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看上去巉岩崔巍，高不可攀，等你费尽周折攀登上去，所见却可能平淡无奇。另一座山，可以让人拾级而上，如履平夷，可是你在不知不觉间登顶以后，却可以把胜景尽收眼底。试问，你愿意攀登哪一座山？如果读书如登山，你又愿读哪一部书？
张锦池先生的《红楼十二论》（已出三版）和《红楼梦考论》（已出两版）无疑是后一种山，后一类书。冯其庸先生说张锦池的《红楼梦考论》“导人探幽，别开佳景”（《红学的新贡献——〈红楼梦考论〉序》）。他的《红楼十二论》出版后，也获得过红学界类似的评价。但请让我们略作补充，它是导人探幽于通衢，别开佳景于闹市的。红学是当世之显学，翻阅建国以来的红学论著，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过于拥挤，于是很有一些学人被挤到搜奇探佚的狭路上去了。张锦池的著作则不然，它所考所论，不猎奇，不索隐，亦不故作博大精深，而只是立足于文本，平实地讲来，乍看去仿佛谁人都能说得出，细品却又确是一家之言。自1961年以来，出自他笔端的三十余篇评红文字，旧者不过时，新者不趋时，均经得起读者反复品味。
这部《红楼管窥》则是张锦池先生的自选集。
独具只眼，推陈出新，是《红楼管窥》发现问题一大特色。发现新材料，从而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更多依靠的是运气；而在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见解，则更多依靠的是眼光。《红楼管窥》发现问题所依赖的材料往往是读者评家耳熟能详的。比如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历来众说纷呈，难成定论，其原因正如《红楼管窥》所云：“一研讨曹雪芹的生年问题，便先推断其卒年，再推度其享年，然后推算之，已成为专家们的思维定势，致失之交臂而已。”而《红楼管窥》作者却根据最基本、最寻常的材料，被论者反复引证过的三条脂批，推断曹雪芹生于1718年。这一最新的考辨成果，深为同行所认可，以为“从相关的文献资料来看，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冯其庸《红学的新贡献——〈红楼梦考论〉序》）。吴小如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并有专文评说。
立足文本，通向文献、通向文化、通向生活哲学，把文本、文献、文化作整合一体的研究，是《红楼管窥》思考问题一大特色。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取代读者对文本的阅读，这就要求批评家把自己的理念立足于文本之上；也没有一种文学理论能取代读者对于生活的思考，这就要求批评家有自己独到、真诚的生活哲学。不如此，则理论必然成为空洞的、毫无个性的一堆条条框框，成为玷污作者、戕害读者的精神垃圾。《红楼管窥》中诸多对于《红楼梦》的精采见解，正是作者在立足于文本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真诚的思考后得出来的。早在1981年，张锦池先生便将《红楼梦》的“意淫”说与李贽的“童心”说进行了比较研究（《李贽的童心说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此后他便常以此作依归去观察一些相关问题。如对贾宝玉关于女儿一生“三变”的呆话，“管窥”作者就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说，李贽的‘童心’说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哲学基础，那么，无善不归人的天赋，无恶不归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则是贾宝玉这一‘呆话’的思想指归。如果说，李贽的‘童心’说已含有个性的觉醒，那么，《红楼梦》则是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文学巨著。”一经“管窥”作者如此诠释，不仅使李贽的“童心”说绽放出异彩，也为读者提供了深入领会《红楼梦》之创作本旨的一把钥匙。而贾宝玉所憧憬的那种“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戴震语），“没上没下”、“只管随便”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方式，也含蓄地表达了“管窥”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思索。说到底，只要人们身处的外在环境还不够完美，人们就要在坚持理想、屈身守分、随人俯仰之间作出选择。读一下《红楼管窥》，不难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
小中见大，触类旁通，是《红楼管窥》论证问题一大特色。“管窥”作者在论述红学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时，往往以其明眼慧心，抓住文本中常为人们忽视的细节作为切入点，然后再触类旁通，层层展开，形成八方汇聚之势，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说服力。比如《红楼管窥》论述《红楼梦》的结构学，这本是一个极大、极难缠的题目，但“管窥”作者却是“从芳官的耳环说起”的。《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写芳官，“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的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作者认为，“这当然不是一种对称美，因为，无论形状大小，还是色彩、质地，都不对称。