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4月22日，星期五。傍晚，彼得堡下起了滂沱大雨。七点钟光景，扬诺夫斯基医生家的门铃响了。扬诺夫斯基起身开门，只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门口，他身上的水像小河似的往下淌。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迎上前来的朋友说道：
“我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参加聚会，路过这里，看到你房间亮着灯，就拐了进来，顺便把衣服烘烘干。”
扬诺夫斯基忙把他让进屋，拿出自己的衣服让他换上，并把他那双湿透了的靴子放在炉灶边烘着。换洗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沙发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与扬诺夫斯基聊天。过了一个来小时，靴子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辞。
当夜，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最后一次聚会。深夜，他们秘密团体中的几位又去了格里戈利耶夫家，在那里讨论了新的组织的活动计划。临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格里戈利耶夫借了一本禁书欧？仁苏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话》。次日三点多，他才回到家，在床上躺下，立即进入了梦乡。
凌晨四点左右，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好像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他的房间里走动。“铮”的一声，仿佛是军刀撞击了什么发出的声响。奇怪，发生了什么事？他使劲儿睁开眼睛，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吆喝：“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他的床前站着两个人：穿一身天蓝色制服的宪兵中校和区警察局的局长。
“什么事情？”他终于醒了过来，并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
“本人奉命前来……”宪兵中校刚开口，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看见门口站着的另一个军刀出鞘的宪兵，其实什么都用不着问了。
“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您一会儿，”宪兵中校说道。
又进来几位先生。他们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所有的书籍都被翻了个遍，全部的文稿和信件被扎起来带走，箱子和书柜均被加上了封条。警察局长还在陈炉灰中拨弄了好一阵。
惊慌的女房东目送他们出门登上早已等候着的马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带往夏园附近的宪兵队大楼。他记得他来到宪兵队后的情景：
“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遇见许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无言……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们押着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断地进来。”
‘这下子真是到了尤里耶夫节了’不知是谁附在我耳朵边说。4月23日果然是尤里耶夫节。
我们逐渐围住了文官先生，他手里拿一份名单。名单上面在安东涅里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铅笔写着：‘发现本案的谍报员’。
‘原来是安东涅里！’我们心里想。
他们让我们分散坐在各个角落里，等待最后决定把谁关在哪里。有密探混进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沙皇政府自然对小组的活动了如指掌。小组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那天被押进宪兵队的共有34人。次日，犯人被送进了彼得保罗要塞，关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内的单人秘密囚室中，这是沙皇政府专门监禁重要的国事犯的地方。18世纪俄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学家拉季谢夫、19世纪初期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以及其他不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人士，都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整个三角堡四面临水，只有一座桥与外界相通，戒备尤为森严。单人囚室四壁石墙，阴暗潮湿。除了卫兵的脚步声和要塞钟楼的钟声外，几乎听不到外界的一丝声响，静得简直像坟墓一样。刚入狱时，犯人什么都不准干。有人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发疯了；有人意志垮了，开始胡乱招供。
两个星期以后，作为此案要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被提审。审问是在要塞内的一栋二层楼房里举行的。在高高的条形桌后坐着一溜老头，他们是要塞司令纳博科夫、第三厅长官杜贝尔特、枢密官加加林、军事教育部总监罗斯托夫采夫和多尔戈鲁基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被告席上，对审判官的发问一一作了回答。
