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
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既有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共同点，也有其独具特色和突出贡献的一面。其特殊性就在于：从秦汉以前的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史看，齐鲁地区作为“中国最高文化区”曾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发挥了文化中心的作用，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秦汉以后，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齐鲁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孔孟的故乡，也发挥了其他地区所难以替代的独特历史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贡献。
一
早在远古时代，今山东地区就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先后在太：氏、少：氏、虞舜时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圆园世纪猿园年代，考古学家对山东地区自成系统的史前文明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认为今山东地区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而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出土的金属工具、礼器、陶器上最早的文字刻划符号和龙山文化城市群的发现等考古资料都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夏朝的建立者虽然出自中国西部东迁的一个氏族部落，但夏朝前期的历史却和山东有密切关系。《史记·夏本纪》中所提到的夏朝的同姓国和与国大部分都在山东；而夏朝前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夷夏交涉史，其活动范围大部分也在今山东境内。
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和山东的关系更为密切。《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种卵生神话和对鸟的崇拜，在东夷族中非常流行，这说明商族和东夷族可能同源。商的始祖都曾在山东建都。整个商代，山东应一直是商文化发达的区域，苏埠屯、大辛庄等商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文物包括带有文字的甲骨都是重要的证明。
西周建立后，在山东地区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其中主要是齐国和鲁国。齐、鲁分别继承了东夷和夏、商、西周三代的先进文化，但由于两国建国方略的差异和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两个既有共同点而又风格各异的文化传统——齐文化和鲁文化。姜太公初封齐时，立国于泰山以北的鲁中平原和半岛地区。由于“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特殊的地理条件不宜发展单纯的农业经济，所以齐统治者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尊重当地的土著文化。在经济上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在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采取“举贤而尚功”的政策。在思想上则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于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至春秋时，管仲相齐，继续实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传统政策，“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致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齐文化在与各地域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中也形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传统。周公封于鲁时，由于鲁之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宜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而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鲁国统治者又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施政方针，用周的礼乐文化改造土著文化：强调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讲求礼乐仁义。至春秋时，鲁国“犹秉周礼”，为三代文化的保存、整理和周的礼乐文明在东方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使鲁文化形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的特点。
春秋战国是齐鲁文化繁荣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儒墨“显学”并出于鲁。其创始人孔子、墨子都是鲁国人，他们的活动区域多在鲁地，弟子后学也多为鲁人。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务实，前者开中国思想教育先导，后者开中国科技教育先河。这一切都展现出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二是诸子盛于稷下。战国时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一个荟萃诸子各派学者的争鸣中心和百家论坛，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齐文化对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三是兵学发达，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色。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诸侯蜂起，列国争雄，而兵学发达，只有齐、鲁最为显著。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名军事家多，如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吴起、田单等不一而举；一是传世兵书多，如《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都是传世兵学经典，而《孙子兵法》更是享誉国内外。
秦汉是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时期。秦及西汉初，阴阳五行学和黄老学盛行。秦始皇虽崇尚法家，但形成于齐地的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却是秦政改制立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秦始皇也受到齐方士文化的影响，他多次以齐鲁为中心的东巡，并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与不死药，就是接受了齐方士徐福等人的建议，此举在客观上促进了秦代与海外文化交流。此外，后来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和齐方士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产生于齐地的黄老之学是汉初推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不过六七十年间，西汉皇朝便很快克服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并为汉武帝开创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大变革。汉武帝所尊的儒术与齐鲁文化更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学实际是以孔子的儒学为主，又博采百家之说而建立的新儒学。贯穿于东汉一代聚讼纷纭的今古文学之争，也肇始于儒家学派内部的齐学与鲁学的不同学风。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这里所谓“文学”，即指经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汉代儒学大师及众多弟子大部分是齐、鲁人，而且在政权中占据要津。由于经学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统治地位，随着经学一统化过程的完成，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的官方文化。从此，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独立性逐渐淡化，最终融入了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
二
秦汉以后，齐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先秦，齐鲁文化只是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成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此后，齐鲁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存在和发展不再受齐鲁地域的限制而仅仅与齐鲁文化保持着一种历史传统的联系。这种文化既是先秦齐鲁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在习惯上虽然也可以将这种地域文化称之为齐鲁文化，但实际上它已成了在今山东地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传统文化，亦即秦汉以后至明清以及民国时期二千年间在齐鲁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山东地方文化。但在各个时期仍保留着齐鲁文化的特色，所以习惯上仍称之为齐鲁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混乱、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是以山东士族为首的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人口大量迁入。因此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状态，在动荡、分裂、各种矛盾极为复杂尖锐的社会背景下，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以及儒、佛、道文化之间，彼此碰撞、相互吸收融合，各种思想文化都是十分活跃，从而形成这个时期文化的总体特征：即主要是多元文化并存，在此基础上，以齐鲁文化为主的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它上承大汉文化的传统，下开盛唐气象的先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山东士族和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南迁士族在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是以齐鲁经学为主体的两汉经学衰落之后，山东士族成为魏晋思想变革的先驱；二是山东士族对魏晋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三是山东士族对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山东士族在南北文化、胡汉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说：“我们若说当时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保护人，则我们亦可说，当时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宣传人和推广人。”
