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30年，中苏两巨人再次言欢；抚今追昔，邓小平一锤定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历史往往通过辉煌的时刻表现出来。
1989年5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紧紧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向世界郑重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这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瞬间，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电波，飞出中国，飞向全世界。
世界轰动了！
中苏两国人民的心沸腾了！
中苏最高级会晤，一隔就是30年。
30年，一个漫长的时间隧道，花开花落，草木衰荣，它给中苏两国人民带来的岂止是辛酸和眼泪！
30年前，1959年10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的庆典活动。那次，中苏两国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舌战，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毛泽东谈笑风生，若无其事，继续兴致高昂地观看游行队伍。
但中苏最高级会晤却恰似一江春水，流向无际的海洋。
两大邻国间的蜜月关系，随着西伯利亚寒流的到来，一步步滑入冰天雪地的冬季。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情！
历史又是有情的！
当人类的脚步踏入1989年5月16日的时候，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世界名城，一下子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
5月的北京，正是万物争荣，繁花竞妍的美好季节。
一年之际在于春，一切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无不珍惜这黄金时光。
首都机场，钓鱼台国宾馆，宽阔的长安街上，到处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
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在春日阳光的映照下，显得那样庄严、肃穆。
大会堂一楼东大厅内，中苏两国国旗并肩而垂。居中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花瓣上几滴水珠，熠熠闪光。
上午10点，一辆特制的“吉斯”牌防弹车在一队国宾车聚集的护卫下，拐过长安街，向大会堂疾驶而来。
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的外台阶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各国记者。
10点零4分，戈尔巴乔夫，赖莎，谢瓦尔德纳泽拾级而上。英俊潇洒的卫兵分列两旁。
10点零5分，东大厅门口，中国党和人民的领袖邓小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位亲历中苏关系破裂的老资格政治家，一位两国争论时还很年轻的新型领导人，从30年历史的那一端走来，相遇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说出第一个词“同志”。
面对此情此景，《消息报》特派记者思绪万千，激动不已，他几乎难以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激情。当天，他用笔向苏联人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苏中领导人面带微笑相互迎了上去，然后伸出手来紧紧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下。看得出，他们俩人都很激动。而对在场的人来说，这显然不仅是苏中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而且意味着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大国的人民的手握在了一起。多少年来，我们——
苏联人民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以及其它国家的人民——直等待着这一刘。这一时刻到来了。
中苏两位巨人的大手叠合在了一起，他们互相致以祝贺的微笑。
中苏最高级会晤终于实现了！
中苏第二次握手终于实现了！
此时，身经百战的各国记者，纷纷使出浑身解数，迅速无误地记下这历史性的时刻。
几乎在同一时刻，两位最高领袖的音容笑貌，通过各种现代新闻传媒，出现在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眼前。
亲手策划这场杰作的邓小平，今天似乎特意作了打扮，中山装干净挺直，皮鞋擦得锃亮，精神显得特别抖擞。
面对着忙个不停的各国记者，邓小平微笑着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有三年了。世界上都很关心我们的见面”。
在国际上，邓小平以说话简洁，坦率著称，他言语不多，但能即位抓住要点。这第一句话，再一次显露出他的风格。
翻译的话刚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笑着回答：“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们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随后，邓小平又加上一句：“中苏两党关系同时也实现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欣然同意。
接着，邓小平建议和戈尔巴乔夫再次握手，以使各国记者充分照相，摄像。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镁光灯再次纷纷闪耀。
实际上，邓小平一生什么都不怕，就怕照相，接受记者采访。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邓小平有一次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当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里等待杰弗里·豪到来时，记者们一拥而上，对邓小平采访。邓小平摇摇手对香港记者说：“看到你们，我心里就怕。”
记者回答得也妙：“不要害怕，请向香港同胞讲几句话。”一句话，大家哄堂大笑。
而这次，为向世界显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大意义，他主动提出接受记者照相。
伟人风范，可见一斑！
再次握手以后，双方一同步入大厅会晤。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中苏第二次握手长达10分钟的现场实况，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进行了实播，这在中央电视台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作过这样的有趣的比较：
戈尔巴乔夫尽管年轻，精力充沛，穿着裁减得休的西服，讲得一口恰当精妙的言辞，但在他的中国对手，84岁高龄，身着毛氏服装，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不时从咽喉里发出几声悦耳的笑声，脚旁必备痰盂的邓小平面前，还必须谦虚讨教。
我们无法猜透走遍世界的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在会谈的此时此刻想些什么，但他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级政治家。
宾主分主次落座。
邓小平首先关心地询问戈尔巴乔夫一路上身体如何，然后习惯性地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点着。
谈话从国际形势开始。
邓小平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说着，他把手用力一挥，“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
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邓小平提到戈尔巴乔夫1986年在海参崴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当时还没有‘新思维’这个词”。
“好像也没有‘国际新秩序’这个词一样”。
邓小平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抽了口烟，又把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上来。
“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了面”。
邓小平指的是，1985年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信的事。
戈尔巴乔夫笑着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的时间，每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不愧是风云人物，他的巧妙回答，令在场的人耳目一新。
一根烟眼看抽完了，邓小平把烟头捻在烟灰缸里。
话题又从中苏关系转到国际关系上的基本准则。
“关键是国家与国家要平等。在历史上，外国列强曾对中国进行侵略，压迫和掠夺。中苏两国、两党在过去也走过一段曲折历程。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会侵略别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中国比较贫穷，但坚持独立自主”。
对邓小平的这段话，戈尔巴乔夫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他是从新思维的角度看历史的，他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方认为，自已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或许出于年龄的原因，或许出于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在外交场合素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谈由似乎没有象以往那样显露他的智慧和优雅的风度，相反，他更象一个勤奋好学的大学生，面对一个博学多识的教授，细心倾听长者的见解，然后适当表述自己的看法。
时间一秒秒过去了。
谈话进行到12点的时候，礼宾官员暗示邓小平规定的时间到了。
谈兴正浓的邓小平好象突然年轻了许多，他表示乐意再和戈尔巴乔夫讨论一些其他问题。
