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洛思《人类的历史》
红盖头，“新娘子”
红盖头已然由自己的手替“新娘”掀去了。它还拿在自己手里。自己一时间愕异地瞪着那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儿——“她”的漂亮显而易见是超出了自己的企盼和想象。“她”诱惑意味儿十足地向自己媚笑着。分明，“她”极其性感，称得上是一个勾魂摄魄的美人儿……
但——“她”的漂亮又似乎那么妖冶，使自己不禁对“她”的品德究竟怎样产生大的怀疑。何况此前，也就是在“她”没被娶进家门的时候，对“她”的那些风流韵事，自己早就耳闻多多了。于是凝视“粉面桃腮”“花容月貌”，一切怀疑仿佛便都非是无根据的了。事实上“她”也的确够虚荣，够放荡的，水性杨花而且势利眼，而且还是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将“她”调教成贤妻良母，明摆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需要充满了矛盾、争吵和冲突的“磨合阶段”。需要高超的驾驭“她”的能力和心理承受方面的实力。有时甚至需要取悦于“她”。为了最终达到能够驾驭“她”调教“她”成为可敬的贤妻良母的目的，也需要放弃许多以前的原则，改变许多以前的思想方法。哪怕在以前看来那都是足可引为自豪的，足可流芳百世的好原则好思想的典范。
于是“她”的诱惑显出邪狞来……
于是“她”的笑靥在自己看来伪若妩媚的陷阱……
性感自然便性欲旺盛。性欲旺盛自然便也会刺激和鼓舞起自己的性能力……
后悔了么？不！
谁会面对一个风情百种正值芳龄的妇人而后悔不该娶了“她”呢？
只不过在以下几方面实在是没多大把握——自己真的能驾驭得了“她”么？真的能管束得住“她”那放荡的不贞不专的性情么？真的能靠其实并不丰厚的家业笼络住“她”那一颗贪图荣华嫌贫爱富的心么？真的可以指望“她”和自己组建成一个和睦的家庭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么？真的可以指望“她”以身作则教诲出有作为有教养的下一代和下几代么？倘驾驭不了“她”管束不住“她”笼络不住“她”可如何是好呢？“她”肚子里是不是已经暗怀着别人的“杂种”了呢？一旦生出些完全不像自己，一长大就离家出走，从此忘家弃父背祖对家对父对祖丝毫也没有责任感义务感和起码亲情的不肖子孙，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这一种关系，使中国和商业时代的“洞房花烛夜”，不免忧喜参半。有心欲道：“娘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又恐伊人那厢‘沉恨细思，不若桃杏，犹解嫁东风’。”
在中国这一个男人业已五千余岁的漫长经历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乃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婚姻”。“前妻”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的记忆是那么难以磨灭。“她”有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基因。因为“她”是从一个叫马克思的很伟大的犹太人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之中孕生出来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中国的有志青年去西方为中国父亲寻访到的。马克思是“她”和中国的“月下老人”。青年周恩来的一首诗则能表达他们当年的宏愿大志。诗曰：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他们要为中国父亲迎娶回一位前所未有的“理想伴侣”。要为中华儿女们恭请回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堪称是划时代的。“她”那无比年轻的、丝毫也不沾染人类历史污迹的，并因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风采，使当年的中华儿女极易联想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炼石补天的神母女娲。“她”那毫不动摇毫不畏惧地向自己“横空出世”以前的一切世纪宣战的，不战胜毋宁死的雅典娜般的精神气概，使一切贫穷的、落后的、以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为统治手段的国家的儿女顶礼膜拜，甘于为“她”而破釜沉舟，而赴汤蹈火，而前仆后继，而肝脑涂地，而粉身碎骨。
“她”有一半儿的俄国——不，准确地说是“苏联”血统。因为“她”是在“苏联”向全世界证明了“她”存在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中国人将“她”迎娶到中国，付出了半个多亿的儿女们的生命的代价。其中许多是中国父亲最优秀最卓越的儿女。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求新生、求富国、求强民、求“永远站起来”的悲壮奋斗，都显得黯然失色了！与此相比，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同样性质的奋斗，似乎也都显得容易了。
中国这一古老的男人，曾怎样地喜悦于感奋于此一次“婚姻”所带来的十年“蜜月”啊！
中国的的确确“从此站起来了”！
“她”曾使中国显得多么朝气蓬勃啊！
但是，“她”在“苏联”的划时代的成功，使“她”的思维方式难免地“苏维埃模式”化了。其后“她”便引导中国变成“苏联”的另一个拷贝。从政治到经济，“苏联”发生过的，中国无一例外地重演了。“苏联”没发生的，中国也惯性式地发生了。“她”使中国患了“苏联综合征”。“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使“苏联综合征”在“苏联”总体爆发，这对中国意味着是巨大的危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其目的当然是出于自救意识。但手段于目的缘木求鱼。结果使中国陷入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
于是中国与“教条社会主义”或曰“书本社会主义”的“婚姻”难以为继。
于是中国告别传统的教条的书本的“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这也好比“休妻”，休掉加于中国身上的旧模式。
“休妻”也是出于自救意识。如果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是“她”由于“更年期”作祟导致“内分泌紊乱”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的结果，那么“文革”告终之际的“她”，则就分明显出“更年期后”的病态恹恹力不从心了。
“休妻”之举乃势在必行的选择，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然而毕竟，“她”对于中国“站起来了”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她”真的是人，将最有资格唱光荣“有你的一半儿，也有我的一半儿”。
十几年前，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扯开写有“小平你好！”的字幅时，那意味着向那一位铁腕政治人物发出紧急呼吁——“为了中国，拜托了，赶快做！”
鲁迅日记的最后几页中，也曾记下过“赶快做”三个字。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八十年代初，我曾积极而又自觉地充当“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车、马、炮”的。热忱，真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被言行谨慎胆小怕事的中老年人视为“异端”也不在乎。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而纯粹是受一种时代使命的感召和驱使。当年我才三十几岁，正是热血男儿之年龄。觉得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异于我的同代人的不寻常经历。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其实头脑仍简单得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改革开放”之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和时代使命的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运动频繁。去年运动，今年运动，朝也运动，夕也运动，每一场运动，又似乎总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因而中国人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条逻辑，仿佛只要有一场运动搞对了而不是搞错了，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搞到底了而不是半途而废了，那么中国肯定就从此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了。
所以，当年“思想解放”叫“运动”，“改革开放”也是被当成一场“运动”来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那一年，许多朋友曾请我帮他们起草过“自我申报鉴定”。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分年轻年老，无一例外地要求我一定别忽略了重要的一条，即在“改革开放”运动中的表现云云。不久前我去单位资料室翻阅旧报，发现当年的报上经常抢眼夺目的通栏大标题也是“改革开放运动”。既曰运动，时间总不至于太长吧？“运动”二字，使普遍的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的估计是短暂的。普遍的中国人绝没有想到它会延续十几年之久。绝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分明它似乎只不过依然处在刚刚开始似的阶段。
当年的报刊上、电台电视台里，官员和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乃至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口中，所说最多的话语之一是“阵痛”。其实当年中国人说“痛”的时候，还并没有谁真的被“改革开放”弄伤了。当年说“痛”是非常夸张的，起码当年的腐败没有到如今这么严重的程度，当年贫富悬殊没有到如今这么咄咄逼人的程度，当年工人下岗也没有到如今这么多的程度，当年说“痛”是由于心理承受力实在太脆弱。如今真的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很痛却不言“痛”了，“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的确确可以被认为各方面的承受力都增强了。
