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地说，此集之出版，不由我不对阎纯德教授心怀感激。
算来，我们相识已二十五六年了。一九八六年，我随林斤澜、柳溪两位作家访问法国，恰值纯德教授作为公派学者也在那里进行文化交流。当时他在著名的普罗旺斯大学（马赛第一大学）中文系执教，我们到南方访问时，他专程到住处看望我们。他想得很周到，赠我们每人一部相册，至今，我在法国的留影，仍保存在那一部相册中。当年他四十多岁，风度翩翩，儒雅斯文，就职于北京语言大学。他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学者。
二〇〇二年，我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于是我们成为同事，仿佛是一种缘分注定。然而，他住校内，我住校外，平时接触不多。常言道光阴似箭，如今他已退休，我虽然还带着几届数名研究生，但实际上也过了退休年龄，正盼着允许早日退休。
退休后的纯德教授依然忙碌，领衔编辑这套散文随笔集，只不过是他今年里的成果之一。当他对我说也希望收入我的一部散文集时，我岂能不欣然从命？但我当时陷入电视剧《返城年代》的倒计时创作，又哪里有暇顾及呢？只不过将一大捆散文书稿及散章拎给他，请他与编辑商议，确定内容，代我鉴选。
故又实在地说，此时我还不知道我这一本散文集的集名以及具体内容——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读者无责任心。恰恰相反，以往的情况告诉我，凡我自己选编的集子，往往不如极具编辑经验和水平的别人代我选编的集子更受读者欢迎。因为由自己来选编，基是难免敝帚自珍，自以为是。换了别人的眼光来看待，则必是另一番标准。何况纯德教授不是一般的别人，而是评论家兼散文家。
所以，不论此集最终定名为哪几个字，我这上篇自序，确实发乎诚心的。虽然，我们的友情淡如水，它可是我格外珍惜的友情。我能想象得到他及编辑为选编好我这一本集子，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多大的精力。
再次深深地感谢！我的感谢不仅对阎纯德教授而言，也同时是对本书的编辑的表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阅读感受和写作心得使我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爱默生说——文学及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并使人类社会变得良好起来。
我深以为然，遂作为写作信条。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