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六十年代》
朋友在网上办了个论坛叫《六十年代》，邀请我写点儿东西。就先说说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期间一些尚存于记忆中的事儿，算抛砖引玉吧。
撒传单
我的“文革”体验，是从单位上的留守处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最后几个月吧？大孩子们戴上红袖章，扛着红旗，组织长征队，走了。我爸妈也走了，好几个月，在全国各地串连。我们学校停课，不用上学了，归单位留守处管。留守处组织大家，从办公室找来油印机、钢板和蜡纸，刻印传单，拿到市里比较热闹的地方去撒。
刻印传单是很枯燥的事，可撒传单就很刺激了。从火车站大厅的二楼往下撒，满满一书包的传单，几分钟就撒完了。下面的人，总是挤成一堆儿来抢传单。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传单，掏出一叠来，奋臂一甩，撒向空中。然后，红的绿的黄的白的传单，如同缤纷的焰火，散开，飞扬，飘落下去。
我们还到桥头广场、百货大楼去撒传单，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把传单印好，叠好，准备好。第二天扎上帆布带军扣的腰带，一人两趟四书包地这么来回跑，兴奋极了。
传单不但我们在撒，其他很多派别的传单也都在撒。你撒你的，我撒我的，还一边喊口号，对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革命了，那种撒传单的自由和刺激，和现在比，恍如隔世。
卖造反派战报
这些传单，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组织的一期期战报。小组织又联合成大组织，最后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闹到“派”的时候，那战报就是在报社铅印的了，如正规报纸那么大张的，还套彩色带图片的那种了。这么大张的战报，撒是撒不出去了。我们于是成了报童，沿街叫卖。卖完得到的钱，交回报社，自己还能分一点儿。
卖战报，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得起来，到报社去等着派报。因为要算钱，都是有数的，得当面数清楚才能抱走。用的也是报社发的专门的大挎包，有个小隔袋可以放零钱。后来，不再去卖战报，是因为两派敌对得厉害。我们有一天卖报时被另一派的大个子红卫兵给抢了，还追着打。打得不轻，怕了，就再也没去了。到现在还记得，那天卖到一半挨抢挨追挨打的时候，我卖了二元八角三分，没法交给报社了。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我们那里，武斗拉开了序幕。
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学校，停课也革命，复课也革命，根本就不正常了。到了我们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两派已经势不两立，把学校的学生也分开了。我们这派的老师，每天把我们叫到学校操场集合，然后分班，排好队，又齐步走出学校。到附近的一个露天电影院，露天上课。一边走，一边唱歌喊口号，给另一派在学校上课的同学和老师听。
露天上课，坐在石凳上，没有靠背，很快就坐累了。所以上课时间很短，基本就是练练唱歌，排排节目，读读语录就完事了。可每当校外有什么革命活动，老师就拉上我们去凑热闹：给静坐的造反派抬水呀，到街上拉横幅搞宣传呀，跟别的学校同一派的学生一起开誓师大会呀，等等。
真打起来，很多人都躲武斗去了，学校就又停课了。
躲武斗
躲武斗，我的感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再串连一次。不过，这次得自己掏腰包。没有联络站沿途提供免费的食宿，没有不要票的车船，出门靠的是爸妈的亲朋好友。
