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谷集诗与三月三日诗中，游览诗的审美经验在客体的自然维度取得令人欣喜的进步，即渐近自然，为主体直观自然山水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金谷园林布局的类自然审美取向
以时间为坐标考察皇家华林园之后，下面我们可以欣赏到诗人们在当时高层士林中人流连游览的著名园林——金谷园中所创作的游览诗，从中也许更能理出游览诗运动的新的发展趋势。先来看潘岳的诗作：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岳《金谷集作诗》）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潘岳对这座贵族私家园林景物的描叙方式。该诗主体部分中有长达十六句是对金谷游宴的叙写，而这十六句中又有十二句是描写金谷内景物。这十二个写景句都能抓住各处景物的感性特征，如状态、颜色等，极为传神地将景物的物态特征表达出来，如“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写婀娜垂柳的倒影在水池中泛起淡淡轻漾，风光旖旎极富动态视境之美；“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同时写两处地方生长着不同品类的植物（石榴树和梨树），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能刻画这两种苗木个性的动词“繁”和“列”，似乎我们脑海里能浮现出园中的富有立体感的景观：石榴繁花开满灵囿，林子里一排排梨树上挂满香梨。从整体上审视，金谷景物描写也许就是按照游览时的实际游踪来写的，因为每句诗中景物都在变化。虽然每句都在写景，但主体始终未能驻足某一景观前作细部欣赏与刻画，因此给人以空间切换迅速、节奏明快的感觉。读者在读完这长达十二句的写景句后，也就欣赏完这座园林的精华了，因为这部分景物叙述是通过空间景物铺陈的方式展开描写的，是在忠实地记叙一次游览活动。可见，虽然潘岳已能将园林中动植物及空间布局作为相对独立自在的景来描写了，但其基本观法是广角散视而缺乏核心的关注焦点，似乎是想将全幅美景尽收诗中。正如谢混所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导致空间过多铺叙而掩盖了其描写成果。
细味全诗还可以发现，也许抒情主体之中心意愿并不在于一味对园林景物的叙写。从“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可知，作者对景物的叙述在于兴发某种人生感怀，激起心中对时光之流不再的怅惘之情。也就是抒发感时伤怀的迁逝之悲，这似乎又能令我们回想起汉末《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题，即对时光之维的敏感捕捉，这也是行旅诗到游览诗的一般抒情模式。因为，在游览诗中，时令景物与情感关系的展开，明显是以主体的时间经验来经营景物，外物的主要作用是表征时间，以此来比附、强化内在的情感意向。因此，潘岳的这首《金谷集作诗》虽然空间景物铺陈的比重较大，但是其主旨是“系离思”，感时光迁逝之惊心，其整体的抒情模式还是停留在以时间驭空间、缘情感物的理论层次。
陆机的游览诗《悲哉行》“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游者喜爱春天的山林而出游，却因春景勾起主体内在的迁逝之悲感，于是，即便是“蕙草绕淑气，时鸟多好音”的淑好美景也成为感伤的提示物：“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主体沉浸在一种浓郁的悲飒氛围中，同样也表现了以情化物、时间驭空间的抒情模式。
我们再来看潘岳对《金谷集作诗》这首游览诗起因的叙述：王诩——征西大将军与金谷主人石崇久别重逢，彼此“中心怅有违”，于是通过游宴金谷以“叙离思”。这在开篇就作了交代，但其主体架构远非一般意义上的从游酬唱之作。我们不要放过此处“怅”与“离思”所传达的情感意向：怅者惆怅也，也就是悲伤、失意；离思所要表达的应该也是基于惆怅的情感状态。也就是说，游宴活动的目的应是“去怅”、“去离思”之悲，而这正是石崇游览乃至兴建别庐金谷的根本动机与目的之所在：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石崇《金谷诗序》）
通过石崇《金谷诗序》对这次金谷集诗活动来龙去脉的详尽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共有三十人以金谷为题作诗，但流传到今天，潘岳的这首《金谷集作诗》算是硕果仅存。结合《金谷集作诗》和《金谷诗序》，我们知道石崇兴建别庐以及此次游历金谷都在于“娱目欢心”，就是通过目见身历的视觉感观和知触觉经验捕捉外在美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这也可以视作当时士人对于游览的一般态度，即为了获得从眼耳官能到精神的愉悦与舒畅，在极高的情致中产生因精神提升和解放而获致的自由感。同时，我们对《金谷诗序》中关于游览诗的处所——金谷的写实性描述也颇感兴趣：该别庐地处河南县离城十里（一作河内，洛阳附近）的一个叫金谷的山涧中，此处地势高低错落，里面有清泉有茂林，大片果树、翠竹、松柏、药草等植物种类分布其间，有良田十顷、羊两百头，还有鸡猪鹅鸭等家禽家畜，甚至还有舂米用的水碓、储藏过冬物质的地窖、养鱼的池塘。从这段详尽的叙述文字列举的景物和实用物什中我们知道，金谷是位于河南县城郊的一处超大型的游憩园林。但这位在《世说新语》中颇有斗豪逞富声名的贵族名士所描述的这座金谷别庐，似乎与我们的期待视野具有较大落差。因为在石崇的描述中除了感觉到园林空间面积之大外，几乎没有令我们大开眼界而惊异的名木珍禽。且看他着墨一一罗列的物类：清泉、茂林、果树、竹林、柏树、野生草药、农田、禽畜、农用动力工具水碓……文中的叙述没有涉及一棵名贵草木、没有一头珍禽异兽，似乎与我们脑海里“汰侈”第一①的石崇的构型成见产生激烈冲突。金谷园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体现石崇“汰侈”的具体所指和证据，而在他《金谷诗序》的记叙中，金谷园这座著名园林竟是如此“寒碜”！