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旌旗下，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极远极远的边缘为自己的国家击鼓呐喊，不遗余力，其实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中国和它的“前妻”那一段朝气蓬勃又喜气洋洋的短暂的“蜜月”。是的，那乃是中国梦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普遍的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迷幻的光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信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当年便知道“改革开放”这位中国的“再婚”之“新娘”居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商业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太多的。
然而如今“她”已经被迎娶进中国的“洞房”了！
“她”的红盖头已经被中国的手替“她”缓缓掀掉了！
“她”正坐在喜床沿儿诱惑意味儿十足地向中国媚笑着……
“她”似乎在默默地问——中国，我的真名叫“商业时代”，“改革开放”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叫法。我随便，入乡随俗，任你怎么叫我都成。你这五千余岁的“二婚头”男人究竟打算不打算和我从此以后长过下去？长过下去你得听我的！按你以前的过法那可不成！
中国放眼世界，在二十世纪的最末一页，“商业时代”是它唯一能“娶”的“新娘”。而且，迄今以后，世界“婚姻介绍所”的档案库中，也只存在“商业时代”这一种类型的“待嫁女”了。一切国家，无论奉行怎样的主义，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最终都是要与“商业时代”“结婚”的。早早晚晚而已。早“娶”了“商业时代”的，非但并未被“她”搅得国无宁日，“四邻不安”，反而受益多多。这一点，也是中国放眼世界看得分明的。中国其实已没了别种样的选择。除非打算与“前妻”破镜重圆，再立山盟海誓。而这又不符合最广大的中国人的意愿。
说过去好的，回到过去；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中国当然知道——这是鲁迅的话……
历史，曾定商人声名狼藉
商业活动是人类史的基本内容。
“地球村”这一个词是一个舶来词。
在宇宙中，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尽管称地球为“村”，开始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的极度谦虚的美德，但若按照《时间简史》的天才作者，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观点看来，这极度谦虚的美德无疑仍意味着是极度的夸张。说是“村”至少将地球夸大了几十亿倍。
我常想，如果我是历史教师——小学的也罢，中学的也罢，大学的也罢，在第一节课上，我将告诉学生些什么呢？
我肯定会这样说——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小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对于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味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一个人在二十岁那一年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连上帝也不能将整个人类关进监牢，也不能对整个人类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学生如果将他所学过的历史中那些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年代以及结束的时间背得滚瓜烂熟，却对以上的问题懵懂不知所答，那真是白学历史了。
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
我觉得一位教历史的教师，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只管在课堂上倒背如流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些大事件，而根本忽略了对以上问题的解答，那么几乎是在做着“篡改”历史真相的事了。
因为这起码会导致一种最为简单可笑同时当然也是极其荒唐极其错误的理解——仿佛只要将一个又一个大事件“剪辑”起来，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了似的。而所有那些大事件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人类历史时间总和的百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托尔斯泰对“历史”二字有过相当贴切的解释。
他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伏尔泰则认为：“古代的历史只是些脍炙人口的寓言罢了。”
艺术讲述人们体现了什么。文学讲述人们感受了什么。宗教讲述人们信仰什么。哲学讲述人们思考什么。
历史讲述人们曾做了什么。
休谟在此一点上对历史持最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人类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都是非常相同的，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东西。”看得出，他不满于历史对人类“非常相同的”方面被隐去了，避而不提，讳莫如深。洛思回答了休谟的质疑。他说：“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如何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俄国人寻找的是“土豆加牛肉”。中国人寻找的简单朴素一些，是“大米干饭炒豆芽”。同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而已。小时候，我常见一些女孩儿们一边跳皮筋一边这么唱：
姥姥问，吃的啥？
大米干饭炒豆芽！
爷爷问，香不香？
半月一顿咋不香！
而民歌中所体现的中国农民们的温饱要求，比城里女孩儿们“大米干饭炒豆芽”的向往还要简单还要朴素：
家有二亩地呀，种上那大地瓜，一家人吃饭全都靠着它！
到了秋天，地瓜熟了，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到了咱的家，
一家人笑哈哈！……
只不过洛思“看到”的，仅仅是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寻找”。而且，这“寻找”的“内容”，早已超出了“面包和黄油”的初衷。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所以我又常想，肯定的，“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阶级斗争和改朝换代，无疑影响着阶级矛盾的缓急和改朝换代的成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深远得多。区别在于，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有时好比台风对海洋的影响；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好比是季节变化对气象的影响。归根结底，台风仍只不过是气象反应之一种。
在人类历史上，商曾是最声名狼藉的一业。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伟人和名人，都是非常厌恶商业鄙视商人的，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培根。他们由厌恶商业而厌恶贸易厌恶商人进而厌恶金钱以及财富，或也可反过来说，他们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眼见人们疯狂地贪婪地不择手段地完全不顾道德谴责地追求金钱聚敛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由对金钱和财富的厌恶与鄙视，进而导致厌恶和鄙视一切商人，厌恶和鄙视贸易乃至商业。有趣的是，在他们的言论中，有过一个共同的比喻，那就是都曾将商人比作“富有的白痴”。以他们的修养和教养，这比喻证明了的厌恶和鄙视已无须多说。
但是也有和他们差不多同样伟大的人物并不赞同他们。
比如孟德斯鸠。
他说：“贸易和商业使纯朴的风俗腐败，这是柏拉图的责难之点；但我们又几乎经常看到相反的事实，贸易和商业正在使野蛮之邦日趋典雅与温厚。”
比如爱默生。
他说：“我们都咒骂商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建立了美国，摧毁了封建制。它还将消灭奴隶制。”
他对商业的高度赞美，是与培根们对商业的厌恶和鄙视程度一样的。
他甚至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进步，就是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的商业的出现。”
他甚至还赞美被普遍的世人斥为万恶之源的金钱。
他公然说：“金钱，这个在生活中被虚假地认为是最无聊的东西，这个在公开场合谈起来脸就红的东西，它的实际作用和它的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最厌恶商业的声音的确发自一些知识者之口。
《无原则的生活》的作者洛梭曾大发牢骚地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里是永无止境的喧闹。我每夜几乎都被汽车的喷气声吵醒。它打断了我的睡梦。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了休息，你如果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在休息那也是好的啊！这世上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简直不能容易地买个本子把我的思想记录下来。到处都被金钱统治着。有个人看到我在路边停了会儿，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正在计算我的工资呢！如果谁从阳台上摔了下来致残，造成了痴呆，那么他终生最大的遗憾肯定是他从此无法经商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不断地发展商业与诗歌、哲学，甚至与生活本身相对立的了！”
他说得不错，诗歌这一最悠久最古典的文学体裁，几乎就要在全世界绝迹了。这不能说和商业的迅猛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虽然一九九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位写了一辈子诗的爱尔兰女性，却似乎鼓励不了已属“珍奇动物”的诗人们的没落心情。
