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
一封爵制度的变化
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载：唐朝的爵位分为亲王、郡王（嗣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等，共计9等，每等都规定有相应的食邑户数和品阶。在五代时期出现了郡侯一级的爵位，如吴越“天宝十年春三月，梁敕授王子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北面水陆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湖州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传”。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甲午，以枢密使、检校太保、守兵部尚书、太原县男郭崇韬为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监修国史、兼真定尹、成德军节度使，依前枢密使、太原郡侯，仍赐铁券”。再如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正月丙辰制：‘武平军节度留后、检校太尉、彭城郡侯、食邑一千户刘言，可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郡侯的爵位并非一朝独有，而是为五代各朝所沿用。其实郡侯作为一级爵位并非始于五代，据杜佑记载早在西晋时已有之，所谓“晋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等侯，凡十五等”。十六国、南朝、北魏均有郡侯一级爵位。唐初沿袭隋制，取消了郡侯一级爵位。但是唐后期又予以恢复，据《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载：“恭肃。赠益州大都督河东郡侯张嘉贞。”据《旧唐书》本传载，其死于开元十七年（729年），则至迟此时唐朝已恢复了郡侯之爵位。但是成书于此后的《唐六典》一书，所记唐朝爵制与上引《新唐书》相同，并无郡侯这一级爵位。《新唐书》本传只是说他封河东侯，却未说明是郡侯还是县侯。不过唐后期郡侯的爵位确已广泛地使用了，如夏侯孜，唐懿宗时封谯郡侯；王徽，唐僖宗时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户。这就说明五代爵制实际上沿袭了唐后期的制度。郡侯在开国县公之下，开国县侯之上，为第六等爵，这样五代的爵位应为10个等级。十国中也有这一级爵位，如南唐就曾封王彦俦为太原郡开国侯。
五代爵制的另一个变化是，每级爵位规定的食邑户数虽大体沿袭了唐制，在实施过程中却并不严格遵照唐制，表现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唐制：亲王食邑万户、郡王五千户、国公三千户、开国郡公二千户、开国县公一千五百户、开国县侯一千户、开国县伯七百户、开国县子五百户、开国县男三百户。五代十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制曰：“行营副招讨横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守沧州刺史李从敏，可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守定州刺史、充义武军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一千二百户；北面行营兵马都监、郑州防御使张虔钊，可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沧州诸军事、守沧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观察等使，仍封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按照唐制，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由于李从敏为明宗之侄，所以初封便达一千二百户，而张虔钊所封户数则严格按照唐制。再如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十月戊寅制：‘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微宫使、赵郡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李愚，可守官；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三司、彭城郡公、邑千五百户刘昫，可守尚书右仆射。皆免知政事’”。李愚与刘昫的爵位同样都是郡公，但李愚明显高于刘昫五百户，其中李愚所封户数是按照唐制的，刘昫则低于唐朝制度所规定的数户。后唐自称是唐朝统治的延续，凡提到唐朝制度时均采用“本朝制度”、“本朝故事”的提法，在执行唐制时尚且如此，至于其他各朝就更不会严格恪守了。如“周显德四年八月乙亥制曰：‘……推忠协谋佐理功臣、特进、守司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李谷，昔事先朝，勤劳王室，登上相，佐佑朕躬……可守司空，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功臣散官勋如故’”。