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罗兰·巴特式的碎片絮语接连不断地把我随身携带的小小金色笔记本填满。在熊猫基地的前四天，我采访了劳斯和劳斯的几位饲养员。心理辅导志愿者。活动板房搭建的工人。甚至连运送竹子的司机也没有放过。地震让基地附近的竹林全部开花。这让本来应该40年至120年才开花一次的天然食材提前枯萎消匿。我把两个幸存者的喜怒哀乐尽量准确地用特写式的文字记录下来。它们走到那里，我都努力保证在场。
在我跟两个小胖墩的相处中，我们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它们好像能听懂我的语言。我也好像能在它们的举手投足间一窥他物的心灵。比如劳斯看到我走近，就会像松软的皮毛般望着我，用鼻子嗅闻我的手指，安静地坐在我的身边。我轻轻地哼一些找不着调的小曲，它的身体就会微微的摇摆。而莱丝，我教会了它如何成为一个漂亮女孩。我把一朵盛开的竹花放在它的耳朵上别起来，它好久都没有摘下来过。
安斯特朗跟助手在我采访时，支起Annie Leibovitz式的灰布和座椅，根据采访人物的不同特长选择形貌多样的灯具。他们小小的灯光箱里竟然能装进去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奇珍异宝。在离基地半公里远的村落，灾难的残像还是在持续在空气里蔓延。时常能遇见路过询问失踪亲人下落的村名。那些已经消失一个月的或许早已被巨石掩埋的灵魂。但是每一个忠诚的搜寻者都坚定的认为所爱的人依然活在不知名的角落。并用行动本身让自己远离崩溃和悲伤。安安告诉我，如果一个月都没有音讯，那人十有八九是在震中罹难。
有时候事情的真相未必不是这样，只是人们不愿意这样去想。
第五天，劳斯因为左脚的伤势进一步恶化，不得不被运送到最近的动物医院手术。安安坐在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里抱着它，打开褐色的车窗把安敬禄介绍给我们。事发突然，实在不好意思，安安说，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安敬禄吧，有任何需要随时找他。
安敬禄是基地的一个熊猫救助志愿者，也是一位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中学历史老师。他的学校彻底地消失在大地的嚎啸中。新的临时教室还没有搭建好，他就把让公益救助连接起了自己的双重身份。在接下来的灾区生活里，他一直是我们最好的导游和伴护。机缘巧合，我们也成为了真挚的朋友。他留着不长不短的中分，看上去仿佛来自民国。小如米粒的眼睛常常被反光的镜片遮拦不见。他的衣服是再也正统不过的衬衫和西裤。他三十岁中左右，但精神头让他显得更见年轻，饱含热情。让他成为了世界毁灭之前拯救世民的那道曙光。他的言行举止，他对待周遭事物的看法，他讲述自己如何在一个村庄长大又最终留在那里的故事，都像是一部真人演绎版的教科书。他身上的质朴让他冲破一切黑暗，让无私像遍地盛开的莲花一样流淌。以至于让有时我怀疑那会不会单单是蠢。
事态表明，他比我之前看到要更加出人意料。我以为这个教条理性的学究在艺术面前会哑口无言，但他却跟安斯特朗在午餐时间滔滔不绝的调侃起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流派。他们把达利、米罗、恩斯特、夏卡尔交织在让我应接不暇的作品里。《蒂里西亚的乳房》。《内战的预感》。《永恒的记忆》……像是高山流水一样蜿蜒在他们的谈话间。他对法国文化的深刻了解，让安斯特朗震惊不已。他甚至兴奋地为安敬禄拍照留影。
相比他对安斯特朗的艺术讲演，他把我则当成了一位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不加吝惜的敞开心扉。他把我当成了他失散已久的亲弟弟又或者是一只存放记忆的草编筐子。这是让我不能参透的人类谜题之一。但是，他的确是把一种世间美好的感受传送到我的身体里，这是一种久远的几乎被忘却的情感，一张难以在大都会的游乐场里抽中的奖券。无数个夜晚的谈话让我发现他几乎是一位诸葛般的隐士，把天文地理轻松地玩转在浩荡的词语之间，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一些有些古怪的比喻里，透出一种新颖的观点和哲学家的轮廓。我走进他语言的实验室，所遇越多，知之越少。
在一次夜间的交谈中，他彻底成了一位旷世奇人。我们像往常一样，深夜里继续仿佛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从与他的对谈中，我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报道角度来阐释面对灾难的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零言碎语，逐渐加固了我们的朋友情谊。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朋友，安敬禄回忆道，那天，像是一道偌大的电斧把山地劈裂，学校的房屋还是摇晃，学生们因为惊恐而尖叫起来。其他的老师们都在天摇地动中把班里的孩子们带到操场上。当时你在做什么。我问他。安敬禄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站在讲台上，宣布提前下课，请我的学生迅速到草场上集合，然后自己最先走出了教室。
你在学生之前逃离了现场。我想确认我没有听错。是的，正是这样。安敬禄回答我。
诚实的原则并不是依靠自己的主观奇想，而是忠于理性的原则，不是吗。他把这句话挂在了深夜里的灯光上。昆虫撞击着灯管，似乎房子都在摇摇晃晃。老师不是一个不能有私心的机器，他是一段有限的生命，没有任何外加的精神指令有权利在生死关头强迫它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我需要让自己感受到生活的力量。我需要让人的理性更加精炼和恰当。为此，相对于烂醉如泥的光辉和愉悦，我愿意承担头脑清醒带来的责任。