于是，两人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到12点30分会晤结束时，参加会晤的中苏官员，都被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风采迷住了，经提醒，大家才想起来已过了午饭时间。
一家西方报纸曾这样评价戈邓会晤：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广泛领域中进行的哲学对谈，充分显示了两位活跃于世界当今政坛的超级名星的智慧和风采，它不仅完全倾倒了在场的中苏官员，而且开辟了龙熊共舞的新纪元。
任重道远，毛泽东第一次跨出国门，两统帅相聚，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代。
中国现代史与苏联有着难解之缘。
1917年10月，彼得格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
暮蔼沉沉的中国。北京大学。李大钊低头沉思，缓慢独行。
他在思考：中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1918年11月，李大钊写下《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从那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的声”。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片精神上的圣地，是一块时代的丰碑。
十月革命的光辉，如同喷薄而升的太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照亮了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中国人的心。
“走，到俄国去”。一时间，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追求。
刘少奇去了，周恩来去了，任弼时去了，邓小平也去了……
几乎同时，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一夜之间，一批批俄国人出现在中国。
维辛斯基、鲍罗廷、越飞、加拉罕……
他们是怀着崇高的使命来到中国的。
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21年7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4年1月。上海。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6年7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
一条共同理想的纽带，把中苏两国人民紧紧连在了一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庄严宣告成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来柯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刚刚2个月。
国家主席毛泽东的专列，在人们的祝福声中，缓缓驶出了北京城。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目的地是莫斯科。
此行任重而道远！
20年代初，当一批批的战友飘洋过海到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毛泽东毅然独立留了下来。他认为，挽救中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自身上寻找。
火车行驶在新生的土地上，很快出了山海关，眼前展开的是一片辽阔、肥沃的土地。
53年前，李鸿章曾代表清政府出使彼得堡，向尼古拉一世祝寿，被迫签订了《中俄密约》，出卖了东三省，成为千古罪人。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也是一则向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则希望同苏联签定一个条约。历史竟出奇地相似，结果会如何呢？
毛泽东看一眼身旁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点上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冬天的莫斯科，异常美丽。克里姆林宫，教堂，在阳光和白雪的映照下，显得金碧辉煌，庄严雄伟。散发出别致的欧洲情调。
12月16日中午时分，“呜——”，汽笛长鸣，一列火车由远而近隆隆驶来，缓缓进入车站。火车刚一停下，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铛铛”敲响了——正好12点。
时间安排的何等巧妙！
顿时，车站上出现了欢腾的场面。
“毛泽东”三个字，在苏联早已是家喻户晓，然而毛泽东亲自出现在莫斯科，还是第一次。欢迎的人群恰似一股涌动的春潮，人们无不希望亲眼目睹这位富有神话色彩的伟人的风采。
毛泽东在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的簇拥下，缓缓走向欢迎的人群。他不停地招手，鼓掌，用东方人的含蓄方式，向苏联人民表达了最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和他代表的新生国家，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得了满分。
下午6时51分，毛泽东、叶子龙、陈伯达、汪东兴和师哲，在苏方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走进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室。
6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
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巴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列，欢迎毛泽东。
按照惯例，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这次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和信任，给了毛泽东特殊的礼遇。
两位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两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两位代表各自伟大国家的卓越领袖，他们的握手，永远地载入人类的编年史。
斯大林亲切地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孔，由衷地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回过头来，他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站成圈，相互问好，祝愿。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您健康！”
大厅里洋溢着热情、欢快的笑声。
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师哲刚一翻译完，在场的苏联人一个个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什么东西。
毛泽东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也就是要签定新的中苏关系条约。
1950年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进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0日，周恩来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北京。
由于时间仓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连出国制装也没来得及，只好在旧货摊上买了两套西装，一件大衣，一顶高加索帽子。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快就谈好了，双方还商谈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主要有：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
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与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签约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波夫、马林柯夫、米高扬、罗申等。
签字大厅里布置的静穆、素洁。一张古桐色欧式长桌，上面铺着红地毯；后面墙壁上挂着列宁的头像。像上的列宁两眼炯炯有神，好象在满意地微笑。
中苏两方人员在列宁像下一字排开，斯大林和毛泽东站在中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坐在签字桌前。各国记者纷纷按动快门，摄影灯在不停地调整角度。
和毛泽东并排而立的斯大林，在记者拍照时，悄悄向前移动了一两步。
签字仪式结朿后，期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和毛泽东亲切交谈。
气氛热烈、融洽，充满着兄弟般的情谊。
当天晚上，斯大林又应邀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和毛泽东成为宴会的中心人物。大家频频举杯，互相祝福，直到午夜。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新生的时代诞生了，绵延7300公里中苏共同边界，成为连结两国人民情谊的彩色飘带！
从此，中南海——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北京。
事实证明，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新中国不是清王朝。
审时度势，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缓和东西方对峙；深谋远虑，邓小平运用“国际新秩序”打破中苏关系僵局。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握手，开辟了中苏关系的蜜月时代。两国政府的合作和两国人民的来往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成为中苏友谊的象征：
“千百万人的工人的中国为了结成永恒的友好把手伸出来！”
然而，历史常常具有戏剧性，其乐融融的中苏关系背后，一层暗流渐渐浮出了水面。
1956年，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苏出现不和谐声。
1958年，苏联提出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
1959年，北京。赫鲁晓夫访美归来。颐年堂。中苏激烈争吵。