李谷的食邑户数初封时也少于唐制五百户，罢相时增加了五百户，这才与唐制相吻合。那么五代郡公一级的食邑户数是否本来规定为一千五百户呢？前面已经说过其爵制是沿袭唐制的，本不应如此，事实也是有时其也能坚持唐制的规定，如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于阗王李圣天遣使进贡，后晋王朝册封他为大宝于阗国王，同时还授其派来的使者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割据于湖南的武平军留后刘言，原封彭城郡侯、食邑一千户。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正月，进封为郡公，于是再加食邑一千户。在这个时期，甚至有郡公仅封食邑一千户的现象，如后唐末帝未即位前，明宗长兴二年（931年），“授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左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仍封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赐推忠佐运功臣”。这一切均说明五代的爵制实际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至少在食邑方面是如此。
这种混乱的状况同样也表现在王爵的封授上。唐制皇子均封亲王，哪怕只是孩童，也是如此。五代由于是乱世，战争频繁，故当时人崇尚军功，即使皇子无军功也不能轻易授与王爵。如“后唐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充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军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继岌。同光元年，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进封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充东京留守，余如故。继岌皇子也”。李继岌是唐庄宗的第三子，后来才加封为魏王。上面提到的唐末帝李从珂亦唐明宗养子，初封也只是一个郡公。后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皇子通常都能得到亲王的爵位，如周世宗之子柴宗训，“显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食邑三千户”。按照唐制，亲王食邑应是万户，柴宗训仅封三千户，也和唐朝的制度不一致。这种情况并非仅此一例，如唐明宗诸子就是如此，长兴四年（933年）六月“丙辰，秦王从荣加食邑至万户”，“戊午，宋王从厚加食邑至万户”。由于五代史料残阙不全，我们无法知道李从荣、李从厚初封王时的食邑数，但从上面的引文看，他们初封王爵时肯定不足万户，这一点则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诸国中，其爵制在食邑户数方面也是如此。如南唐中宗在保大元年（943年）册封其二十弟为保宁王时，其食邑户仅为二千户。按照唐制，亲王食邑万户，郡王五千户，无论怎么算，南唐的这次册封都与唐制相去甚大。前蜀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晋晖“封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加食邑二千户。不逾数载，并陟殊荣，依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食邑二千户。至乾德元年，封弘农郡王，食邑四千户，以至五千户”。按照唐制，郡王食邑五千户，而晋晖初封只有四千户，增加后才达到了五千户。后蜀的情况与前蜀相同，如孙汉韶，封乐安郡王，食邑三千户。但是南唐在授予一些较低的爵位时，却能严格遵守唐制的规定，仅以徐铉起草的制敕看，这种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如授林仁肇为济南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授李匡明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授刘崇俊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授赵丕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授常梦锡河内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即使晋升爵位也能按照唐制行事，如王崇文原为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升为子爵后，食邑便增加到五百户；张钧原为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进封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前引后蜀孙汉韶初封乐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后来升为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再升为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至开国侯时，便加到一千户，晋封开国公时，又加到一千五百户。这些都是严格按照唐制施行的。从笔者掌握史料看，中原各王朝的情况也是如此，较低爵位的食邑数大都能遵照唐制的规定。
