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坚定不移地说：谁也难以
找到莫斯科这样的首都。[17]
第一幅画面：萧索的年代
第一幅画面被浓浓的黑暗所掩盖，因为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是夜晚。那是1922年9月末的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忘勃良斯克火车站上那炫目的灯光和多罗戈米洛夫桥上照耀着通往亲爱首都道路的两盏路灯。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你怎么说，莫斯科总归还是母亲，是一个最可爱的城市。好吧，第一幅画面——一团浓雾和三点灯火。
接着，白天的莫斯科现出了她的真面目——起初她笼罩着一层令人伤感的秋天的雾霭，随后几天又变得砭骨刺肌地寒冷。干冷的响晴天，身上只有一件薄呢大衣。薄呢，薄呢，破麻袋片似的玩意儿！我无法形容冻成什么样子。越冻越往外头跑，越跑就冷得越厉害。
如今，当大家都摄入了足够的脂肪和磷质的时候，诗人们于是把那称之为英雄时代啦。我坚决声明，我不是什么英雄。我不具备英雄的素质。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一个生来只会爬行的人。当我在莫斯科爬行的时候，差点没被饿死。谁也不肯给我一片面包。所有的布尔乔亚门上都挂起了安全链，隔着门缝塞出来的各种身份证明有多少赝品！他们用这些证件就像用床单似的把自己装裹起来，舒舒服服地躲过了饥饿、寒冷，还有趁火打劫之徒的袭击和义务劳动之类的麻烦事。他们的心肠变得硬起来了，就像当年特维尔大街和花园环形路拐角钟塔底下卖的甜面包似的那么梆梆的硬。
又何必去找那些英雄呢。他们本身也是一无所有，只能靠什么条例命令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靠那种黄色的谷粒度命，谷粒里头常能发现许多漂亮的小石子儿，就像紫水晶似的。
我恰好位于这两大集团之间。于是一张大书“死亡”二字的彩票便清清楚楚而且再自然不过地摆到了我的面前。看到这两个字，我才如梦初醒，忙调动起空前的令人惊讶的力量。我没有完蛋，尽管来自双方的打击有如冰雹一般落到我的头上。布尔乔亚一见我这身衣着就把我往无产阶级堆里赶，无产阶级却要把我净身出户，其理由：即使我不是个纯牌的布尔乔亚，至少也算是他们的同类人物。不过我并没有净身出户，将来也不会。这个口我敢夸。从这两大阵营身上我学到了自我保护的手段。我身上的证件就跟狗身上的毛一样的多，而且我还学会了靠喝各色各样低卡路里的稀粥存活。我身青筋暴露，瘦弱非常；但我心却坚如铁石，眼睛则明察秋毫。我已百炼成钢。
一个百炼成钢的我，口袋里放着各种证件，身穿麻袋片大衣，在莫斯科到处游逛，目睹了一幅幅画面。橱窗上落满了灰，上面还钉着木板。但有的地方已经有人在卖夹馅点心。每个街角一定都有一块牌子：“第……号分配人”。时至今日打死我也闹不明白究竟分配什么东西。屋子里除了一个头戴破毛头巾的抽抽巴巴的老太婆之外，剩下的也就是蜘蛛网了。如今我还能记得她那挥动双手嘶声哑气说话的模样：“关门了，关门了……同志唉，里头没人了！”说完，人不知钻进了哪个小单间。
这很可能是一个英雄的年代，但也是一个萧索的年代。
第二幅画面：鸟瞰
阴霾的4月的一天我登上了莫斯科市中心的最高点。这就是当年尼连泽耶设计的那幢大楼——如今的苏维埃大厦——平顶的上层平台，位置在格涅兹尼科夫小街。但见莫斯科躺在脚下，市郊也尽入眼帘。一层如烟似雾的东西笼罩在城市上空，透过这层轻霭可以看到无数屋顶、工厂的烟囱、各色各样的穹顶。4月的风在屋顶平台上吹拂，楼顶空空荡荡，空得有如人们的心。不过这毕竟已是和煦的风。它仿佛从下方刮来，那暖洋洋的气息仿佛来自莫斯科的腹心。在许多富有生气的大城市的腹心地带，往往会生出一种可怕的快乐的喧闹声，可莫斯科还不能。不过透过这层薄薄的雾纱下方还是传来了隐隐的声息。这声音模糊而微弱，但却远近皆闻。声音从市中心到两圈花园环形道，从花园环形道一直伸展到最边远的地方，伸展到莫斯科郊外那一片迷蒙的蓝色烟雾之中。