1960年，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合同。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分歧——冲突一两党断绝关系——最后——
1969年3月，珍宝岛，中苏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隆隆的炮声，无情的搏杀。
中苏友谊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温情代之以敌视，欢乐代之以眼泪。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中苏两国人民面前——
冰冻。冰冻。冰冻。
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
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科技的进步，一体化的发展，引起国际关系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向中苏两国领导人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十年动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的悲剧。“四人帮”倒台以后，“两个凡是”的乌云还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黑云压城城欲摧，金鱗甲日向阳开。
1977年，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已震彻神州大地。
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以巨大的勇气，高瞻远瞩，力挽狂澜，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引发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结盟外交曾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也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使中国在国际上受制于人。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加深了中国的这种印象。
邓小平洞察世事，运筹帏幄。1982年，毅然主持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一字千金，掷地有声！
几乎同时，苏联国内在酝酿着巨大变化。首先表现在人事上。
1982年11月，年迈多病的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在《葬礼进行曲》中，勃列日涅夫安魂于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墙之间的墓地。
15个月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一命归天。
13个月后，红场上再次响起哀乐，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
短短的28个月中，连续三次举行国葬仪式，连续三次奏起悲痛的哀乐。
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成为苏联政治局的头等大事。
美国《时代》周刊写道：
苏联政治局现在发现自己正遭受着一种可怕的折磨。红场正变成一座巨大的殡仪馆、莫斯科电台发觉自己已不能播放柴科夫斯基平缓的乐曲，恐怕会引出流言蜚语，另一个忧郁的宣告就要发布了。
终于，一颗新星在苏联政坛上崛起。
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此，苏联的最高权利转移到新一代领导人手中。
邓小平，当代中国的传奇人物。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历经风险，屡遭磨难。
1933年，任中共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免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被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遣送江西，劳动改造。
1976年。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再次被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多年的革命经历和政治磨难，炼就了邓小平坚毅刚强的品格，处变不惊的胸怀，在一次次打击面前，他缄默不语，稳如泰山。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判。
日出云散，人民再次选择了邓小平。
正因为邓小平本人的魅力和他领导创造的中国奇迹，1978年和1985年，邓小平两次被美国权威性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当代对世界事务最有影响的人物。
邓小平的超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更在于他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具有领袖人物的深远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战略洞察力。
8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世界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世人笼罩在“核冬天”的恶梦之中。
乱云飞渡仍从容。
邓小平紧紧追踪国际形势发展的最新动向，透过层层云雾，抓住国际问题的本质所在。
1985年3月，邓小平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字珠句玑。15个字拨开云雾见青天。
一旦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由对抗转至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态势的时候，邓小平的目光又伸向了遥远的前方。
1988年9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猛然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因而震动了世界政坛。
12月，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国际新秩序可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国际新秩序的提出，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战略眼光，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1985年3月11日。苏共非常中央全会。
提名戈尔巴乔夫出任党的总书记的党内元老葛罗米柯说了一句不同寻常和高度赞赏的话：
“此人笑容可掬，但他有着铁一般的牙齿”。
的确，戈尔巴乔夫一旦出现于国际舞台，就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
尼克松评价说他是一个高度智慧，极为老练的世界型人物。他充满着魅力，这是一种每个人都承认但谁也无法形容的本事。他极为擅长交往。他获得过法学学士学位；他天生就具有公共关系硕士学位。如果他生在美国的话，他竞选公职肯定会大获成功。一位英国政治家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
的确，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不仅以狂飙突地的气势推动了苏联内部的变革，而且在外交方面表现了非凡的气度，展现了一种同前代领导人相比绝然不同的风格。他的“新思维”同他优雅的风度巧妙结合，给世界吹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风。
1986年1月15日，在关于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新政治思想”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在各种新闻媒体中频频亮相，便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1987年，应美国一出版商的请求，戈尔巴乔夫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
尽管当代世界矛盾重重，尽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尽管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作出的选择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第二艘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
核战争不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
安全是不能分割的。安全只能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或者都没有。它唯一的事实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要使自己的安全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已成为昨日黄花。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几年以前，对于被战争恶梦所折磨的人类来说，“政治新思维”无异于空谷来风。而戈尔巴乔夫的灵活外交政策，无疑促动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经过30年的冰冻时期，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完成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事实。
老态龙钟，勃列日涅夫伸出橄榄枝，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悄悄向中国敞开了一道缝；抓住实质；邓小平说，中苏之间存在三大障碍。
勃列日涅夫的橄榄枝
回顾历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关系曾濒于爆炸的边缘。——自1969年10月20日开始的边界谈判，进行到15轮的时候，于1978年6月无功而止。
——1979年12月27日晚，苏军突进阿富汗，威胁中国西部边境。
——中国北部，百万苏军重兵压境。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直指北京。
