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家世，很多农场雇工的祖辈都曾是农场主或富裕人家，所以乡下各地常有人认为大法官法庭或别的什么法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宣布他是一大片产业的合法继承人。这些人特别喜欢谈论类似的事情，当然也会因此感到自豪，总是感觉自己比大多数雇工的身份地位高一些。
至于这位后代是怎么从农场主变成雇工的，这会儿就有在乡下四处流动的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我就知道这么一个人，他常年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筹集善款，到处讲自己当年也是农场主，如何落到今日的悲惨地步的故事，他以到处诉苦为生。这个故事绝对真实，因为哪个阶层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地位被贬低，所以他所到之处，但凡有认识他的农场主都会给上一大笔救济金。据说这个人年轻时放荡不羁，如今到了老年却成了从农场主沦落为雇工阶层的现成样板。
不过，通常来说从农场主沦落为雇工阶层的转变过程非常缓慢，怎么也得经历两代人——不是说每代人三十年，而是至少农场要经过两任继承人之后才可能发生。
农场主世家的衰落很可能始于一次始料未及的大丰收和急剧增加的财富。比如，小麦或羊毛的市场价飙升，而这位农场主手里正好囤积了大量此类农产品。也有可能他得到了一笔遗产，或者他在什么事情上走运，没花多少工夫却挣了一大笔钱。这样一笔收入让他一时头脑发热，可是想要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提高现有的社会地位。于是他又租下了另一家或另外两家更大的农场。可是，他现有的资金又不足以为新增加的农场投资，他只能去借上一千多英镑的资金。接下来，经营这么一大片农场又出现了实际的困难，因为新农场距离他安家的地方很远，就不可能像往常一样精耕细作，也就没法从新农场获得最丰厚的利润。渐渐地，借贷的利息越来越高，新农场的全部利润都用来偿还借贷的利息了。为了收支平衡，他就只能疯狂地提高土地的产能。于是，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购买大量的化肥，花钱置办昂贵的农具机械，购买一切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东西，希望产量能够翻番。其实，假如他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待到来年春天枯草返青的时候，这些投资结果应该能见到成效。可是他等不了，这时候马匹因缺少粮草而要饿死了。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其余的农场，回到最早开始经营的那家农场，不但损失了一大笔金钱，连带着声望也一块受损。他也没有精力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了，于是逐渐变得懒散、混沌，没完没了地回忆着过去的富足，无时无刻不感觉悔恨和惋惜，他再也没有做出任何重整旗鼓的努力。
这就是整个农业阶层千篇一律的典型特征。他们循规蹈矩地劳作、生活、谋生。只要他们还能维持生计，就不会费力思考，只要还没遇到什么超出预期的困难，他们就会耐心地、按部就班地继续生活，一切也都会平安无事。可是，一旦发生突如其来的事件，对他们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重创，他们就好像再也无力挽回局面、恢复原有的正常生活了。他们只会说着什么“我走投无路了，我再也不可能恢复以前的好日子了。”他们只会坐在那里追忆过去，坦诚自己所犯的一切过错，无尽地叹息着，却再也没有奋力拼搏，努力恢复以往的地位。
所以这位典型的不走运的农场主往往就是倒背着双手，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只要能在壁炉边烤烤火，头上有片瓦遮风挡雨，再喝上一杯啤酒，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懂法语，也从没有听说过奥地利的政客梅特涅，可是他却把路易十五的格言付诸了实践，心里想着“我死之后，任它洪水滔天”，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谁也不会对他横加干涉，就连地主也对他怀着一定的敬重和同情——敬重的可能是耕种他的土地上百年的那个古老家族吧。可是，如今地主看到的这个家族正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没落。然后，这位颓废的农场主就在瞌睡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余生。
就在这期间，他的儿子接二连三地出生了，可是同样的故事常常会重复上演，短暂的欢乐时光和家族兴旺很快就会为他们带来不良影响。农场主的儿子们从小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思想，渴望新鲜刺激的生活，对安静、平和的农场主生活极为陌生。他们在赛马场赌博下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们父辈的财务状况不佳，他们还是坚信早晚能挣到大笔的金钱，恢复原先的盛况。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只能面对巨大的财务亏空。这些孩子里，总会有一个比别人更加勤劳，于是他接手农场，在此安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十年之后，他就破了产，家庭成员被迫劳燕分飞，流落各地。那个比较勤劳的、经营过一段时间农场的孩子可能做了地主的猎场看守，一生过着颇为体面的日子。可是，他的儿子们却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也没有存下什么钱，孩子们只能外出工作，成了农场的雇工。
这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家庭逐渐没落的常见方式，当然还有可能发生其他预想不到的情况，超出了农场主的承受范围。不管怎样，结果就是孩子们一代不如一代，最终成了农业雇工。如今，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选择了移民海外，可是长此以往，等到将来移民也不再那么容易的时候，很多家庭还是会从原来的农场主变成当初他们曾经雇佣过的农业工人。也就是说，如今很多农业雇工往祖上数不到两代，都曾经是乡下方圆几公里之内知名的、令人敬仰的农场主。所以，他们满怀期待、心情愉悦地回忆祖上的荣光也属正常，有些人说不定一直自我激励，试图恢复以往的地位呢。