唐人李涪的《刊误》卷下《封爵》条说：“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从唐代的情况看，除皇子外，其他人的爵号大都如此，如李多祚出自渤海酋长，则封辽阳郡王，裴度为河东人，则封晋国公。宦官封爵亦是如此，如杨复光冒充弘农杨氏之后，封弘农郡公，梁守谦为安定人，则封邠国公。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仍实行这个原则，但却和受封者的籍贯并无必然联系。试举数例，如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封马为扶风郡王。长兴二年（931年）拜李愚为相，当时其爵位为陇西县开国男。长兴四年正月任刘昫为相，其爵位为彭城县开国男。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十一月前，王继恭的爵号为琅邪县开国伯。扶风是马姓的郡望，陇西是李姓的郡望，彭城为刘姓郡望，琅邪则是王姓之郡望。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不违反“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的原则，但却与受封者的籍贯全然没有关系，这一点与唐代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十国的情况亦是如此，上述南唐数人的爵号就可证明此点。
五代封爵还有一个原则，即爵号还要根据受封者的任职之地来确定。如后梁封割据于两浙的钱为吴越王，后唐封割据于福建的王延钧为闽王，封割据于湖南的马殷为楚王，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南平王，封割据于西川的孟知祥为蜀王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再如李从任凤翔节度使，封岐国公，唐末帝即位之初，改封秦国公，后晋建立后，“继封岐王、秦王”。凤翔镇在岐山之下，位于关中，故李从所封的岐国公、秦国公以及岐王、秦王等爵号，均与地域相关。
在唐代也有取美称为爵号者，如李勣封英国公，李靖封卫国公，大宦官高力士封齐国公，但其原籍却在岭南潘州，所以这个齐国公的爵号也是美称。五代时期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安审琦仕晋少帝，为襄州节度使、兼中书令。属荆人叛命，潜遣舟师数千，将屠襄郢，审琦御之而遁。朝廷赏功，就加守太保，进封齐国公”。冯道历仕数朝，其自撰的《长乐老自叙》云：“爵自开国男至开国公、鲁国公，再封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以上这些爵号的得名均与郡望、籍贯、地域无关，这些均是古国名，用于封爵之号，对受封者来说，自然是一种褒奖，实际上仍是一种美称。
五代十国时期在爵制上的这些现象，是当时社会动荡、典章制度紊乱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唐后期以来典章制度混乱的延续的表现。这一时期各朝无暇完善典章制度，主其事者不熟悉旧制，随意而为，出现以上这些现象非但不足为奇，反而与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特点相吻合。
五代时期的封爵与唐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即文官的爵位通常都没有武官高，至于封王者则更少，而武官中封王却大有人在。在唐代宰相通常爵位都较高，而五代时期却不是这样，如后唐长兴二年三月，李愚拜相时，爵位为陇西县开国男。长兴四年刘昫拜相时，为彭城县开国男。同年赵凤拜相时，爵位也是天水县开国男。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正月，王溥拜相时，为太原县开国男。同年景范任宰相时，为晋阳县开国男。这些都是拜相时的爵位情况，罢相时由于多年晋升，爵位往往要高于拜相时。如后唐天成二年任圜罢相时，爵位为乐安郡开国侯。次年郑珏罢相时，为荥阳郡开国公。清泰二年（935年），李愚罢相时为赵郡公，刘昫为彭城郡公。汉隐帝乾祐元年（948年），李涛被罢去相位，爵位为陇西县开国伯。显德四年八月，李谷罢相时为陇西郡开国公。以上这些宰相即使罢免时，最高爵位也不过郡公，当然也有国公的，如冯道等少数人。但是在节帅中封国公者早已不罕见，即使封王者也比比皆是，如房知温，“至长兴二年，除平卢军节度使，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东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安审琦，“仕晋少帝，为襄州节度使、兼中书令。……朝廷赏功，就加守太保，进封齐国公。岁余，又加守太傅。国初封南阳郡，显德初进封陈王”。高行周，在后汉高祖时，“进爵临清王。乾祐中，入觐，加守太保，进封邺王，复授天平军节钺，改封齐王”。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五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有极大的关系，加之战争频繁，正是武夫大有作为之时，各朝皇帝为了笼络将帅，巩固统治，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政策。