洛梭不是上帝。如果他是，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处的商业时代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假如世界上有关押时代的监狱的话。
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将商业时代宣布为“无原则的生活”。
但是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什么事情比商业与革命的态度更截然对立了。商业天生就与那种暴力的感情无缘。它热爱温和，喜好握手，有意识地避免争端。它是忍让的，折中的。除非在一些绝对必要的情况的迫使之下，它从不寻找极端的解决办法。商人使人们互相独立，使人们对私人的重要性予以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它引导人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并教会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它必然使人们寻求友好关系并谨慎地避免战争。”
说这番话的人是托克维尔。他的《美国的民主》是比《无原则的生活》更著名的一本书。
洛梭在《无原则的生活》中还说：“人能够获得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的各种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堕落。有时使自己堕落，有时使别人堕落。”
而普鲁塔克说：“正确地使用金钱是比使用武器更高的成就。”
洛梭的人生观、世界观，看来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灵犀相通的。
他还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一些在金钱和财富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内心精神生活博大丰富的人物。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他们，多学习他们，人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世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财富。”
这个“老外”是非常主张人应该安贫乐道的。
他满怀激情地教导世人：“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
他认为：“一个人甚至在济贫院里，也要爱那一种生活。因为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肯定也有愉快、光荣和尊严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是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明亮的。济贫院门外的积雪，也肯定会和富人家门外的积雪一样地在早春融化……”
但是这位终生思想激情不泯的“老外”似乎大智若愚地避开了这样一个前提——世人不可能都成为老子、庄子或洛梭。那样的话，十之七八的世人也许早就饿死了，或者又集体地归隐回祖先栖身过的山洞里去了。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他还说：“寻找旧的吧！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自己在变。只要你保留住你的思想，上帝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但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不是一样的大么？”
比之一切厌恶商业时代的思想家，洛梭是最极端也最激烈的一个。
如果他地下有灵，知道他所推崇和隔洋喜欢的中国，也正紧紧地搂抱住“商业时代”这个在他看来简直是娼妓一样的时代狂亲狂吻呜咂有声，他肯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清楚，普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非常爱享受、爱奢侈、爱金钱和爱财富的。“商业时代”其实也很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时代的选择。一个中国人如果沦落到了济贫院里，并不会像他隔洋想象的那么热爱济贫院的生活。
但我们无须过分认真地批驳他。
因为爱默生有一番话，似乎正可以援引了说给洛梭听——“教士和某些道德家在斥责人们渴求财富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人们按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并且真的停止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道德家们将不顾一切地在人们之中重新燃起另一种欲望之火——而那很可能是权欲之火。如果人类毫无欲望，文明就衰败了。”
在爱默生和洛梭之间，我更能接受爱默生的思想。尽管我实在没法儿像他那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甚至不无赞美意味地宣讲商业时代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也并不反感洛梭。只不过觉得他率真得过于迂腐，偏执得过于简单罢了。他的率真的偏执之中，不失极可爱的成分。他毕竟是思想家，另外许多话是很智慧的。
比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
比如：“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比如：“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
同样，对商业时代一向持理智的温和的批判态度的培根，也有许多极为精辟极为深刻的名言。
比如他说：“金钱和财富好似肥料，如能使民众受益则像施在了土地里。”土地缺少肥料仍不失为土地，肥料不作用于土地却只不过散发出臭气而已。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么？
后世的史学家们，在分析强盛一时、商业繁荣一时的古希腊帝国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贵族和富人的穷奢极欲也是主要的一条，显然根据是相当充分的。
萧伯纳对商人的刻薄辛辣嘲讽也是当年在英国出了名的。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富商走到萧伯纳跟前，没话找话地说：“萧伯纳先生，您为什么总是这么瘦啊？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会以为我们英国一直在闹饥荒呢。”
萧伯纳瞥了他的大肚子一眼，冷冷地回答：“那么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就同时明白我们英国闹饥荒的真正原因了！”
还有一次，萧伯纳在海滩上遇到了一位家财万贯的房地产商。他倒是对萧伯纳挺崇拜的，希望萧伯纳能给他签个名留作纪念。萧伯纳用手杖在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冷冷地说：“那么请收下吧。最好能让我领教领教，你是怎样连地皮一起刮走的！”
以上两件事，不仅在当年几乎人人皆知，而且在后世广为流传。
萧伯纳曾经这样说过：“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
他的话包含有这样两重意思：一、商业与人类文明，尤其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几乎贯穿于后者的“全部记录”；二、但这一种关系在本质上又是失败的。
为什么又是失败的呢？
他接着说：“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去致富，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有限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反衬。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并加以怀疑，商业时代究竟是不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救世主？”
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他的怀疑，包括他的愤慨的指责与批判自有道理与根据。
相比于富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贪婪的占有和聚敛，他“统计过，培养一个穷孩子的费用，包括破衣服在内，只不过需要二先令”。
我对外币缺乏常识。
一英镑是否等于十先令呢？
他当年的统计使我不禁联想到了今天中国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今天中国那千千万万因为难以支付极少的钱而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所幸我们毕竟有一个“希望工程”。
萧伯纳们，和亚里士多德和洛梭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纪和时代，目睹的是原始的“商业”。原始的商业的的确确具有邪恶性。
爱默生们对商业时代的歌功颂德，却更是以他们的预见性为自信的。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在中国人心目中，商人是什么？
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从来不是“俊媳妇”。
除了某些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几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曾是不同程度的蔑商态度者。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在近当代才兴盛起来的。此前，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是不怎么受世人重视的。它的处境往往还不如哲学。古典经济学的魅力是其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的思想性。其不足往往也正由于思想性大于经验性和规律性。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从很古的时期便是一个轻商蔑商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古时被称作“士”。由“士”而“服官政”，就成了“士大夫”。仕途不畅的，则便以“文人”自诩自居。中国五千余年历史中，改朝换代，兴兴衰衰，“士”和“文人”们是起过不小的作用的。成了“士大夫”的直接起作用。成不了的间接起作用。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也是由“士”和“文人”们一代代书写的。被朝廷承认了的，曰“正史”，不被承认的，曰“野史”。正如希腊思想乃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渊源，虽然并非和工商无关，但在本质上是“史官文化”。这是一个生前名字不太被中国人所知，死后依然不太被中国人所知，但却思想极为深刻的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结论。他叫顾准。“士”也罢，“文人”也罢，往往都是“科盲”。不要说化学物理了，十之七八，连对诸业生产的起码常识都是一窍不通的。所以老百姓讽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他们自己洋洋得意地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理工科的书，他们是不读的。因为皇上不考他们那些。能否中状元、中举人，唯看诗写得好不好，文章是不是辞藻锦绣。凭一篇好诗，一篇好文章，一旦中了状元或举人，将来可能就做宰相，做“中书”，相当于西方的总理或部长。甚至可能入赘皇室，一步登天，做了皇上的乘龙快婿。比如陈世美。中举是古代中国“士”和“文人”们的至高理想。而在西方，单凭诗写得好，能获得的最大荣誉不过是由宫廷封的“桂冠诗人”罢了。单凭文章写得好，不过会有幸接到一份请柬，参加宫廷宴会罢了。比如普希金。