隋唐五代特别是盛唐时期，全国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我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后人称为“盛唐气象”。而盛唐气象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正是代表着当时主流文化的齐鲁文化。隋唐的统一，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但隋朝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关陇贵族集团，这就决定了关陇文化的政治主体地位。整个隋代，齐鲁文化在政治上的影响都不太明显。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军事上也主要是依靠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在政治上仍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因此在文化格局上也沿袭隋朝之旧制而少有变化。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其政治的维系力量虽然仍是关陇势力，但对较早依附李氏父子的山东士族清河崔氏、琅邪颜氏、兰陵萧氏以及山东籍的房玄龄、段志玄等文武之士，也给予十分重视。首先他们是李世民夺取帝位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其次他们还为唐朝制订了礼仪和各种制度，统一了经学，修订了唐律，这些都是在齐鲁儒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隋唐五代时期齐鲁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仍是山东士族文化。这一文化的特点：一是宗族历时性长，形成了累世不衰的文化格局；二是各修家法门风，而以儒学传家。因此这一时期的齐鲁文化，仍偏重于儒家文化，并通过儒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与融合。此外，随着佛教、道教在山东的盛行，宗教文化在山东地区的各种文化领域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齐鲁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宋元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阶段。其学术“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光辉灿烂的宋元文化中，齐鲁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与活力占有显著的地位。其一，新儒学的兴起。通过对儒学元典创造性的注释发挥，建构了新的儒学体系，其标志则是代表着当时齐鲁文化发展趋向的泰山学派的形成。宋代新儒学的突出表现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实践上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山东新儒学的产生，促进了宋元义理之学的兴起和发展，泰山“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与东平严氏父子（严实及其子忠济、忠范、忠嗣）在新儒学思想体系建构过程中起着先驱的作用。其二，儒、佛、道三家并兴与融合是宋元时期齐鲁文化的又一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家学说因其思想观念不同而产生过长期的相互冲突和斗争。但在统治者倡导之下，儒、佛、道以其思想的某些共性而又不断地吸收、调和。并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儒学内部的改革，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理学。其三，宋元山东文学也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展现出丰硕的成果，而且以其鲜明的特色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文化特质的是与儒学复兴有关的“古文运动”。宋代文学复古运动，改变了宋代乃至宋以后文学史的进程，影响着宋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宋词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宋词风格多变，以济南二安（辛弃疾，字幼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为代表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则是其中最主要的词派。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元曲和元杂剧。在元曲、元杂剧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山东文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四，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许多科技成就在当时居世界领先的地位。山东地区无论是农学、医学、天文历算等，还是陶瓷、冶铁、纺织及机械制造，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宋元时期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山东不仅是较早设立官学的地区，而且书院教育也很普及，所谓北宋四大书院，尽管文献记载各异，但无论哪一说都与山东学者或山东儒学有关。正如宋代学者王禹偁所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这说明山东地区的教育已成为人们衡量教育发达程度的准绳。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一个充满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虽然仍是经济生活的主导方式，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破土而出，显露出勃勃生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已发展到顶峰，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越来越残酷，而各阶层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这在文化领域也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相冲突融合，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此消彼长，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齐鲁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虽然在大一统政治局势下逐渐消褪了地域色彩，但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无论是在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孔府家族文化，更是明清时期山东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重点研究孔府家族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贵族文化的特征，以及这种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随着京杭大运河在山东的通航，连接两大都城北京和南京的山东省会济南以及运河沿岸的城市如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不仅是商业中心城市，而且也是文化城市，在全省乃至全国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来北往的全国各地、各界、各阶层人士不断把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传播到各地，而且把各地域的文化输入到山东，形成山东多元文化的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扩大。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接触和融合，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思想文化；一方面齐鲁文化特别是儒学，不仅早已传播到周边各国，而且也传入欧洲、美洲和非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时期儒学的变化及其在世界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是包括今山东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转型期。山东地区在经历了二千年封建制度思想文化发展和盛衰之后，既遭受外来殖民文化的入侵，又接受了现代新文化的洗礼，使古老的齐鲁文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物质层面上发生了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山东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即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摹本，以工商业文明为特征，以都市为存在形式的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虽然这样的社会转型，我们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终究冲破了传统的藩篱，换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随着社会的转型，在山东地区先后出现了三种制度型的文化形态：即从清末到民国的官方文化、帝国主义制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文化。而古老的齐鲁文化在这时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作为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而形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传统。正是这一精神传统，在经过外来文化的侵入和中国新文化洗礼之后，一方面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接受，一方面又表现了很强的排斥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倾向。这一精神传统，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对此，我们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又有沉重的历史教训。正确地总结一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齐鲁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也还有其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于齐鲁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前贤和当代学者对此都曾进行过探讨。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说：（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这就是说鲁文化是属于王者型文化，齐文化是霸者型文化。后来唐人令狐德棻在回答唐太宗问“何者为王道、霸道”时对此又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阐释：“王道任德，霸道任刑。”当代有的学者则认为“齐文化是智者型文化，鲁文化是仁者型文化。”智者型文化强调的是创新精神，仁者型文化强调的是伦理道德。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我们的看法倾向于齐文化是一种功利型文化，鲁文化是一种道德型文化。齐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尊贤尚功、革新开放、阔达足智、崇尚法治。这些特征较能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要求。它使我们能够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社会主义祖国建功立业；勇于改革部分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地发展；鼓励我们走出国门，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鲁文化的特征是崇尚伦理、仁义道德，注重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这些特征对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使人们注重发挥伦理、仁义道德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处理各个社会阶层利害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巨大作用，最终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保持一种和谐关系，从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齐文化和鲁文化各有长短，也各有精华和糟粕。今天研究齐鲁文化，去其所短，取其所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两者结合互补，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发展、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较能适应这些现实的需要，这便是研究齐鲁文化的意义所在。
[附记：牛致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尤其是对隋唐史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著述甚丰。我和牛先生相交相识已有多年，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人品学问，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他那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勤奋治学精神，使我十分感佩。今适值牛先生80华诞，谨献此小文，以表达仰止之忱。敬祝致功老兄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