不过，大多数农场雇工世世代代都是雇工阶层，年代久远得数也数不清。他们的父辈是雇工，他们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农场务工，而且通常都是数代人在同一个教区的农场里世代劳动。他们所有的亲属也都是雇工，只不过偶尔有可能一位亲戚在某个地方当了补锅匠，另一位亲戚经营了一家路边的小酒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从祖辈开始这家人就世代都是伐木工或者或抽水工，很自然的现在的家庭成员也就子承父业，继续延续这种家庭传统。这种传统又像一种本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获得的，而这种本能又将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写照中呈现出来。
大多数农业雇工都出生在路边或窄巷子那铺着茅草屋顶的农舍里。这样的农舍通常都占用了公共用地。在古时，土地价格还很便宜，也没什么人热衷于竞争，所以有很多狭长或小块的土地根本无人管辖，这些土地如今也没有在教区的文档或皇家的档案里记录在案。这很可能和过去乡村的特征有关，那时候大片的土地都是开放的，或者用当时的话说，都是平坦的土地，周边没有栽种树篱，也没有挖掘水沟，或立下土地的界标。在靠近城镇的地方，当地的大地主都会专门圈起一块地方，有可能是供商人开展贸易所用。还有被圈起来的很大一片土地，被称为公共用地，所有的市民百姓都有权利在此放牧成群的牛羊马匹。根据常理，公共用地内部并不栽种树篱分割成田地，当然也有些栽种树篱的例子。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城镇都有一块附属的公共用地，不过在这些一片片的公共用地之外，位于城镇周边的耕地都是开放的，没有圈围起来就连边界也都非常模糊。作为交通要道的公路通常路面宽阔，都是点对点相互连接的。那时候的路面并没有铺设碎石，而且严格地限定为单行路。由于缺少铺路用的碎石料，再加上车辆走得多了，路面上形成了一道道车辙，加上土地低洼泥泞，经过这里的车辆和行人越来越偏离原始路线，最终形成了一二十码宽的小径。后来，田地逐渐地都圈起来了，而这些一条条、一块块的绿地彻底无人问津了。吉卜赛人和行走四方流浪的人常常在此安营扎寨，他们的平静生活无疑为当地的农业雇工提供了启发，觉得他们也可以在这样的地方盖一座农舍，或是划一块地做自家的菜园。
我知道现在有块地方过去曾经被一个农业雇工圈围起来自家享用了整整六十年。这一大片土地呈椭圆形，位于一片价值相当高的产业的核心地带，他和子孙后代一直在此耕种，与别人相安无事，从来没有支付过地租。可是后来，为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有些小块的耕地急需扩大土地的面积。这片椭圆形的土地四周被越来越多的篱笆围住了，有人要求这家农业雇工搬到另一个地方，方便田地连成片。他不肯搬走，待到周围产业的业主前来附近查看情况时，发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个雇工已经在这里安静无扰地生活了六十多年，没有支付过地租——也没有任何免租手续或是这块土地归属哪个庄园的证明文件。再接下来，他们又去查看了地图和历史文献，发现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注这个地方，也没有标注这块土地的所有人。所以，这位农工就天然地获得了这块地方的所有权。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这片公共用地恰好位于一大片耕地的中央，而人们通常认为田地的承租人应该是合法的拥有者。
一般来说，占用公共用地的房舍都修建在一片带状的、长期无人使用的土地上，沿着公路或小径的方向一字排开。这些土地并非私人产业，而为国家所有，也没有专人受到指派负责管理照料。周围的农场主也不会加以干涉，毕竟这与他们无关。只要这些人不是太过极端、过于引人瞩目，又没给道路通行带来严重障碍，公路董事会往往也对这些擅自占地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组成公路董事会的多数都是农场主，他们不愿意对穷人的行为横加干涉，毕竟这些人也没有别的方式能获得属于自家的房屋。一旦农舍建好了，雇工就会被召到庄园里的民事法庭，进行免地租税的评估，他只需象征性地缴纳一笔小钱，大概每年四便士或一先令，就算大功告成了。雇工绝对不会对被征税一事提出抗议，因为民事法庭的法令可是授予了他地权。只要按时缴纳免地租的税钱，他就能拿到收据，住在这间屋舍里就可保他安全无虞，谁也不能把他赶走。其实民事法庭的评估相当于授予了他土地所有权。有些民事法庭或庄园法庭大约每三年召开一次，还有的间隔更长，陪审团成员通常都是农场主，主持法庭的法律代理人则是庄园主。庄园的佃农通常会来法庭缴纳他们下一年度的免地租税，但是如果农舍的雇工生病或因年老体弱无法出门，组成法庭的农场主们就会捐款代他缴纳税款，这些事时有发生。
雇工在占用公共用地之前，第一步就是把他选好的一片地圈起来。先围着这块地用泥巴堆一圈低矮的堤坝，然后在上面栽种接骨木，因为这种灌木长得最快，不出两季就能长成一圈茂密的树篱。然后再竖起一扇小木栅栏门，用挂锁一锁，菜园子就完工了。要是想在公共用地上建房子，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可是必须郑重其事的一桩大事，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思考、准备。首先得准备材料。如果是盛产黏土的乡下，当然就必须挑选砖瓦，如果是出产石头的乡村，通常雇工所在的农场都会有一家采矿场。他的雇主一般都会同意他免费使用一定数量的石头，再多用的话也只是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如果恰好赶上农闲时节，雇主通常还会把马匹和车辆借给他使用。如此一来，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把足以建造一栋房舍的石头运到公共用地上。若是他没这么好的雇主，每个教区几乎都有一个平日靠帮人运货挣口饭的劳工，这些人往往养着一两匹瘦弱的老马，平日就在路边草地上喂养。我们的雇工建筑师就可以低价雇佣这个人帮他运送建筑材料。他必须花钱购买的是拌灰浆用的石灰。教区里肯定也至少会有一个本地的泥瓦匠，主要为农场主工作，帮忙建猪栏、修补围墙和别的诸如此类的活计。礼拜六下午或傍晚，本地的泥瓦匠就会过来帮忙建造房舍，未来的房主则负责提灰浆桶、搅拌灰浆。在选择房址的时候，屋后十有八九都得有条沟渠，一般都是用作污水沟和下水道，很快就会成为令附近社区苦不堪言的痼疾，除非正好下一场大雨，否则这条污水沟永远臭气熏天。当然，建造这栋简陋的大厦还得需要一定数量的木头，同样有时候是农场主白给，或者雇工象征性地出点钱购买。
房舍的大体方案再简单不过了。通常由两间面积几乎完全相同的长方形房间构成，一间用于日常起居，一间用作卧室，绝大多数的占用公地建设的农舍都不会建两层楼，也就没有楼上的房间。农舍的一头再盖个小棚屋，放些杂物和零碎。若是在以前，棚屋里一般还会砌上炉灶，现在很少有雇工还自己烤面包，大都是去面包房直接买现成的了。农舍的墙壁一般要修大约六英尺或六英尺六英寸高，比普通男子的个头稍高一点，接下来就是修屋顶，这一步也非常简单。那时候人们一般用茅草修屋顶，有时也可能用从小溪边找到的石板，不过多数情况下用的是麦秸。屋顶修好之后可以说农舍就基本完工了，因为室内完全谈不上什么装饰。烟囱安装在房间的尽头，方便日常使用。屋里没有天花板，在地面、茅草顶和房椽之间什么都没装，有时候可能在房顶的一端小阁楼处搭上天花板。地板就是简单地把泥土夯实，也有可能铺上粗糙的铺路石，不过石头之间缝隙都很大。房间里的家具更是简陋，几把椅子，一张木板餐桌，三四个搁架，一个碗橱，屋角有一两个箱子，这就算是全部的家当了。厨房里的用具同样数量不多，但是绝对实用：一口大锅，一个烧水壶，一个有柄的平底锅，几只浅碟，数只深盘，几副刀叉，再加上六七把勺子，大约就这些东西。不过，一般壁炉台上肯定还摆着几件陶土装饰品，都是从走街串巷的商贩手里买来的。屋内的墙壁都粉刷得雪白。卧室也很简单朴素，只有最基本的家具，说不上什么装饰。有些农舍条件更差，连这样基本的舒适程度都达不到。不过就是四根柱子戳在地上支撑着房梁和屋顶，墙壁用篱笆条——就是柳枝劈成的细条——再简单抹上一层泥巴筑成。这些条件更差的农舍，屋顶都被满眼的野草、苔藓和发绿的基石遮挡得几乎看不见了，树冠高悬在屋顶上，不断地向下滴水，没准还能长出什么别的植物。因为有些农舍位置不好，常常位于地势较低而又潮湿泥泞的地方。