“莫斯科似乎在发出一种声息。”我俯身在栏杆上，语调并不自信。
“这是新经济政策在发出声息。”陪同我登楼的人手按在礼帽上回答。
“快别提这鬼词儿了！”我说，“这根本不关新经济政策的事，这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莫斯科开始过正常生活了。”
我的心里又高兴又害怕。莫斯科开始过正常生活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我又是否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不错，眼下还是困难时期，没人敢担保明天究竟会怎样。不过我以及我等之辈已经是吃不起麦米和砂糖了。原来的餐桌上还是可以闻得到肉腥味的。三年来我头一次不是“领到”，而是“买到”了皮鞋。当然这些鞋也不再是比我的脚大一倍，而是只大两号。
脚下的世界很有趣，但也有点可怕。“奈普曼”已经是坐着马车在莫斯科到处乱窜了。看着他们的面孔的时候我总是心怀恐惧。一想到他们将要充斥整个莫斯科，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金卢布，他们将会把我赶出房间，一想到他们那样强壮，牙齿那样尖利，人又那样凶狠，心肠有如铁石，我就不由得发抖。
从最高点步入凡尘之后，我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之中。他们并没有把我赶出房间。我敢说，将来也不会。
下边等待我的是欢乐，因为新经济政策乃福之所倚：戴破头巾的老娘儿们统统被撵出去了；蜘蛛网扫除干净了；有的橱窗里亮起了电灯，挂起了一串串西服裤子背带。
这是1922年4月。
第三幅画面：全速前进
7月的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再次登上了那座九层的尼连泽耶大厦的顶层。两道花园环形路上的路灯有如两圈珠串在闪光，灯光半径一直延伸到莫斯科郊区。尘土飞不到高处，能够到达这里的只有声音。如今这已是一种十分清晰的声音了：莫斯科在发出喧嚷，她的体内在轰鸣。灯光也仿佛在战栗，在蓝黑色的夜空中一会儿发出黄光，一会儿发出白光。电车在咣当咣当地响，还能听到它们在下方吱吱嘎嘎的动静。乐队在花园林荫路演奏的声音也隐隐约约一阵阵送到耳边。
高处有一片光影在闪烁。电影机在轧轧地响——银幕上是一幢带白色圆柱的地主之家。微风不时吹拂着环绕顶楼平台的二层平台桌上雪白的桌布，身着燕尾服的侍应生手托金光闪闪的托盘往来奔忙。“奈普曼”也爬上了顶楼。坐在我脚边这张台子旁的是四个扁脑袋，低低的额头，筋骨发达的下腭。在四位“奈普曼”的脑袋之间，是四张浓施脂粉的女人面孔，整个台面堆满了鲜花。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玫瑰把桌子完全覆盖了，只剩下了五小块空地，摆满了酒瓶。乐台上有个穿红衬衫的人同他的搭档——一位穿萨拉凡的姑娘——唱着快板歌：
契切林在莫斯科
有一家乐谱出版社！
钢琴洒下一串串和弦。
“好！……”“奈普曼”齐声高叫，举杯相碰，“再来一个！”
一个从上层平台看去仿佛没有脚的扁平鼻子的姑娘手捧大高脚杯赶紧小步跑到桌旁。
“再来一个！”一位“奈普曼”又是大叫，又是跺脚。他左手搂着一位女士的腰，右手则在忙着选购鲜花。桌上的大高脚杯里已经找不到插花的地方了，于是他把花插进了那位女士裸露出黄色后背的衣服里。女士嘻嘻一笑，身子哆嗦了一下，朝“奈普曼”送去一个令人销魂的媚眼，搞得他好长时间眼睛发黑，云山雾罩的。侍者从沥青地面飘了过来，深深一躬。“奈普曼”眼瞅菜谱，犹豫不过片刻，便点好了菜。侍者把餐巾一挥，脑袋伸进玻璃窗，干净利落地报出了莱名：
