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平拴
人口迁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调整人口布局、改变人口密度及居民的人口构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大批劳动力或专业技术人员的外流或引进，必然会延缓或促进某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或迁出，则会改变一个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因此人口迁移对有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隋唐两代国力强盛，又皆定都于陕西关中，从而使这一时期陕西的人口迁移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旨在探讨隋唐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过程、特征及其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隋唐时期迁入陕西的人口
隋唐两代皆定都于陕西关中，在此政治背景下，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在隋唐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迁入的各类人口相当多。就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形式而言，隋朝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隋朝灭陈而导致的移民。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于长安，当时“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今江苏南京），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人数之多可以想见。除陈后主及太子、诸王28人以外，还有陈朝尚书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200余人皆被迁于长安，可见当时由南方迁入长安的陈朝上层人物颇为不少。
二、隋统一全国后，关中以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对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乃至官僚贵族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隋文帝于开皇时“征山东义学之士”；炀帝时又大力“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于是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特别是南方士人、官僚陆续到长安任职，其中不少人入籍关中，如南朝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光之父“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皇太子勇引署为学士”。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辛彦之“博涉经史，……后入关，遂家京兆。”殷开山为“陈司农卿不害孙，其先本居陈郡，陈亡，徙关中”。虞世南为越州余姚（今浙江杭州）人，及“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系重名，时人方之二陆”。姚思廉的父亲姚察为陈吏部尚书，“陈亡，（姚）察自吴兴（今浙江湖州）始迁关中”，成为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陈朝中书舍人杨缙“以辞学知名，陈亡，始自江左徙关中”，居于华阴（今陕西华阴）。萧德言的父亲萧介为陈朝吏部侍郎，“本兰陵人，陈亡，徙关中”。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孔绍安，“陈吏部尚书奂之子……陈亡入隋，徙居京兆户县”。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其例尚多，此不备举。
三、隋朝政治选举制度的改变，也促使各地的士族迁入陕西关中。隋代“选举不本乡曲”，从制度上否定了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因而各地的士族著姓迁居京畿关中者甚众。唐人刘秩称：“隋氏罢中正，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丧失政治特权的“旧士族”为了获得新的晋身路途，不得不迁徙至作为中央政治中心的京畿一带。如安定乌氏（今甘肃）人皇甫无逸“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崔沔的曾祖父崔士约“自博陵（今河北安平）徙关中，世为著姓”。
唐代对人口迁徙有许多明确规定。唐朝规定：“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即允许从“狭乡”迁入“宽乡”，从边远地区迁往近地，从轻役之地迁入役重的地区。而“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即按占有耕地的状况来划分狭乡与宽乡。不过这仅是人口迁移政策的总原则。唐政府仍遵循秦汉以来“强本弱末”的传统政策，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往外地，明确规定：“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据此规定，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往外地。贞观元年，“朝廷议户殷之处，听徙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其事遂止”。尽管关中是标准的“狭乡”，也不能向外迁移。总之，唐政府的人口迁移政策有利于外地人口迁入陕西，而不利于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人口向外地迁移。所以在唐前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下，陕西关中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由此可以说，陕西在隋唐时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主要是陕西所处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地位作用下的结果。