——中国东部，苏联太平洋舰队频繁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习。自海参崴至越南金兰湾一线对中国构成月牙型半包围之势。
一时间，黑云压城，暴雨欲来。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残酷得不近人情，不容思考。
为消除苏联的威胁，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建立起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重申反霸条款。
——1979年，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1978年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磋商柬埔寨问题。
毕竟，现代战争的残酷性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个问题上，哪个国家也不敢轻言妄动，何况，中国，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份量。
随着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乌云紧密的中苏关系上空，闪出一道阳光。于是，在中苏之间的日历上，又多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
1982年3月24日，76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飞赴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参加那里举行的授勋大会。
塔什干是一个纬度几乎与北京相同的中亚城市。在3月春风的吹拂下，到处迷漫着春天的气息。在这很有象征意义的季节里，勃烈日涅夫不辞辛劳地在授勋大会上向中国传递了特别的信息：
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当然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从苏联方面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互相信任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来也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的步驟。
2天以后。北京。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传出的信息，得到了中国谨慎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向世界宣布：
我们注意到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标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要使中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须采取排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即：第一、减少和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军；第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从正面评价勃列日涅夫的谈话，而是采取“注意到”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中国的重视程度。同时又通过三个障碍挡回了勃列日涅夫踢出的球。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的外交风格。
棉里藏计，柔中带刚。
这是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分歧而不失优雅，斗争而不失大度。
这种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对话，是远距离的间接的，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卓越的智慧。
9月的第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开。
这次大会是在中美因台湾问题出现麻烦、中苏展开第一次对话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备受世界舆论的关注。
十二大报告中，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引人注目的没有使用“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长期曝光于中国报刊杂志上的专用名词，相反则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
暗示，是现代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深谙外交技巧的苏联老牌外交家葛罗米柯立即敏感地觉察到中国的深远意义。于是，苏联对十二大作了一些客观报道，电视台播放了有关镜头，并播映介绍中国的系列节目。
28天后。苏联南部城市巴库。
勃列日涅夫接过北京传来的信息，温和地说：“如果谈到亚洲，那么，在这里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我要说是合乎常理，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的正常化和逐步健康化，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事”。
第二次对话，中苏各得一分。
一种默契在中苏之间微妙的外交辞令中达成了。
1982年10月3日，苏联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长访问中国，同中国特使钱其琛副外长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这是两国特使的第一轮磋商，它成为此后定期在两国首都举行会见的开端。这种磋商，在两国之间没有高层往来的情况下，成为两国交换意见，联络感情的最佳渠道。
葬礼外交
莫斯科红场。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苏联三位第一领导人的去逝，曾使苏联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悲痛之中。
悲痛使人思考。智慧卓越的中国领导人从悲痛中看到了提高中苏政治交往的契机，于是，一场别具特色的“葬礼外交”巧妙地开始了——。
1982年1]月14日，勃列日涅夫葬礼。中国派遣黄华飞赴莫斯科。16日，黄华会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双方就如何排除障碍，进一步推动两国副外长级磋商以及中苏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1956年以来两国外长的第一次会见。
1984年2月13日，安德罗波夫葬礼，万里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和吉洪诺夫会见了万里。这是1969年以来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的首次接触。
1985年3月，契尔年科葬礼。李鹏副总理赴莫斯科。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李鹏。李鹏转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衷心祝贺和良好祝愿，并表示：“我们愿意作出努力发展两国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中苏两个伟大的邻邦、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对苏联称“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久违了。李鹏所传达的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交往的大门。历史已给予了恰当的评价。
80年代的“葬礼外交”，又揭开了中苏解冻的序幕。历史会怎样评价它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苏关系的改善到了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一语惊人，邓小平说：“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西方惊呼：邓小平巧妙地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开通“罗马尼亚渠道”
1985年3月11日，契尔年科逝世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就被推上了苏联最高权力的宝座。世界权力转移速度的吉尼斯纪录由此产生。
新纪录的产生颇使苏联《真理报》顾此失彼。同一天，既要表示对契尔年科的悼念，又要对戈尔巴乔夫表示颂礼，实在难以两全。《真理报》总编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深谙政治哲学。结果，厚今薄古，第一版是戈尔巴乔夫意气风发的笑颜，第二版镶嵌了契尔年科老气横秋的遗像。
真可谓物是人非事事休，花开花落两不同。
以欢乐预示未来，以悲哀送走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对中苏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在掌握最高权力以前，戈尔巴乔夫就在国际上获得了灵活、聪明、务实的声誉。
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英国方面以通常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了他。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到海德公园拜谒马克思之墓几乎已成惯例。
出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到马克思墓前去献花，却去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内马克思博览群书、创作《资本论》的阅览室。
此举一出，轰动了西方新闻界。
当选为总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将他灵活、机智的外交作风推向全世界。中苏问题当然也就跑不过他的眼睛。在他当选为总书记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坦率而又热情地说：“我们希望认真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