二食邑与食实封
唐代爵制虽然规定了每级爵位相应的食邑户数，在爵位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受封者有功，也可以通过增加食邑户数的方式表示奖励，于是就出现了同一级爵位而食邑户数却不一致的现象。五代时期也继承了这一做法，如前引冯道所撰的《长乐老自叙》所云的“爵自开国男至开国公、鲁国公，两封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食邑自三百户至一万一千户，食实封自一百户，至一千八百户”。按照唐制，国公食邑三千户，冯道竟能达到一万一千户，便是多次增加累计的结果。封爵中所谓食邑若干户，只是虚封，没有实际上的实惠。尽管如此，由于爵位表示的是地位的高下，在爵位不变的情况下，食邑户数的多少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同时它还含有荣誉的意义在内，所以受封者对食邑户数多少的变化还是非常在意的。
五代时期食邑户数往往累加得很高，与唐朝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冯道爵最高不过国公，竟然增加到一万一千户，超过应封户数将近四倍。上面提到的安审琦，爵为郡王，“食邑至一万五百户”。高行周，食邑累计一万七千户。李从任凤翔节度使，封秦王，食邑累计至一万五千户。赵在礼任晋昌军节度使，封秦国公，“累食邑至一万三千户”。他们的封户数均大大超过了应封户数，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国公以上爵位中普遍存在，例子举不胜举。唐朝除统治后期增加食邑稍有失控外，其他时期虽有加邑的规定，但均增加有限，很少有低一级爵位的食邑户数甚至超过高一级爵位的现象。五代时期由于各朝均立国短暂，最长的后梁也不过十数年时间，所以官员连仕数朝者普遍存在，最典型便是冯道，竟事四朝十君。每有改朝换代，新建立的王朝不仅承认前朝所授官爵，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往往还要加官晋爵。然而官阙必定有限，增加食邑便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手段，遂使受封者食邑户数大大地膨胀了。
对于受封者来说，食实封才是真正的实惠。唐朝初期对实封户数控制得很严，所谓“永淳之前，亲王食实户八百，增至千辄止；公主不过三百”。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如荆王李元景实封即达二千五百户，但这必定是极罕见的例子。唐初开国功臣的实封户数有的突破了一千户，但大部分仍在千户以下。自武则天以来，唐朝的实封数逐渐增加，据《新唐书》卷83《太平公主传》载：“及圣历时，进及三千户。预诛二张功，增号镇国，与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安乐（公主）户至三千，长宁（公主）二千五百，府不置长史。宜城、定安（公主）非韦后所生，户止二千。……睿宗即位，主权由此震天下，加实封至万户。”这里虽然说的是几位公主的实封户数，但也反映了唐朝食实封制度的变化情况。唐玄宗开元时期由于实封过滥，曾经进行过整顿，但安史之乱以后又逐渐失控。如卫王、温王各二千五百户，雍王二千户，郭子仪、李光弼各二千户，浑瑊一千八百户，武三思、仆固怀恩、李晟各一千五百户，就连大宦官鱼朝恩也达到一千户，另一大宦官李辅国亦有八百户之多。至唐末更加泛滥，食实封人数大大增加。
五代虽沿袭唐代封爵制度，但在食实封的人数上却控制颇严，非大功不给实封，而且对实封户数也进行了控制，从而构成了不同唐制的又一新特点。如凤翔节度使李从累封岐王、秦王，食邑一万五千户，而实封只有一千五百户。房知温官居使相，封东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也只有三百户。在五代时期许多人官居宰相高位，所得实封户数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李愚，后唐清泰二年罢相时，爵位为赵郡公，实封只有二百户。安重诲官居枢密使，专权擅政，封汧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也只有三百户。冯道在后唐明宗时为宰相，爵为始平郡公，实封只有区区一百户。后晋天福元年再次拜相时，仍封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加至三百户。李谷在后周世宗时任宰相，封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显德四年罢相时，周世宗只给其增食邑五百户，但实封却丝毫未加。朱弘昭历任大镇节度使，后唐明宗时任枢密使、兼中书令，封沛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而实封也仅有三百户。后晋罗周敬任右金吾卫上将军，封长沙郡开国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实封仅区区一百户。在五代的节度使中，王处直的实封数算是比较多的，爵封北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也不过五百户。对于皇子亲王来说，其实封也同样受到了限制，如后唐长兴四年六月，“丙辰，秦王从荣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二千户。……戊午，宋王从厚加食邑至万户，实封一千户”。再如周恭帝柴宗训，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制授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五百户”。与唐代同类职官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以上诸人的实封户数都大大地减少了。