当然，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科技发明。有是有的，比如“四大发明”，但都是能工巧匠的贡献，非是知识分子的成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也当然是有科学家的，但他们的科学成果，要么被收入皇家书库，束之高阁，要么成了皇宫里的摆设，很难推广于民间，转化为生产力，更很难给他们自己和给国家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爱迪生若是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一辈子有一千多项发明了。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君书·农战》中有言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意谓国家若要强盛，重视农业，军备充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一种典型的以农养国的国策，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期，都能看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深挖洞，广积粮”，如出一辙。对商又是什么态度呢？《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谓贵族子弟，就是连死，也不能死在商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说：“因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当然是指女子倚门卖笑，暗娼行径也。这是商的负面。对商的嘲，可见一斑。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有追求的女人，那是绝不会嫁给商人的。所以中国还有句话是：“好女不做商贾之妾。”说得再明白不过——你是一个好女子么？那么连给商人做小老婆或外室，你都应该感到羞耻。其羞其耻，不在于为“妾”不为“妾”，而在于为什么人的“妾”。为商贾之妾，当然是抱恨终身的了。
联想到今天中国女性们的以“傍大款”为时髦，为时尚，为荣为乐，令人对女性的终于挣脱传统文化之束缚，倒真有些不知该怎么评说才是了。
我记不清是否《红楼梦》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了：某丫鬟犯了过失，或其实并没真的犯什么过失，只不过无端遭主子嫌弃，将被卖出府去给人做“小”，而她预先得知，对方是商人，于是含恨自尽了……
但中国的“士”和“文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对于社会对于时代还是对于女人们而言，毕竟是很“软”的一手。往往只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哪里抵得过商靠了金钱和财富对社会对时代对女人们施加的巨大号召力呢？所以就实际情况看，中国的普遍的女性们，和西方诸国的女性们并没什么两样，权势和财富，从来都是她们所喜欢依傍的。“郎才女貌”这句古话，几乎总是意味着“郎财女貌”或“郎权女貌”。而普遍的老百姓们，也是都不太将“士”和“文人”们的絮叨当成回事儿。只要一有机会，无不向商靠拢。
商的的确确具有难以匹比的贯力。有时候这种贯力又的的确确是相当令人憎恨的。
我们翻开历史细看一下便会知道——当年南京遭劫之前，上海已然沦陷。日军正从淞沪方向逼近过来，一路烧杀奸掠，而危城南京里，某些商人依然在洽谈最后一笔生意，店铺的幌子依然招展。妓女们依然拉客……
可以认为这是商的丑陋。也可以认为这是商的顽固。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白从身边错过。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商人是一种一遇到金钱立刻便和金钱融在一起的动物。”
他的作品中有个商人说：“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的母亲，都绝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而你若跟商人们谈论这句台词，他们则也许认为，那恰恰是一位好商人的本色。他们也许反问你——这就叫商的原则啊。商人不那样能成功么？
但是世上毕竟还有比商更强大更权威的事物，非是上帝，而是政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商在中国遭到了空前严厉禁止。而此前五千年以来，它只不过遭到灾害的破坏，战乱的摧毁，横征暴敛的打击罢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的，不管对它的功过如何评说，在人类历史上，它还从未被某一政权严厉地全面禁止过。
这政权是“红色”的，是革命的，是以“暴烈的行动”方式夺取的，是虔诚地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最广大之利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一种政权。它是那么年轻，那么虎气勃勃，又是那么果敢，那么激进。它一经建立，身躯上带着累累伤痕，征袍上沾染着自己英勇牺牲了的将士的鲜血和敌人的鲜血，在尚未消散的硝烟中和刚刚升起的胜利的旗帜下，声色凛凛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布——从此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生连带关系的事物誓不两立！
在这一点上，它体现出一个新政权的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但它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又是那么充满着浪漫色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最能体现出它当年的雄心大志。
实事求是地、公正地、尊重历史地说，这摇篮之中的新政权，当年的的确确遭受到了西方世界的虎视眈眈的敌意和诅咒，的的确确是曾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为“共产主义恶魔”的。
它的存在使对方大受威胁，深感不安。
对方的敌意和诅咒，也使它戒心倍加，防范不懈。
所以毛泽东当年忧心忡忡地时刻提醒全党——巩固政权是比夺取政权更艰难的！
在苏联，列宁向工人阶级发表演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像死人一样被钉在棺材里埋到地底下的！它的尸体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时时刻刻企图毒害我们的生命！
在中国，毛泽东则严肃地告诫和教导新政权：“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也许，由于商业在资本主义初期，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利益太大太大，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也许，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资本的垄断这一“法宝”，对广大民众尤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太野蛮，太贪婪，太无人道可言；也许，由于新政权对这一点的深恶痛绝，所以视商如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铲之除之唯恐不彻底。
当年苏联如此。中国亦如此。
受惠于资本主义的前一个时代并遗留下来的商人们，习惯了被金钱所诱惑，在新政权的监视和管制之下也居然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
比如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莫斯科公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三两黑面包的情况下，主要是由旧地主旧富农组成的粮贩子们，狼狈为奸，勾结一气，暗自囤积，售以高价。
所以当年列宁亲自签发过对他们实行严厉打击的“特别法令”——凡经证实，一律枪毙。
在残酷的卫国战争期间，粮贩子们无视法令的活动依然猖獗，而斯大林也亲自签发过和列宁同样的法令，无情镇压之。少则一次枪毙数人，多则一次枪毙几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发生过不法粮商跨省勾结与国家抢购赈灾之粮囤积居奇企图暴发的事。还发生过以次劣布匹棉料为抗美援朝将士生产假冒伪劣军服军鞋的事——其下场可想而知。
正应了那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些仿佛证明了“无商不贪，无商不奸”的事例，在中国，最终导致了对商的“扫垃圾”式的铲除。改造成了取缔。引导成了禁止。治理成了专政。
一九五七年后，“垃圾”被彻底铲除。新政权“清洁”了。中国没商了。
这是从根子上进行的铲除。担心繁殖出新的资产阶级，担心会复辟出资本主义的“温床”，被“铁帚扫而光”。
几乎人民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由国家通过票证的方式平等分配了。粮、油、布、棉、火柴、灯泡、糖、烟、酒、茶，当然包括过年的肉、鱼、蛋等。
每个人的生存质量都被限制在接近平等但同时又是最低的水准。
共和国似乎在对自己的做法满意地考虑——一个活人有了这些也算可以了吧？再需要别的什么就未免太奢侈了吧？而人一旦奢侈了，是会使共和国感到忧患重重的。
一切需求皆票证化了，商似乎也就没用了。今天的票证收藏家的收藏曾作出过权威性的统计——最多时共和国发过七十六种票证。
在“票证年代”，对十八级局以下的干部的特殊待遇乃是——每月多半斤糖，一斤黄豆。所以他们又曾被老百姓叫作“糖豆干部”。只不过多半斤糖，一斤黄豆，所以，你又真的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共和国对干部和百姓几乎是一视同仁的。