不过，还有很多人，占用的公共用地可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好区域。这些农舍通常都是那些攒了一些钱，同时可能也有些好手艺的人，他们擅长修剪树篱或者盖屋顶，有人做了补锅匠，甚至成了铁匠。若是有这些手艺，雇工就能存下一点钱——当然也不多，最多就是三四十英镑。但是有了这些钱，他就能盖上一间整洁舒适的农舍住宅，因为建筑师和施工人员的文书明确说明，投资少于一百二十英镑不可能建造一栋质量上佳的农舍。当然，这些略有些积蓄的雇工建造的农舍确实比不上职业建筑工人所建的那些优雅整洁、符合商业化标准的房子，却能保证宽敞明亮、坚固耐用。他们省钱的秘诀就是一切建筑工作都自己动手，绝不把工程承包出去。另外，他们还对建筑的设计、施工中可能遇到的缺陷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都是建筑商不愿意费时费力去做的事。他们购买的建筑材料价格便宜，虽然比上等的材料质量稍差一些，可仍然算得上经久耐用。他们用的那些房梁和椽子显然没有那么光滑细致，地主们自然是看不上，可是这些东西足够结实耐用，完全撑得住屋顶。他们所花费的每一块钱都要实打实地用足，绝不会浪费一分一毫。用不了多久，一栋看上去牢固耐用的农舍拔地而起，屋内粉刷一新，然后再铺上茅草顶，就大功告成了。这种农舍通常上下两层，楼上两间卧室，楼下至少还有两间屋子，当然还得修一间单坡屋顶的小房子或棚屋，雇工自家的农舍才算彻底完工。这样的农舍更像一栋正规的住宅，要比那些家境贫苦的雇工在公共用地上修建的简陋农舍好得多。屋内的地板铺的是精心刷洗和打磨过的石板。屋子里的椅子和餐桌都和穷人家没什么区别，不过厨房的用具要多不少，壁炉架上的陶制装饰品花样更多一些。墙上还挂着一些简陋的印刷品，这些古老的绘画都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虽然谈不上什么收藏价值，可是也十分新鲜有趣。这些画里面最受欢迎的内容是大盗迪克·特平骑着骏马黑贝斯奔向约克方向，画把那次著名的骑马飞奔抢劫的每个场景都细致地呈现了出来。楼上的房间装修完善，家具及摆设的质量很好，床的质量上乘。
夏日来临时，有些农舍看上去一派田园牧歌之风，流露出乡村特有的淳朴静雅之美。当然，农舍外在的特征也因居住者的喜好不同有所变化。农舍的屋顶通常是清一色的黄色，看上去未免有些沉闷无趣，但是板石上生长的大片绿色植物打破了黄色的沉闷。屋顶上冒出来的这些绿色植物常常会被刻意保留下来，据说在宗教信仰中被视为很好的药草，但是至于能做什么用途，大家都说不上来，只知道药效“很好”。农舍的一面山墙常常爬满了常春藤，门廊则被一大丛厚厚的忍冬占领。门口附近几乎毫无例外都种着几株百叶蔷薇，窗下的空地是桂竹香、蜀葵、甜豌豆、耧斗菜，有时还能看到优雅的铃兰。菜园往往是狭长的一片地，从农舍的门口一直向外延伸，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意。花园四周种着茂密的树篱，野生的犬蔷薇在树篱上攀缘绽放，到了秋天树篱就会变成野生旋花的天下。菜园里的每个角落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苹果树、梨树、西洋李子树、普通李子树、布拉斯李子树等等。农舍居民好像非常喜欢每种果树都至少种上一棵。春天，这些果树绽放一树一树的繁花，看上去美不胜收；秋天，树上则缀满了累累硕果，香气扑鼻。这些高大的果树下面还生长着一丛丛的鹅莓、覆盆子和很多红醋栗灌木。果园的土地则被分割成数条，用来种植土豆、圆白菜、莴苣、洋葱、小红萝卜、防风根等蔬菜。和果树一样，人们好像也很喜欢每样蔬菜都种上一些。一般来说，园子里肯定还种着一大丛食用大黄。在犄角旮旯的地方也一定栽上几种药草，比如青蒿、艾蒿等等。当然，这些药草主要不是用来治病，而纯粹是沿袭古老的传统。既然“老辈人”格外看重这些药草，他们也非得种点儿不可，薄荷和类似的调味香草当然也会有。透过窗户，你还能看到三两株天竺葵，门廊上悬挂着柳条编的笼子，“喙色橙黄鲜亮的乌鸫”在里面放声高歌，音色优美、调子多变。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捕来的小鸟，或是驯化的兔子、杂交品种的狗，这些杂交的狗丝毫不逊于纯种狗，照样对主人十分忠诚。
这些状况较好的农舍看上去格外赏心悦目。正如一句古老的英语所说的：看上去有家的感觉。我就认识一位居住在这种农舍中的雇工，他的房子就和我前面说的那样，修得结结实实、整洁雅致。这个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说起话来言辞粗鲁、不够文雅，可是他在各个方面都挺幸福开心。在我看来，雇工阶层修葺的农舍再加上形状各异、色彩多变的茅草屋顶和山墙，比那些用耀眼的红砖、整洁的建筑石板修建的整体划一、尺寸严整的房子还要美观大方。如果鼓励有能力的人建造供自己居住的房屋，无论对居住者本人还是他的邻居来说，都比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要好。因为这个地方洋溢着一种主人的自豪感，能够把他积极向上的一面全部调动起来。居住在这些农舍里的人往往都是一等一的劳动好手、最好的雇工。他们在一家农场一干就是一辈子，不离不弃，对于农场主来说绝对是难得的好帮手。这些人往往还会对木匠活或铁匠活也略知一二，不但对农场和周边社区有所帮助，还能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这些人是真正的农民，安静、平和而又强壮、勇敢。对于这个阶层，应该从各个方面加以鼓励和扶持。在公共用地拥有自己修建的一栋状况良好的农舍，屋里略加装饰，屋外的园子里种满果树和鲜花，就算这个人完全不识字，说起话来用词也不甚标准，他也算得上是一位有益乡邻的好公民，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这些农舍本身值不了多少钱，可是拥有农舍的雇工一想到将来可以把家产留给子孙后代，就觉得格外自豪、格外心满意足。当然，若是遇到爱吵闹的亲属，这种自豪感和满足感也有可能招致房产分配方面的争吵和冲突。这些人对这么微不足道的产业的分配权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固执劲儿真是令人震惊，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房产的一部分，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手头上挣的那点钱全花到乡村律师身上去打官司，那些律师就靠为这些贫困的农业劳动者打官司为生。就算官司打完了，法律判决已经生效，这人也不放弃，还在到处大声嚷嚷自己的权利。相比大型产业的继承权问题，这种乡下小块产业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争夺继承权的问题。