3月14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中国副总理李鹏到达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一扫前任领导人的拘谨，果断邀请李鹏到克里姆林宫。他对李鹏说：“苏联希望苏中关系得到重大改善。苏中之间应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经过双方努力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
戈尔巴乔夫向中国伸出了第一枝橄榄枝。
3月28日。北京。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
邓小平提到：“苏联建立戈尔巴乔夫体制以来，在整个姿态和言论上好象对中国有了变化，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通过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谈话，邓小平表示了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期待和愿望也暗含其中。
4月17日。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比利时记者事前已经得知，邓小平经常有先对记者讲几句话的雅兴。不知是邓小平心情好，还是比利时记者面子大，邓小平竟一反惯例，在正式会见前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得到邓小平肯定的回答，比利时记者又惊又喜，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更何况是邓小平的特殊优待呢？一定得问个代表水平的问题。他镇定了一下，脱口而出：
“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对华言论和姿态，已引起了邓小平的密切注意。能不能以此为契机，开启中苏关系的新航程呢？比利时记者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探察中国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对中苏问题的反映。
邓小平似乎对比利时记者的问题早有准备，他冷静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同等重要。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
邓小平在三大障碍上的看法，同中国政府的公开立场一致，衔接，但又不失灵活、变通，而且现实地考虑到苏联的利益，可谓语义深刻，态度释然。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伟人斯言，如日月之光也。
时隔数月，身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大气磅礴，果断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由于极为保密，行动在当时却无法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
1985年10月。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罗马尼亚推行独立自主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第一次公开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中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信息，从而有了中美关系史上的“罗马尼亚渠道”。在中苏关系上，齐奥塞斯库也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信息的“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这个月将在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齐奥塞斯库回答。
“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好”。
邓小平于是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撒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我将转达。或许由于事关重大，或许由于军人出身，齐奥塞斯库竟象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干脆地回答。
这时，邓小平朝沙发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缓的语气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100个字的对话，传递了一个如同尼克松访华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
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就这样作出了。
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历史进程开始了。
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
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了吧？”
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个信息。
在北京会晤中，邓小平高兴地对戈尔巴乔夫说：“3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记得此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做得很及时。”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洞烛机先，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在坚持原则中灵活地运用适当的方法，化解矛盾，求同存异。
在促动中苏关系的改善中，邓小平冷静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毅力、展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把球踢给戈尔巴乔夫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攻下大沽口，疯狂向北京进发。所到之处，火光冲天，尸骨遍野。
咸丰皇帝落荒而逃。丢盔卸甲，尘土飞扬。
俄国趁火打劫，出兵东北。
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屈膝投降，被迫同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俄国。
中国的大好河山再次丧失！
沙俄夺取海参崴以后，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
经过长期经营，到20世纪80年代，海参崴已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和苏联最大的海军基地。在长期的冷战氛围中，这个太平洋畔的名珠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尔S2型飞机降落在海参崴机场。舱门打开了。戈尔巴乔夫款款走向舷梯。
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拟出6个团。
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大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1986年12月，美苏首脑将相聚于雷克雅未克，进行第二次会谈。
在美苏首脑会晤之前，戈尔巴乔夫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同中国近在咫尺的城市，就中苏之间的障碍问题沿着中国要求的方向走出了最远的一段距离。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用心何在呢？或许，在这个面对太平洋的城市，他的声音能够传得远些，更远些——
传到日本、传到中国、传到美国……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讲话，或许来得太突然了，中国的公开反应竟迟迟不见出台。
这可急坏了关心中苏关系的人们。更引起了苏联的种种猜测。
终于，时隔9天以后的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了：
“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没有欢迎。
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次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主席”。几字之差，意义深远。
果然，8月1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约见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更进一步的反应：
中国方面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在海参崴讲话中就改善中苏关系所讲的一些话，对此我们予以重视并表示欢迎。
说到这里，吴外长停顿了一下，然后强调指出：“讲话中对一些问题的阐述离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中国方面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中国方面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
刨根问底，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爱好。职业敏感告诉他们，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中，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这明明是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踢出的球。邓小平，这位中国老资格的政治家，在中苏关系上难道会轻易地失掉一分吗？
9月2日的北京，阳光明媚，秋意袭人。
10时许，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在这里，他将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这将是对这位82岁老人的一次智慧和精力的考验。
三台摄像机在六名美国电视技术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转动。阁内悄无声息。
已有充分准备的华莱士开始提问了。