这也不是一种对比美，因为，两耳皆有，不是一有一无。这是一种均衡美，因为，那个右耳上的米粒大小的小玉塞子与左耳上的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二者的形状、大小、色彩、质地虽则殊甚，但在价值上却给人以相等的感觉，恍若秤砣虽小压千斤似的。它与五官的对称相统一，形成一种非对称美；而这种非对称美，反转来又烘托着五官的对称。从而也就使芳官‘越显的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这段分析可谓洞幽烛微，辞约而旨达了。伟大的作家懂得“纳须弥于芥子”（别忘了《红楼梦》就是从“芥豆之微”写起的），这就要求他的评论者们懂得在芥子中发现须弥。“管窥”作者细密的分析与曹雪芹细腻的笔墨相映成辉。他的分析不仅给人以美的启迪，也为他的立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出发点。从这一起点出发，《红楼管窥》对《红楼梦》的人物安排、章回布局、重大关目、情节线索，直至通部格局逐一考察开去，其考察对象越来越大，其分析方法又总是具体而微。最后得出《红楼梦》结构的总体特点是“对称中有不对称、不对称中有对称，从而形成均衡美”这一结论。
从其论证的出发点来说，作者是胆大心细的，就其论证过程来说，作者又是极为耐心、面面俱到的。作者赖以说服读者的不仅是靠在一粒沙中见世界这样惊人的识见，同时也是靠身当绝顶、俯视众山这样开阔的眼光。其谈《红楼梦》结构学如此，其谈《红楼梦》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如，作者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一支王道曲，千红无孑遗”，其所揭示者是王道以“理”杀人的罪恶；作者认为，《红楼梦》悲剧故事的审美底蕴，是“大幸者的不幸，大善者的不善”，从而发出救救青年的呼喊，憧憬那太虚幻境式的自由、和谐、美妙的社会；作者认为，《红楼梦》的主线不是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也不是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而是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即“父与子”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作者认为，《红楼梦》是反神学思想的，书中所涉及的神道问题，乃是作者在以神道设教，实际上是别一种人道；作者认为，曹雪芹以自由平等观念充实了李贽抽象的“童心”说，将其发展为“意淫”说，从而使其人性理念进入了近代人性论的思想范畴；作者认为，《红楼梦》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是具有“童心”的真人即所谓人中的“宝珠”与“童心”已失的假人即所谓人中的“鱼眼睛”的对立，而折冲于其间者则是“童心”已障而尚未全失的人物即所谓人中的“死珠”；作者认为，个性解放本身无所谓善恶，其与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则为道德意义上的善，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其与利己主义思想相结合则为道德意义上的不足取，如王熙凤等人。作者认为，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幼芽的萌动，出现了封建官僚商业资本一体化趋向，四大家族“联络有亲”的时代烙印实见于此。而在研究方法上，正如李希凡先生所说，张锦池先生是将文献、文本、文化作整合一体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李希凡《有感于“文献·文本·文化”的命题——由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引起的联想》，《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作者对《红楼梦》的种种见解和研究方法正确与否可以见仁见智，某些见解也留下商榷的空间，然而这并不失其独到、不失其价值。
作为一名从教四十六年的教授，“管窥”作者是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他的心血也更多地倾注到学生身上。如果说《红楼管窥》有什么不足的话，则在于其论证虽深细、周详而略嫌词费，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吧。因为，作者面对的不仅是学识渊博、一点即通的专家，更是需要引导、需要启发的学生。举一反三，是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举十明一，则是教师对自己的要求。
《红楼管窥》所取得的绚烂成就不仅是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真诚思考、锲而不舍、痴迷追求的硕果，更是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立足讲台，精研教学艺术的结晶。这种执著于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而以科研促教学的精神和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亦因此而于2003年荣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并于2008年荣获“龙江文化建设终身成就奖”。
一位春蚕一样劳作、蜡炬一样执著的学者。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