还有一种农场雇工居住的农舍基本都建在村子里。这些住宅最初建造的时候并不是用来给雇工居住的。当时小型农场比较盛行，这些房子都是农场住宅，要么就是为那些长期离家、在外经商的商人建造的。这些房子通常被划分为两三处或者更多处住宅区，每处居住着一家人。要想居住得更加方便、舒适，往往还得对房屋布局做出很多适当的调整。如果有可能，还是避免居住在这一类的住宅当中比较好，因为分享同一所大宅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别的家庭密切往来、频繁接触，也就容易滋生矛盾、引发争吵。有时整栋建筑就只有一个抽水泵，很可能有人想要打水的时候正好别人也要用；要么就是通往庭院的出口只有一个，通道可能被另一家停放的独轮车堵塞了。大多数闹到治安长官那里的纠纷都来自这些地方，而且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争吵。倒是居住在那些马路边上、彼此离得比较远的农舍住宅里的人们极少会因此出现在法庭上。当然，在这些村庄里也有专门为雇工修建的住宅，这些住所很像在乡下空旷地方建筑的房子，往往有三种类型——简陋的棚舍、普通的农舍、标准的现代农舍。
在各个村庄里，总是会有那么一两栋低矮得像小人国住宅似的农舍。这些低矮的住宅通常都是由小棚屋或偏房改建而成。前不久，我就曾经进过这么一栋小农舍，里面上下两层，各有一间屋子，要是实地测量一下的话，我猜每间都不会超过六平方英尺。以前我刚听说这种小房子的时候，想着这肯定是个阴冷潮湿、肮脏不堪的地方。这一点我可完全想错了。令我吃惊的是，前来开门的女人穿戴整齐、干净雅致，态度也很轻松愉快。这间农舍的地板铺的是普通石板，房顶上还吊了粉刷洁白、一尘不染的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房间里感觉温暖又舒适。墙壁上挂满了从伦敦新闻画报上裁剪下来的版画。屋子里的家具质量绝对不亚于那些最好的农舍住宅中的家具，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这位女主人说他们在这里住得很舒适，虽然有好几次机会能住到更大的农舍住宅去，他们还是宁愿住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一旦有了孩子当然就大不一样了。不过我以前从未想到，两个人就住在这么小的一栋房子里也能过得如此舒适愉快。我还知道一家农舍只有一间约八英尺见方的屋子，里面住着一位独居的老妇人，那房子小得看上去像个玩具房子。大多数村子里都能看到一两栋这样的小房子，不过房子虽小，居住者不一定就过得不如意。小房子的居住状况完全取决于居住者对屋子内部的装饰布置，如果他们自己原本就懒散邋遢，就算住上最大的农舍也不可能变得干净整齐。
在乡下的一些村庄里，为数不少的农舍住宅一看就是年久失修——屋顶的茅草顶脱落了，到处都是窟窿，窗户也破败不堪，别的地方也有些坍塌的迹象。大家一般都会把房屋年久失修的问题归根于地主不负责任，但是若是对这些情况进行一番调查，就会发现居住者自身也有过失。这些农舍住宅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出租给雇工们居住的，同时还配着一大片菜园用地。尽管雇工没花什么钱就得到了一套住宅和庭院，却不肯为房屋进行最起码、最简单的维修。如果窗户破了——“哦，就那样吧，地主自然会修。”如果屋顶上的茅草掉了——“哦，反正不是我的房子，还是等着地主去修吧。”就这样，日复一日，最终房子变得破烂不堪、几乎要倒塌了。地主又干什么去了？地主恨不能把全村的破烂房子全部推倒重建。可是，村子里没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所以，如果全村的住宅全部重建，原先还能在村子里勉强落脚的老弱病残就必须被赶出村去。如果地主在村子里盖上二百栋全新的农舍，他必然要考虑从这笔投资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就算地主只想要百分之两点五的利润，可是这就意味着每周的房屋租金就得增加一个先令。如果增加房租，雇工们自然就会搬到另一处破败房屋居住，每周只需要支付十个便士的租金。而那些穷苦的人和年老体弱的人就只能搬到济贫院去住了。所以，地主宁愿忍受无休止的抱怨和麻烦，也不想再增加经济损失，只能一切顺其自然。
也许可以从偏僻地区的英格兰农舍中发现一些有助于了解乡村生活特征的有趣材料。你可能会在一栋农舍里发现一位为人正直、表情严肃的人，这个人往往精通《圣经》，只要有机会就热衷于引经据典、发表一番言论。这种人虽然从教派上来说属于卫理公会，可是做派上完全是个典型的清教徒。他很刻板、严厉、强硬——总之是个凡事责任为重、情感次之的人。他的孩子们绝对不会被宠坏，因为犯了错就免不了会挨上一顿鞭子。他不与四邻亲近，也从不光顾村里的啤酒馆，也不会在村头巷口聚集、闲逛。但是，他肯定参加每年的“纪念日”——教区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奠基纪念日。就在这栋农舍旁边的房子里可能就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人自有其妙处。他颇有些艺术天分、想象力丰富，这一点可以从他家精心规划的菜园看出来。他在建筑方面也颇有些才能，尽管他从未当过学徒，却擅长修理马车、修缮大门之类的工作。他能用铁丝弯曲折叠做成农场主客厅里用来放鲜花的架子；他还会用线绳把晒干的橡果穿在一起，然后再编成篮子，用来装些小玩意儿。这个人机智诙谐、妙语连珠，能和全村的人开玩笑。他几乎什么都会做，什么事都能做得轻而易举，绝对是农场里的一笔财富。以前，大多数村子里都会有个能吟诗作对的人，这个人往往还会弹琴，时不时地弹唱起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谣。自从有了印刷业，很多廉价的文学作品涌入了乡村，这样的人物就消失了，不过这些人创作的很多诗句仍然在乡下很多地方流传。
在农场工作的普通成年雇工一般在早晨四点到五点之间起床；如果是挤奶工，因为要步行一段距离才能到达工作场所，早晨三点半就必须起床。一般情况下，四点钟肯定要起床了，不过最近几年起床时间普遍推迟了。挤奶工人到五点甚至五点半才开始挤奶，先把奶牛赶到牛奶场，再给奶场的挤奶女工打好水，可能再劈些木柴方便她生火加热牛奶。六点钟，他去吃早餐，一般都是一大块面包配奶酪，偶尔还能吃上一片培根，另有一夸脱啤酒是挤奶工人的福利。虽说吃早餐用不着匆匆忙忙，大概也就只有半小时时间，不过一般七点之前挤奶工人就要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了。如果雇工的工作是挤奶，必须早起，那么就不会给他安排太繁重的工作，但是他照样会拿到早起的补贴。农场的其他工人都是六点钟到达农场，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吃早午餐，吃饭时间较长，通常一个小时或一小时外加十五分钟。大约在下午三点钟，挤奶的工作又重新开始了，在一阵咚咚声和喧闹声中，奶桶拿出来，奶牛牵过来，他就开始了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挤奶工作。挤完奶，还得打扫院子，帮挤奶女工把比较重的工具放回原位，然后再来上一品脱啤酒，他就可以回家了。