“票证年代”的产生，究竟是由于自然灾害、人口众多、物资匮乏导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还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一厢情愿的、求成心切恨不得“一步到位”的实践导致的？似乎不可以下非此即彼的结论。以我这个共和国同龄人的身份，重温“票证年代”的感觉，认为两种原因都有。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几乎没有，不等于完全没有。中国的马路上，曾驶过苏联的小汽车——在哈尔滨，市一级领导才有资格坐。和“老大哥”关系僵化后，它们成了宝，成了彼此身份显出区别的标志。毕竟是“进口车”。毕竟觉得比“上海”高级。而且，以后不再“进口”了。
老百姓曾享受过的“外贸”成果，却只不过是古巴的红糖，老百姓的孩子们吃过巴西的蜜枣。春节商店的供货摊床上出现过朝鲜的“明泰鱼”。那都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用优等的大米、白面、黄豆、棉和布换来的。同时换来了亚非拉美诸反帝穷国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式的精神领袖的国际地位。古巴的红糖当年使大批中国人患了肝炎。巴西的蜜枣使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的孩子生了肠胃寄生虫。朝鲜的“明泰鱼”倒是很好吃的一种鱼，肉厚，刺少，却只有春节才能买到……商被铲除净尽到何种程度了呢？在我家居住的至少五千户组成的一片社区，只有四个商店，三个饭馆。四个商店中，两个只卖酱醋咸菜火柴食盐什么的，各有三四名售货员。我想每天营业额大约不会超过五六十元。另两个要算是较大的综合商店了，但也不过各有十几名售货员。三个饭馆，只中午和晚上卖馒头、烧饼。几乎没卖过包子和糖包，因为缺肉和糖。售货员的工资，由二十一元至三十六元。干一辈子，退休时也许有望涨到五十几元。都是拿“公”薪的人。因为那些商店和饭馆无一例外是国营的。连夹在它们之间的理发铺也是国营的。常挂出一块牌子，上写着“今天政治学习”。
人们的工资既已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物质生活的需求既已被限定在最低水平，五千余户有那么四个商店三个饭馆，还真的似乎也就足够了。除了年节前夕，它们的售货员往往是挺清闲的。一阵阵忙点的，是售酱油、醋和咸菜柜台的售货员。她们往往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她们刚参加工作，当然只配从最基本的服务做起。熬了许多年头，接近中年的女人，才有资格站布匹柜台、鞋帽柜台、日用小百货柜台。那儿的顾客永远断断续续的。身上也不至于沾染酱油、醋和咸菜味儿。如果看到一个显然刚参加工作的姑娘也居然例外地站在那些柜台后，那么不消说，她一定有点儿“来头儿”，或有什么“后门儿”。不过“来头儿”肯定大不到哪儿去，“后门儿”肯定不会太宽，否则她就不至于被分配到“商业战线”了。
尽管“商业战线”也同样是很光荣的，但除了侥幸被分配到大百货公司的人不至于感觉委屈，十之七八是不情愿的。
初、高中毕业生的最高理想，是能够被分配到较大的国有工厂，从每月拿十八元开始学徒。车、钳、铣、刨乃“王牌”工种。徒满后上了车床，那份荣耀好比英国皇家海军士官生登舰。“哈一机”“哈轴承”“东风”等在全国著名的大厂，非是中等技校毕业的“重点培养对象”，那根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卓别林的经典影片《摩登时代》中，有许多工人在流水线上疲于奔命的精彩片段。而直至六十年代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几条卓别林时代的工业流水线。
如今，车、钳、铣、刨四大“王牌”半机械工种，早已被全机械车床所淘汰，成了工业词典的古典名词。
“哈轴承”已与港方合资。我的许多同龄人早已退休。
“哈一机”的工人几乎全部“下岗”，因为它是制造坦克的。
“东风”厂转产艰难，因为它是制造飞机的。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某位工程师，当年曾对一项机械有所改造，可减少工人半数左右。但好事变成了愁事——裁下来的工人将被安排到哪里去呢？
结果是有价值的图纸被锁入柜中，从此无人问津。
应该说，当年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共和国开拓新的就业局面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轻工业的开拓局面广阔无比，但这需要市场经济来引领和繁荣，需要商的推动作用。
但商已被连根铲除。
但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陷阱”。
但共和国正在酝酿的是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商的机会何在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再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有身份的人。除非某人不但精明，不但天生有经商的头脑，不但运气好，而且还是某类极具商业价值和前途的创造发明的直接或间接专利拥有者。
“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对于许多人而言，许多机会是一次性的。许多事是不可重复的。许多社会阶段是学生的四十五分钟一节的课时那么短暂的。许多时代特征是光怪陆离刺目而又迷幻的。
你被它炫得捂上了眼睛，转过了身去，你就与它缘缘相错了。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较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们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八十年代下半叶的某一年，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志，邀请几位作家“聊聊”世态民情。我迟到了，见只有领导身旁的一个座位空着，他又在向我亲切招手，便只好走过去坐下。轮到我发言时，我说了几首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儿。其中一首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成长。”领导笑了，打趣儿地说：“同志们，这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啊？我看中国的商业还远没发达到如此程度嘛！甚至，在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可能。但我确实认为，如果世界和平局面允许，全民皆商，肯定比全民皆兵好得多！”
我又说：“国营的不如个体的，有文凭的有专业的不如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上班的不如倒卖的，倒卖的不如‘拼缝’的，‘拼缝’的不如坑蒙拐骗的，坑蒙拐骗的不如能弄到‘批件’的！”
他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兴趣。我说一句，他往小本儿上记一句。我半截打住，说：“你要记，我就不说了。”他又笑了，说：“作家同志你不要太紧张嘛！不会打你个‘右派言论’的！我记在小本儿上，是为了经常看看，经常想想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那又是些干什么的？”
我说：“经商的呀。他们现在发了，不骑自行车，鸟枪换炮，改骑摩托了！”
他说：“这很值得我们替他们高兴嘛。我预见，不久的将来，他们还会再一次鸟枪换炮，开上小汽车呢！到那时候，他们肯定比你们作家阔多了，你们作家同志们会不会嫉妒啊？”
问得我和几位作家朋友都不禁笑了。
我又说：“他们还有口号呢！”
他说：“哦？透露透露，透露透露！”
我说：“他们的口号是——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邓干‘革命’！只要老邓不变卦，‘革命’到底不回头！”
他说：“这口号倒也不错。发展经济，是‘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对于中国，不亚于一场革命嘛！但是中国要富强，只靠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当然不行。还老百姓以宽松的政策，只是我们国策的一方面。搞到国营的不如个体的，上班的不如倒卖的地步，当然是很令人忧患的。但是同志们，如果非要求国家做到上班的一定比倒卖的强。国营的收入一定比个体的高，那恐怕也不现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从事个体商业的，比在国营单位效劳的人普遍收入高些。这是商业时代的一种新差别现象。国家的使命，既是要保证个体的谋生热情不受挫伤，不再重新附着在旧体制上，又要保证国营的上班的收入不要比个体的倒卖的低很多。那样的话，国营的上班的就寒心了。至于‘拼缝’的，那要看谁在‘拼缝’，‘拼’的什么‘缝’，性质上是否合法。国家干部，手中有权，也搞什么‘拼缝’，那就不合法。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合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照样不合法，是要和进行坑蒙拐骗的一起受到法律制裁的。至于搞什么‘批件’的，那分明都是权钱交易的方式，是腐败现象，是一定要坚决反对的！同志们，老百姓中蕴藏着极大的谋生自富的积极性和能量，不可低估，不可小看呀。一旦政策到位，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很快就会较富起来。但我们要使广大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拿工资的人收入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则就不是那么容易之事了。实事求是地说，是很难的事啊！这需要经验和时间啊！经验我们太少太少，而这时间是属于老百姓的，不能让老百姓期待得太久是不是……”
那是我所听到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推心置腹的一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甚至不可以一股脑儿全推卸责任给共和国的前任领导者们。因为那也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人的致富一样需要外部条件，需要机会。中国从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和机会。正如世界处于东西方冷战时代，中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
但如果从五十年代起中国不连根铲除商业的民间园圃呢？
但如果不发生十年“文革”呢？
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中国商业时代初期的“弄潮儿”们，相当一部分确实已经富起来了。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房子、车、店铺或饭庄什么的。他们银行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能是一百万，可能是二百万或者更多些。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划阶级成分之时，他们将被定为“小业主”。入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鲲龙。商潮的初级阶段是混浊的浅水。他们每年从“网”中得的是“鱼虾”。经年累月，积少成多。他们是商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试想哪怕一个设早点摊儿的人，十余年后，若经营顺利而且有方，其发达也是可想而知的啊！
