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
关于曹魏政权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很早就有争议。不过，那时争的是正统地位，即三国时魏蜀吴三个政权哪个是正统。晋人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在《三国志》中只有魏帝入本纪，如曹操入《武帝纪》、曹丕入《文帝纪》，而蜀汉的刘备则入《先主传》、刘禅入《后主传》。吴国的孙坚、孙策、孙权都入《吴主传》。在中国古史体例中，只有正统皇帝才能入本纪，偏霸帝王虽有皇帝尊号，也只能入“载记”或入“传”。如刘备生时已称帝，死后谥号为“昭烈皇帝”。又如吴坚生时虽未称帝，死后追谥为“武烈皇帝”，孙权生时已称帝，死后谥号“大皇帝”，但由于陈寿不承认他们为正统，而视为偏霸政权，故不能入本纪。东晋人习凿齿撰《汉晋春秋》，与陈寿《三国志》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认为刘备是汉室宗亲，故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政权，以为司马昭灭掉蜀汉政权之后，晋才代汉而兴起。汉是火德，故称炎汉，晋武帝名司马炎，故能继汉为正统。这就是说晋不是继承曹魏，而是继承于汉，此说有明显的牵强之处，难以令人信服。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设《魏纪》以继《汉纪》，表明是以曹魏为正统。《资治通鉴》是供皇帝治理国家的参考书，是官书，也是正史，它承认曹魏是正统，是具有权威性的论断。南宋学者陈亮撰《三国纪年》则扬蜀贬魏，以蜀汉为正统。一般有关三国史书都是争魏蜀谁是正统，对吴则视为偏霸，但也有例外，晋人张勃撰《吴录》，设有纪、传、志，显然是以吴为正统，因为让吴国君主入纪，就是承认吴的正统地位。从史书上看，共有以上三种正统论述，但其影响都远不及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把曹操描绘成狡诈的奸臣，把诸葛亮写成为智慧的化身。蜀汉打了败仗也写得威武雄壮，曹魏打了胜仗也写得凄凄惨惨。一般人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从三国史的重大事件讲，基本与史实相符，但在细节描述方面，有的地方是虚构，有的地方是颠倒黑白，与史实并不一致。毕竟是小说通俗易懂流传面广，而史书则艰涩难懂，研读者甚少，所以一般老百姓的有关三国的历史知识，多源于《三国演义》或据《三国演义》而编写的戏曲故事。郭沫若写《蔡文姬》剧本来为曹操翻案，其实主要翻的是《三国演义》和戏曲中曹操的案，史书中特别是正史中如《三国志》、《资治通鉴》对曹操的评价并不低。给曹操翻案就是给曹魏政权翻案，肯定曹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以上所介绍的对三国政权的正统观，都是由一定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政治观点决定的。如陈寿是晋臣，而晋继承的是曹魏政权，故肯定曹魏政权也就是肯定晋的正统地位。司马光是宋臣，当时北宋首都在北方的开封，因此不能承认偏居南方的吴蜀为正统。习凿齿为东晋人，东晋政权在江东，而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又有警戒桓温篡晋的意图，故极力贬低曹魏而肯定蜀汉为正统。陈亮是南宋人，南宋首都在杭州，故肯定偏居南方的蜀汉为正统，以曹魏影射北方的金政权，而以曹魏为篡逆。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反映了元末汉族人民反抗元朝种族统治的观点，贬曹就是贬元，故以蜀汉为正统。我们现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不能存在政治偏见，应该承认当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存在，而这三个政权都有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究竟谁能统一，就看谁的政治、军事、经济最强而决定，当然民心的向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现在研究曹魏政权的历史地位，并不是研究曹魏政权是否具有正统地位的问题，而是要从历史纵横两个方面的对比研究中，来看曹魏政权对历史发展有无贡献及贡献大小，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
从纵的方面来研究，就是从东汉政权末年到曹魏政权建立这段历史来比较，看曹魏政权的作用和地位。
东汉政权从和帝开始就逐渐走向下坡路，此后皇帝都是年幼登基，母后临朝听政。但年轻的皇太后却不能直接施政，必须依靠外戚和宦官，于是就出现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皇帝大权旁落，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
在东汉，外戚专权的高峰是在冲帝（二岁即位）、质帝（八岁即位）、桓帝（十一岁即位）时期。当时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专揽朝政。质帝只因为说梁冀是“跋扈将军”，便被毒死。从此梁冀“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缘”，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梁冀还凭借权势贪赃枉法，行贿求官，免罪者相望于道。他还在洛阳周围霸占很多园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他还在河南城西建造一个周围数十里的兔苑，有一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结果受牵连而死者十多人。他还强掠人民做奴隶，多达数千人，而称为“自卖人”。外戚梁冀的残忍贪暴引起了公愤，民间到处流传着“梁氏灭门驱驰”的咒骂声。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后，失去了靠山，久已不满梁冀专权的桓帝在与单超等一群宦官共同谋划下，消灭了外戚势力。自公卿大臣至宾客故吏，受牵连而死、免者有数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梁冀家财拍卖后值三十多亿钱，相当于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打倒外戚梁冀的宦官主要有五个人，即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这五个人因消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号称“五侯”。实际这五个人比梁冀还坏，故有“一将死（指梁冀），五将军生”之说。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顺着他们的就“光宠三族”，逆着他们的就“参夷五宗”。单超死后，四侯继续作恶，民间说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雨）堕”。意思是说他们有回天之势，独自称霸，形同恶虎，如毒雨洒落，苦害人民。另一宦官侯览，大肆聚敛，贪赃以巨万计，夺取民田118顷，住宅381所，模仿皇宫修建豪宅16区，内有楼阁、池塘、苑园。宦官结党营私，其兄弟姻戚宰州临郡，残害百姓，“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在宦官的统治下，东汉王朝已变成人间地狱。