“八份橄榄汁烤肉，两份白芪煎肉，两份牛扒。”
乐台上突然爆出了音乐声，跳起了剽悍快乐的水兵舞。套着亮皮鞋、喇叭裤的腿脚在上下翻飞。
我从上层平台走到下层，走进玻璃门，沿着大楼那宽宽的仿佛无尽无休的楼梯向下走去。特维尔大街以阑珊的灯火、汽车前灯和沙沙作响的脚步声迎接了我。在耶稣蒙难修道院门前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群人，驶过的汽车把喇叭鸣个不休。人群上方挂着一张银幕。颤抖的画面在白色幕布上有时化作一个个黑点，模糊一片，影像消失，有时又变成一片耀眼的白光。画面在不断晃动着。铁甲列车拖着平板车摇摇晃晃地前进。胸前缠着绷带的衣衫褴褛的炮兵战士站在平板车上，闪电似的挥动双手，把一颗颗炮弹推进炮膛。再一挥手，炮身震动，一团浓烟飞起。
特维尔大街上电车在咣当咣当作响，铺路的石块被一堆堆翻起。沥青锅在燃烧。莫斯科在夜以继日地修建。
这是1922年闷热的7月。
第四幅画面：时下
有时候你好像觉得莫斯科有两个大剧院。一个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建筑物顶部的灯光亮起，楼顶支架上插满红旗。正门上方三角形廊楣上摘去双头鹰国徽的地方还留着一个白色斑点。长满了铜绿的马车雕塑变得黑乎乎的，轮廓在暗霭中模糊一片，给人以一种阴沉之感。街心花园那边游人可数。排列着一行行身穿军大衣外罩短皮袄，头戴钢盔，手持步枪，刺刀闪光的坚毅身影。各条小街上都可以见到胯下战马头戴黑色钢盔的骑兵在集结。所有的窗户灯火辉煌。大剧院里正在举行代表大会。另一个大剧院却是这样的：在戏剧之神缪斯所钟爱的时刻——晚七点半——看不见大放光芒的五角星，也没有红旗和街心花园里那长长的一排哨兵。大剧院依然是那座屹立了数十年的庞然大物。照耀在廊柱之间的是一圈圈昏黄的灯光，殷勤迎客的剧院的灯光。黑色的人影正在向柱廊汇集。大约两小时过后，在那若明若暗的演出大厅里，在一排排楼座上，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昏暗的包厢拉开了帘幕，里头坐的是一排排闪亮的肩章。灯光不时滑过沉甸甸的幕布，拉达梅斯凯旋曲在铜管乐和合唱队的伴奏下，雷鸣般的响声像水波在流淌。演出休息时，大剧院在灯光下尽情地展示她的金碧辉煌，看来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幕间休息时刻大厅是一片金和红的世界。官员模样的人们一个个跷着二郎腿定定地瞅着脚上锃光瓦亮的漆皮鞋尖发愣（我也给自己买了这么一双漆皮鞋）。只有一位“奈普曼”的夫人打破了这幕间休息肃穆的气氛。但见她从二楼正包厢弯腰探出栏杆，用双手圈成喇叭冲着池座大喊：
“朵拉！快上俺们这儿来！米佳和索尼亚都在俺们包厢里！”
白天，黄色的大剧院显得颇为臃肿，外墙也褪色了，破败了。电车绕过小剧院朝她驶来。天色刚一暗下来，“缪尔—梅里利兹”公司的大玻璃橱窗里华灯就大放光彩。在它的屋顶出现了一个圆形广告牌，上头六个大字：“国营百货公司”。入夜广告牌中央的灯就亮了起来。在涅兹洛宾剧院的楼顶有两行由灯光组成的字忽明忽灭：“今日币值251”。在斯托列什尼科夫楼顶的屏幕上歪歪扭扭打出的几行字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议买鞋只能到……”耶稣蒙难广场的一家楼顶安设了一个屏幕，上头的广告一会儿亮起彩灯，一会儿变成黑色，然后又熄灭了。那里的另一个街角，穹顶上灯光忽而亮起，忽而熄灭，那是“广告”在忽明忽灭。
在特维尔大街、米亚斯尼茨卡亚、阿尔巴特、彼得罗夫卡，此类忽明忽灭的彩灯广告牌越来越多。莫斯科的灯光一天比一天更明亮。商店的橱窗里灯光彻夜通明，莫斯科食品公司开设的副食商店直到半夜还在营业。
