂就已经很幸运了，怎么还敢在他们面前说狂傲的话呢？那些因丧心病狂说狂傲的话而遭到漫骂的人，是有很多的。但我韩愈，人们都知道我非狂傲之士，没有这种丧心病狂的毛病。虽然进谗的达到百人之多，相国也不会相信！我韩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有什么要提防的呢？
这是对制造谗言者的抨击，同时表明自己的清白，驳斥得有理有据。
关于谗言的一再兴起于无端，韩愈在《释言》中痛切地抨击说：
夜归，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参杀人，谗者之效也。”《诗》曰：“取彼馋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伤于馋，疾而甚之之辞也。又曰：“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始疑而终信之之谓也。孔子曰：“远佞人。”夫佞人不能远，则有时而信之矣。
这里韩愈借曾参杀人和《诗经》之语，来说明说坏话的人多了，就会有人相信，正如曾参杀人，说的人多了，别人就会相信一样。“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谗言的可怕之处。这也是对制造谗言者不良居心的深刻揭露。
韩愈虽然一一自解，并对谗言小人的种种歪理进行了驳斥，但他仍然不能完全释然于怀，与其在长安，使制造谗言的人不断生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口实，不如远离这个是非漩涡，以保持自己的清廉。这时，孟郊因为河南尹郑余庆之荐，而作为水陆运从事，李翱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洛阳，两个好朋友都在洛阳，于是韩愈便请求分司东都，提出愿意到东都洛阳任职，申请递上去没几天，有关部门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