“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外交部长已就这个问题谈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但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仍驱使华莱士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离开提问提纲，接着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不是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华莱士紧紧追问道。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应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可他却直接转问了越南问题：
“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这时，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站起来皱了下眉头，对这一败笔感到不满。
谈话在继续。
“越南这种表示至少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地告诉他，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四方商量解决。”“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顺着邓小平的话说。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不大。
“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对于68岁的华莱士来说，这个问题暴露出他对中国和国际问题的认识何等有限。
邓小平简单地说：“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而定。”
这时，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上前向华莱士说了些什么。
第二盘录相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坦率地说：“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
“我刚才说了，主要的是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邓小平一气呵成主要观点。
“具体地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呢？”
“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邓小平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
邓小平关于中苏关系的谈话，显示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曹操晚年曾有诗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邓公以82岁高龄，面对记者的频频发问，而能侃侃而谈，实在是中国的大幸。
9月7日，当邓小平谈笑风生的面容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时，美国轰动了。随后，世界也轰动了。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
这位中国老人，以他的卓越才能和超人智慧征服了世界。
法新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几分。但是八十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
一位西方观察家认为邓小平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灵活性，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是一个大胆而又聪明的战略行动，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的位置。”
最后一道障碍终于攻破。26年后，邓小平会见的第一个苏联人是谢瓦尔德纳泽。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能从微光中看到打开光明之窗的钥匙，从别人没走过的地方踏出通向未来的坦途。
从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悄悄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
——1987年1月，宣布将把驻扎在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及其他部队撒回苏联。
——1987年2月，在中苏边界谈判中作出让步。
一1988年5月，第一批苏军沿着当年进军的路线，撤出阿富汗。喷赤河畔没有歌声。
忽如一夜春风来，温煦的和平之风爬上遥远的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
中苏关系的坚冰裂开了第一道缝隙。
按照惯例，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十二轮磋商将在北京举行。
1988年6月13日，苏联特使罗高寿到达北京。中国特使田增佩前往机场迎接。
钓鱼台国宾馆。中苏特使握手寒喧。然后秘密会谈。
磋商进行到最后一天，苏方突然提出，中苏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专门磋商，田增佩心中暗自惊喜，表面上仍坦然地说，愿意就此事转达。
很快，田增佩副外长得到授权，向苏方表示中方愿意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专门磋商，并建议为此举行副外长工作会谈。
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顺利举行。会晤中，双方都主张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并且都表示将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
中苏关系中的最大障碍终于开始破除了。关键性的一步终于迈出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大道之行，和为贵。
9月16日，苏联中部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邓小平会见华莱士两年零几天后，戈尔巴乔夫来到这个叶尼塞河畔的西伯利亚城市，就柬埔寨问题首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主张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主张使之达到同我们两国对世界和平政策的责任相符合的水平。我们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
在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革的强大进程中，苏中两国之间的共同点正在增多。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双方工作会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问题相互了解的范围，同时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
13天后。纽约成功湖畔，联合国大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处灯火通明，钱其琛正在接受纽约苹果电视台采访。
钱外长精神饱满，风度翩翩，毫无参加联合国大会后的紧张、疲惫之感。
昨天，他刚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柬埔寨问题，中苏双边关系问题交换完意见，苹果电视台就提出就此问题对他采访，钱外长欣然答应。
采访开始了。摄像机开始转动。
记者：昨天，您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会晤时商定，您将于今年内访问苏联，请问访问苏联的目的何在？
钱其琛：我在年内访问苏联时将同苏联方面继续讨论柬埔寨问题以及苏联在蒙古境内和中苏边境驻军问题，希望通过讨论使中苏关系向改善的方向发展。
记者：两国外长的会晤可以不可以说中苏关系有一重大突破？钱其琛：现在不能说中苏关系有什么突破。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今年8月中苏副外长北京会晤的情况。钱其琛；今年8月中苏副外长在北京会晤时专门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中苏在柬埔寨问题上有了一些共同点，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重大的分歧。当时商定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您同苏联外长主要讨论了什么问题？
钱其琛：昨天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会晤时集中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苏联方面表示，他们愿意为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出努力。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觉得柬埔寨问题的讨论应当继续下去，所以中国外交部长将于今年年内访问苏联。
记者：您怎样评价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
钱其琛：过去苏联一直说柬埔寨问题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愿讨论。现在他们讲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一个阴影，所以他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双方都愿意看到柬埔寨问题尽早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
钱其琛长期在苏联工作，被称为中国外交界才子。他思路清晰，反应灵敏，惯于有条不紊地阐述中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10月17日，邓小平再次见到他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时，高兴地：“在年前托你带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高级会晤。”
投桃报李。邓小平在中苏关系上又提前迈出了一步。