随后的几日，那盏夜晚的灯光，一直在我的思绪里挥之不去。它像是一把尖锐的刺刀，把我的现实生活活生生地剥开剖解。我无法再继续记录身边的人事物。有一块破土而出的山体在思想里无法挪移。安敬禄会像平常一样跟我交心，但我如何也无法把注意力从那件事情上转开。我的身体进入了一种游离的状态，成了深深的海底里一条饥肠辘辘的怪鱼。在安斯特朗拍摄采访照片让我提出意见的时候，在跟搜索队在山区一起寻找幸存熊猫的时候，在孤独的深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时候，一些源自生命最原始的母题化作冰霜雨雪吞没了我。我意识到除非把他们写成一篇出色的报道，不然我将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在与白云山每周一次的Skype视频汇报中，我将连日的困扰一吐为尽。在AappleMac17寸的电脑屏幕上，我一定是全世界最惊慌失措和语无伦次的人。我时而流利的陈述，时而又结结巴巴。一会兴高采烈，一会又担惊受怕。我的脸成了一套不断变换图案的魔术扑克牌，阴晴不定地在白云山的远在北京的影像前展示灾难般的混乱。在我叙述中，白云山始终默默倾听。他没有用任何一个试图使我平息的问题打断我。作为这次网络对话的终结，他点点头，给了我一把继续探索下去的钥匙，他说，有点意思，他把理性看作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去跟他好好聊聊，下周末给我的电子邮箱发一份初稿。
安敬禄完全是一个意外。我没有想到他能把无私的奉献与自私的美德完好地安放在自己头上。但当我把采访的请铺列在他的眼前，他却显得不安和紧张。他先是对一本时尚杂志这样的选题操作感到不可理解，然后又向我表明了他不想成为媒体热话的愿景。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些就都足够了，安敬禄说，我不希望有什么突如其来的问号把这场美梦搅乱。我说，相信我，这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乱七八糟，只是向其他人展示你传奇迷人的头脑。他吸收了我的善意，稍微消化了一会，盯着我的嘴唇说：好吧，这是为你而做的采访，我的朋友。我认真的点头致敬。把这份朋友间的信任牢记在笔下。
他谈论起他的生活轨迹。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他是怎样放弃保研的机会回到这所偏远的山村中学。他又为什么成为全校学生最受欢迎的历史老师。他不按教科书讲学的特立独行。他在学生面前大声朗读《金瓶梅》。又在家长会上提出取消文理分科的建议。他憨厚的反叛让学生尊敬。他对传统的蔑视又与同事家长为敌。他是传播知识的学者，但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在黑板上写下：知识没有力量。他是一座冰岛，又是一座火山。他用慢条斯理地语气说，你乐意成为工具，为他人服务；你必然也会把他人当做工具，为自己服务。
这样的意识形态遭到他身边所有的成年人的反对，包括他的父母。那对把安敬禄从小积累而成的一反常规当成疾病的老人。那是一种灰色的存在。没人能够说明，也无处可以庇护。
然而，也许有灰色的人，但却没有灰色的道德标准。
与之对谈的同时，我们和安斯特朗一起回到了那所乡村中学的废墟。在他逃离的教室现场——如今已成乱世成堆——拍摄一套杂志的内页照片。在安斯特朗按下快门的瞬间，安敬禄的表情有些古怪和紧绷，像是面对一场严肃的审判。他的眼睛在烈日的刺照下几乎消失在了脸上。他的身体偶尔会抽动几下，我几乎快要忘记他也是灾难的受害者。他说自己是一片暗处生存的苔藓，不想被人注意，却又偏执地旺盛生长。安斯特朗在拍完安敬禄以后，请假两天去其他的灾区拍照摄影。这段时间他感触良多，他要从视觉上保存下这段难以忘记的生死留影。他和助手把大部分的器材留在了熊猫基地，搭着基地开往城市的汽车轻装上阵。真实，他说，我要捕捉真实，那不需要华丽的技巧，而是真情与心血的浇铸。我和安敬禄目送他们的离开，站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许久。安敬禄突然回头问我，去我家小住两天吧，见见我可爱的小公主。
三小时后，一间仅有三十平米的小房间像立体卡片般展开在我的视线里。书迹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主题连厨房调料的拐角也没有放过。朝南的布局把一切空间打通，让这个没有隐私的空间透过几缕淡淡的尘光。安敬禄把娇小清秀的妻子，和她抱在胸口的美少女介绍给我认识。我轻轻地握了下那双肉嫩温暖的小手。我站在这场浩劫中，仅存的几栋完好的居民楼里，默默无声地拍了拍安敬禄的肩膀。下午连着晚上，我们都在交谈。从他出生的时候说起。他和她的相遇和婚礼。他第一次在医院等候宝宝出生时的情景。堆满房间的书本是怎样从一个角落蔓延到所有的地方。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妻子坚持要我睡床。他们带着小宝宝睡在了拉开的沙发上。我抵挡不了三个人的热情，在铺着凉席的异乡整夜无法合上眼睛。
两个夜晚。我想着安敬禄的字字句句。我下床悄悄地走出房门。坐在有着微弱灯光的楼道里，把这篇初稿写完。我带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把文稿发到白云山的电子邮箱。然后让自己沉溺在安斯特朗带回来的黑白人像里。第四天的晚上，我收到白云山的短信。他说，看过你的稿子，我觉得有必要让安来趟北京。手机的冷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把头转向对面他还亮着灯的板房。我还没有完全体认清白云山的意图，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有他存在的理由。
时间是流动的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