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有一种值得盛赞的精神——思想传统。尧传于舜，舜传位于禹，这种禅让制，体现了君主识材并重用人才的伯乐精神。周文王用姜尚，武王用周公，齐桓王用管仲，燕昭用乐毅，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征等，这些都体现了君主对人才的尊重与赏识。君主对于人才只有尊重与赏识，才能使贤才脱颖而出，才能使国家兴盛发达。
韩愈盛赞和宣扬这种伯乐精神，韩愈还将这种伯乐精神用于教育中，指出为师者必须善于发现人才。他的因材施教法，就是首先要发现人才的擅长之处，因材施教。这也是伯乐精神之一。
韩愈在《杂说四首》之四“马说”里，指出了伯乐的重要性。韩愈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发现人才，必须有认识人才的“伯乐”，即识才之人。文又云：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韩愈认为，饲养千里马的人，也必须是识才的人。这样才能保证千里马不被埋没。文章的最后，韩愈说：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伯乐相马，识材任贤，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批评不识千里马的人，慨叹世上虽有千里马而无识千里马的人，仍是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
由此可见，韩愈不仅批评了当政不识才，也表现了韩愈识才、知才、举才、用才的观点与品格。这种观点用于教育上，就是要发现贤才，重用贤才。
韩愈一生所写的文章颇多，提及伯乐之处也很多。仅直接提及伯乐的就有《送权秀才序》：“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匮多美玉。”《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为人求荐书》：“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尤其是《马说》，韩愈以其累受压抑的切身感受，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愚暗偏私，昏聩庸碌，不识材，不重材，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观象；以相马为喻，以伯乐和庸夫俗子作比，揭示出人才的遭遇，指出社会长材不少，然必如伯乐识千里马一样，认识其才能；尊之以高位，养之以厚禄，委之以重任，授之以实权，他始能展布其才，否则就会埋没人才，摧残人才。文章破题即以伯乐少见，强调了伯乐的重要。告诫世人不仅应当重视千里马，更要重视伯乐。文章结尾落道，“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从韩愈遗憾慨叹之词里，指出世俗社会无伯乐与伯乐精神，无人识千里马。致使千里马虽然常有，而只能辱于槽枥之间，有却等于无。仍是盛赞识千里马的伯乐与伯乐精神。
在历史上也有许多惜才、爱才的历史人物。比如宋朝的范仲淹也具有慧眼识才的本领，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止一次地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好多人后来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国家栋梁。
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在毫州当节度推官期间，与时任毫州知州的上官伈很要好，上官伈经常携子上官融到范仲淹处拜访。上官融举止谈吐文雅，虽然年纪很小，却知书达礼，范仲淹说上官融“有议论，不敢以子弟器之”。后来，上官融果然如范仲淹所料，成为京师很有名的才子，为时人所称赞。当时的名士蒋堂、吴遵路、段少连都很器重他的才华。不过，儒生多薄命，上官融只活了49岁，就撒手人世了，范仲淹为此悲伤不已。凭这一点，可以看到范仲淹对人才的天生敏感，并且惜才、爱才。
范仲淹慧眼适才的本领，不只在上官融这件事上才得以表现，其中对北宋大政治家富弼的发现、发掘也足以证明范仲淹惜才、护才的才能。富弼是北宋名臣，两次不辱使命出使辽国，保全了大宋江山，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并相，天下称“富文”。富弼与范仲淹相识于泰州。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在西溪监盐仓时，富弼前去拜见他。这年，富弼年届20岁，比范仲淹小15岁。经过几次的接触，范仲淹认为其有“王佐之才”，日久必成大器。范仲淹很赏识这位青年，经常鼓励、教导他，十分的惜才。
在范仲淹的鼓励和教导下，富弼学习进展很快。天圣八年（1030），富弼参加了科举考试。三月份，富弼在进士科考结束之后，不敢参加七月份的制科考试，认为自己没达到参加制科考试的资本，决定返回故里。途中他到耀州省亲经过河中府，当时范仲淹在河中府作通判，富弼自然要去拜望这位自己很敬重的老师，范仲淹不愿让这位良才就此埋没，因此极力鼓励富弼去参加制科考试，而且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听从老师的劝告，富弼打道回府，在制科中果然获得全胜，被派遣到河南长水县任知县。
再如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大搏斗。“若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国的创立者，都知道人才对他们功业的极端重要。他们在争夺人才中争天下，在争夺天下中争人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的大战。“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三国的创立者对人才的竞争和使用，具有共同的鲜明时代特征，又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刘备在彬彬有礼中拉拢利用，而孙权则在休戚与共中推心厚待。他们都崛起在动乱的“天时”，占据了一方的“地利”，施展了“人和”的绝招。三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人才大流动，作用大发挥。现实和历史的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用人应有相同之处。“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三国创立者的用人和三国人才作用发挥的历史事实，对我们今人，实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