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只有敢于跨越传统碑石的人才能进入未来；也有人说，只有能够发出自己生动而又独特的声音的人才是天才。如果这些观点得到认同，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可以进入这样的不朽的天才之列。
属于这样的天才的当然还有托尔斯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坛在19世纪下半叶同时出现的令世人震惊的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可是在其后的评论视野中，这两位作家的命运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为人们所景仰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则常常云遮雾障，难见其真实的面目。
没有人能够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华，但是对他的个性和他的创作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是飘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为正人君子，贬之者却将他视作卑劣之徒。人们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于他的创作，评价者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在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激情，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有人则肯定他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怀疑；有人从中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个人意志（如尼采），有人则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如弗洛依德）；有人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有人则断言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凡此种种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价者各自不同的政治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独特性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整个身心充满着斗争”（托尔斯泰语）：他出生清贫，长年为巨额债务所困扰；他早年就得了癫痫病，这一精神顽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断头台上受过死刑的威胁，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年华是在西伯利亚的苦役和流放中度过的；他为人正直、厚道，乐于帮助别人，可又嗜赌、忧郁和多疑；他渴望家庭幸福，但恋爱婚姻颇多波折（直到晚年有了安娜）；他与进步的俄国文学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却常常不能为人们所理解，甚至还遭排斥；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着人生的真谛，可又时时碰壁，并终生为信仰而苦恼；他的小说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铸而成，但他缺乏时间和安宁去达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开地悬在命运的十字架上……正如茨威格所说：“没有哪种痛苦不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慷慨惠顾，没有哪种苦恼不曾对他牢记不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处于分裂痛苦之中的永恒的二元论者”，然而“生活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最为深重的苦难的同时，也让他成为最洞察世情，最了解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人”；也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年代里的“第一位伟大的小市民作家”，他内心的矛盾冲突是尖锐而又不可避免的，作家“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常常一再地激动他，而且它们看来很像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而言，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最贵重的金属采自矿井最黑暗的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丝毫没有削弱作家的人格的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辉。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执着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热烈地捍卫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和追求人的理想、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尽管他探索到的并非都是真理，尽管他在世时更多地看到的是丑恶的现实和被扭曲的人性。这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艺术创新意识的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复调”小说艺术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不管人们有多少异议，作家本人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艺术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说过：“虽然现时的俄国人民对我并不理解，但我会被未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剧。如果说托尔斯泰以自己的艺术探索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表现心理的容量，特别是强化了作家对人性深度和人物变态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一领域里舒展自如地施展着自己的艺术才华。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坛的声誉日高，他的影响不仅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有时甚至还超过了后者。法国作家纪德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尔斯泰高峰遮住了的更高峰”，在整个西欧文学中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更深刻的了”。当然，西方评论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注意的是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如加缪干脆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存在主义小说家”。虽然不可否认这里有相当多的谬托师承的成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确实是广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过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卢那察尔斯基、格罗斯曼、巴赫金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探讨至今尤为人们所称道。30年代中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50年代中期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国重新获得了与其成就相应的地位。70年代初，苏联隆重纪念作家诞生150周年。当代作家艾特玛托夫为此撰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给了19至20世纪世界文学的全部进程以革命性的影响。”只有当人们自觉地拂去了偏见的浮尘，用审美的目光重新审视他的鸿篇巨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开始完整地显示出自己的令人惊叹的美学风貌，人们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视群峰的巍峨身姿。
也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杂性，当俄国文学名著在20世纪初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来时，唯独他的作品姗姗来迟。直到五四时期，《民国日报》上才首次刊登了乔辛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贼》（即《诚实的小偷》，1920年刊出）。这时期还译出了：《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东方杂志》1920年，铁樵译）、《大宗教裁判官》（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节译，《青年界》1921年，周起应译）、《罪与罚》（节译，《民钟》1922年，太一译），《穷人》（未名社1926年，韦丛芜译）、《主妇》（即《女房东》，光华书局1927年，白莱译）。