1988年12月的第一天，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进行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欢迎仪式是含蓄的。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钱其琛时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柬埔寨问题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苏联希望早一些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愿意在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新型关系。”双方认为，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是可能的。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三个月后，1989年2月的第一天。作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抵达北京。
经过会谈，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九点一致的看法。最后一道障碍最终消除。钱其琛受杨尚昆的委托，向谢瓦尔德纳泽转达对戈尔巴乔夫的正式访华邀请。
2月4日，谢瓦尔德纳泽匆匆飞赴上海。
上海西郊宾馆，富丽皇堂，庄重典雅。在节日的气氛中，洋溢着含蓄的东方情调。来上海过春节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在这里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在苏联，邓小平以说话锋利、坦率、尖锐而出名，对问题他经常能入木三分，一语中的。
50、60年代，邓小平数度身负重任，飞行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目睹了两国的风风雨雨。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邓小平亲耳聆听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刘少奇、邓小平飞赴莫斯科。
1957年10月。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莫斯科宣言》的首席代表邓小平与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几次交锋下来，苏斯洛夫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1960年9月，挂帅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邓小平再展锋芒。
一个月后，邓小平再到莫斯科，同刘少奇一起参加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邓小平主要发言。
1963年5月，再次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党会谈。在北京机场，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欢迎。
26年过去了，邓小平已是85岁的老人，他仍不辞劳苦，希望能亲手打开中苏关系的大门。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深知中苏关系好与坏的份量和意义。
上午10点，谢瓦尔德纳泽一行步入西郊宾馆。
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已微笑着站在会见厅的门厅。
谢瓦尔德纳泽走近了，邓小平亲切地同他握手，谢瓦德纳泽转交了戈尔巴乔夫给邓小平的信件，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良好的祝愿。
谢瓦尔德纳泽说：“感谢邓主席抽时间接见我。”
“这是第一次，以后机会更多”。邓小平爽朗地说。
谢瓦尔德纳泽向邓小平介绍他的随行人员。
当见到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邓小平仔细看了一下，笑着说：“我们认识，那是在50年代，60年代吵架的时候”。
气氛更活跃了。
入座以后，邓小平对谢瓦尔德纳泽说：“上次钱外长访问莫斯科，现在你来北京，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谢瓦尔德纳泽两手十指交叉，点了点头。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希望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为和平作出贡献的角色。中国致力于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使中国发展起来，摆脱落后。“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清除三大障碍。三年前我就提出，首先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要真正地从柬埔寨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大有作为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4年前的世界了，老的规则已不适用了。邓主席十分有道理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这个新秩序的基础正在形成。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邓主席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见将是一个重大事件。苏中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或许是旧时的情谊，或许是对未来的期望，在会见中，邓小平好象不是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他时而回忆起当年的时光，时而又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而最后又落到现实中的中苏关系。也许，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天，他期待太久了。去年12月2日，他会见日本客人时，深情地说：“中苏两国没理由不改善关系”。时间过得很快。
会见快要结束了。这时，谢瓦尔德纳泽的随行人员递给他四本包装精致的书。
谢瓦尔德纳泽对邓小平说：“这是新版的俄文本《邓小平文选》，请您在上面签名。”
邓小平接过四本书，仔细看了看，然后接过翻译递过来的笔，微笑着在四本书扉页一一写下他的名字：“邓小平，1989年2月4日。”
客人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送客人到门厅，互相握手道另IJ。谢瓦尔德纳泽说：“祝您春节如意。”
邓小平目送客人远去。
谢瓦尔德纳泽一行走出西郊宾馆时，街上正零星地响着鞭炮声。中国的阴历春节到了。谢瓦尔德纳泽轻松地耸了耸肩，大概在想：“不虚此行啊！”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苏联外长已先期离华赴巴基斯坦访问，而双方工作人员还在为一些具体细节彻夜磋商。11时前，苏方得到苏联外长的最后批示。最后手续终于完成了。
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时，举国同庆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幕：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啊，多么奇妙的巧合！
送别旧岁，迎来新年，巧合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含义！
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舷梯，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谈古论今，邓小平大手一挥：“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人们在期待着。
世界在关注着。
两个伟大邻国再相会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莫斯科优努科沃二号机场，戈尔巴乔夫偕夫人乘坐的专机腾空而起，在其它飞机的陪同下，开始飞向中国。
第二天中午时分，北京机场。晴空万里，微风轻拂。中苏两国国旗迎风招展，威武雄壮的仪仗队列队而立。身经百战的记者们如临大敌。杨尚昆主席笑着朝西北方向望去。机场的场面正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电波飞向世界。
这时，一只银燕破空而来。
伊尔62型专机轰鸣着降临机场。随后，认跑道的尽头徐徐滑至舷梯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登上舷梯进入机舱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
12时整，身着深蓝色西装，胸佩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莎相继出现在机舱门口。
40年前，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时刻到达目的地。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苏是为了建立两国蜜月关系，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华则为了重修旧好。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向下看了一眼，然后，微低着头，面带笑意，走下舷梯。
终于，戈尔巴乔夫踏上了铺有红地毯的中国国土。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空，跨越了30年的鸿沟。
等候在舷梯旁的杨尚昆主席，彭冲副委员长，田纪云副总理，吴学谦副总理及钱其琛外长和夫人等，热情地同戈尔巴乔夫握手，问候，但没有拥抱。
杨尚昆对戈尔巴乔夫说：“欢迎你来中国，你是第一次访问中国。”
“感谢你，杨尚昆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戈尔巴乔夫愉快地说。
随后，杨尚昆主持了欢迎仪式。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伟大的祖国》和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迎宾礼炮21响震彻长空。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海陆空三军仪仗队。
7分钟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戈尔巴乔夫乘从莫斯科运来的“吉斯”牌防弹车，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离开机场，直驶城内，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也曾下榻于此。