躲武斗，也很像是在旅游。我们一家，经桂林、杭州、上海、青岛、济南、北京，一路上去，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桂林，住的是老人山下的图书馆。那时候图书馆也不开放借书了，我们于是就住在书库里。在杭州，我们住旅社，楼下是饭馆，是杭州最热闹的一条街，叫大庆路也不是五一路？一日三餐，我们在饭馆里包饭，白天遍游西湖美景：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花港观鱼、雷峰夕照、翠堤春晓。在青岛，我们追着退潮捞海带，然后晒干，太多了，直吃到北京还没吃完。
印象最深是在上海：正赶上盛夏，沿街尽是睡露天的人。屋里太热，这会儿桌子椅子床沙发，通统摆在大马路上。我们住在上海文联的小院儿里，西洋式的小楼，楼层高，倒很凉快。每天食堂里帮我们打饭的，居然是老作家巴金。那时候，他是写“大毒草”的“黑五类”，没有自由。
大联合
一九六八年，上层的意思，结束武斗，两派要大联合。我们也结束了流浪生活，钱花得精光，爸妈连手表也早不知在哪儿就卖了，两手空空回到家。两派大联合，国共合作一般，结果是还没联起来就又打开了。而且这次打得跟内战似的，毛主席发了布告，连正规军都介入了。小钢炮就架在我们院子里，冲锋号吹得人耳朵聋。战士们进进出出的，就如同隔街那边都是鬼子。我们这些孩子，从此玩开弹壳弹梭子了。铜的，全锤扁了赌，赢够数了拿去换糖吃。
仗打完了，跟解放了似的，又要上街游行，喊口号。我们排着队参观反革命据点里的反革命尸体。红旗飘飘，喇叭声声，市里挂上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我的理解，挂一块儿牌子，红一块儿地方，等全国到处都挂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除了台湾，祖国山河就红成一片了。
到了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真正上了一个台阶，走向荒谬。
三忠于四无限
单位上有了革命委员会，管革命，管生产，管你忠不忠于毛主席。不忠，就革你的命。跳表忠舞，早跳算请示，晚跳叫汇报。活学活用，忆苦思甜，工宣队，军代表啥的，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表忠，是向毛主席表忠，请示汇报也是向毛主席请示汇报。可毛主席不在身边，怎么办？没关系，贴个毛主席画像就行。夜里单位要集合晚汇报，早上天没亮又要集合早请示。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有人要显得比别人更忠，于是就亲手绣毛主席头像，或者浑身挂满毛主席像章。
忆苦思甜，开会请这大姑那阿婆的来讲旧社会，完了吃一锅野菜煮的杂粮稀饭，总有人为了表示自己更能忆苦，愣往锅里倒米糠。我们这些孩子，会看大人的眼色，扑上去，把个大铁锅刮得干干净净，连碗都添了它。
要熬通宵的是每当毛主席发表什么“最高指示”，头天晚上就不睡了，上街欢呼，游行。回来还不能睡，等着，早上要开大会。单位的会，系统的会，全市的会。喇叭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字，得喊好几天。去书店买毛主席的书或者画像，也是要排通宵的。毛主席的语录并且是要能背诵的，总有人能一字不漏地全背下来，那就不得了了，数他最红。
单位上来了一个工宣队员，抗美的时候去过越南，是个会武功的退伍侦察兵。我要是算会武功，就都是跟他学的。说是带我去巡逻，其实找个偏僻的地方就开练，直到他发现我爸妈也是要挨批判的那种人才拉倒。
大人们又都走了。爸妈也双双走了，去参加学习班。说是毛主席思想学习班，其实就是去挨整挨批。我们这些孩子，又归了单位的留守处管。等我们再从留守处出来，爸妈已经上了去五七干校的名单，六十年代，也快过去了。
J,Q,K