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评论也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铁樵的译作《冷眼》附有“记者志”，称他的作品“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多是堕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长”。这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在此前有周作人的一篇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载1918年1月《新青年》）。1921年，耿济之在《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用三千字的篇幅介绍了“道司托也夫司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认为他是“人物的心理学家，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他的“小说里写实和神秘的精神时常混合在一起”；他“所描写各种‘苦痛’的形式是不同的……有为爱人类而痛苦，有为强烈、低卑的嗜好而痛苦，有为残忍和恶念相联成的爱情而痛苦，有为自爱心和疑虑心病态的发展而痛苦”，“苦痛能生出爱情和信仰，而上帝的律法都生在爱情和信仰里面”，因此与其说他的“作品里都描写着残忍的事情，不如说他含着慈悲的心肠，人道的色彩”。应该说文章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特色。
当时较有力度的文章还有郑振铎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胡愈之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此文有万余字）和鲁迅的《〈穷人〉小引》等。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两本俄国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均辟有专章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章各有所长，沈雁冰的文章广征博引，视野开阔；郑振铎的文章要言不繁，在叙述中时见思想的火花；而鲁迅的文章则用语精到，常发人所未发。如鲁迅在上文中写道：“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做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言，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都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紧紧抓住“显示灵魂的深”而生发开去，足见鲁迅目光之敏锐。
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过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两个高潮。一次是在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国古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单以集子和单行本计，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主要有：《穷人》（文化生活出版社）、《穷人及其他》（正中书局）、《一个诚实的贼及其他》（现代书局）、《小英雄》（亚东图书馆）、《女房东》（联益出版社）、《淑女》（商务印书馆，文光书店）、《野非卯夫》（商务印书馆）、《白夜》（联益出版社）、《醉》（文光书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商务印书馆，文光书店）、《死屋手记》（开明书店，平化合作社，现代书局，正中书局）、《地下室手记》（湖风书局，文光书店）、《赌徒》（湖风书局）、《罪与罚》（未名社，新生命书局，启明书局）、《白痴》（文光书店，开明书店）、《少年》（开明书店）、《卡拉马助夫兄弟》（晨光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
随着译介量的增加，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有关这位作家的评论文章明显增多，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何柄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和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鲁迅先生的评述。鲁迅在文章中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特点：“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底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他又指出了作家对病态心理的剖析中所蕴含的真实：“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鲁迅还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弥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快要破裂的忍从”的看法：“作为中国读者的我却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这些评述即使在今天读来还很有光彩。
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排斥和隔膜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进入中国，并受到译者和读者的偏爱，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位作家的价值。此时，他的作品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两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这两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此外，就中译单行本的出版而言，新译本数量众多，并有不少旧译新版本，其中主要作品都出现了多种译本。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等书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出版量之大已可见一斑。同时，译作基本上都根据俄文原版译出，水准大有提高，风格也开始多样。
这一时期，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专著和大量的论文。仅正式出版的研究专著和评传类著作就有十多部，如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等。研究的面大大拓宽，研究的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1990年以来，陀氏研究超越了文学的领域，进入宗教哲学和一般文化领域，吸引了一些本来并不研究文学、亦非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人的目光。俄罗斯和西方不少有关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亦被介绍过来。人们既不必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局限，也不再对他抱有偏见。
这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谛时所表现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艺术创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赢得了新时期中国读者，包括许多作家的由衷的敬仰，他的某些艺术手段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留下了印记。这里不妨引中国当代作家赵丽宏的文字来说明书这一点。赵丽宏在参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后，深情地写下了《温暖的烛光》一文。他在文中这样写道：“走进大门时，我的目光正好和照片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相遇。这是一双在黑暗中凝视着远方的眼睛，那深思的忧伤的目光使我肃然起敬。”“他的生活极其平民化……他的故事来自真实的生活，他的感情发自内心深处，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知疲倦地作着深刻的思索。他的作品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灿烂夺目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他随手涂在稿纸上的一些图案，画的是教堂的拱门……这些门代表的是什么呢？也许是一种渴望，是一种对理想境界的呼唤。作家的探索和创造，不正像在努力开启一扇扇锁着的门？有些作家打开了那些门，把门内神秘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惊叹天地和人心的浩瀚。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作家。”上述文字充分说明今天的中国读者已经把握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艺术的精髓。
本书并非严格意义的画传，文字仍是书中最基本的内容，但是为使叙述更为生动和充实，所以添加了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些图片中有相当部分是笔者多次实地寻访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文学遗迹时拍摄的，有的是笔者在俄罗斯访学时所收集，有的则为友人所提供。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笔者谨向为本书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中外学者、向为本书新版提供帮助的重庆出版集团的领导和编辑致以诚挚的感谢。希望笔者在这本书中所描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剪影，能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陈建华
2006年岁末改写于华东师范大学
1881年2月1日。冰封雪飘的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去世两天，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为这位伟大的作家送行。送葬的队伍绵延不绝，到处是鲜花、花圈和旗幡，有人还高高地举起了沙皇政府曾给作家戴上的镣铐（后被警方制止）。有将近二十个分别由演员、歌唱家和大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在行进的队伍中唱着低沉的悲歌，维持秩序的都是大学生。人行道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致哀的群众。有位老太太一面划着十字，一面拉住走在队伍中的格利戈洛维奇问道：
“这是给哪个将军送葬呀？”
“不是将军，是位教师，作家。”
“怪不得啊，我看见那么多的年轻人。这么说，死者是个了不起的教书先生喽。上帝保佑他天国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