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程之才早年并没有来往，甚至深有积怨，根源在于苏轼的姐姐八娘的早死。苏洵在《自尤并叙》中记载：“予生而与物无害。幼居乡闾，长适四方，万里所至，与其君子而远其不义。是以年五十有一，而未始有尤于人，而人亦无以我尤者。盖壬辰之岁而丧幼女，始将以尤其夫家，而卒以自尤也。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既适其母之兄程浚之子之才，年十有八而死。而浚本儒者，然内行有所不谨，而其妻子尤好为无法。吾女介乎其间，因为其家之所不悦。适会其病，其夫与其舅姑遂不之视而急弃之，使至于死。始其死时，余怨之，虽尤吾之人亦不直浚。独余友发闻而深悲之，曰：‘夫彼何足尤者！子自知其贤，而不择以予人，咎则在子，而尚谁怨？’予闻其言而深悲之。”从诗叙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娘本是知书识礼，但嫁进程家后却不被公婆喜欢，甚至遭到虐待，最终早逝。为此，苏洵为自己当初为女择婿时没有明察，才导致了女儿的悲剧而深感后悔。同时对程家的所作所为深感愤怒，宣布与程家绝交。八娘去世时，苏轼已成年，因此对姐姐的去世应该也是非常悲痛的。于是在苏轼与弟弟苏辙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与程之才联系，而与程家的另两个表弟程之远和程之邵，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程之远，字德孺；之邵，字懿叔。苏轼曾写作《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次前韵送程六表弟》、《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辄复和谢》、《表弟程德孺生日》、《送程七表弟知泗州》、《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送程之邵佥判赴阙》等诗歌，均是与表弟程六、程七的唱和来往，可见苏轼对表兄间的情谊是很重视的。但因为有八娘早逝的缘故，苏轼对程正辅异议颇深，致使他们四十二年间从没有来往。
苏轼与程正辅冰消宿怨是在苏轼贬谪惠州后。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遭到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被贬至荒远的惠州。而之所以被贬至惠州，是因为当时程正辅正任广南东路提典刑律，当权者对苏轼与程正辅之间的过节有所了解，希望通过程正辅之手间接迫害苏轼。但这次苏程之间并没有如当权者之意，反而促成了两人化解前怨，重归于好。《齐东野语》中《老苏族谱记》记载：“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周旋甚至，坡唱和中，亦可概见。”
苏轼与程正辅之间，苏轼首先提出和解恩怨。在绍圣二年程正辅还未到惠州时，苏轼给程正辅写了第一封信，有“侯长官来，伏承传诲，意旨甚厚”（《与程正辅书七十一首》，《文集》卷五十四）的话，第二封信也写到：“窜逐海上，渴况可知。闻老兄来，颇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凄断。不知兄果能为弟一来否？”（《文集》卷五十四）第三封信中则开始向程正辅表示为迎接程兄的到来，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按照新酿法酿造的美酒。第四封信对即将的相见表示了喜悦期盼之情。这些信件言词恳切，主动释隙，表现出苏轼年老之时贬谪荒远之地对亲情的重视与渴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苏轼具有君子般坦荡荡的胸怀。苏轼向程正辅抛出橄榄枝，程正辅此时也欲与苏轼冰消前隙，来到惠州后便送苏轼珍奇礼品，四十多年的恩怨终于就此化解。程正辅此次到惠州与苏轼相聚有十天左右的时间，苏轼在两人第二次相见时作《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其中就写到：“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诗集》卷三十九）希望程正辅能够如第一次一样逗留十余日，以尽表兄弟间相聚之乐。
冰消前隙后，苏轼与程正辅的交往是极为融洽的。但交往之初苏轼较为小心翼翼，对程正辅很客气，有时不免对程兄有溢美之词。如《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我兄瑚琏姿，流落瘴江浦。”“尔来子美瘦，正坐作诗苦。袖手焚笔砚，清篇真漫舆。”（《诗集》卷三十九）称赞程正辅有治国才能，诗也作得好。在给程正辅的第八封信中写道：“谪居穷荒，谁复顾者。兄不惜数舍之劳，以成十日之会，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别后不免数日牢落，窃惟尊怀亦怅然也。”（《文集》卷五十四）对程正辅不计前嫌前来看望自己充满了感激之情。但总体说来，两人的相聚是很融洽的。苏轼在《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中追忆两人相聚时的情景：“舣舟蜑户龙冈窟，置酒椰叶桄榔间。高谈已笑衰语陋，杰句尤觉清诗孱。博罗小县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还。君应回望秦与楚，梦涉汉水愁秦关。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蘖参洞山。何时旷荡洗瑕谪，与君归驾相追攀。”（《诗集》卷三十九）相聚和乐，离别不舍，充满了表兄间真挚的亲情。书信第九封中写到：“两甥相聚多日，备见孝义之诚，深慰所望。”（《文集》卷五十四）程正辅返回广东后，苏轼回到惠州，回忆分别时的情景，又作诗《再用前韵》，其中写到：“赠行无物惟一语，莫遣瘴雾侵云鬟。罗浮道人一倾盖，欲系白日留君颜。”（《诗集》卷三十九）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苏轼与程正辅的第二次相聚是绍圣二年的九月，程正辅到惠州视察灾情。苏轼听说表兄将至，欢欣鼓舞，作诗《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诗中有“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之句，既对上次相聚的快乐作了回忆，同时也期望这次能够再相聚十日。程正辅考察灾情之后返程，再过惠州，苏轼“闻归艎到岸，喜不自胜”（《与程正辅书七十一首》，《文集》卷五十四）。此次相聚，两人一起游白水山、香积寺，苏轼作有《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与正辅游香积寺》等诗，诗中有“世间谁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疵瑕。相携行到水穷处，庶几一见留子嗟”（《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诗集》卷三十九）。对得以与表兄相游充满了喜悦珍惜之情。