如今，这花花世界里，吃喝玩乐的去处和名堂是应有尽有，使人感觉下班要比上班还忙啊！可是，曾几何时，所有这些全是“封资修”，是“四旧”，是流毒。人们业余只能读“毛著”，听联播，写揭发材料、思想汇报，聚在一起打打百分已经是很边缘的活动了。我的父亲，有点儿像《食神》里的那个赵十两。做得一手远近称道的川菜，为人极忠厚老实又不甘寂寞，一辈子不得志却十分地好客。记得那会儿，家里一到休息日就坐满了人，除了一些常来的食客，间或还会有自己掏钱来品尝父亲手艺的。食客们酒足饭饱之后，定会应父亲之邀，坐下来打打百分。虽然谁都知道父亲的手气往往好得不得了，可没几个愿意跟他配对，做他的同伙。因为，父亲打牌，一向只重在掺和，技术上根本是一塌糊涂。轮到同伙出牌，他又是挠首又是挤眉，弄得你不知该出哪张才好；轮到自己出牌时，他往往故作深沉，几经计算（天知道他是怎么算的），然后万分得意地打出唯一不该出的牌来，气得你发毛。不仅如此，父亲打牌还特认真，输了还不服：下星期再来，各位慢走。我，那时候连吃饭都很少能上桌子，更不用说陪食客们打牌了。可是猫在一边儿看着父亲好牌满手却昏张连连，简直是目不忍睹，感觉面子都丢光了。好在有人把老猪家吃喝玩乐的事儿，给上纲上线地汇报到单位。领导找上门来收牌，这个川菜、百分才没再继续下去。可是末了，父亲怎么也没想通，领导当时给他扣的那顶帽子居然是：老猪，这工农兵的扑克你要是不愿意用，用11、12、13的也凑合啊，上哪儿找来这么一副J、Q、K的？只好没收了。他姥姥的！究竟是哪个王八蛋？父亲一提起这事儿就骂：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转脸不认我老猪也罢了。居然告发我？！仔细想想，我不奇怪那位食客。皆因伟大领袖有旨：文化大革命，以后每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多他姥姥的吓人啊！
足球旧事
中国足球，叫喊着要冲出亚洲，已经有二十来年了。这么些年里，国奥、甲A、甲B什么的，也确实激荡了几回，培养了一代新球迷。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在今天怕是不会再发生了。然而，对中国足坛的震撼，我以为，应该不亚于中国足球一次次冲出亚洲的失败尝试，尽管今天的球迷们，对此，也许闻所未闻。
那一年，我还在念中学。暑假出游去北京，在火车上，偶然被带队北上夏训的省足球队教练相中。他用皮尺量了我的脚踝和脚掌，一口咬定我能长到一米八以上，会是一个在南方省份里不可多得的体育苗子。教练于是留了名字和电话，关照我无论如何，开学前到省体委去找他。他会为我在体校留一个位置，并承诺要亲自带我这个徒弟，相信能培养出一个一流的足球守门员。
教练姓雷，是省足球队的正选球门，也是全国顶尖的守门员。就是他，领着省队在全运会上夺得过前三的名次。当时中国足球的国际比赛还很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队。偶尔来访的外国球队，也都是些什么扎伊尔大学生队、阿富汗喀布尔队等等，跟北京队过过招，友谊赛一两场，就已经很难得了。不然的话，雷教练也一定会是国家队的正选。
暑假归来，我拿着教练开的条子，真的去了一趟体工大队。当时没见着雷教练，听接待我的那位说，教练有特殊训练任务，一时腾不出手来。
会是什么训练任务呢？原来越南的一支足球队——越南人民军足球队，就是在这期间，在经过苏联的精心训练之后，自北向南，杀进了中国足坛。
重视不够也好，掉以轻心也好，运气不佳也罢，反正是没谁能战胜这支看上去身材矮小、打法野蛮古怪、体力却充沛得惊人的球队。东北虎辽宁队输给它，华南虎广东队也输给它，八一、山东、北京、湖北，当时中国的足球列强，接二连三地通统输给了它。这支球队由超级大国的军师率领，从黑龙江打到广西，九战八胜一平，保持不败战绩。中国足球给踢得灰溜溜的，很没面子。可不是吗？两国间的梁子结得越深，国家体委的压力就越大哪怕只赢一场，面子要紧啊！
不能让这支球队就这么冲出中国！在南宁的这最后一场比赛，一定要打败它！这已经成了政治任务！雷教练就是因为这个，没能见我。这就是到今天早已鲜为人知的中越足球南宁之战。这也是南宁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场国际足球赛——广西足球队与越南人民军足球队。
为了只能赢、平为输的死命令，省队突击训练，全国的名教练都来了。还特别从未曾与该球队碰过面的国内其他强队，调来了几名主力，临时编进了出场队员名单。
由于比赛要当做政治任务来抓，这场球赛没有卖一张门票，而是由各个机关单位、厂矿、学校，有组织地报名，划定座位。我所在的中学，也只有高二年级的学生才能去观看。可谁能想到，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计划安排，恰恰是整个灾难的开始。
