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郝有江一样在逃难中长大的，还有故县乡马家庄村八十二岁的赵炳旺。他比郝有江大五岁，因此对少年的记忆，更加刻骨铭心。
马家庄旧村，掩在新村上边的山坳里，仍然以当年的模样静止在那里。尽管杂草丛生，一片坍塌荒凉，但一些院落的格局仍透出当年的繁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村迁至下边临近省道的新村，新村包括离马家庄村一里地的窑科村人。八十二岁的赵炳旺就是原来的窑科村人。他说自己的二奶奶就是被日本人在院子里摔死的，当时就用席子卷了塞进一个破窑里算是埋葬。这时坐在炕上的另一位村民马国庆说，他的爷爷当时穿着一双新的羊毛袜子，鬼子（伪军）要他脱下来，他不舍得，便被打死了。
日军对待中国人的生命，像对待动植物一样随意。日兵荻岛静夫在日记里曾说，当时为了试验一批新发下来的军刀，他们便用抓来的俘虏做试验。喷涌而出的血，裹在寒光闪闪的军刀上，在阳光下发出红色的光。
赵炳旺说当时日本人在马家庄住了三天。即便离开，也是隔三岔五前来扫荡。
记得当初逃难的情形吗？赵炳旺刚刚说了两句，就哽咽了，眼里噙着泪：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他强忍了半天，用衣兜里的小毛巾擦了擦眼睛，还是开了口。他说那时候每天用一根布袋背着炒好的一些干面，跟着小脚娘漫无目的地颠沛流离。他记得，冬天下坡就坐在地上往下滑。许多时候，跑着跑着就与大人失散了，爹也找不到，娘也看不到。不敢哭，只跟着人群，跟着牛马，在机枪扫射中拼命奔跑。他恐惧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命！逃命！记得有一次，娘在半路实在跑不动了，就放开他，推他：快跑！一直跑！
一直跑到哪里？他说不知道，娘也不知道。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想跟着娘，想一直在娘身边，可娘狠劲推他赶他骂他。他只好哭着一边回头一边跑，直到再也看不到娘。
找不到爹娘怎么办？他说，哪儿有办法。
哪天该回家？他说哪里有家！
常常，跟着人们跑到一个陌生的村里，谁也不认识，找一个角落蹲下哭，想爹，想娘，肚子饿，口渴。极想家，又怕回家。
“唉，就不是人过的日子。”老人再一次哽咽了，“谁知道今天出去还能不能回来。”他的童年记忆中，整天就是东一个村，西一个村流浪。有一次与几家人跑到一座山里，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开锅，饿了就找些冷水拌几口炒面吃。抗战时期，他几乎是在别的村在无人的大山里度过的。他说有些村是维持村，安全，就求着人家让他们住下。
“那时候能怎么样？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没亲戚的给人家说说好话求个落脚的地方。”可那毕竟是别人的地方，毕竟谁家都在饿肚子。看着人家摘回一根西葫芦，真是想哪怕生吃一口也好。
老人再一次讲不下去了。长久无言，我却能听到他内心翻江倒海的痛。顿了好长一阵，他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从前吃糠咽菜可怜？”
我说，当然，太可怜了。
“你知不知道，哪里天天有糠吃？”没想到，他要表述的是这一句。
老人想说，却几次欲言又止：不要说了，实在不想说了。
我听得如鲠在喉，心沉气闷。
可以想象，老人内心深处，还藏着太多太多不能触碰的痛与苦。想起进门时，他正与同村人开心地聊天。是我的闯入，让他的心情突然跌回尘封了七十多年的从前。
“对不起，大爷。”
“不怪你，孩子。”
赵炳旺的记忆里，几乎没有家的概念。他从三岁开始逃难，一直到十岁。童年的生活里已经完全被慌乱的奔跑填满。时光虽然流逝过七十多年，却难消他七年的苦难岁月。他清楚地记得，听说段村解放后，人们高兴得笑了哭，哭了笑。尽管回到家已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窑洞，还是觉得终于回到家了。他说，哪怕依然饿肚子，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坐下来，不必天天坐在大门口盯着高处的红旗，就怕倒下。
“活到这么大，哪儿有今天幸福？种地还给钱，真是在天堂活着呢。”
说到这里，他终于开心地大笑起来。他说目前还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六个孙子两个孙女都是大学生，在太原、北京工作。孩子们对他非常好。
我要离开时，他突然说到安倍晋三，说他参拜靖国神社的事，说他还想给他的祖宗报仇。“他能报了？”问完这句话，老人又笑了，是不屑的笑。
我要走了。老人突然问我：你也说武乡话，哪个村的人？
告诉他时，他说：那咱们就是隔一条河。那年九路围攻，你们村上头就有部队。
“打得很凶！”炕上一直在倾听的马国庆也开了口，“河水都成了红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