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说合唱团给发交通费，她本来去涩谷的学校已买了月票了，这下只要买涩谷到原宿，发的交通费可以省一些了。我没有意识到什么，不料她却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回一枚领带针。凭心说，那领带针十分精致漂亮。我一直很喜欢这类饰品，只是我舍不得买。我曾经在电车上看人家撂下的时装杂志，说男人的高级最巧妙的是体现在这些饰品上，比如领带和领带针，比如袖扣，比如钱包、手表，未必要豪华，男人要的是低调的豪华。甚至未必要顶级名牌，要的是特色。女儿送我的领带针估计价格不会太贵，但是很奇特，又不失典雅。是我心爱的女儿给买的，我更觉温暖。我差点要别上它，到处炫耀：“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第一次，她第一次给我买的东西！”
但是，她怎么会想到给我买这个呢？她怎么有这根筋了呢？我问她，她说：
“人家孝顺你嘛！”
难道就这么简单吗？我忽然发现，她的胸前也多了一朵蓝色胸花。跟我这领带针相比，那风格，一看就知道是原宿跳蚤店淘来的，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我这才想到，她怎么懂得为我挑式样典雅？这不像她想出来的。我脑子里登时闪出那个男的脸来。也许就是他！他懂得揣摩我的趣味，取悦我，可见他多么成熟，多么会卖乖、哄人。我更有了危险感。他一定也把我女儿掌握在他的股掌之内，把我女儿哄得痴迷。我女儿懂得爱人了，虽然表现的是爱我，但是我知道，她爱的细胞是被那个男人激活的，她首先是爱他，然后才也分一点给我。我很忌讳。我想说：我不要你孝顺！但我又深知，这样一来就要把事情捅明了。某种程度上说，女儿被人勾引是一种伤害，把它揭出来，又是一次伤害。何况她还没有意识到，她还单纯，最好采用一种办法，让她处在蒙懂之时，就挣脱出来。我只能又说：
“你刚拿了一点钱，就乱花！”
她以为我是在指责她的胸花，她辩说：“这很便宜的，两百日元！”
“两百日元就不是钱吗？”我说。我这么说，也觉得自己过分了，在日本，两百日元算什么钱？买两杯茶水还不够。更多的钱女儿是花在我的身上。于是我的目光又模棱两可地在那个领带针上指了指，又说：
“你要是真有钱，就拿来补贴家用，还不到浪费的时候嘛！”
倒好像我是为了浪费而生气了。我恨我自己没有足够的智慧。一直没有。又一个星期天到了，我去跟踪女儿。我又在原宿车站看见他们了。这次，我注意到那男孩身材挺魁梧的，好像要把我女儿压倒似的。他的头发太光滑啦。他也穿着一件风衣，但那风衣款式太修饰啦。他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他看上去比她成熟多了，他跟她说话，她笑着，有时候还笑得像麻雀一样跳，简直是没头没脑的傻丫头，被人拉去卖都不知道。
可是我仍然没有勇气冲上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卖我女儿。我被撇在一旁，离他们越来越远。在茫茫人海中，我孤单极了。这种孤单在我来到日本后，曾无数次有过，但是这下不一样，这下人家要卖我的女儿！谁要对我女儿怎样，我绝不会轻饶他的，我会跟他拼命。我拨开人群，向我女儿冲去。他们已经进了车站。
我跌跌撞撞赶上他们那趟电车。我摸到他们所在的车厢，我又迟疑了。车内很亮，我躲在别人身后。他们站在门边，面对面站着，女儿背对着我。好在他不认得我。好在？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还怕他了？我不是已经可以把他们逮个正着了吗？
但是这样，她怎么办？他拖着她的。
我像一个尴尬的去捉奸的丈夫。
我只能希望车快点到目黑站，让他下去。从原宿到目黑，只有短短的三站，我觉得漫长得要窒息。
车终于到了目黑，门开了，一阵清爽。那男的下车了。我突然想跟出去。我要跟踪那男的，看看他住在哪里。但他住哪里又怎么样？不，我要去警告他！在我女儿不知晓的情况下，警告他离开我女儿。
可是我怎么能出去？女儿站在门口位置。她正依依不舍地在耳边招着手，跟他告别。这时，我看见已经到了站台的那个男的突然又转过身来。目黑站不大，上下车的人少，这让他可以呆在车门外。我清楚看见了他在冲我女儿做一种丰富的表情。那表情猥亵。他那眼神简直像腐蚀剂，喷向我的女儿。我的眼睛都要被刺激得不能睁开了。好在发车的哨子响了起来，车门咣地一声关上了。可那家伙仍然没有走。他突然向车身迈一步。我一惊，他要干什么？
他把巴掌贴在已经关上车门的门窗玻璃上。他要干什么？
女儿似乎马上心领神会，也将手对准他的巴掌，贴了上去。他们的手就这么贴在了一起，他们的体温就这么穿过玻璃传递了。