隋、唐两代迁入陕西的人口主要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士族、官僚及文人学士、周边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人、手工业者、商人、僧侣等，也有不少日本、印度等外国学者、僧人久居关中。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已入籍陕西，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移民；有些虽未入籍陕西，但由于他们久居陕西，已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就迁入者的身份来看，唐朝时迁入陕西的各类人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李渊建唐过程中的“太原元谋功臣”及军人有不少人在唐朝建立后迁入关中。史称，唐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据《旧唐书·高祖纪》，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发自太原，有兵三万”。留居关中的三万‘元从禁军’相当部分应来自外地。跟随李渊在太原起兵的功臣谋士也有不少人迁入关中，如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张显，“属唐高祖神尧皇帝龙飞晋甸，凤止秦关，附翼而上黄山，攀鳞而游黑水，因兹徙第，遂居雍州之长安县（今陕西西安）”。朱仁表“其先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因官徙于太原。后从唐高祖定都长安，遂家于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像张显这样攀龙附凤而迁入关中的人并非少数。
二、山东等地的旧士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陆续迁入关中，也有不少人因为在陕西做官而迁入陕西。关中地区是旧士族迁入的主要地区。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选制“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于投身于官僚阶层”。唐人崔玄亮则称：“自天宝已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说明天宝末以前山东旧士族迁入长安和洛阳者甚多。从两《唐书》列有专传的人物籍贯来看，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清河和博陵崔氏、陇西和赵郡李氏等五姓七族都有不少人先后迁入关中。这里略举数例以见概。崔沔“自博陵徙关中，世为著姓”（《旧唐书》卷一八八）；卢钧“系出范阳，徙京兆蓝田”（《新唐书》卷一八二）；王忠嗣“太原祈人也，家于华州之郑县（今陕西华县）”（《旧唐书》卷一〇三）；王绍“本家于太原，今为京兆万年人”（《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尚隐“其先出自赵郡，徙贯万年”（《新唐书》卷一三〇）。有些豪强士族则为了经济利益而迁入关中，据载，李栖筠“又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
还有不少人因为在陕西尤其是在长安做官而迁入陕西。权万纪“其先出天水（今甘肃天水），后徙为万年（今西安）人”（《新唐书》卷一〇〇）。罗艺为襄州襄阳人，迁于京兆云阳（今陕西泾阳北）（《新唐书》卷九二）。屈突通“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新唐书》卷八九）；张知謇为幽州方城人，徙家于岐（今陕西凤翔）（《新唐书》卷一〇〇）。苏定方“冀州武邑人，后徙始平（今陕西兴平）”（《新唐书》卷一一一）；辛云京为兰州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客籍京兆，世为将家”（《新唐书》卷一四七）。段秀实其先为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其曾祖因为任陇州刺史“留不归，更为阳（今陕西千阳）人”（《新唐书》卷一五三）。啖助本为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新唐书》卷二〇〇）。王行威“其先太原晋阳人也，自后因官播越，又为雍州明堂县（今陕西西安）人焉”；崔思古本为博陵（今河北安平）人，“因官雍州家焉”；屈突伯起“本昌黎之族，因官徙居京兆，今为长安人”；赵智本为河南南阳人，“因官京师，今为长安人”；赵宝隆“本天水（今甘肃天水）右姓，因官扶风，留为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人也”；李敬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顷因官徙而为雍州人也”。总之，唐时因仕宦而迁入陕西（主要是关中）的官僚士大夫相当多。
三、因婚姻关系而迁入陕西者也颇为不少，而且几乎都是上层人物。这类迁入者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类是与李唐皇室结亲的后妃、外戚；一类是陕西籍的贵族官僚与外地的名门望族结亲而迁入陕西者。李唐皇室妃嫔成群，其中不少人来自外地，如唐太宗贤妃徐氏为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高宗王皇后为并州祈县（今山西祈县）人；高宗武皇后为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肃宗皇后吴氏为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代宗皇后沈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代宗崔妃为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顺宗皇后王氏为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南）人；宪宗皇后郑氏为丹阳（今江苏南京）人；尚宫宋若昭为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人；穆宗皇后王氏为越（今浙江绍兴）人；穆宗皇后萧氏为福建人；武宗王贤妃为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昭宗皇后何氏为梓州（今四川三台）人。作为这些后妃家属的外戚也大都迁入京师长安。如“肃宗张皇后，本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人，后徙家昭应（今陕西临潼）”。另外，陕西籍的高官显贵与关东和江南名门望族联姻者颇为不少，由此也导致了不少外来人口迁入关中等地。