还有一部分人，虽没怎么太发达起来，但东一笊篱西一耙子，十余年后也搂到了十几万或几十万。他们疲惫了，或信心减弱野心收敛。于是想方设法又往体制内迂回。一旦谋到满意的闲职，或干脆花钱买到，摇身一变，又成了端公家饭碗之人。
有极少数的人，凭着自己不寻常的精明，加上魄力、胆识、冒险精神和好运气和天赐良机，随着最初的商潮泅向了更深更远的“海域”。他们成了令世人羡慕的富商，骑在了“鲲龙”的背上，大有一个斤斗便能翻出十万八千里去的能耐似的。但商海无情，风骤浪险，波谲云诡，“鲲龙”虽大，却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在下一个世纪里，他们的结局究竟会怎样，作出结论还太早。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那就是，在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他们奇迹般地成了最大的些个既得利益者。起码目前是这样。
当然，还有些人，当年“倒”，现在仍“倒”着；当年“贩”，现在仍“贩”着。始终没机会没运气发达，但养家糊口总归是绰绰有余的。换一种谋生的方式，可能就养不了家糊不了口了。所以只有继续下去。更有些人，在初级阶段混浊的商潮中，折桅沉船，下场可悲。到中国的任何一所监狱里去调查了解，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些人被关着。
他们的故事和传记，都记在中国商业时代初期阶段的几页历史上了。那几页历史上，充满了卑污、欺诈、赌博性和离奇性。其成功者很难引起人由衷的敬意。其失败者也不太能获得人的同情。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从前几页历史中过渡到今天的时代，并似乎依然有什么商业方面的大作为。似乎而已。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天，在商业时代的深远“海域”里“弄潮”的，已是另一类“新生代”了。
他们年轻却见多识广，从商经验极其丰富。他们以文质彬彬的外表，不动声色地掩饰着也许只有自己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勃勃雄心。他们起码有大学学历，甚至是博士、“博士后”，或者是“洋插队”回来的外企外商全权代理人什么的。他们精通外语，善于“包装”自己，广为结交对自己的事业有助之人，尤擅走上层路线。他们谙熟商业法律，谁企图骗他们上当门儿都没有。而他们钻商业法规空子的行为，又能做得那么不显山不露水天衣无缝。他们双手紧紧按住自己的钱袋儿，双眼每时每刻都在商界扫描着。一旦盯住了时机，其反应之快宛如矫鹰擒兔一般。他们中更有的人本身即是科研后起之秀，并是一纸抵万金的某项专利的拥有者。比起他们的科研前辈，他们将科研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头脑，灵活得前辈们脑筋急转弯也还是望尘莫及。
他们的综合素质之高，根本不是十年前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人所能匹比的。
正是他们的涌现，无情地从商域排挤和淘汰了前者们，确立并巩固了自己们的主角地位。使前者即使存在着，也只不过变为一些“大群众”的角色罢了。
正是他们的涌现，促推着中国的商业时代进入了第二阶段——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到混沌渐分、层次渐清的阶段；从主要是以“倒”和“贩”激活市场到主要是以新商品新材料新技术丰富市场的阶段；从满足基本商品需求到满足名优商品需求的阶段；从无序到开始有序的阶段。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乃是确保商业生命力强盛的三大要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某某领导在电话里生气地指责：将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我们的同志们现在不分什么人的钱都一概照接了么？！这还是为公。那中饱私囊的官员，对商的亲爱有加，与对百姓的冷漠无情，早已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了。
又据报载，一位经商大款，席间当着些社会名流一语惊人——某某副市长算什么，我一个电话，让他半小时内出现在我面前，他不敢三十五分钟才到！
言罢掏出手机拨号下达“指示”，副市长果然半小时内超前到达！
我的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朋友告诉我：一次他出差外地，在歌舞厅消遣，适逢一大款向一歌星小姐献花，还未下台，有人却又向他献花，朗朗曰：“这一束花，是在座的××副市长命我献给您的！并为您点歌一首……”
世界的丑陋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赂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连昔日韩国的总统，也东窗事发，原来曾被商所俘过，在全世界的睽睽注视之下站在了被告席上，并且被判处过死刑。
那些日子里韩国是多么举国激愤啊！出租汽车司机大瞪着两眼将车摇摇晃晃地开上了人行道。警察发现他滴酒未沾。他是由于心理被刺激成那样儿。他接受不了他们的前总统原来是一个勒索巨贿的家伙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
而一个月薪一百万韩元的政府较高级官员，于头脑清醒之时算了一笔账，结论是他若想挣到他们的前总统受贿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得工作四十余年。他算完这笔账倒不愿意清醒着了。于是跑去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并用酒瓶子击碎了酒馆的玻璃，当众搂抱住女招待非礼无忌起来……
但是谁若问韩国人还要不要商业时代了？回答将是肯定的——当然还要！
一个理智的国家理智的民族，明白商业时代再有一百条一千条不好，却仍有另外一百条一千条别的任何时代所不可能带给人们的好处，却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
总统索贿巨款，将他绞死就是了么！
韩国人尽可以许多许多次地选出一个总统，而对商业时代的选择却是不容反复的。一旦动摇了它的基础再要重新恢复它的基础，最短大约也需二十年。韩国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世界上几乎所有高度民主的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也都是明白这一点的。一个繁荣的商业局面光临的时代，对于这些国家的普遍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上帝对世间的一次巡礼。而总统对他们算什么呢？不过是比较认可的一名公仆罢了！
诚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所言：“民主社会中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丰富了大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想象，把所有的旺盛精力都吸引过来。无论是谁，无论是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人们通过商业而致富的愿望。民主社会中，所有大笔财富的取得都要靠商业的增长。”
然而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而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而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所希冀的和已经面临的似乎根本不是一码事，于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痛心疾首而且愤懑了。开始以诅咒勾引坏了自己好儿子的娼妓般的语言诅咒商业时代。
但这似乎主要是几年前的情况。
几年前商业在中国的混浊的初级阶段，确实是“刺”多“蕾”少的。
现在它的“刺”已被共和国的法修剪掉了一些。现在它当年的一些“蕾”开花了。
现在，普遍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明智比较客观比较平和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入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民主和教育》一书的作者杜威说：“认为商业的事情在它自身的范围内可以‘自觉’地成为一种理想的文化，认为它可以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身的宗旨，并让它来代表社会的利益和良心——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先生们，我们在承认商业的贡献的同时，绝对不可以把它想象得很温良。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给它套上鞍镫。我们跨在它背上的时候，要穿带马刺的靴子。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它才能收敛它自私自利原则之下的欲望，满足自己的同时也对社会作些回报。”
杜威的这段话对当前的中国人，尤其当前的中国首脑们，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镫”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税法是商业法规、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条。
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说：“买卖人对一切顾客买一样的东西收一样的价钱，并不随顾客出钱能力的大小而高低他的价目，世人都认为这是公道的，而不是不公道。但是若以此原则制定税法，就与人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利便的感觉太不相容了。国家应对富人特别制定某几项高税。因为我们冷静分析不得不承认，国家这台机器，历来为富人的效劳比为穷人的效劳多。”
卢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则说得更明白：“如果富人显示阔绰的虚荣心可以从许多奢侈之物中获得极大的满足，那么让他们在享受奢侈时增加一些开支，正是征收这种税的充分的理由。只要世界上有富人存在，他们就愿意使自己有别于穷人。而国家也设计不出比以这种差别为根据的税源更公平更可靠的税源。”
世界上许多商业发达的国家都早就这样做着了。
中国将如何开始呢？
再给它点儿时间吧。
如果，一个时代为了“造”出一个富人，不惜以产生三个甚至数个穷人为代价，那么不管它是不是商业时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极力加以赞颂，它总是要完蛋的。