在作了例行的姓名、军衔和职业等询问以后，纳博科夫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供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秘密宗旨。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然地表示，如果要说小组有什么宗旨的话，那就是争取实现人类的美好未来。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到的一切，所有这些饱受生活煎熬的人们，所有这些虚弱不堪的妇女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所有这些狂饮无度的酒徒，荒无人烟的村镇，城市中骇人听闻的贫困和疾病所有这一切，到那时都将湮没在欢天喜地的赞美歌声中，所有的人都将过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无限幸福的美好生活”。他还谈到了傅立叶的学说，并再次公开表示了他对这一学说的严谨体系、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赞赏。
特务头子杜贝尔特出示了告密者提供的证据，严厉地指控他有“犯罪的自由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不怕这样的指控，“告密不能使我失去什么或增加什么，任何告密也无力改变我的本性。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必要沉默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然而，害怕人们谈话，对于政府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一种耻辱……如果希望祖国富强就是自由思想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每一个认为自己有权成为公民的人也许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由思想者……我感到很悲哀，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的称号竟被蒙上了一层无知的不信任，不等作家写出什么东西来，书刊检查官早就把作家视为政府的天敌，怀着一种显然的偏见在他的手稿里翻来找去……”
那个胖将军罗斯托夫采夫突然插话说：“是啊，您是一位作家。我可是作家的朋友。据说，您和那个死去的别林斯基关系密切，后来又分开了。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我和别林斯基都认为，文学是人民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说是社会的镜子……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我和别林斯基走到了一起。不过，对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不同看法又使我们分开了。我认为，艺术家应竭力追求作品的严谨与完美，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人类服务，使人类不断得到完善与提高，从而完成自己对同时代人和子孙后代所负的使命。我的这种见解使别林斯基极感不安。他反驳我说，抽象的、与外界隔绝的美，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穷苦大众所需要的。记得我曾这样反驳他：人们之所以永远需要艺术，正是因为艺术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用崇高的创造性欢乐把人们牢固地团结起来……”
“既然你们因为意见不合分了手，那么为什么您要在本年4月15日那天，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上朗读他写给果戈理的那封极为有害的信呢？”罗斯托夫采夫又一次打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我认为这封信本身有很高的价值，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信中陈述的观点。在聚会时，我同时读了通信双方的信。请问，那个告密的人能说出我在朗读时更倾向哪一方吗？我的指导思想永远是对祖国最真诚的爱。我盼望着改良与改革，我鞭挞错误和罪恶。但我的政治思想的整个基础是等待自上而下的变革。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每个人的声音都不致被淹没，让所有的要求都尽可能地得到听取……”
“这个问题清楚了，您对这封信仅仅是‘不完全同意’而已，”身穿燕尾服的枢密官加加林眨着狡黠的眼睛开口说道。“我现在要求您揭发别人的阴谋活动，并为这些罪行提供确凿的材料。还有，您自己所犯的罪行也必须交待清楚。只要你肯坦白交待，那么你就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否则……我想，您应该明白你的下场！”
“我提供不出您所要的有关别人的任何材料。至于我自己，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参加过关于傅立叶学说、农奴制状况及军队中惩罚制度的讨论。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信我曾经在聚会时朗读过。格里戈利耶夫的《士兵的发言》我也听人朗读过。我相信过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将来会出现人人都能享有幸福的时代。但是，在阴谋发动起义和暗杀沙皇这个问题上我是无罪的。”
审判官十分恼火，并轮番追问：究竟是谁在聚会时声称要消灭沙皇和铲除整个皇室？究竟是谁绘制了准备起义用的标有军队营房和街垒位置的地图？究竟是谁为扩大反政府宣传而在着手建立印刷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一概保持沉默。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确可以骄傲地说：“我在法庭上是光明正大的，没有诿罪于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有可能通过自己承担责任而使别人免遭不幸的话。我很自信，我并没有全部承认，为此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
恼羞成怒的审判官们最后宣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涉及的案件是“罪大恶极的和不能容许的”，犯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严惩。