四、长安和关中离宫别馆中的宫女和宦官也有不少人来自于外地。皇宫和关中各地的离宫（如华清宫、九成宫、玉华宫等）中有大量的宫女。太宗时仅长安“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载：开元、天宝时，长安三大内等地“大率宫女四万人”。如此众多的宫女显然不可能都来自陕西境内，绝大多数应来自陕西以外之地。如太宗时“宫人何氏，太原文水人也。以甲族选入中宫，奉职掖庭”；“宫人麻氏，丹阳建康人也，往因充选入宫，仕为掌闱”。她们大多以良家子选入宫中，也有人因家属坐罪而被没入掖庭宫。玄宗时，宦官“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这些宦官有些来自关中，但大部分来自外地，如高力士为岭南人，杨思为罗州石城人（今广东廉江）；鱼朝恩为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州），马存亮为河中（今山西永济）人，仇士良为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吐突承璀、杨复光为闽（今福建）人，田令孜为蜀（今四川）人。唐代来自福建、岭南的宦官特别多，故《新唐书·宦者传》称：“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为‘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中为中官区薮”。
五、隋唐时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迁入陕西境内。长安以其独特的地位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贞观初，仅突厥人“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一户如按5口计则接近5万人。内迁的突厥首领“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通过入朝任职（主要为军职）、赐婚尚主、赐姓封王、朝觐、入质京师等途径迁入长安。在长安任禁军大将者就有不少人来自少数民族，如执失思力、阿史德昌、契芘何力、阿史那忠、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李谨行、李多祚，其所属的民族有突厥、契丹、吐谷浑、羌、奚等。一些入朝的少数民族将领还与唐诸帝公主为婚，如史大奈之子史仁表尚太宗女普安公主，那史那社尔尚衡阳公主，阿史那苏泥失之子尚定襄县主，执失思力尚九江公主。玄宗、肃宗时代的于阗王毗沙府都督尉迟胜两度入觐后，留居长安不归，“士大夫多从之游”。疏勒王裴玢“武德中来朝，拜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唐代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入居长安者相当多，此处仅能略举数例而已。
迁入陕北的少数民族也颇为可观。《旧唐书》卷194《突厥传》载：“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其中丰、胜、夏诸州即在今陕西境内。在唐代，今内蒙古河套以南至陕北北部和宁夏东部地区是内迁突厥人最主要的迁入地区。陕北北部还迁入了不少党项人。党项人的迁徙大致始于贞观末，主要原因是受吐蕃的侵逼。他们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迁徙，最后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其中夏、银二州皆在今陕西境内，庆州北部、胜州南部在今陕西境内。玄宗时，庆州怀安县（今陕甘交界一带）设有芳池州都督府，领小州十，专门管理“党项野利氏种落”；在位于今陕北境内的夏、盐二州内，唐政府设有几个都督府，专门负责管理党项等少数民族（《旧唐书》卷38《地理志》）。天宝初，估计在今陕西境内者约有3万人。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对内徙党项的有效控制。上元元年（760年），分布于泾州和陇州的党项部落和浑、羌诸部共十余万人，归降于凤翔节度使崔光远。次年，进攻宝鸡（今宝鸡市），不久又越过大散关攻入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不久归顺于梁州刺史臧希让。代宗时，“定宜州刺史折磨部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总之，安史之乱后迁入今陕北各地的党项族人仍然不少。吐谷浑族亦曾迁入今陕西境内。仪凤年间（676-679年），一部分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迁，被安置在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西境，唐设浑州以处之（《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迁移的具体情况不详，估计人数不多。
六、隋唐时迁入关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数也颇为可观。值得注意的是，唐长安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中亚一带，颇善于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东进，在长安者颇多。史称昭武九姓胡商“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安史之乱后，西域“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贞元三年（787年）经检括“凡得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原为西域使者，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长安。长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如长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波斯邸”。西市还有不少胡商（少数民族商人）开设的饭馆、酒馆等，并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城中还有不少“鬻饼胡”，即经营“胡食”（少数民族食品）的胡商，他们大多属于中小商人。许多胡商还在长安经营高利贷，以至于“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