桓帝死，12岁的刘宏即位，是为灵帝，帝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任大将军辅政，即与太傅陈蕃密议驱逐宦官问题，因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幽禁太后，杀死窦武、陈蕃，控制了政权。灵帝甚至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皇帝对宦官称爹叫娘，其权威已扫地无余。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一些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就联合起来制造舆论，揭露宦官的罪恶，并打击宦官的爪牙，于是就引起宦官的两次大镇压，这就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宦官诬称以李赝、陈蕃、窦武、杜密为首的官僚与太学生互相结党，故称为党人。说这些党人图谋不轨，于是大捕党人，或处死，或禁锢终身。官僚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实际是地主阶级对东汉政权的自救运动。这种救亡运动被镇压，就证明东汉政权已完全走入死胡同。
在宦官乱政时期，最高统治者皇帝也腐败透顶，公开卖官鬻爵搜刮钱财。桓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更是变本加厉，明码实价公开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而且卖官还可赊欠，“其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倍输”。官吏买官就是要搜刮百姓，皇帝为赚钱就要多卖官，官吏就要勤调换，这个官搜刮走了，那个官又来搜刮，官吏敲骨吸髓式的压榨，老百姓无法生活，再加上水旱灾荒连年不断，延熹九年（166年），豫州饿死者十有四五，“至有灭户者”。灵帝时，“河内（河南武陟）人，妇食夫，河南（洛阳）人，夫食妇”。在人民生活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有起义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但黄巾起义被地方军阀镇压下去了，于是东汉政权就落入地方军阀之手。
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第一个掌握政权的是凉州军阀董卓。史载董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为政“法令苛酷”。不仅是法令苛酷，而且是杀掠无辜。董卓在洛阳时，其部将牛辅“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董卓在洛阳站不住脚，胁迫汉献帝西去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军阀的声讨，最后董卓集团内部闹起内讧，司徒王允与吕布相勾结除掉董卓。由上可见，董卓当政期间，除诛杀异己，杀戮无辜，烧杀劫掠之外，无一项建设可言，这样的反动执政者，只能使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他的灭亡是必然的。
董卓垮台后，北方最大的政治势力就是袁绍集团。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士族之家，门生故吏遍天下，名位在曹操之上，但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匣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不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在消灭公孙瓒之后占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实力大增。但在“出师历年，百姓疲弊，仓库无积，赋役方殷”的不利条件下，贸然发动官渡之战，在战争中不肯用贤纳谏，刚愎自用，被曹操战败，不久就“发病欧血”而死，袁绍集团瓦解。
在与袁绍集团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袁术集团。袁术是司空袁逢之子，袁绍的从弟，也有“四世三公”的家世背景。史称“袁术骄而无谋”，但他的野心比袁绍还大。在董卓垮台后，曾任南阳太守。当时南阳户口数百万，是一个殷实富庶的大郡，但袁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很不得人心，后被曹操、袁绍联军打败，逃至扬州，任扬州刺史，野心更加膨胀，欲代汉称帝，“置公卿百官，祠南北郊”，俨然以皇帝自居，而袁术恶性不改，“荒侈兹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粮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相食”。这样的政权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后被曹操打败，在逃往青州的途中“发病道死”。
除袁绍、袁术之外，在荆州还有一个荆州牧刘表。一般说刘表在荆州表现不错，他“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当时荆州没遭战乱破坏，经济状况也很好，论说刘表拥有荆州这样优越条件，应该有所作为，但刘表胸无大志，“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也得不到贤人的辅佐。在曹操与袁绍于官渡对峙时，他“坐而观望”，失去了发展的良机。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大军未到，刘表就“疽发背”而卒。刘表死后，其中刘琦、刘琮兄弟不和。刘琦逃往江南，刘琮投降曹操。