那是一个星期日。比赛要到下午才开始。但等我午饭过后匆匆赶到球场时，场内场外，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南宁的这座体育场也很特别，三面环山，看台就着地势，石砌而成，只有主席台的一面背靠着市区的马路。虽然球场的主要入口在主席台两侧，但环场还有好多个疏散通道。站在通道门和围墙外面的山坡上，也可以观看到场内的比赛。
我，一心要目睹雷铁门的风采，差一点儿死在当天。
体育场内，虽然是有组织地就座，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来，还是有不少空位。而场外的山坡上，却站满了真正有兴趣的球迷。最初，通道门还不时闪开一条缝，那是把门儿的民兵，在为自己的熟人开后门儿。后来人围得多了，门也就再喊也不开了。
比赛开始了，而且一开始就显得气氛异常。运动员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抢得也非常凶。每到主队控球，全场就会杀声一片，起立助威。客队对这一切则好像根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阵脚一点儿也没乱。真真是：一方想下马威，上来就发扑天盖地之气势；一方要满堂红，开始便显排山倒海之雄风。
正当比赛高潮迭起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令组织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先是主席台一侧的大门被拥挤的球迷推开，人群哗地一下冲进了看台，顿时一片混乱。站在山坡上的人们眼见这一情景，立刻有样学样，向着坡下的通道口冲挤。我当时没想太多，也跟在人群之中，只管向前拥。通道门也给冲开了，我只听见前面喊声此刻有些异样，从叫喊变成了哭喊。我知道通道门已经给冲开了，但人群前移得仍非常缓慢，感觉是越来越挤，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我本能地向上一蹿，当时的反应比身边的人只稍稍快了一点点。加上本来就高的个头，齐胸以上一下子就露在人群之上不受挤了。就这样脚不沾地，高人一头地随着人群慢慢向前移，整个身体也渐渐向前倾。这时间我所见到的情景，在此不宜细叙，因为的确太可怕，太悲惨，太目不忍睹了。
我身前的人（此时应该说是我身下被挤压着的人），被一个个地拖拽出来。我身后的人也慢慢四散逃离开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站在被挤压坏了的人们的身体上，已经完全麻木，呆呆的，没了一点儿知觉。一个参加救护的人，推了我一把，我才惶惶步出了体育场。已经都进去了，却又走出来，我受惊的程度，可想而知。
事后才知道，那场球赛，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里，先后有三个场门被球迷冲开。我所在的这个门情形最惨。因为进得门后，横拦在眼前的，竟是一道为备战备荒而挖的防空浅壕沟。前面的人跌倒了，后来的被阻挡在沟边，更多的人还在往里拥挤，遂成惨剧。有二十多人当场死亡，近百人重伤住院留医，其中大部分是十几岁的青少年。第二天清场时，光鞋子就拉走了一卡车。
再说比赛，要不是雷铁门极其出色的表演，主队决不会仅以0：1小输。越南人是越战越勇，而主队的队员到了下半场，不知是否受了意外事件的影响，完全没有了上半场的那种气势。此外，赛场上也同样发生了不幸事件，主队一名借调队员被越南人铲断了锁骨。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比赛，是中国足球史上的一场悲剧。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了，但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我不寒而栗。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雷教练。据说那场球赛一完，他就潜心当体专的老师去了。而我，因为太受刺激，从此打消了进体校的念头。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老太太漂洋过海，探儿子来了。没时间带她看山看水，先就拉到店里陪我练摊儿。搬来小凳儿，没客人的时候，我就端坐老太太脸前，听她痛说革命家史：在干校，那时候你每天走那么远的铁路去上学，妈整天担着个心。