七、长安及关中名寺甚多，而且李唐王朝大力兴佛，广召高僧入居京师。如《类编长安志》卷六《寺观》载：长安兴福寺于唐太宗时“广召天下名僧居之”，大慈恩寺“敕度三百僧”，大荐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在此背景下，迁入关中及长安的高僧等宗教人物相当多。如玄奘法师本为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取经归国后久居长安弘福寺、慈恩寺等地主持译经，后葬于西安白鹿原。禅宗北宗之祖神秀的两大弟子义福和普寂皆入居长安。义福为潞州铜鞮（今山西沁县南）人，“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宇之外。后隶京城慈恩寺”。普寂为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开元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后终于长安兴唐寺。长安香积寺主净业法师赵象“族著天水，代家南阳，冠冕相辉，才名继美，因官徙属，今为京兆人也”。长安玄都观观主牛弘满本为“陇西成纪人也，因官长安而家焉”。这样的事例相当多，这里只能略举数例而已。
八、唐都长安在当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在此背景下，也吸引了不少域外人士来此定居。在入居长安的域外人士中，来自朝鲜半岛者人数最多，他们大多在长安任武将，如黑齿常之为百济西部人，后入朝任左武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泉男生、泉献诚父子为高丽人。泉男生于高宗时入朝，封玄兔郡公，赐第京师，官拜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于天授年间任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高丽出身的王毛仲于玄宗时任辅国大将军，封霍国公，其子“与皇太子同游”。波斯人也有入居长安者。波斯人卑路斯曾两次入朝，拜右武卫将军，并终老长安。波斯人李益初于天宝年间来唐，“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拜银青光禄大夫、兼右武卫将军，并赐李姓，封陇西郡。其子李志皇、其孙李素久在长安任职，唐廷赐以庄宅店铺，累受恩荣。祖孙三代“四朝供奉，五十余年，退食自公，恪勤无替”。
二隋唐时陕西人口的外迁
隋唐时陕西人口的外迁也时有所闻。隋末战乱中，陕西人口外迁者也颇为不少。值得注意的是，炀帝南下江都（今江苏扬州）时，陕西籍尤其是关中籍的官僚、士人、禁军将士大多随之南下。史称“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多谋叛归”。于是以关中籍为主的禁军将士在扬州发动兵变，杀炀帝，率众北归，但后来回到关中者甚少。据估计，随炀帝南下的关中籍官僚、士人及禁军将士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唐太宗贞观十八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但移往何处，移出多少人口却不明确，估计迁出人数不会太多。
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曾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了不少人口。据《唐会要》卷84《移户》：天授二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移涉及7州，而史籍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余4州缺载。有的学者将缺载的4州视为华、邠、陇、岐诸州，并推论说：上述7州神龙元年（705年）时应有665 798户，“迁数十万户，即使是20万户，亦占到关内的7州户数的三分之一，全国户数的约3%，其规模相当大”。这一结论似欠妥当，其估计亦值得再做推敲。其一，雍、同、秦、华、邠、陇、岐七州直至天宝元年（742年）时仍不足60万户，在此50年前的天授二年（691年），上述七州人数当在45万户以下。如果迁走20万户，则已接近当地人口的1/2，这显然不可能。其二，武则天此举显然是为了充实“神都”洛阳，因而所迁人口必定安置在洛阳及其附近。但直到天宝元年时，整个河南府也仅有19.47万户，即使再加上河南府周围的郑、汝、陕、虢等州也不足40万户，上述诸州天授二年当不足30万户。由此亦可断定，天授二年不可能向洛阳迁入20万户或“数十万户”。其三，这次人口迁移并不限于关内诸州，至少秦州（今甘肃成纪）就不属于关内道，而属于陇右道。其四，如果从7州迁出20万户，则平均每州迁走3万户，然而直至50年以后的天宝元年，华州仅有3.3万户，同州6.09万户，陇州2.46万户，邠州2.29万户，岐州5.84万户。如果每州迁走3万户，则陇、邠、华三州全部迁走尚不足3万户，其他州则需迁出多一半人口。上述诸州显然不可能迁出这么多的人口。事实上，武则天此次从关中等地迁出人口，即遭到一些大臣反对。当时徐坚上疏说：“窃见关西户口，负募赴都，圣旨含宏，不言差送。是以乐住之色，数万余家。受使之人，苟徼劳效，务选高户，抑此陪郭。然高户之位，田业已成，安土重迁，人之恒性，使者强送，僶俛进途”。据此，迁出者实为“数万余家”而非“数十万户”。而且就在武则天下令从关中徙民的同月，又“分京兆置鼎、稷、鸿、宜四州”。此事也从侧面说明不可能从关中迁出数十万户。总之，笔者认为当时不可能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数十万户”之多的移民。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一记载？诸书记载此次移民皆有脱误，如《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作：“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唐会要》卷八四《移户》则作“徙关内雍、同、秦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册府元龟》486《邦计部·迁徙门》亦作：“徙关外雍、同、泰（应为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些记载皆有严重脱误。雍、同等州并属关内道，将雍、同二州称为“关外”显然有误。《唐会要》原来亦作“关外”，今本改为“关内”，但秦州属陇右道而不属关内道，同样有误。而《旧唐书》则漏掉秦州。可见诸书记载此事时皆对原始档案进行了缩写，以致造成脱误。笔者认为，此处“十”字很可能为衍文，亦即仅迁出“数万户”；另一种可能则是将“口”误作“户”，亦即仅迁“数十万口”。如果这一判断不错，则此次迁出的人口最多为“数万户”或数十万口，而不可能多达“数十万户”，估计约15万口左右。此次迁移并不限于关中之地，陇右道的秦州也在迁移之列，但以关中为主则是事实。