挤奶工人下班回家的时间大概在五点半到六点半。平常情况下，别的雇工都是六点下班，在晒干草或收获的时节，他们就得把当天手里的活干完再下班，一般要到晚上八点或八点半才能回家。当然农场主也会表示感谢，给大家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几乎无限量的啤酒供应。受雇到田地里干活的女工一般四点就下班，急急忙忙赶回家准备晚餐。晚餐是这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在这件事上，雇工和绅士没什么区别，都是吃最后一餐。他所吃的第二顿饭，也就是农场主供应的晚餐，对他来说只是一顿早午餐。雇工的晚餐在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吃，他到家之后先松开沉重笨拙的靴子带，再梳一梳头发，洗漱一番才会上桌吃饭。他的餐桌上供应充足的总是蔬菜、土豆，以及他最爱吃的某种绿叶蔬菜。主菜当然是一片培根，还要吃掉大量的面包。如今每周吃上一两次羊腿在雇工家庭倒也变得寻常起来了，虽说不是上等羊腿肉，但肉质也不错，毕竟是整块的羊肉。如今很多农场雇工的生活也比较时尚，就吃喝方面来说，和小农场主没什么区别，可比这些小农场主过去的生活水平高多了。农业工人如今吃晚餐时也不再喝啤酒，常常喝的是茶，大量的淡茶水。吃完主菜之后，他们通常还会吃洋葱沙拉或莴苣沙拉。这些雇工饭量很大，要是城镇居民吃上这么多，估计都要撑坏了。晚餐之后，若是正当农忙时节，他们还会到自留地里干点自己的活儿，接下来如果不去啤酒馆，那就上床睡觉。真正的农业雇工都会很早上床休息，因为在外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还要按时早起，早睡对他们来说非常必要。
在粮食耕作为主的农场里工作的雇工起床都要比牧场的挤奶工还早，比如马车夫，他们常常早上三点半就要开始喂马，或者说有时他们习惯了早起。喂马对马车夫而言是一项十分严肃和重要的工作，因为马喂得好不好决定了他的车马队的整体外观——他最直率而又令人称赞的雄心就是使车队看上去威风漂亮。如果他希望马儿看上去膘肥体壮，毛皮油光水滑，就要格外注意马的粮草饮食，精心安排度量，既不能让马吃多，也不能让马挨饿。所以，在马儿下地拖犁之前，马夫必须早早开始喂马。这也是马夫每天晚上都要早早睡觉的原因。冬天昼短夜长，为了节省蜡烛，家境贫困的雇工一般都会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顺便说一句，住农舍的居民有个独特的习惯，因为少见所以很值得在这里讲一讲。女人若是想要出门打桶水或者和邻居闲聊几句，出门时间不长的话，就会把门钥匙留在外面大门的钥匙孔里。这样的话，其实谁都可以拧开钥匙进屋，全凭信任。锁门却不拔钥匙的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门上的钥匙是提示别人家里的人不在，但是很快会回来，邻里之间都明白这个意思。如果家里的人出去一整天，他们才会锁门，随身带上钥匙；不过你如果看到钥匙留在门上，就说明十分钟左右他们就会回来。
啤酒馆是对雇工带来极大危害的地方，他若能滴酒不沾，就是一位干净清爽、服装整洁、受人敬重的劳动者；可是一旦养成饮酒的习惯，就彻底葬送了摆脱雇工身份的一切机会。他就只能永远待在出生的地方找活干、混饭吃，他的孩子们的命运也差不多一样。
教区执事把一些有点儿音乐天分的雇工组织起来，牧师出钱资助他们组了一个小小的铜管乐队，每年在共济会或别的俱乐部门前开始表演，然后在全村巡回演出。初夏时节，热火朝天的收获季节还没到来之际，夜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长，草地上经常有一群年轻小伙子和精力旺盛的雇工们玩板球。大多数人口众多的村子都有自己的板球俱乐部，就连当地最富裕的农场主也乐于加入其中，比赛的时候农场主的儿子们上场负责守门。
夏季对雇工来说是好时节，既能挣到不少钱，还能自娱自乐。夏天，雇工们常常三四个人结伴，离开自己的教区到外面漫游。他们有时候跑到四五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当地找个收割牧草或是收割粮食的活儿，换个地方看风景，还能结识新伙伴。等到秋季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踏上返家的路，迫不及待地加入街头巷尾的人群，或是跑到啤酒馆里叙旧拉家常。就算光景最好的冬天，也是雇工阶层最难熬的季节。不光是煤价太高，烧火取暖的木柴的价格也是年年上涨，就连日常生活也是状况频出、异常艰难。夏天，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粗糙的墙、破烂的茅草屋顶、爬满常春藤的窗户都镀上了一层迷人的光辉。灰蓝色的炊烟从高高的榆树旁边袅袅升起，把菜园和道路分隔开的树篱青翠茂密，园子里到处都是果树，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夏天的时候，屋内的泥土夯实的地板状况还好，茅草屋顶上的漏洞没有太大影响，歪歪斜斜的门窗倒也不碍大事。可是冬天的寒风一吹，连绵不断的冷雨一下，一切就大变了样。靠近道路的篱笆都是接骨木，一旦叶子掉光，树篱立刻就变得稀稀落落，完全起不到屏障的作用。下雨的时候，破洞的茅草屋顶漏了雨（这里说的是那一大批破烂的农舍），屋内的地板泛着湿气，没准还变得黏糊糊的。如果地板上铺的是高低不平的石头，那就不但潮湿，还很容易滑倒。料峭的寒风透过破败的窗框吹进屋子，呼啸着从门底穿过。很多农舍屋内的地面比屋外低一个台阶，到了雨季外面的积水向内倒灌或渗漏的情况时有发生。高高的榆树在夏天还是赏心悦目的风景，冬天却成了灾难之源，树上积存的雨水连续不断地落到茅草屋顶和门前的小路上。狂风大作的时候，榆树被吹得来回摇摆，看上去十分骇人，有时大树枝会被风折断落到房顶的屋脊上。农舍的茅草顶浸透了水，总有各种野草长出来，再加上绿色的苔藓，屋顶上总是一片碧绿。等到滴滴答答的雨水浸透了茅草顶，杂草丛生的屋顶看上去更像一座垃圾堆。这时候屋里的空气比烟雾好不了多少。这些农舍的烟囱低矮，上面又有高大的树木遮挡，烟冒不出来又倒灌回去，弄得屋子里一片烟雾弥漫。为了挡住凌厉的穿堂风，很多农舍都在屋子里面安装了木制屏风，把房间一分为二，面积小点、靠近门口的那部分寒风呼啸、积水泛滥；靠里的那间房门紧闭、密不透风、烟雾迷蒙，而外面的风还在不断地将烟囱的烟倒灌回屋内。一家人挤在小隔间里，围在未燃尽的炭火旁取暖，当然饭也要在这里做。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坐着，要么就着煤油灯发出的一丝儿亮光（煤油还是费尽心思节省下来的），一直待到上床睡觉，其实那时候往往离睡觉的时间还早着呢。很多农舍住户都是格外节俭，很少点蜡烛取亮，甚至从未用过蜡烛。他们觉得能借点炉火的余光就蛮好了，一般都是摸黑找到自己的床。就算有的雇工已经变成了小农场主，有了一份小小的产业，也很难改变早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我发现很多已经小有资产的人到了冬天晚上八点钟就坐在壁炉的余烬前取暖，漆黑的夜晚连根蜡烛或一盏煤油灯都不点。上了年纪的人睡觉更早。有一次我去教区里的几户人家拜访，为一份已经颁布的教区文件寻求签名，发现很多门是紧关着的。那是十一月份的晚上七点半左右，我一遍又一遍地敲门，最后有位老妇人从窗户探出头来，下面是当时发生的对话：
“有事儿吗？”
“文件。您签名了吗？”