玻璃窗里鲜明映照着女儿激越的神情。那神情简直淫荡，让我害臊。作为生出她的父亲，看到她这样，简直就像看见自己身体的隐秘部位不听控制地勃起。
我还感觉那个男的，他的手是触到了我的身上的，他的体温贴向了我，我肉麻。我不顾一切冲过去，要搡开他。一个震动，车开了。他的手放下来了，女儿的手还没有放下。我的剧动让所有乘客掉头看我，女儿也回过头来，看到了我，她愣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的脸红了。我的脸也烧了起来。
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她当然不敢吱声，她等着我发落。可我为什么也没有说？既然已经撕开了。我发现我说不出。如果说在这之前，在我侦探之时，我还有无数的话要骂，我只是为了掌握证据而强忍着，眼下，已经证据确凿了，她也无可辩驳了，可是我却说不出来。我只有恐惧。
女儿大了，不再需要像她小时候那样给她抓屎抓尿了，本来应该轻松了，却遇到了更大的问题。我回忆起前一阵的时光，那是短暂的好时光。
我倒希望她先开口了。我等着她自己说，她先说，我来后发制人，就好像一个阴谋家，躲在暗处。
可是她不说。她怎么可能说呢？哪里有犯了错自己先说的？她也是一个怯懦者。也许她也在等着我先说，然后抵挡。我们都是怯懦者，我们在互相怕，又在互相抗拒，这简直是一场拉锯战。小小的两铺席半房间，要安下两个阵营，实在太难了。稍微一动，就磕碰上了，就要遭遇战。然后赶紧躲闪。这躲闪，比战斗更难，更需要空间。战斗可以搅在一块，搅个你我不分，可是躲避却需要彼此间足够的距离。我和女儿没有足够的距离，铺位都挨在一块。我一直没觉得她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那天晚上谁也没睡着。到第二天，谁也不敢先起来。我不准备上班了，可是她要上学。时间逼近，她猛地子弹一样飞了出去，我才发现，她昨晚没有脱外衣。我以为她是去厕所，还会转进来，她要转进来，我就逮住她问。我决定！可是她再也不进来了。难道她书都不带吗？我一看，才发现她也已经把书带出去了。敢情是做了足够准备的。这是我的女儿吗？
我愤懑。也许是因为她不在了，我的愤怒可以见天日了。她居然这么躲开了！她躲开了我！
我只得也去上班了。晚上回来，她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又是这样，突然飞出去，穿着秋衣，抓着外衣，进厕所穿上，骨碌碌下了楼。其实我已知道她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抢在这之前去逮住她，而只是在之后懊悔。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勇气逮她。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她一直躲着我。她为什么要躲着我？要是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不出来的？我的心一个裂。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那天映在车门玻璃上的脸。那神情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从她出生，到长大。她也对我亲昵过，但是跟这不一样。她也从来没有这么跟我贴着手心。他们已经到了能把手心贴在一起的地步，说明以前是牵过手的。而且她能心领神会迅速反应，说明之前他们间已发生过这样的事了。也许还有更亲昵的肉体接触。不能想！
又是星期天了。我看看她还敢不敢去NHK。她居然早上就起来，又要故伎重演，我再也忍不住，喝住她。
她停住了。我不再说什么。她一定在等着我说什么，那样就可以有个处置方案了，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要不同意，她也可以申辩，要去合唱团。那么我就得说为什么不允许她去，我就得先提那事了。倒不是我不敢提，我已经开腔了，而是我不忍提。拉的屎不臭，搅的屎更臭。
而我不说，她自己说，那就是无耻。
女儿用眼尾余光观察着我。但是我不开口。她终于累了，坐了下来。一会儿她又躺下去了，背对着我。我可以想见她的眼睛没有闭上。时间过去了，外面有了人声，睡懒觉的人们起来了，太阳光照在她身上，烤着她，小动作越来越频繁。我知道她越加受不了了，我有一种煎熬她的快感。
太阳也烤在我的身上，我也快感于自己受煎熬。这是一种虐人同时也牺牲自己的受难。
就这么躺着到了中午。没有吃饭。到了下午。时间到了。要泡汤了。她猛然翻身坐了起来，叫：“要来不及啦！”
她终于先开口了。“什么来不及？”我故意问。好像我根本不明白她要去干嘛。我感觉到了她的难堪。她的手指急躁地绞着头发。我忽然像拷问犯人的残忍刑警那样，有一种窥视的满足。