相隔30年的“冰冻”时期以后，中苏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终于又有机会并肩站在了一块。这不能不说是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当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杨尚昆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戈尔巴乔夫一行。
热情嘹亮的《迎宾曲》中，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在杨尚昆的陪同下来到宴会厅。
等候在宴会厅的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等鼓掌欢迎戈尔巴乔夫。当戈尔巴乔夫走到歌唱家郭淑珍面前并听说她曾留学苏联时，戈尔巴乔夫笑着说：“这是遇到老熟人了。”
杨尚昆在宴会上致欢迎词。他说：“中苏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的岁月中，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致答词时说：这几天，在中国首都正在发生着一件从各个角度来讲都非同寻常的事件。这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有着7500公里长共同边界的国家已将其关系转到稳固的、健康的基础上来。这就是30年来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进行的首次会晤。
这次会晤来之不易，要求双方表现出智慧和责任感，坚持不懈地克服很多年来沉重地笼罩在我们关系之上的消极的积垢和成见。
今天，我们有理由说，苏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站在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上，抚今追昔，多少人感慨万千，悲感交集。
5月15日下午。杨主席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
杨尚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两国领导人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苏联和整个世界都处于很深刻的变革阶段。在这个很重要的阶段中，中国和苏联都表明了英明和远见，在改善两国关系中都做出了贡献。你刚才说时间过得很快，实在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在16日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中，邓小平似乎看得更深、更远。他首先回顾了列强对旧中国侵略、压迫和掠夺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党两国的曲折历程，然后，又把目光投向未来，指出：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这次会晤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历史。
5月1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戈尔巴乔夫向中国学术界发表演说。
俄中和后来的中苏关系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却不尽相同的遗产。我主张，关系史上不要留下“空白点”，主张对所有的，其中包括最复杂的事件作出公正的评价。
但是，如果从历史的大的尺度去处理我们的关系，那么，勿庸置疑，积极的因素大大地超过不信任和冲突造成的因素。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杰出的和各具特色的文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给双方带来了很多好处。
在苏中边界两侧的千百万人的心中，真诚的相互兴趣，深切的相互同情从未媳灭。
当然，具有特别意义的还是本世纪，具有血缘关系的两大革命——这就是俄国1917年的革命和中国1949年的革命。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团结一致的高尚例子不管在史册上，还是在活着的一代人的记忆中将永不消失。
我们有权把苏中最高级会晤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界眼。一个很长的相互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将要共同缔造我们的未来。
“不到长城非好汉”
长城，这座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汗水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以其恢弘的气势，曾吸引了多少著名的人士在此驻足、留恋。
17日中午时分，和风丽日，杏黄旗颯颯作响。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登上了长城。
远远望去，长城，象一条巨龙，蜿蜒起伏，奔腾欲飞。
睹物思情，此时，戈尔巴乔夫也许没有中国唐代诗人陈子昂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惟沧然而涕下”的慷慨悲壮之情，但他或许真正理解了邓小平对他说的那句话：“中国比较贫穷，但坚持独立自主。”
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越聚越多，气氣越来越热烈。
面对欢迎他的人群，戈尔巴乔夫显得很激动，他不断地用中文高声说：“你们好，谢谢”。
当天下午，戈尔巴乔夫接受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他似乎还沉浸游览长城的激情之中，于是，巧借长城，直抒胸臆：
首先，我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隔开来的墙更少些，合作应多一些。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点。
而总的来说，当你站在这座城墙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来的，什么时候建成的，你就会想到，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多么悠久。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有伟大的前程。
5月18日，中苏就最高級会晤的成果发表联合公报。
“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随着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实现，中苏两党关系也从5月16日自然恢复。在联合公报中，“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这种关系，既不是50年代的结盟关系，也不是60、70年的吵架关系。
中苏最高级会晤完成了，中苏第二次握手实现了。
两党、两国关系中漫长的疏远时期已经过去，光明的未来即将来临。
1989年5月18日晚，戈尔巴乔夫一行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在上海机场，戈尔巴乔夫对前来送行的吴学谦副总理说：“我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请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我的问候和谢意。这次访问完成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莫斯科优努科沃机场，当地时间18日晚，戈尔巴乔夫对迎接他的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张震说：“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情。应该说，我们和你们都感到满意。这次访问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苏第二次握手，不仅对两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据报道，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要求采访中苏最高级会晤的记者达到1200名，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这些记者包括专程来京的苏联记者130多名，临时来京的其他国家记者800名，港澳台记者近80名，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160名，以及中国大陆记者100多名。美国、日本几家著名的电视台都派出了最强大的记者阵容。
波兰《共和国报》认为：“会晤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两国关系范畴。还在会晤开始前人们就普遍认为，这是今年世界的大事上最重大的一件。”
美国《商业日报》说：“国际上，经过30年的敌对关系之后，中国和苏联都努力重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是走向加强区域稳定的一个重大步骤。对中国来说，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可能象1972年尼克松的访问一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有的分析家则是从本国利益的角度看待中苏会晤的。
日本《读卖新闻》的文章说：“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中苏握手言和存在着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限度。美中两国在不希望苏联势力膨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科学部主任乔纳森·波拉克从中美苏战略三角的角度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变化；“戈尔巴乔夫的北京之行标志着中美苏战略关系的最终解体。中苏关系的变化将改造中美关系的理论基础。但改善中苏关系加强了中国采取外交行动的能力并为反对美降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保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毕竟塑起历史的界碑，这个界碑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中苏第二次握手，将以其巨大的魅力成为永恒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