唐朝时期，陕西人口的外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其一，和亲引起的移民。为了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巩固国家统一，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用和亲的手段来增强李唐皇室与周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互相信任。据统计，贞观十四年（640年）至中和三年（883年），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和亲达23次之多，和亲的对象分别为吐蕃（2次）、吐谷浑（3次）、突厥（2次）、契丹4次奚（3次）、回纥（6次）、于阗、宁远国、南诏各一次。参加和亲者除皇帝亲生女以外，其余大都是把宗室或大臣女加封为公主而出嫁的。例如弘化公主嫁吐谷浑王诺易钵，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尺带珠丹，交河公主出嫁突骑施可汗苏禄，安国公主出嫁回纥英武威远可汗，咸安公主出嫁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公主远嫁时，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随从，如金城公主出嫁吐蕃（今西藏）时，甚至“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据说一部龟兹乐一般需要乐工22人，歌舞演员60人。和亲公主及其随从人员人数虽不算太多，但由于她们身份特殊，对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小。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对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的突出贡献就是很好的例证。
其二，配流谪边所引起的特殊移民。配流谪边包括所谓谋反、大逆、犯脏的官僚贵族和一般罪囚的配流和放逐边州。大体说来，武德年间以来有关配流贬谪之事不下数百例。流逐地区最多者为岭南、剑南、黔中、安南等“荒远之地”，其中以崖、琼、儋、黔、嶲、柳、爱、桂诸州为多。流放于岭南、剑南、黔中、容管等道州的大多是因谋反、叛逆或连坐免死的王室贵族、官僚及其子弟等。例如太宗长子太子承乾因争位被废为庶人，“徙黔州”（今四川彭水）；第三子吴王恪有子四人“并流于岭表”；第四子魏王泰因争位被贬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今湖北郧县）。高宗长子忠“废为庶人，徙居黔州”，高宗第三子泽王上金有子七人“并配流显州而死”；上金之子义珣“窜在岭外，匿于佣保之间”；章怀太子李贤于永淳二年“迁于巴州”（今四川巴中）。韦方质因酷吏构陷而“配流儋州”（今海南儋县）。武则天改唐为周时，许多李唐宗室贵族被流放外地，许多大臣被酷吏所陷害，也贬流于外地。《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规定：流人徙边，“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可知配流之人可携带家属同移徙所。“自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皆役一年。然后编所在为户”。只有在特赦条件下，各类流人方许移近附户为百姓，如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诏：“其反逆、缘坐、长流及戍奴，量移近处，编附为百姓”，此属特例，一般情况下不得移近，能够再度回到关中和长安的就更少。
其三，饥荒、战乱导致的移民。饥荒往往导致大量流民到外地“求食”，关中地区这样的事例就有好多次。永淳初，“关辅大饥，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逐食”的饥民当然不是移民，一旦灾情减轻，大部分又会返回原籍。但饥民往往都是极贫困的农民，一旦外地条件较好，有些人便会设法留下来，从而形成移民。安史之乱迄于唐末，战乱导致的人口外迁占相当比重。安史叛军入长安后，“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他们后来又被送往范阳（今北京市南），估计返回长安的可能性不大。为了躲避战乱，关中和长安等地的百姓及士大夫、官僚纷纷逃向外地。杜甫诗云：“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即是对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当时关中人多逃往秦岭以南等地。顾况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称：“两京（长安、洛阳）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大约广德元年（763年）前，剑南西川节度使奏称：“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说明关中人口迁往蜀汉地区者颇亦不少。《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长安、洛阳等地的人口大量南迁，致使荆南一带人口比原来猛增十倍，可见南迁人口之多。763年，吐蕃军队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关中百姓和散兵纷纷逃入秦岭山中。有些人则顺着丹江河谷，逃至荆州和襄阳。代宗下诏说：“近日已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可见战乱时期流亡的人口相当多。这些南迁的人口有的死于途中，有些在战乱平息后又返回故乡，但有些人则在流亡地定居下来。《旧唐书》卷11《代宗纪》载：代宗大历四年下诏说：“今连岁治戎，天下凋瘵，京师近甸，烦苦尤重，比屋流散……且京畿户口，减耗大半”。肃宗下诏称：“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或扶老携幼，久寓他乡，失职无储，难归京邑”。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泾师之变”的近30年间，关中地区迭遭战乱，人民外迁者颇多，能够重返故乡只是少数。安史乱后，关中、陕北等地不少人口还被吐蕃掠往青藏高原一带。据《旧唐书·吐蕃传》和《德宗纪》记载，吐蕃在关中西部掳掠人口不下数十次。如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贞元三年，吐蕃军队“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吐蕃大掠邠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今甘肃张家川县西）。经过多次掳掠，泾、陇（今陕西陇县）、邠（今陕西彬县）等州一带的人口被“俘掠殆尽”；贞元四年，吐蕃又分路入寇泾、邠、宁、庆、麟等州，“所至烧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这些被俘掠的汉族移民，一部分留在河西走廊，一部分则被送到青藏高原。对大多数汉人来说，要返回家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留在吐蕃的汉人大多在当地成家，生儿育女。有的汉族妇女则被迫嫁给吐蕃人为妻，“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即是对此事的揭露。