以上是从纵的方面介绍了从东汉末年到曹操统一北方前各军阀政权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皇帝腐败无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生产破坏，人民已陷入痛苦的深渊，东汉政权已走上无可挽救的绝路。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政权又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从董卓到袁绍、袁术、刘表，都是旋生旋灭，没有一个人能把当时的政治、经济引入正确发展的轨道，其他如吕布、陶谦、张绣等小军阀就更不在话下，这就需要有一个杰出人物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物就是曹操，他就是曹魏政权的创始人。曹操生时虽未称帝，死后被追谥为魏武帝。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满，沛国谯（安徽亳县）人，出身于宦官世家，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少机警，有权术”，太尉乔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说明盖世之才早已被人发现。曹操参加镇压黄巾起义战争，也参加过讨董卓联军，特别是在济北打败青州黄巾军之后，“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建安元年（196年），曹操的势力由兖州扩展到豫州，这时他接受了谋士荀彧的建议，把由长安逃到洛阳的汉献帝接到许昌，“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曹操在政治上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后又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募民屯田。当时北方经济残破，屯田是解决军粮民食的最好办法。于是“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这说明曹操在许昌已开始了政治、经济的建设工作。同时曹操也开始改革汉末以来用人唯亲、重门第的政策，提出“唯才是举”用人方针，收拢一大批优秀人才。曹操还重视文化教育，在曹操的统治区域内，出现了庶事复兴的景象。以后逐渐消灭袁术、袁绍，打败刘备，除掉吕布，收服张绣而统一北方，这是自汉末所有掌权者都没有办到的事情。
从横的方面进行研究，就是对同时存在的魏、蜀、吴三个政权作比较，看他们的贡献和作为孰高孰低，从而确定他们的不同地位。
应该承认吴蜀政权对开发江东和大西南都作出了突出贡献。让我们先谈吴国的贡献。
吴国是吴郡富春（今属浙江）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兄弟所创建的。他们因为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和刘备为汉室宗亲的政治背景，故只提出“保江东，观成败”的口号，时而联蜀抗魏，时而投魏击蜀，以保持三国间的平衡。投魏时是处于下属地位，联蜀时是平等的联合，故联蜀时间长于投魏。在三国中魏的实力最强，只有吴蜀联合才能抗魏，否则蜀国灭亡，吴国也难于存在，这也是吴长期联蜀的主要原因。
吴国地处江东。江东在原始社会时期并不落后，余姚河姆渡文化完全可以与中原的仰韶文化相媲美，但南方的原始文化以后发展中断，直到汉代，司马迁仍说江东的农业仍处于“火耕而水耨”阶段，生产技术相当落后。但江南地广人稀，气候温暖，水源充足，东汉末年未遭到战乱破坏，对发展生产非常有利。孙权为发展生产，他率先垂范。孙权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并说“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这对鼓舞农民参加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吴国也采取屯田政策，发展民屯和军屯。在海昌、毗陵、浔阳等地建立大的民屯区，仅毗陵就有男女数万口参加屯田。在所有军事要地都设有屯田机构，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国志》卷六五《华覈传》说：“（吴国）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赀之储，恤民重役，多养战士。”屯田解决了军粮问题，自然就减少人民的租役负担，这也促进了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吴国为发展农业生产，还大力建设水利工程，如在太湖屯田区建东南海塘，修太湖东缘湖堤，开凿塘河，整治江南运河，在长江北岸建巳水灌溉区，在南岸建阳新引富水灌溉区等等，这些水利工程对保证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国的手工业、商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手工业则以冶铁、制瓷、造船的成就最大。孙权在武昌采铜铁制千口剑、万口刀，说明其生产规模相当大。吴国在浙江、江苏等的制瓷业相当发达，所制瓷器在胎质、釉色、纹饰及烧制技术都较汉代有很大的提高，在江苏镇江、浙江衢州的吴墓中出土的近百件精美的青瓷就是证明。吴国地靠长江，水利运输非常重要，故其造船业特别发达。在建安郡侯官（福建福州）所造的船上下五层，可容士兵三千人，其规模之大，技术之高为北方所不及。
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吴国不仅与魏蜀两国有贸易关系，由于造船业的发展与海外也开展了贸易。与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国都有贸易往来，这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讲中国历史有个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吴国对江南的开发，应该说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滥觞。当然，在三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仍在北方，故吴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与曹魏相比都还略逊一筹。