中原王朝即使给南方的割据者封爵时，也不轻易加给很多的实封户数。如割据于荆南的高季兴，在后唐时被封为南平王，食邑八千户、食实封五百户。这是高季兴最终的封户数。后蜀皇帝孟知祥，起初被后唐封为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长兴四年被封为蜀王时，唐明宗只给其加食邑一千五百户，但实封户数却未有变动。割据于福建的王继恭取代其主王昶而自立，后晋天福三年承认其地位，并封为临海郡王，食邑二千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割据于湖南的楚国被南唐灭亡后，刘言又再次割据于此地。后周广顺三年任其为武平军节度使，进爵为郡公，食邑一千户、实封三百户。并对其部下诸将授与高下不等的爵位。即使对外国君主，五代也不轻易给与很多的实封户数。如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册封高丽国王王建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依前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高丽国王”。
五代各朝对食邑户数不加限制，而对实封户数却控制较严，主要是因为五代各朝仅占据北方半壁河山，疆土相对唐朝大大缩小，且自唐末以来战乱频频，户口大量减少，从而使各朝不得不对实封户数加以严格控制。但是对于南方各国割据者而言，其所得实封户数并不从中原王朝所控制的户口内拨给，为什么也不能大量授与呢？这是其食封制度制约的必然结果。因为五代各朝已经确立了严格控制实封户数的相应政策，对于其文武大臣如此，对于这些割据者自然不能例外，否则不仅造成制度上的混乱，也不利于维护朝廷的尊严。
五代时期也有存在着实封较多的特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南方各国统治者中的哪些资历较老、功勋卓著的人物。如楚国国王马殷死后，后唐长兴二年下敕曰：“故保邦崇德忠略康济功臣、天策上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上柱国、楚王、食邑一万八千户、食实封一千六百户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极，无官可赠，宜赐谥兼神道碑文，仍以王礼葬”。马殷的实封户数不算很多。再如吴越国王钱，据《吴越备史》记载历次实封户累计，唐朝所授的户数是一千一百户，后梁授一千五百户。后梁不承认唐朝所授官爵，故这两个数字不可能累加，即使可以累加，也不过二千六百户，仍然不算多。就是这样钱死时，后唐仍说他“位已极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爵，易名宜示其优崇”。遂改谥为武肃王而已。直到后晋、后汉统治时期，对这些割据者的实封户数才有了较快地增长。如天福八年（943年）时，吴越国王钱弘佐的食邑为一万七千户，实封高达四千户。其二，某些皇子亲王的实封户数较多，如后唐长兴四年八月，“秦王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加食邑万户、实封三千户”。李从荣为唐明宗之子，唐明宗曾打算让他继承皇位，所以任命其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有意增加其实封户数。在五代时期这也是一种特例。其三，少数功臣元老实封较多。如上面说到的冯道，他历事四朝十君，多次出任首相，实封户数累计达到一千八百户。安审琦历事唐、晋、汉、周4朝10君，多次充任大镇节度使和禁军将帅，屡立战功，爵封陈王，至其晚年，累“增食邑至一万五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赵在礼仕唐、晋两朝，前后任十余镇节度使，晋少帝为其子娶赵在礼女为妻，因而爵封秦国公，“累食邑至一万三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张全义自唐末以来历任高官，梁唐两朝位高爵显，历封魏王、齐王，唐庄宗的皇后刘氏拜其父，累计食邑一万四千户，实封一千一百户。冯晖在后周时封陈留郡王，食邑七千五百户，实封一千五百户。但是五代这些实封户数较多的功臣元老，与唐朝情况相比，人数要大大地少于唐朝。
十国中凡称帝并实行封爵制度的政权，通常对功臣不给实封，从现存史籍的记载来看，极少见到有关给实封的记载。十国凡奉中原正朔者，其君臣所得实封，多为中原王朝所授。即使有极少数权臣得到实封，但实封户数却不高。如徐温，在吴国“官至竭忠定难建国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等军节度、宣歙池等州管内营田观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金陵尹、东海王”，长期专权擅政，尽管其食邑高达万户，但实封也仅有五百户。后蜀孙汉韶，官居中书令、守太傅、武信军节度使，封乐安郡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仅有二百户。以上这些情况说明，在这个历史时期各个政权均实行了严格控制实封户数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