德宗以后至880年，陕西战乱相对较少，外迁人口也较少。但此后迄于唐亡，关中地区兵连祸结，人民外迁者甚多。唐僖宗逃往四川后，关中、陕南人民向蜀汉迁移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长安人王祐弟王鄂也在乱离之后沿嘉陵江迁入蜀中。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后，由于关中战乱频仍，百官和士大夫迁往河东（今山西）的人很多，一时“衣冠多逃难汾、晋间”。《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载：乾祐元年（904年），朱全忠逼迫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并且“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这次长安人口东迁显然属于强制性迁移，而且是“按籍迁居”即有组织的迁移，但具体数字史无明文，估计此次长安迁往洛阳的人口至少在15-20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在陕西人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影响
概而言之，隋唐时代陕西的人口迁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从历史上看，秦、汉、北朝时，关中长安亦曾多次为都，为了“强本弱末”，各个封建政权都曾从外地强制性向关中地区迁入人口。尽管隋唐两代也定都于关中长安，但却没有向关中强制性地移民。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已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即关中已不再是地多人稀之区。早在西魏、北周时，迁入关中的人口就已相当不少。537年，西魏大胜东魏，俘东魏甲士2万人，献俘于长安。546年，独孤信讨平凉州宇文仲和，“虏其民六千户送于长安”。554年，西魏攻克江陵（今湖北江陵），“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北周灭北齐后，“徙并州军民四万户于关中”。据估计，西魏、北周时迁入关中和长安的人口接近40万人。所以隋初关中人口并不少，不需要大规模从外地迁入人口。其次，就迁入人口的身份看，秦朝时迁入关中的移民主要是全国各地的“豪富”，西汉时迁入关中及京师地区的外来移民则主要是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后裔及全国各地的“豪杰名家”。十六国时，迁入关中及陕北的移民则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而隋唐时迁入关中及长安的外来人口则主要是全国各地的士族、官僚士大夫、僧侣、商人、西北各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胡人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域外人士，可见隋唐时期迁入关中的人口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三，从迁入人口的地域分布看，隋唐时迁入关中地区的人口最多，而陕北则少于关中，迁入陕南地区的人数最少。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关中为京师之地，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关中地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最大。不仅隋、唐时期如此，就是以前在关中地区建都的周、秦、汉时期也莫不如此。由此而论，全国性的乃至于地区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往往对外来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而成为外来人口重要的迁入区。其四，尽管隋唐时期今陕西境内既有人口迁入，也有人口迁出，但从总的情况来看，迁入人口远远大于迁出人口，从而使陕西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人口迁入区。
人口迁移的影响至为广泛，这里仅就隋唐时期迁入陕西的人口对陕西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作一分析。约而言之，其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得陕西人口大增，人口密度大为提高。如前所说，隋唐时迁入陕西的人口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尤其以京师长安及其附近最为集中。仅就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而言，隋大业五年（609年），京师所在的京兆郡入籍人口就达159.5万人；唐天宝元年（742年），京兆府入籍人口则达196万人；京兆府人口平均密度也由大业五年的每平方公里61.7人提高到天宝元年的83.9人。唐天宝元年，今关中地区的入籍人口多达31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5%，而关中地区的面积仅占全省的19%左右。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全省75%的人口居住在面积狭少的关中平原，也说明陕西人口的分布极不平衡，关中地区的人口过于密集。如果再加上那些未入籍的人口（如隐匿人口及庞大的皇室人口、官私奴婢等），关中及长安一带的人口密度将更高，人口分布的失衡现象也更为严重，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显然与外地人口大量迁入关中有密切关系。