“哦，我不知道，在桌子上吧——回来的时候就在那儿了。你抬起门闩进来拿吧，我们已经睡了两个钟头了。”
他们很可能五点半就上楼睡觉了。夏日早上五点钟起床一定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因为起床就能看到蔚蓝的天空和光辉灿烂的日出，虽说很少有人在忙着养家糊口的时候还能长久地对着面包、奶酪诗兴大发。不过，要在暗夜沉沉的冬日早上五点钟起床可就困难重重了。摸黑穿上做工粗糙、足有七磅重的钉靴，靴筒一直高到膝盖，身上穿的短大衣料子也很厚重，冒雨走出家门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一片又一片田野，穿越一丛丛湿漉漉的野草，就连垄沟里全都积满了水。然后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靴子上沾满烂泥，脚踝处的靴筒溅满泥点和粪肥，头发湿漉漉地就开始低头挤奶，然后再熏烤两个小时的兽皮，天上还不断地滴滴答答下着雨。冬季对雇工来说着实非常痛苦。
农场养牛的“饲养员”在冬季飘雪的早晨必须克服人们能想到的最难以忍受的困难。干草垛的边缘悬挂着一串串的冰溜子，覆盖草垛的茅草顶上落满了雪。早晨天还没有亮，他就得爬上滑溜溜的梯子，单膝跪在冰雪覆盖的茅草顶上，用力挥动宽大的割草刀，深深地扎进干草垛，砍下一大束、一大束的干草，然后用特制的干草叉插进草垛，最后用马鬃绳把一大捆干草绑结实，把这一大捆草扛起来。饲养员必须扛着这么重的一捆干草在雪地里走上半英里路，那时候田地里的垄沟虽然都已经结冰，却无法承受他的重量，所以他走路的时候都要踏着冰碴子、蹚着冰冷刺骨的水。不管是雨、雪，还是更寒冷的霜冻，还是比霜冻更可怕的呼啸的东风，用饲养员的话说“刺骨的寒风”，他都必须加以克服，只因为奶牛还等着他喂草呢。
早饭是三便士一夸脱的淡啤酒、一大块面包加奶酪，吃完之后不管天气到底如何，都要出门工作。首先是清理牛圈——如果早饭前没有完成的话——把牛粪堆成堆，然后再用车运出去。要么就是农场主给他在中午加了点活儿干——修剪树篱、清理沟渠。摊上这些活儿，就更是潮湿阴冷、难受至极，还要溅一身烂泥巴。大约到了六点或六点半左右，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浑身湿透了，精疲力竭、脾气焦躁，一句话也不想说——“麻木了”。我不知道这个单词怎么拼写，也不知道词源是什么，但是这个词充分表达了这种沉重而无奈的生活造成的一言不发、面色阴沉、脾气暴躁的状态。因为如此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态只能造成一个结果——钝化美好的情感、抹杀敏锐的感觉。更何况回家之后的饭菜也不能给这艰苦的一天带来半点喜悦，炖得半生半熟的圆白菜，一丁点儿带有软塌塌脂肪的培根片，干巴巴的面包再加上一大壶淡茶水。他开始对阴冷潮湿的天气失去了感觉，他的身体外形变得僵硬，表情也变得又冷又硬，与此同时这种身体上的僵硬导致了他在情感上的冷漠，任何道德和社会问题都不会放在心上。
一般来说日子过得最好的，是那种家里有三四个高大、壮实、未婚的小伙子，居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一块分担费用的家庭。每个儿子每周都向父母交纳一定的费用作为食宿费，常常在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外还能攒下一点儿闲钱。时间一长还能攒下一笔不小的数目，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和父母平摊。这样的家庭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些年轻人正当身强力壮，挣的工钱也很多，偶尔还能趁着闲暇时间外出工作，拎着一袋子钱回家。虽说他肯定要在啤酒馆花上不少，手头还是能省下不少钱，足够买点新鲜的肉回家当晚餐了。晚上七点钟，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吃着大块的羊肉，还搭配各种常见的蔬菜（实际上这就是一顿正餐），这样的情景在很多农舍里倒也不算稀奇。还有一家子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家是兄弟三人和老母亲同住。这三兄弟个个身强力壮、干活卖力，做事稳健可靠。在这家农舍里至少有四个啤酒桶，每个桶上都安着旋塞。在一栋房子里竟然有四个啤酒桶，这可不常见，不过解释起来倒是也很简单。房子是这位母亲的，儿子们支付给母亲一大笔钱作为食宿费，她有自己的啤酒桶，这样就不会产生冲突。三个儿子都是割草工——割草工通常喝酒喝的很凶——为了避免争执，他们同意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啤酒桶。像这样的家庭，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甚至还能享用很多舒适的设施。当然，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冬天照样艰难，照样不好过。
英格兰从事农业劳动的雇工们的生活绝对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也没什么缤纷色彩。就连他们的婚礼——这可是生活中呈现诗意的时刻——也是那么严肃、平淡、简陋和无趣。我用严肃一词指的是色彩方面而不是头脑清醒，因为在婚礼当天的社交乐趣之一就是狂饮烂醉。他们当然是走着去教堂，不过那时常常穿过春天或夏天时呈现无尽美丽的田野。可是，即便如此步行本身并没有给婚礼增添一点儿诗情画意，婚礼的程序很是平淡乏味，半点儿没有欢乐愉悦的气氛，若是有陌生人路过没准儿看不出这是在举行婚礼。只有几句打情骂俏的俏皮话，还有试图手挽手地走（只是试图这样做，因为他们忘了考虑彼此的动作），人们身穿礼拜日的礼服，毫无品位、情调可言，婚礼这天与平常的日子还有什么区别呢？一场狂欢滥饮的喧闹欢宴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夜晚，人人烂醉如泥，这倒是真的。在英格兰雇工的生活中，没有游园会这种带着异域风情的喜庆活动。有的是集市和盛宴，而集市可以说是所有场景中最令人沮丧的。马戏团的大敞篷车，车身上画着莫名其妙的怪兽、旋转木马、卖坚果的货摊、卖姜饼的食品摊、廉价的游戏、新兴的拍照“摄影棚”，在这些货摊后面就是村里的小酒馆。敲锣打鼓的喧闹声、猪的尖叫声、吹响的号角声、碎步跑着出来表演的马匹的嘶鸣声、一群粗鲁的人发出的哄笑声——这就是乡下的集市。这样的集市完全没有情调与色彩——雇工们的节日庆祝活动上没有鲜花点缀也没有诗情画意。
村子里举行的宴会也没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全国各地的教区牧师都有本事把一场纵情狂欢的欢宴变成文雅有礼的庆典活动，只需要在帐篷里摆上茶点就行了。可是，游园会活动现在越来越少见了，要不是慈善社团把这一天作为俱乐部的年度聚餐日，这种活动恐怕早就彻底消失了。乡村的游园宴会一般都有两三个吉卜赛人在路边的草地上摆摊出售姜汁啤酒、坚果和玩具，会场还会设一个玩投掷游戏的靶子。如果村子比较大的话，还有可能在当天举行一次步枪展览。不过，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宴会”，只是两三个守旧的农场主会在当天制作传统的烤牛肉和梅子果酱布丁，邀请几个朋友前来品尝。如今，就连这种风俗也消失了。今日的所谓农业劳动者的宴会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上来。很可能就是找机会多喝上一两夸脱的啤酒而已吧。