如今莫斯科就连夜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肯闭上她所有的通明彻亮的眼睛了。
清晨，汽笛声、车铃声响成一片，人潮涌向街道的人行道。载重汽车哗啦哗啦地甩动着深深陷入雪地的防滑链，在印有轮迹的松软褐色雪地上爬行。晴朗的日子里一架架飞机低吼着从霍登卡机场飞向蓝天。电车从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和卢比扬卡大街急匆匆地驶出后，同往常一样还是在卢比扬卡广场绕场一周。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驶过位于雉堞犹存的那段老城墙脚下的印刷工业奠基人费多罗夫的铜像前，再向下一直冲向大都会饭店。大都会饭店底层脏兮兮的玻璃窗己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被人揭掉了一层眼翳，里头展现出一排排五光十色的书籍封面。夜晚，在大门的上方，亮起一盏金光闪亮有如钻石的球形门灯：第二国营电影院。隔着街心绿地，对街的杰斯托夫大饭店又出人意料地复活了。大门口伸出来一个小牌牌：农家菜汤。在奥霍特内·里亚德，那些牌匾却大得能把一间小店铺挡住。不过帕拉斯凯瓦—星期五小街的模样却显得那么可怜巴巴。据说，它可能要被拆掉。太可惜了。这条窄窄的小巷，一侧的橱窗里摆着一块块鲜肉和旧货商的一个个小匣子，另一侧则是几乎挤占了半边大道的教堂的白墙。
特维尔大街和奥霍特内以及莫霍瓦亚交叉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空地，如今上边的小教堂也被拆掉了。
红场的招商楼近几年来一直是可厌可恶的商业凋蔽的惊人例证，如今已开满了商店。摩肩接踵的人群在中央喷泉旁发出喧闹声，还有买卖外币的。他们那挂满殷勤的笑脸受到一种情绪的破坏：目光总不是那么自信。我看完全可以理解：这家“国立百货公司”只有三个出口。不过伊林斯基门那边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边是街心花园，一片空旷，一眼可以看出老远去……小酒馆像瘟疫般在蔓延，有的开张，有的复活。在花圃街的绿地上烟雾腾腾，管乐齐鸣，还夹杂着金属敲击的声音，这里在演奏“自然”波尔卡舞曲：
我亲爱的小天使你快快来，
跟我共舞乐开怀。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波尔卡舞曲如天籁！
现下马车夫也会从前座转过身来同你攀话了；诉说一下时事艰难，抱怨马车夫人数太多，而乘客却喜欢去坐电车。风把电影广告卷到跨越街道的横幅上。围墙被几百万张五光十色的海报所淹没。海报召唤人们去观看新的外国电影，预告近期上映《一个给红军战士染上梅毒的妓女——扎波罗娃受审记》，以及几十场辩论、讲座和音乐会。《萨宁》被批判了，库普林的《亚玛》被批判了，《谢尔盖神父》[18]被批判了，不要指挥也可以演奏瓦格纳的作品，人们用军用探照灯和小轿车来排演《奋起的土地》，音乐会通过无线电来转播，裁缝们随意制作枪兵的制服，袖子缝上了一个个亮晶晶的星星和带官阶的领章。书亭里堆满了各种杂志和几十种报纸……
好不容易3月的阳光露出了笑脸，雪融化了。卡车的喧嚣声变得更加响亮、热烈、欢快。一条电车路已经铺到了麻雀山，有的地方在挖土，有的地方在运板子，有的地方小车在吱扭吱扭地叫——人们在做筹备全俄展览会的工作。我坐在自家五楼的寓所，房间里堆满了旧书。我幻想着夏天登上麻雀山：拿破仑曾在这里眺望，我也要眺望一下，林林总总的莫斯科会是个什么模样，她怎样呼吸，怎样发出闪闪的光辉。莫斯科，我们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