罗斯金在《到此为止》一书中说：“既然穷人无权占有富人的财产久为人知，我同样也希望，富人无权占有穷人的财产这一事理明昭天下。”
一切鲸吞、瓜分、巧取豪夺、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人，都既不但对国家犯罪，同时也对人民犯罪，犯有制造贫穷罪和占有穷人财产罪。因为道理是那么明白——那一部分财产原本是靠劳动者积累的。国家原本是可以用它救助一部分穷人，消灭一部分贫穷现象的。
萧伯纳在他的小说《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说：“金钱大量地聚积在一部分人手里，对他们来说多得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少得可怜难以为生时，它就变成该诅咒的东西了。”
这样的现象往往是由于——“给四个人每天三先令，让他们干十到十二小时的艰苦劳动；而却常常向另一个人提供不劳而获的机会，使其轻而易举地便会得到一千或一万英镑”。
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人人衷心拥护的商业时代的特征。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个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在中国，目前相反的现象还随处可见。
但是要消除这一种现象，中国又只有万桨齐动，中流击水。回头恰恰无岸。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走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之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国家是人类的公产，就像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人类进入了商业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只能“跟着感觉走”，迁移不到外星球去。中世纪的罗马教堂曾发放过“赎罪券”——这意味着上帝也曾集资。宗教经商，赎罪靠钱，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商人是商业的细胞。商业是人类社会的动脉。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它使政治像经济。它使外交像外贸。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只要金钱在向我招手，《圣经》、地狱和我母亲都不可能使我转身。”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喟叹当律师太难了。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千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臊地向我们伸手要钱。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入股商业了。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么？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物理学家说：人是熵的减少者。化学家说：人是碳原子的产物。生理化学家说：人是核酸与酸的相互作用器。生物学家说：人是细胞的聚体。天文学家说：人是星际的孩子。而商业时代说：我是人类的奶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谈到将来，便确实产生了一个终极关怀的话题。人类不再吮“她”的乳汁行不行呢？这话题太沉重，也太遥远。还是不讨论吧！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失为很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不妨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商业的本质是寂寞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
像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大学时期——亦即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谁思想上若是这样，一旦被揭发或自我“暴露”，个人命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文革”后期的专制政治对于“思想异类”分子的惩办是冷酷无情的，从教师到学生，任谁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谨慎地自我保护。我的表现也毫不例外，只不过与别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纵招致政治嫌疑罢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遮挡着我，我也许注定了会做牺牲品的。而实际情况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样，早已是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戏，在接近尾声的紧锣密鼓中，众多的角色都渐显出了背叛的意识。“凤头、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这六个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了。它的开始是那么独特，它的过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么复杂丰富，它的结尾又是那么精彩，典型的“史笔”风格。
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曾积极自觉地充当“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这当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诚。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是受一种政治热忱的驱使。当年哪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不曾受过这一种政治热忱的激励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感的事么？这难道不也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一份儿时代荣耀么？如果说当年也有杂念的话，那杂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过便是这样罢了……
我和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远最远的边缘击鼓呐喊，不遗余力，自是为了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微起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段。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我们希望在我们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些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后面。这是我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头脑里残存着这一种局限性的他们中的一个。
然而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它使我们陌生使我们愕然的同时，我们已经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陆地上。商业时代！它光怪陆离，它浮华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胀，它使人心贪婪，它使官员腐败的现象如同倒片机使蝴蝶从银幕上变成毛毛虫一样令人厌恶，它使一小部分人暴发，暴发之后甚至为富不仁，它砸烂了许多人的“铁饭碗”，砸烂之后甚至使他们懵懂无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况……
所要的和已面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恐怕便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与愤懑的原因罢。我和他们一齐诅咒过它。我诅咒时，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诅咒的究竟是商业时代本身，还是它有时被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移置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溃烂……
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极冷静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首先我终于明白，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短暂而又充满憧憬的早期中国梦的片段，剪辑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面，构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辑错了的故事”。
其次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人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响。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最广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业的下岗工人，最终是注定了都不得不归依于它的。农民也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和资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词的话，恐怕也只能体现在如下方面——远避它的奢华一面，因为那非是为我营造的风景。控制住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不过分商业化，因为那我自己便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专门糟蹋文学的人。但同时又必须容忍艺术、文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程度地蒙上商业色彩的现象。