其二，外来人口到达迁入地后，必然要在当地谋求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所以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必然会对迁入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土地占有状况造成冲击。很显然，当大量外地人口迁入关中后，关中地区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势必会显著下降。如前所说，西魏、北周时，迁入关中的人口相当不少，隋统一全国后，又有不少人迁入关中，从而导致关中地区土地占有状况日趋紧张。《隋书》卷24《食货志》称：开皇时，“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京辅”就是作为京畿的关中地区。可见早在开皇年间关中就已呈现出“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的严重局面，人均占有耕地严重不足。隋唐之际，陕西及关中的人口皆有所减少，不过减少的幅度还不算太大，因而土地占有关系有所缓和。随着李唐王朝的肇建，又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关中等地，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关中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又趋于紧张，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早在贞观元年，崔善为上奏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贞观年间，高季辅也在上奏中明确指出：“今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贞观十八年，太宗至京兆新丰县零口（今陕西临潼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可见早在贞观年间，京畿地区（关中）就已经成为“地狭人稠”之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已引起当局者的注意和忧虑。武则天天授二年七月诏书中也承认：“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雍州即今关中中部，同州即关中东部渭河以北之地。关中地区之所以出现“地狭人稠”的局面，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关中有密切的关系。《新唐书》卷50《兵志》载：唐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唐高祖此举势必会对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造成冲击。至于迁入关中的其他人口，由于他们相当部分是士族豪强、官僚士大夫，也自然会在关中广占良田，这样也就势必会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关中地区土地占有关系更趋紧张。玄宗曾下诏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这些大肆吞并土地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显然也应包括那些自外地迁入关中的王公百官及富豪。总之，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对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剧了关中地区土地占有关系的紧张，使得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严重。
其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陕西，促进了陕西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迁入陕西的人口及其后代当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经学家（如辛彦之、啖助等人）、医学家（如许胤宗等）、书法家（如虞世南、世基兄弟等）、画家（如自马邑迁入关中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史学家（如从南方迁入长安的姚察、姚思廉父子等），或著名学者、文学家、高僧（如玄奘、义福、普寂等）。这些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物汇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一方面使长安人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又不断对这一地区的居民进行陶冶、感染。毫无疑问，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杰出成就，是长安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他们的迁入有力地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使陕西的文化事业在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其四，外来人口迁入陕西后，在语言、礼仪、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对陕西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他们在迁入地也会受到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往往是双向的。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周边不少少数民族（如突厥、党项、昭武姓等）迁入陕北和关中长安，有些少数民族商人还在长安等地经营饭馆或酒馆等，如长安就有不少“鬻饼胡”。在此背景下，各种胡食如胡饼、烧饼、毕罗（抓饭）等在长安等地迅速流行开来。玄宗西逃时，杨国忠就在咸阳（今陕西咸阳）“自市胡饼以献”，说明当时咸阳城内胡饼也很流行。胡饼等胡食的盛行，无疑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生活内容。长安的胡服亦颇流行。早在贞观初年，长安城中已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颇难辨识。天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粧露面，无复障蔽。……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当时“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总之，唐长安胡食、胡服、胡曲等颇为流行，胡风甚盛，而这一切显然是大量少数民族迁入关中和长安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迁入关中和陕北的少数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共处，他们甚至娶汉族女子为妻，这也必然会加速各族人民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