“我们又没什么！”
她又叫。她终于捅出来了！好啊！还没有什么？我叫：“你还没什么？好，你要没什么，就不要去！”
“人家是去合唱团！”她争辩。
“我知道是去合唱团，男男女女在一起的合唱团！乌七八糟……”
她猛地跳了起来。她还想辩什么，可她又不知怎么辩。我为自己的狠毒得意。她突然扑向电话机。你要干什么？
她说，打电话。
打电话？
“总要请假吧！”她尖叫，绝望地，几乎是撒野地。我很久没有见到过她这么撒野了。
我叫：“还请什么假！”捂住电话。她穿起外衣就往外面闯。她从衣袋里掏出电话磁卡。这是平时为了她在外面联络方便用的。她要到公共电话亭打。我不许。她叫：“我有事！”
“知道你的事！乌七八糟事！”
我再一次说这词。她绝望地瞅着我。她继续往外走。我拽住她，她喊：
“给妈妈打还不行吗？”
我说：“你钱太多呀？”
“我花自己的钱！”她应。
“你自己的钱？”我反问，“你哪来的钱？”
“我自己省的！”她说。
这话让我想到她给我买领带针。那就是她省了交通费给我买的。我能感受到她的孝心和爱，但是我不要，我可以直接说了。“你省？要让你自己养自己，你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能省？”我道，“你以为这是你的钱？”
她愣住了，脸猪肝一样红。我知道这话未免太伤她的心了。她被刺激了，她叫：“我以后会还你！”
她这么说，更让我恼火。这勿宁是在宣布她的独立。我叫：“要还，好，你现在就还！”
她又愣了一下，叫：“好，让妈妈先还你！”
她一眨眼不见了。我冲出去，见她在不远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她果真在打电话。看见我，她把电话亭的门关上了。我掰门，她抗拒。她突然“哇”地嚎啕起来。
我听到电话里好像响着声音。是妻子的声音。可是她不回答，只是哭，又把话筒抓得紧紧的。我喝：“这是国际长途！”
那边妻子大概也听到了我的声音，喊：“出了什么事了？”
我不知怎么说。妻子又说：“女娲，把电话给爸爸！”
我不要，我说：“叫她自己说！”
她仍然拿着电话哭。那边妻子急坏了，叫：“你们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说呀！”
我说：“你问她！搞七搞八……”
“哪里搞七搞八？”女儿好像有了靶子了，她应。
“还不是？”我抢过话筒，“你自己做的事，都忘了吗？”
“我做了什么了？”女儿叫。
“你做了什么？老早就这样，从那个王国民开始……”
我不知自己怎么居然扯出了王国民。也许是因为，若说那个日本男孩做了什么坏事，还真难以说得确定；即使我认定他跟我女儿是在干坏事，也是实实在在的坏事，相比之下，王国民当初只是耍流氓，没什么实质性，我更愿意面对；当然也有抄旧帐的动机。“你忘了那个流氓了？”
妻子问：“什么？流氓？你说清楚点，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下女儿开始夺话筒了：“妈妈你听爸爸胡说啊！”
她气急败坏叫道。好像被人泼了一身脏水。但她又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又丢下话筒，甩着手出去了。她站在外面远远的地方，气急败坏地望着这边，很快又过来了，又来抢话筒。我不给。妻子在那边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唉，你们父女俩，在那么远的地方，真急死我了！”
女儿跺着脚，把嘴冲话筒叫：“妈妈，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我说，“那脱鞋怎么回事？”
“那是他要一定脱的！我说不要，他一定要！”
“他就对你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对我也这么好？”
“我怎么知道！”
“黄鼠狼会无缘无故给鸡拜年吗？告诉你，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叫。这话听起来多么熟悉。
12
我承认我是“性恶论”者。其实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性恶论”者。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不过是一种教育的策略，类似于鼓励：你会好的！希望他被夸了，变好起来。我当教师那么多年，深知道这种策略。一旦你敬酒不吃，就一巴掌摔过去，撕破了：“告诉你，你本来就是差生！姑且哄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