蜀汉政权的创始人刘备，自称是汉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故以汉的继承人自居。刘备初起时，也镇压过黄巾起义军，但并没有自己的地盘，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刘表，赤壁之战后得诸葛亮之助，占有荆州之一部，后进入四川建立汉国，史称蜀汉。荆州丧失之后，成为三国中最弱的一国。刘备死后，其子刘禅即位，由诸葛亮掌政。他的“西和诸戎，南扶夷越”政策非常成功。蜀汉势力得以进入云南、贵州，使云贵得到开发，诸葛亮北伐得以无后顾之忧。
诸葛亮治蜀采用法治。蜀人张裔称赞诸葛亮说：“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陈寿也说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失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在世时，蜀国的政治是比较清明的。
蜀汉政权在经济上也有很好的建树。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成都平原在战国时就有粮仓之称。蜀汉建国后施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征丁千二百”保护都安大堰（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得到充分的水利灌溉，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产量有所提高，广汉、绵竹一带水田亩产达三十斛以上，农村出现“男女布野，余粮栖亩”的丰收景象。为保证军粮供应，诸葛亮也重视屯田，在军事要地汉中、降及长江沿岸都设有屯田区，不过，蜀汉的屯田规模和效果都不及吴国和魏国。蜀国在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纺织业最为发达。在蜀国很多地方都有井盐，以成都最盛，有很多人家有盐井。在临邛已知用火井（天然气）煮盐。“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描写的就是火井煮盐之事，说明煮盐已采用新技术。蜀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诸葛亮还令蒲元铸刀两千把，而且采用先进的“淬火法”，所制刀能削竹简中的铁珠，称为“神刀”。在纺织业方面以织锦业最为发达。在成都“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说明织锦作坊不仅多，而且规模也很大。直到蜀亡时，国库中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其纺织业的发达可见一斑。蜀锦远销吴魏，成为蜀汉经济主要来源。诸葛亮还发明连弩和木牛流马，这不仅是先进武器和运输工具，也是手工业的新创造。蜀国的商业也很繁荣，如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市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蜀国商业发展水平虽不及东吴，但盛于曹魏。
蜀汉的经济较之汉代有所发展，对开发大西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从总体形势来看，不及东吴，更不及曹魏。特别是诸葛亮继承了刘备“恢复汉室”的遗志，以曹魏为篡逆，长期动员十数万大军对魏作战，军需供应实有困难，所以诸葛亮“六出岐山”北伐中原，皆无功而返，到诸葛亮死后，蜀国政局江河日下，刘禅昏庸，黄皓乱政，“主而不知过，臣下容身以求免过，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至263年，为曹魏所灭。
曹魏政权在北方的建设，比起吴、蜀两国要困难得多，但其成效却超过吴、蜀。吴、蜀两国是在本地未经过大的战乱破坏下进行建设的，而北方则不同。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后，东自海隅，西至关中，南起江淮，北迄幽燕，都遭战祸的蹂躏。富庶的关中变成荒原，繁华的中原鞠为茂草，两汉首都长安、洛阳化为废墟。在战乱中，生产遭破坏，人口大量死亡，形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中原十二州所剩人口，“不过汉时一大郡”，或者说“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人口大量减少，无主荒地增多，曹魏政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的屯田措施。屯田分军屯和民屯，都是用强制的手段让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使农业生产在战争的环境下能够正常进行，对北方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一个措施就是大力招徕流民，劝课农耕，使流亡劳动力还乡生产。曹魏政府对地方官的考核，是以户口、垦田的增减，盗贼多少为升降标准，故各地地方官都采取各种手段招徕流民。如关中由政府买牛以供流民使用，“流民果还”。金城太守苏则，“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回，得数千家”。扬州（治安徽合肥）刺史刘馥采取安辑流民政策，“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对还乡流民采取各种办法督促他们从事生产，或让豢养牛羊及家禽，或“整阡陌，树桑果”或教民“作耧犁”采用农耕新技术。曹魏政府还下令各级政府不得擅自征发徭役，“重豪强兼并之法”，这些措施都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地方出现了“百姓劝农，家家丰富”的可喜景象。另外曹魏政府还注重兴修水利工程，在合肥一带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在淮颍地区修广淮阳、百尺二渠，在关中修成国渠、临晋陂，在河北修戾陵堨、车厢渠，在河南修新陂、弋阳陂、贾侯渠等，这些都是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的溉田千顷，数千顷，甚至多达万顷，这对保证丰收、提高产量都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北方农业生产逐渐由恢复走向发展。“关中丰实”，扬州“公私有蓄”，京兆丰收，“编户皆有车牛”，沛郡“比年大收，顷亩岁增”，凉州“家家丰足，仓库肥溢”，淮河流域“农田官兵，鸡犬之声，阡阳相属”。