这种单调乏味也许并不是雇工们的过错，很可能就是整个国家的特征，只是在社会的底层民众表现得更明显而已。从整个英格兰的范围来看，我们没有庆典日的游园会活动——模式化的生活中压根儿没有个性色彩。这些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中没有耶稣受难剧，没有乡村戏剧，也没有简陋的舞台和质朴的表演，只有几首传唱的歌曲和一点儿音乐。慈善俱乐部的晚餐对雇工们来说就是真正的盛宴，因为那一天他才能敞开胃口大吃大喝一顿。就是因为缺乏这诗意的情感，研究英格兰的农工阶层实在是一件无趣的事情。他们对于美毫无鉴赏力。当然，很多人也种植了很多花草植物，可是却极少有人能把这些花扎成一捧美丽的花束。
啤酒馆在雇工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他的证券交易所，他的阅读室，他的俱乐部，以及他进行社交聚会的场所。这里也是他所属的慈善俱乐部举行年度宴会的地方。俱乐部的会议每周或每月举行一次，地点就是楼上的大屋子。雇工就从啤酒馆里了解每天发生的新闻，当地的报纸都是放在公共大厅里，他不识字也没关系，总可以从识字的人那里听到一些新闻。到了冬天，啤酒馆里暖和、亮堂，家里可没这么舒适；再说了，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消遣娱乐，谁又能阻止他以自己的方式获得点微不足道的乐趣呢？一般来说，雇工要想找点儿乐子，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酒吧：这里就是他的剧院、他的音乐厅、他的美术馆，也是他的水晶宫。最近针对持卖酒执照的餐馆老板颁布的一些法令对农业雇工来说非常不利。这些规定无疑有其好处，特别是涉及餐馆打烊时间提前的规定，可是很多新颁布的法规对于村子，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偏远乡村就非常不合理了。偏远乡村的生活极其枯燥、单调，颁布这样的法令太不公正，对雇工来说几乎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利。例如，新法规严禁在酒吧玩九柱球戏和骨牌。当然，这对防止玩九柱球戏时常见的赌博和欺诈行为来说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禁止赌博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好事一桩。可是，在人口稀少的偏远乡村教区，大家都普遍缺钱，临时薪水也很低，这种地方对九柱戏的赌棍之类的骗子没什么吸引力。九柱戏本身是合法的游戏——纯粹是一场公平、诚实的技巧与力量的竞技，玩游戏的人十有八九是为了赢得一夸脱啤酒，最后不管谁输谁赢，也不过是喝个酩酊大醉、相互交个朋友而已。毕竟这些雇工白天已经在潮湿、冰冷的田地里劳作了一天，那又为什么要轻易地剥夺他们在晚上仅有的一点小乐趣呢？至于那些大型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现有城镇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了，的确应该对相关法律条文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乡下从事农业劳动的雇工而言，也没有票价便宜的剧院可以供他们消遣，耗上一个小时，村子里也没有音乐厅、阅读室，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公共酒吧。如果禁止他们玩九柱戏或类似的游戏，那他们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选择，或者只能暗地里玩掷钱的游戏来消磨时间，偷偷玩这个还不如九柱戏呢。虽然法律规定如果出于爱好来玩九柱戏还是允许的，可是公共酒馆的老板又怎么可能费心界定这些游戏的性质？我觉得雇工有权利在晚上赢得那一夸脱啤酒，虽然大呼小叫令人厌烦。不过，如果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酒精，而是必须用自己的技巧和力量赢得这杯啤酒，那就再好不过了。公共酒吧承担着不少骂名，当然还是应该承认酒吧的确在某些方面得承担至少一半的责任——可是除了酒吧，雇工们还能去哪儿消遣呢？他们总不能永远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就回家在狭小的陋室里呆坐吧。他们不可能总是在家里读书，再说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就是能认字，也认得不太多。有人尝试设立阅读室，可是确实没能吸引很多从事农业劳动的雇工。鞋匠、裁缝、村子里的邮递员、杂货店主等等，这些人倒是常去阅读室；还有一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工也能用上阅读室，他们算是新兴的一代；总之没有成家立业的、家有妻儿、住农舍的雇工会来阅读室读书。设立阅读室无疑是造福乡邻的好事，以后随着教育不断推广普及，阅读室肯定会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可是，目前阅读室还没能吸引成年的农业雇工前来阅读消遣。隆冬腊月里，农场主和乡绅阶层搜集廉价读物在很多地方组织读书活动，不过每周最多一个晚上，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那么雇工能做什么呢？还是应该让每个人适得其所，享受自己的快乐、适应自己的现实状况吧。目前，在教育还没有得以推广普及的情况下，雇工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公共酒吧。难道就因为在大城镇的酒馆里出现了在九柱戏中赌博、欺诈的不良后果，就要惩罚乡村农业工人、剥夺他们仅有的娱乐吗？法律肯定应该因地制宜地进行修正，对游戏和比赛的条件进行限定，而不是一味禁止。
不过，规定啤酒馆打烊时间提前对于乡村地区是毋庸置疑的好事。农场雇工往往饮酒无度，喝起酒来没完没了。他并不会一连喝下数杯高度白兰地或威士忌，但是连续不断地喝啤酒，最后照样也会喝醉。所以乡村的酒馆提早打烊，街头巷口就一定可以少很多醉醺醺的酒鬼。当然，农业工人是醉鬼里面最无害的那种人。他喝醉了也不会骚扰别人，不会溜门撬锁，也不会砸烂谁家的窗户，更不会伤害别人。他要么踉踉跄跄地回家，要么安安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等酒劲儿过去。他不爱和别人冲突，不会戴上指节铜套打架，更不会拿沉重的靴子乱踢人。雇工当然也会打架，只是往往都是小打小闹，不会造成什么伤害。无论怎么说，喝醉总不是好事，给别人造成困扰，也确实讨厌，但总的来说对公众没有太大的伤害。