7月，终于可以在牢房里看书和与外界通信了。这时，他才知道，安德烈弟弟和米哈伊尔哥哥都先后被捕，后因他们确实与此案无关，现在已经获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三个月后写出了给哥哥的第一封信：“你终于获得了自由，可以想象，你与家人团聚时是多么幸福。我想，他们是在等你啊！我明白，你已经开始按新的情况在安排生活了。你现在忙些什么，最主要的是你有无生活来源？有没有工作，干什么工作？夏天在城里不好受……”接着，他谈了自己在狱中的景况：“我并不灰心，当然，感到寂寞和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过去的生活连同原来的印象不由自主地闯入脑海，只得旧梦重温……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构思了三部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目前我正在写其中的一部，不过我不敢工作过度……我有时像过去那样喘不过气来，胃口很差，睡眠很少，而且常做噩梦。我一天睡五小时左右，晚上要醒四次，这才痛苦呢……关于我们的案子了结的时间，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无从估计，我只是记下日期，每天标出度过的一天……”
一个多月后，他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我们的案子仍然情况不明……不过现在又允许我在长着十六七棵树的花园里散步了，这又是另一种幸福……关于我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的……我的痔疮恶性发作，我甚至感到胸口疼痛，这在以前从未有过。而且，到了晚上就特别敏感，晚上做不完的梦，乱七八糟；除此之外，从不久前开始，我就总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晃动，我在自己房里就像坐在船舱里一样。根据这些情况我可以断定，我的神经有问题。过去，当我激动不安时，我就利用这种时间进行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写得又多又好，但现在我不这样做，以免把身体累垮。我约有三周的时间只字未写；现在我又开始写作了……”
在9月中旬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感谢哥哥给他寄来《莎士比亚选集》和《祖国纪事》杂志。莎士比亚的作品帮助他度过了许多难熬的时光，他对杂志中刊载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备加赞赏。他在信中对哥哥说：“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快满5个月了，即只依靠自己的头脑，没有别的依托。机器暂时还没有损坏，还在转动。不过，在总是处于思考（除了思考还是思考）、缺乏任何外界印象的情况下，要进行新的思维活动而且不使它停顿下来是痛苦的！我好像处于空气压缩机的吸口下面。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到头脑中，通过头脑转化为思想，虽然如此，这种活动还是与日俱增。书本虽然象沧海一粟，但毕竟能起些作用。而自己的工作，看来，无非是损耗仅剩的精力。不过我还是乐意这样做……”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最好的抵御厄运的方法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这段时间里，他“构思了三部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但是完成的只有一篇短篇小说《儿童故事》（若干年后发表时改名为《小英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一个11岁少年的纯洁的初恋。此外，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和一部剧本的提纲。
11月16日，经过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审讯，军事法庭的判决终于下来了。判决书写道：“军事法庭认定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犯有如下罪行：本年3月，该犯从贵族普列谢耶夫（系本案被告）处得到文学家别林斯基的罪恶书信之抄本，在一些集会上朗读该信，先在被告杜罗夫的寓所，后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后又把该信交给被告蒙别利誊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告施彼希涅夫的寓所听了别人朗读格里戈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扩散文学家别林斯基反宗教的反政府之信件，听格里戈利耶夫少尉图谋不轨之著作而不告发，实属罪大恶极。军事法庭宣判：褫夺该犯一切头衔和财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12月19日，总检察署向沙皇递交呈文，认定本案21名被告均应依法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告均为青年且活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建议改死刑为苦役和流放。尼古拉一世批复同意，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刻宣布”。
12月22日清晨，一队马车在大批宪兵的严密看护下，载着从要塞押出的犯人，向谢苗诺夫校场疾驰而去。正值彼得堡的隆冬季节，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雪，冻得严严实实的地面上铺上了一层新雪。车队过后，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7时余，车队在校场中央停下。仍穿着春天被捕时的单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阵凛冽的寒风迎面刮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抬眼望去，只见校场四周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列成了一个方阵；校场中央有一个正方形的围上了黑布的行刑台，台前竖着三根灰色的木柱；而远处的城墙上则站满了观看行刑的市民，黑压压的一片。