北方农村出现农业复兴的景象，与东汉末年的残破局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随着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北方的手工业、商业也得以复兴。曹魏政府设有监盐官管理制盐业。晋人王廙的《洛都赋》说：“河东盐池，玉洁冰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徐干在《齐都赋》中描写齐地的产盐情况说：“皓皓乎如白雪之积。”说明北方生产的盐，不仅量多而且质高。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表秦“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证明制盐业也是北方的主要财源。北方的冶铁工业也有新的发展，监冶谒者韩暨创造的水排冶铁技术，比用人排和马排鼓风冶铁技术，其效率提高三倍。用水力鼓风冶铁技术在北方逐渐推广。在纺织业方面也有新的成就。马钧将原来六十根经线和六十块踏板的织绫机改造为十二根经线、十二块踏板，生产效率提高五倍。左思《魏都赋》说：“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这就是说襄邑的锦绣，朝歌的罗绮，房子的绵纩，清河的缣（绢）都是名牌产品，故能销售于南北各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左思在《魏都赋》中说，作为魏王国都城的邺，“街衢辐辏”，商业繁盛，其市容是“郭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财以工化，贿以通商”。曾遭到董卓严重破坏的洛阳，也恢复了昔日的繁华景象。“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商贾胡貊”说明魏与西域和辽东都有贸易往来。
曹魏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有建树。在中央加强了中书监、令的职权，削弱了尚书省的权力，是隋唐的三省制的萌芽。在地方，把汉代的州固定为地方一级的政府机构，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管理制，而削弱了王国的势力，无有王国叛乱之忧。在人事管理方面，文帝曹丕把其父曹操“唯才是举”制度化，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在州、郡、县都设有中正官，以品评所辖区域的人才。品评的标准是德才和门第，共分九（品九等），供中央选用。九品中正制初建时偏重于德才，正如《宋书》卷九四《恩倖传》所说的“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这一制度为曹魏罗致了大批人才，重门第是西晋以后发展的结果，九品中正制遂成为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
曹魏政权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这是吴、蜀两国望尘莫及的。魏文帝于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在郡国也普遍建立学校。明帝时，下诏申明“尊儒贵学王道之术”，又“申勅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这些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是当时文坛的灿烂巨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称赞说：“此七子者，于学无所遗……咸自以聘骐骥于千里。”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不是曹氏集团的成员之外，其他六人都是曹操的幕僚，说明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氏的提倡有密切关系。有人或许会说“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应该属汉不属魏。其实汉献帝自到许昌后，他与汉政权都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已没有什么成就、政绩之可言，特别是曹操封为魏公、魏王之后，一切国家大事的决定，都出于曹操的霸府。本来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完全有条件代汉自立，但曹操不肯自身完成此大业，而让他的儿子去完成，故当夏侯惇等人劝他称帝时，他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让曹丕代汉并继承魏的国号，都是曹操早已安排好的决策，由此可见，把建安年间的成就列入魏史决不牵强。还有正始玄学，也是曹魏政权下的产物。玄学从积极意上讲，是学术领域的思想大解放，使学术思想从汉代谶纬经学中解放出来。玄学家所讨论的“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命题，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深的哲理含义，至于玄学以后成为清谈的谈资，那是由于政治斗争残酷无情所造成的结果。
以上仅是简单地介绍了曹魏政权所取得的各种成就。这些成就使三国鼎立中的北方，恢复了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奠定了国家再统一的坚实基础。这一统一局势是由司马氏完成的，但它所凭借的则是曹魏所创建的条件。故曹魏政权在历史上的贡献不能抹煞，其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
[附记：牛致功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隋唐史有高深的研究，对我们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过突出的贡献。致功教授是我相交30多年的挚友，我们共同编写过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中下三册），他任中册主编，我们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经历。我对致功教授的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他谦虚和善的对人态度，十分敬佩。现值致功兄八十华诞，谨以此文表示祝贺。敬祝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