雇工阶层一般在宗教信仰方面没什么热情。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国教徒，主要是卫理公会信徒。其实在宗教仪式或教义信条方面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真正不同的是这一阶层的情感和观念。他们宣称，或者毋宁说他们觉得，卫理公会才是他们自己的教会，而本教区的教堂是农场主和乡绅阶层的教会。当然，他们对教区牧师没有敌意，也没有发生过教派之间的冲突，更没有卫理公会教徒对抗神职人员的事情发生。不过，极少有农场主会去小礼拜堂，那是雇工去的地方，他也能在那里找到自己亲朋好友——他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叔叔、舅舅等，以及他妻子一方的亲朋。他在自己的群体和阶层之中，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这里的教义、仪式、赞美诗和布道的人，一切都属于他。他对于这一切有一种归属感，他也会主动为教堂募捐。一位英格兰游客看到法国农村的百姓疯狂迷恋拿破仑一世感到惊讶，法国农民回答说——“拿破仑和国王路易一样都是暴君”，可是“啊，拿破仑是‘我们’的国王。”乡下雇工们的对于他们自己的教派的情感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在某一家农舍（当地往往没有礼拜堂）集会，把屋门、窗户一关，大家坐下来由某个人带着祷告，或者听别人来祷告。只要谁想讲，谁就可以登上讲坛发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区教堂里的长凳上常有很多空座的原因，因为很多农场雇工并不去当地教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出色的牧师也不可能让教堂里坐满信徒听众。
接触和说服雇工不仅对牧师来说非常困难，对于任何想要改善雇工生活处境的人来说都相当不容易。能够提供质量更好一些的农舍住宅当然是改善雇工生活环境最有效的方式，可是谁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提供太多的善款。我觉得在诸多活动当中举办农舍花展是相当有助益的活动。当然，花展不仅限于鲜花，实际上这种展览、竞赛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供日常饮食的蔬菜、水果展览。除了严禁专业花农参加比赛以外，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并不限于农舍的居民，这种方式往往能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因为要说这些农业工人对什么最感兴趣，首屈一指当属他们家的菜园和自留地。如果他们亲手栽种的蔬菜水果在展览上获了奖，自然会对他产生触动，这有助于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感。更有趣的是，这些奖励会鼓励人们的竞争意识——当然不是为了追求奖金，而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种荣誉。此外，农业展览和最佳农产品奖项的设置还促使雇工精心照料菜园和果树，也能为自己提供更好的食物，毕竟他们的日常饮食中需要大量的蔬菜。
举行类似的农业展览活动其实并不能直接提高从事农业的贫苦雇工阶层的生活条件，却可以改善厨房的饮食结构和烹调方式，吸引人们关注农工。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谁比谁的烹饪技术差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一棵煮熟的圆白菜可以当一顿饭。近年来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也有不少雇工能够吃得起更好的食物，比如羊肉——当然是便宜的部位，吃培根咸肉和新鲜猪肉等别的肉食的机会也比较多了。问题是，女人们好像不知道如何把这些东西做得味道更鲜美。更何况要改变这种状况也无计可施，男人不论贫富，都不会屈尊查看锅子里到底煮着什么食物。就算培根没做熟，他也会迅速吃光，才不会强迫人学习或教训别人——如何才能把自己能够买得起的食材做得更美味，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这种顽固的、不受约束的情感对他横加指责。所以如果能在村子里成立一家烹饪学校，没准能派上大用场。如今国家到处都在建设新学校，可以顺便开设一些这一类的课程。农业雇工们一向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完全不讲究烹调手法，很需要提升一下对美食的鉴赏力。有些人生吃培根，有人喝掉大量的食醋，有时候可能是加醋来掩盖已经变质的圆白菜。这些居住在农舍的居民完全不知道如何烹制营养丰富而又味道鲜美的蔬菜汤，而这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节省用度、提高食材的效用。
很久之前农场主阶层中也有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类型，就是那些自给自足、从事劳动、拥有一小片产业的农场主。如今的农业雇工就很像这些人，可以说就是以前经营一家小牧场的农场主的另一个版本，只是外表看起来更粗鄙而已。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言行举止粗鲁，天生爱吃、好喝，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加贪心，总之他们与过去的小农场主相似度之高，令人震惊。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拥有二三十英亩土地的农场主往往也住在类似农舍的住宅里，周边住的都是农业工人，他们走在一起也看不出任何身份上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雇工阶层在思想观念和情感特征方面都与老一辈的那些小农场主非常相似。他们秉承同样的、甚至更原始的父系制的理念，把孩子视为绝对的私人财产，动不动就用铁棍或者梣木棍管教孩子。实际上，梣木棍就是他们的宗教信条。贫穷的农业雇工都极为粗暴，对待自己的孩子非常残酷。并不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感情，而是习惯了用鞭子来教训孩子，要求严格的服从，而不是以更温和的方式引导和劝诫孩子。
局外人会觉得农业雇工非常残暴。比如，最近这些年还有车夫习惯用粗暴的方式对待男孩子，对孩子拳打脚踢、严加管教。不过，我觉得在多数情况下，车夫都不是故意如此残忍地对待孩子们，只不过他们长期情感冷漠，根本体会不到别人的痛苦。有时候，他们甚至无法理解为何别人在遭受痛苦，要么是因为他们早年曾经历过艰难的生活，无休止地与恶劣的天气抗争，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要么就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是如此，常常遭受无情的殴打。他们负责照管牛群的时候也会如此，常常无情地抽打牛群。虽说最近几年这些行为已经逐渐减少了，但是绝对没有彻底消失。
以上就是农场雇工的日常生活，既有光明美好的一面，也有阴影笼罩的一面，都不偏不倚地呈现在您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