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道理说服他人的方法之一，就是理论与事实相结合，这样更容易使人接受。
《 战国策 》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姚贾面对韩非的诽谤，言辞应变，用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方式，驳斥韩非的谤言，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燕、赵、吴、楚四国结成联盟，准备攻打秦国。秦王召集了大臣和宾客们商讨对策。
秦王说：“目前四国已经结成联盟，对秦不利，我国目前正处于财力衰竭的状况，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纷纷逃到其他国家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大臣、宾客们都默不作声。姚贾说：“我愿意出使四国，破坏他们的阴谋，阻止战争爆发。”
于是，秦王为姚贾准备了百辆车和千两黄金，并且，让他穿着自己的衣服，佩带自己的剑。于是，姚贾辞别秦王，拜访四国。姚贾此次出行，不但阻止了战事发生，还与四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秦王对此非常满意，并封他为上卿。
韩非得知此事后，对秦王说：“姚贾用金银珠宝等贵重的礼品，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之久，这些国家未必是真心与秦合作。姚贾是想用大王的钱财，私自结交诸侯、权贵，请大王明察。再说，姚贾身份低微，只不过是魏都大梁一个守门人的儿子，曾在魏国有过偷盗的行为，虽然在赵国当过官，但是后来因种种原因被驱逐出境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呢？”
秦王将姚贾叫来说：“我听说你私下里用秦国的财产，去结交各国诸侯、权贵，有这样的事吗？”
姚贾说：“有这样的事。”
秦王一听，顿时大怒：“那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
姚贾说：“昔日曾参孝敬父母，任何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伍子胥尽忠报主，每位诸侯都希望得到这样的臣子；贞女擅长女工，每一位男子都希望娶这样的女子为妻。我对大王忠心耿耿，可大王却不知道，如果我不把珠宝送给那四个国家的诸侯，怎么能让他们归顺秦国呢？大王再想想，如果我对大王不忠，那四个国家的国君又怎么能相信我呢？夏桀因听信谗言，而杀害了忠臣良将关龙逢，纣王因听信谗言，而杀了比干，结果国破身死。现在，大王又听信谗言，以后还会有忠臣为您出力吗？”
秦王说：“我听说你是魏都大梁一个看门人的儿子，而且有过偷盗行为，虽在赵国做过官，但最后却被赵国驱逐出来了。”
姚贾不卑不亢地回答：“姜太公是一个被老婆驱赶出家门、连猪肉都卖不出去的齐人，在荆津时，即使做劳力都没有人雇佣，可最终却建立了丰功伟业。管仲只不过是齐国边界的一个小商贩，在南阳的时候非常贫穷，在鲁国时曾经被囚禁，最后却帮助齐桓公建立了霸业。百里奚只不过是虞国的一个乞丐，其身价只值五张羊皮，穆公任用他作为宰相，而使西戎各少数民族诚服。文公任用中山国的盗贼，而打了胜仗。这四位贤人，都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出身也并非高贵，甚至是曾被命运抛弃，可最终却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明主的重用。倘若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那样，谁还能心甘情愿为国效命呢？因此，英明的君主是不会计较臣子以往的过失、不会听信他人谗言的，他们只会考验臣子们的能力，然后加以重用。大凡能保住江山社稷的人，不会听信谣言，不会封赏没有功绩的人。这样，臣子们就不敢用虚名欺骗国君了。”
秦王说：“的确如此。”于是，保留了姚贾的职务。
诽谤他人，被认为是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而诽谤他人的人，会受到人们的谴责。
在无稽的谣言面前，许多人保持沉默，认为时间是验证真理的良药，谣言在时间面前会显得暗淡无力。要知道，谣言本身没有一定的根据，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查无实据，所以许多人可以信口开河、极尽诬陷之能事，遇到这种情况，只有采取理、据结合的方式，把道理讲清楚，才能令人信服，从而维护自己的尊严。
姚贾并没有被诬陷吓倒，他知道要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为自己辩白，否则，会加深误会激化矛盾。因此，他采取了理、据结合的说服方式为自己洗脱罪名，秦王在道理与依据面前，自然无话可说。
人们都喜欢与说话有条有理、脉络清晰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在说话过程中，擅用理、据结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的话不但让人无法反驳，反而会改变他人的看法，从而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这一准则在谈判场合上尤为适用。
有人可能会产生误解，认为这样的说话方式有些教条，缺乏变通，中国的语言文化如此广博，如果再用这种呆板的说话方式讲话，势必会招人笑话。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虽然中国的语言文化极其广泛，但是其根本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晰、易懂、条理分明的原则，这就要求人们在说话时要把道理讲清楚，把话说透彻。这样才容易说服他人。
说服别人本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掌握一定的说服技巧，也能将难事变成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