苏轼与程正辅惠州相聚后经常保持着书信来往，《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书信中，除前六首是见面前所写外，其余皆是相聚之后所写。苏轼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有时表达对表兄的思念之情，有时表达再会之愿，有时表达对表兄惠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又叙述生病、酿酒等家常。在程正辅妻子病逝后，苏轼又写信致以慰问，宽解其怀，并劝表兄“家居悒悒，触物增怀，不如且徜徉山水间散此伊郁也”（《文集》卷五十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还对惠州的弊政、老百姓的疾苦有所反映，促使程正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使得老百姓获得了不少实惠，这是苏轼对惠州老百姓的贡献。如书信三十反映“本州诸军，多阙营房”，“散居市井间”“不惟费耗，军人因此窘急作过”（《文集》卷五十四））。希望程兄与漕司商量修建营房，以此不再骚扰百姓。又如苏轼曾积极推动程正辅拨款修建新桥，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交通难题。
苏轼晚年与表兄程正辅重修友谊亲情，是苏轼寓居惠州时交游活动中最重要的，苏轼与程正辅的交游诗也是寓惠期交游诗中最多的，《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也是苏轼在惠州时书信最多的，这些是两位老人在消解四十多年的宿怨以后弥足珍贵的握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表兄间真挚情谊的珍惜。
（七）苏轼与其他巴蜀乡人
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进士，累官转运使，后任集贤殿修撰。《宋史》记载：“性庄重，力学。”苏轼称赞其为政“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苏轼与鲜于侁相交甚深。苏轼曾得到鲜于侁的举荐，乌台诗案时，苏轼入狱，其亲朋为明哲保身大都与其绝交，而鲜于侁路过扬州时，还专门前去看望苏轼。有人劝其焚毁与苏轼来往的书信，以免获罪。而鲜于侁却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其人格可见。苏轼有诗《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送鲜于都曹归蜀灌口旧居》，文《与鲜于子骏三首》。鲜于子骏去世后，苏轼在写给鲜于侁儿子的诗《二鲜于君以诗文见寄作诗为谢》中还回忆了鲜于子骏的德行，并对其过世表示深切的惋惜：“迂叟向我言，青齐岁方艰。斯人乃德星，遣出虚危间。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复悭。一朝失老骥，寂寞空帝闲。至今清夜梦，枕衾有余潸。”（《诗集》卷三十四）
周尹，字正孺，成都新繁人，曾为御史，曾因论茶事除提点湖北路刑狱。苏轼作诗《和周正孺坠马伤手》、《戏周正孺二首》、《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诗，次韵》、《送周正孺知东川》、《次前韵再送周正孺》、《送周朝议守汉川》等诗。苏轼在《送周朝议守汉川》诗中有：“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诗集》卷三十），对周正孺的遭遇深表同情。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成都新津人。《宋史》载张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傥，豪视一世。”张商英受到章惇的赏识，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等反对变法，将王安石的新法废除殆尽。张商英对朝廷废除新法的行为，上书责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神宗）陵土未干，即为变更，得为孝乎？”(2)并写信给苏轼，要求进入守旧派当权的官署，说自己的打算好比是要进驻寺庙“呵佛骂祖”。宋哲宗继位后，任用新法派人员，张商英得以起用，对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都有所指责。苏轼有诗《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送张天觉得山字》、《谢王泽州寄长松兼简张天觉二首》、《次韵张天觉二首》等。
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曾任著作佐郎，拜尚书左丞，因荒于酒色罢知汝州。《宋史》记载：“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藏帑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烛三百入郡舍。或请损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3)其奢侈非同一般。蒲传正与苏轼有交往，曾写信给苏轼云“晚年学道有所得”，苏轼回信劝其：“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二曰俭也。”(4)对其奢侈的行为有所规劝，可见两人的关系很友好。苏轼曾作诗《寄蕲簟与蒲传正》，另有文《与蒲传正一首》、《跋蒲传正燕公山水》。
与苏轼交游的巴蜀乡人，还有杨褒、安惇、文长老、张师厚、杨耆、家安国、家定国、李建中、巢元修、邓宗古、石康伯等，兹不赘述。苏轼与众多巴蜀乡人的交游，一方面是机缘使得苏轼在异地他乡能够遇到如此多的故乡人，另一方面也是苏轼的巴蜀情怀使得他愿意与来自故乡的人交往，从他们身上，苏轼能够获得思乡的慰藉，舒缓归乡的情怀。
五、苏轼与蜀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宋学史上，蜀学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与洛学、关学、齐鲁之学、闽学同属于当时著名的学派。而蜀学中，又以三苏为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称其为“苏氏蜀学”或“三苏蜀学”。苏氏蜀学是由苏洵开创，苏轼苏辙发展成熟的。苏氏蜀学虽然没有达到二程的学术高度，但在宋代学术园地里，也应占有一席之地。秦观曾评论：“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作为苏氏蜀学的代表人物，他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融合儒佛道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对蜀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蜀学后起，从而为巴蜀学术文化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蜀学的发展历程简述
“蜀学”一词，早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有记载：“孝文帝末年，以卢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里的“蜀学”还并不是学术派别，而是指四川的儒学传播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