雪后初晴，刚升起的太阳透过渐渐变浓的云雾，像一只又红又大的球体，在地平线上闪射着光芒。在阴暗的囚室里度过了整整八个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为这充满生机的景象所吸引，似乎一时忘却了他所面对的死亡。“朝前走！”一声严厉的吆喝传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站在厚厚的雪地里，整个脚板都陷在了雪中，阵阵寒气从脚底传向全身。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从各辆马车上下来的犯人开始聚拢在一起。大家热烈地握手，互致问候，有的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自打被捕后，他们才第一次在这儿见了面。外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个个都长着一头蓬乱的长发，瘦得皮包骨头。过去以英俊健壮著称的施彼希涅夫，“如今英俊的相貌与健壮的体态消失了；丰满的圆脸变成了椭圆形；脸色灰白泛黄，脸颊瘦削，充满病容；眼睛似乎凹陷下去，眼眶四周是很大的黑圈；长长的头发和新长出来的一大把胡子把脸四周围住了。”
“不许交谈！”刑场总指挥苏玛罗科夫将军怒气冲冲地策马驰到他们跟前。一个少校立即跑上前来，命令犯人排成一列长队。点过名后，犯人由一个神甫领着，绕场一周，然后走上行刑台，面对城墙站定。每个犯人后面有一名持枪的卫兵。
随着一阵急促的鼓点声，检察长走上行刑台，开始宣读判决书，21名犯人全部被判处死刑。犯人立即被换上死囚服：白色的长袍、帽子和尸衣。刽子手在每人头上折断了一把钢剑。神甫又走上前来，喊道：“忏悔吧！”可是没人理睬。他只得走到每个人面前，让犯人吻一下他手里举着的十字架。
犯人被最后一次点名，并依照名单分成7排，3人一排。第一排是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利耶夫，第二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几个士兵跑上前来，抓住第一排的犯人的手臂，把他们拖下行刑台，绑在了台下三根灰色的木柱上。
死亡已经临近。再过几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被绑在木柱上，离开人世。他急忙转身拥抱站在身边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与他们诀别。生命即将走到终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绪万千。多年后，他与朋友谈及此事时说，他当时已作好了死亡的准备，“头脑如同一个万花筒，整个一生像闪电一般一幕幕迅速地从脑海里掠过”。他后来在小说《白痴》中又通过梅什金的口，真切地描绘了当年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感受：“他当时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教堂圆顶和闪耀在圆顶上的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面对死亡，他最怀念的还是多年来与他休戚与共的哥哥米哈伊尔：“在最后的一刻只有你留在我的心里此刻我才体会到，我是多么爱你，我的好哥哥！”
随着一声“瞄准！”的口令声，16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被绑在木柱上的三个人。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下开枪的口令。当时站在行刑台上的犯人阿赫沙鲁莫夫后来回忆说：“这个时刻真是可怕极了。看到快要开枪，并且是朝着亲爱的同志们开枪，看到枪杆子几乎对准了他们，又等待着眼看就要血肉横飞，同志们会立即倒下死去，这种情景真是可怕，令人憎厌而又毛骨悚然……我的心在等待中停止了跳动，这可怕的时刻持续了约半分钟。”
突然，一个侍从武官纵马急驰而来，他把一份文件交给了苏玛罗科夫。
又是一阵急促的鼓点声，准备行刑的枪口一齐朝向了天空。木柱前的三个人被松绑后，重新押到了台上。检察长宣读了沙皇“恩赐”的特赦令：所有人免予一死；彼得拉舍夫斯基终身流放，并直接由刑场押赴西伯利亚；施彼希涅夫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年苦役，而后发配边疆当兵……宣判后，除彼得拉舍夫斯基外，其余犯人都被押回了要塞。一场精心策划的残忍的闹剧结束了。
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告诉哥哥，他可能在这两天里启程。他在信中写道：
“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那样一颗脑袋，即进行创造，以艺术的崇高生命为生活内容，理解并习惯于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样一颗脑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砍下来了。记忆和我所创造的、但还来不及得到艺术体现的形象仍然存在。确实，这些记忆和形象折磨着我……哥哥！请别为我难受……也许，以后我们能拥抱在一起，共同回忆我们过去最美好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和希望，但此时此刻我痛苦地把它们从我的心里驱除掉并埋葬了。”
“难道我将永远不能拿起笔来创作吗？我想四年之后会有可能的……有多少遗留下来的并经过我重新创造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消逝和失去光彩，或者化为毒液流入血液！确实，如果不能写作，那么我必然死亡……每当回忆过去，想到浪费了许多时间，把时间耗费在迷误、错误、无所事事、无节制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时间，多少次做出违心和勉强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痛心……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保持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我将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