而细细品味石崇对金谷园的叙述，我们发现，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审美趣尚的一大变迁：金谷园的布局与设置取向不就是平常农家田园自然风光的基本结构的移植吗？它与建安曹氏兄弟畅游过的西园、两朝园林华林园之奢华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西晋宴游诗虽然叙写的还是园林庭苑内的景物，但是石崇时期的园林庭苑的景观布局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即取向于以乡间农家田园生活图景和功能结构为别墅园林结构的范型。到东晋，孙绰《遂初赋》中一段话也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判断提供进一步的论据支持，明确当时名士造园的审美取向：“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这就是说，东晋的文人、名士们所“经始”的墅园并不刻意追求奢华，甚至可以说有意同皇家园林所追求的馆榭楼亭之华丽富贵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是对立，即以“带长阜，倚茂林”体现山水自然天成的原生态之美。到南朝的宋代，这种美学情趣更为明显：
（戴顒）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空、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
（《宋书·戴顒传》）
（刘）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
（《宋书·刘勔传》）
我们知道，一座园林的基本构成有土地（包括山）、水体、动植物和建筑四大要件。此处一个值得注意的叙述特点是，石崇在《金谷诗序》中似乎有意加大对山水、田园和其中动植物的关注力度，而对其中的楼台亭榭等建筑几乎不予着墨。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视为石氏在向世人炫耀他的园林的别具一格，但支撑这种自得心理的还是主体审美经验的悄然之变，不然，即使说出来也不能产生共鸣，甚至有被取笑之虞。因此，游览诗中游览处所——园林的山水田园取向（布局和叙述）的转变，是审美经验演进的一个重要表征与台阶，标志着以此为审美对象的游览诗无疑又朝自然界的山水田园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有论者由此总结：“所以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典园林四大特点中的两个——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已经初步形成了，作为园林体系亦已略具雏形。它是秦汉园林发展的转折升华，也是后此的全面兴盛的伏脉，中国的风景式园林正是沿着这个脉络进入下一阶段的隋、唐全盛时期。”此论确乎不谬，但它只揭示出显在实物形态的园林建造工艺风格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正是当时哲学、元美学的重要表征——审美经验向各艺术门类，包括此期游览诗、园林艺术、书画艺术辐射形成的美学症候。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石崇金谷园之审美趣尚趋向于山水田园之自然美的变迁，实际上也反映了或者说体现了一种文化权力的驿动。此前在我们文中提到或者说众所周知的林苑，如汉武帝之上林苑、曹魏父子之西园、华林园，都是建筑气势非凡，名木珍禽丰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苑园都是其主人拥有“率土之滨”身份的皇家园林，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景观与政治隐喻的象征和比兴的复合体。然而，彼时的石崇是遭弹劾在野的去官之人，但既有的富足的物质资源足以使他兴建这座金谷园林以保持贵族身份。从皇家园林到贵族私家园林，它们的布局与叙述趣尚的变更，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同时包含朝向渐近自然演进的积极审美信息。
二、自然山水中的三月三日游览诗
在后期游览诗中，抒情主体直接面对自然山水的取向更加明晰，这种取向集中表现在以“三月三日”为主题的一系列诗歌中。
同处太康（280—289）、与潘岳齐名的陆机便有“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南崖充罗幕，北渚盈軿轩。清川含藻景，高岸被华丹”之游洛水；《三月三日诗》之游黄河：“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潘岳之弟潘尼也有游洛水之作《三月三日洛水作诗》：“朱轩荫兰皋，翠幙映洛水。”这三首诗有两重交叉关系：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与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诗》应该同为游洛水之作，陆机的《三月三日诗》与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诗》则写作契机相同，只不过游览地一为黄河，一为洛水。或许这两重交叉是可以打通的，因为，首先，虽然《日出东南隅行》是乐府古诗，其具体写作契机不可考，但从诗的内容分析来看应该也是三月三日左右（或许就是该天）春日游览之作，至少是与三月三日出游有密切关系的一首游览诗；其次，洛水为黄河支流，可以认为是同一条河。如果这些推论能成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首游览诗都是以三月三日出游踏春——禊游为写作契机，而且游览地已不再拘囿于人工建造的庄墅庭园内，而是转向广袤的自然山川林水中进行。
于此，游览诗真正走向自然天籁，伟大的造物主赋予它更为广阔、原生的表现空间。置身大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之作为欣赏对象的游览诗演进到山水诗，从审美经验层面来看，此时需要跨越的关隘还有：自然呈现的维度及其间距化和审美主体情感的消淡。诗歌审美经验的变迁之迹也由此充满柳暗花明的曲折往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