谈到我自己的作品，这是有时连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种程度”，应以不辜负广大喜爱文学的读者的期望为前提，而不仅仅以发表或出版的官方限制为前提。后一种前提是对自己的低标准要求而非高标准要求。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将原谅自己的“偶尔失足”，我自己对自己的原谅无疑会比广大读者对我的原谅稍微宽厚点儿，但我一定约制自己不由“偶尔”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为我所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是面对现实的文学性“发言”，包括文学性的指判式“发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现实主义“发言权”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凤毛麟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强。比我年轻的一批作家、编剧，某些人是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他们理当更善于经营自己。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从国家获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资、职称，他们将不再那么容易获得到了。我到上海时，李子云大姐问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只有笑笑，问她何以会这样想。她说都在传你《年轮》拿了几十万，《浮城》一书又拿了几十万，那你不已是百万富翁了么？我只好又笑。我创作《年轮》电视剧，每集含税二千五百元。我交《浮城》稿时，编辑说每千字八十元，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闻所未闻。自己主动提出不要比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高出那么多，高出一点儿，每千字四十元就满足了。发行得好，愿补就再给补些。发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四十元外加印数稿酬算的。当时我甚至分不清印数稿酬和版税有什么区别，还曾打电话去向张抗抗请教。此前我的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七元、十元、十三元、十五元、二十元至三十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向我说，这除了是“迂”不再是别的什么。他们以后的命运将和我们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变为脱离体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识情形将会很糟糕……
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起码目前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这两个商业时代的保障，其实首先已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和平使国际外交主要成为外交家们的事，政治意识淡薄使政治主要成为政治家们的事。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而且仅仅反映在极小一部分人之间。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连寂寞都顾不上的活法，无疑简单乏味到极点了。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现在的中国，当然非是成熟的商业时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摈弃在它的门外，进不去，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社会坐标上，这是它趋向成熟，还是夭折在混沌状态的大问号。进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混沌状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对它是危险的……
目前文学针对现实发出的种种感应之声，是中国的另一足也迈入商业时代之前的尴尬的诉说乃至呼号。而之后，几乎一切艺术和文学的品格，都必须或深或浅地印上商业的编号。当中国也果真成熟为一个商业时代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应之声也就越来越微弱了。那时它不那样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对时代本身的尴尬性放弃诉说和呼号是不可能的。
那时的作家将比文学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却会渐渐安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寂寞。归根结底，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资本的玫瑰天生带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而后一“情节”，乃是在这一宕伏之际“乘虚而入”的。
第二阶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
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
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
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疼痛的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
意思是——鳝似蛇，蚕似虿，人见蛇则惊骇，见虿则毛奓，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作“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作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
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又确确实实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对他们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写照。
利己是商业的原则。
投机是商业的智谋。
昨兮今兮，亘古如兹。
一八六一年，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读报时，看到了英国王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于是大喜过望，他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他奔走于伦敦和附近的城市，低价抢购黑衣服黑布。几天后，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国的悲痛气氛中，他高价抛卖黑衣服黑布，一转手赚了约合九千万日元。
商业的利润几乎总是伴着商人的投机行为源源滚入他们的钱柜。一个不善于投机的商人几乎不配是一个商人，起码不配是一个好商人。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商人和商人之间为了竞争，有时还会做出些异想天开、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两名未成年的少女参与大宗毒品走私，由国外缉拿归案，下机伊始，她们立即被众多的人包围。除了新闻记者，还有为数不少的电影制片商、书刊商、电视节目承包人，争先恐后与之签约，打算将她们的犯罪经历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写成畅销书，忙得她们不亦乐乎。未出机场，已各自身价数百万，俨然世界冠军载誉归来或阿姆斯特朗刚从月球归来。这一闹剧震惊美国朝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发生的。直至公众忍无可忍，意欲组织游行示威，以抗议商人逐利的无耻行径，当局才出面对商人们予以制止。
所以美国有一则讽刺商人的幽默讲的是——书商出了一本书，赠送总统，不久探问总统看了没有。总统秘书说看了，总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紧随其后的大批再版此书的扉页上都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又有书商效仿之，也赠了一本新书给总统。总统接受上一次教训，说：“没意思。”“没意思”三个字也可以做广告。再版此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说没意思的书。第三位书商见前两位的发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给总统一本书。这一次总统根本不看了。而此书的扉页上印的是——这是一本总统连看都不愿看的书。商人有时要利用什么人什么事大赚其钱，往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得极端厚颜无耻。
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是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时也如此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会不齿，不能不说商业确有“恶习难改”的一面。
在中国，从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闹剧、俗剧、丑剧更是不胜枚举。
比如从动物园里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徕顾客便是一例。报载，某省某市商场开张大吉之日，为了营造轰动效应，欲租用一架直升机，打算来个“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数万元人民币。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屡屡出现。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某“个体企业家”为了高攀上层人物，赞助某社会公益活动一百五十万。条件只有一个——名字见报，形象上电视，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领导身旁。一切疏通就绪，他却在头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机关拘留，此时他的衣袋里还揣着第二天上午的请柬。于是活动不得不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