一会儿怕你又跟人打架了，一会儿怕你摔着了，更怕你叫火车给轧了。有一天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你真的就叫火车给轧死了。把我给吓得啊，打那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大伙儿正在地里干活儿，忽然看见你黄阿姨，对，就是后来去了美国的那个黄阿姨，摆着手从干校校部那边跑过来，一边高喊：老王，老王，别干啦，快去接电话！我一听，当时腿就软了，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昨儿夜里那梦是真的了，真是你叫火车给轧了。就觉着天旋地转，我脚跟一软，才走出没几步，就两眼一黑，昏过去了。后来是黄阿姨，还有另一位叔叔，俩人一左一右架着我到了校部。原来是林校长要找我谈话，结果我听成是叫我接电话了。
那时候，没有天大的事儿，谁会打电话呀？林校长看着我说：怎么吓成这样了？也难怪呀，老猪是反革命嘛，你这反动家属八成心里也有鬼！黄阿姨抢过去说：老王有什么问题？别忘了人家可是三代贫农。刚才是我着急，结果她以为是她孩子出什么事了。加上她本来身体就不好，一直贫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昏倒了。原来那姓林的找我，是为了你爸爸的事儿。那时候，干校有三个正副校长，就是这个姓林的最坏。每次抓你爸爸来批斗，我从批斗会准备会开始就得回避。批斗完了，姓林的还要叫我去抄别人写的批判你爸的大字报，还要叫我写自我检查。
干校的大字报，都贴在食堂里四周的墙上。他们那么多人写，我一个人抄，还得是干完了地里的活儿之后。食堂都开饭了，人们在排队买饭，我还在那儿赶抄大字报。高的地方看不清楚，还得踩着梯子抄。纯粹是挨整。
进来一客人，买了点儿什么。老太太接着说：干校一批你爸，我就得回避，去农村和贫下中农“三同”，都已经下放到干校了，还要三天两头下乡。不但我要去，还得连累他人。因为我那时身体很不好，瘦得才八十来斤。说起这回避也蛮有意思。有一回，我们一共下去四个人，两男两女。刚去的时候我们很卖力气，挣表现，后来就开始想法子偷懒。我们告诉生产队说：我们来，不但要参加劳动，还要开会学习，这是领导的要求。于是我们就经常“开会”，就是在一起吹牛聊天侃大山，有时候还唱歌呢。谁知，村里的孩子把我们的“会议内容”偷听了去，告到生产队。没办法，我们就又跟生产队撒谎说要到公社去开会。那公社叫倒水公社，大概是地处大山边，水来了都得倒流走的意思。你想啊，山里人到了城市不认路，我们几个城市人到了山里，也一样找不着北，一到岔路就迷。所以，干脆弯几个山头就躲起来，继续吹牛聊天侃大山。后来有一次，公社真的来通知叫我们去开会了。结果，我们从一大早就开始摸着上路，人家上午十点开会，等我们终于摸到公社，已经下午四点了。急得公社的人团团转，找到生产队，最后戳穿了我们“开会”的把戏。
进来一客人，买了点儿什么。老太太又接着说：说起你黄阿姨，有一次回避，下去“三同”，就只她愿意陪我。晚上没事了，俩人总爱坐在草垫子上聊天。那天她忽然问我说：老王，你猜我最讨厌谁？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林校长？不对。她说：他太小，我是要你猜大的。不明白她这是指着谁说讨厌，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她把嘴巴凑到我耳朵跟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哪一个？我脑子里在找比姓林的官儿大的，可没想到，她拽着我跟我急，说：嗨，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江青啊。我当时吓了一跳，差点儿又昏过去。那时连林秃子都还敬祝身体健康，江青可正突出着呢，怎么你黄阿姨竟然敢说这话？接下来她又问我：你最讨厌谁？姓林的。林校长？嗯，我是说大的。大的？哦，哦，那就是林彪。我吞吞吐吐地说：林彪长得跟姓林的一个样，整个儿一反派人物形象。说完这话，我怕得要死。打那以后，我们俩有了共同的秘密。那之后过了才没多久，林彪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了。林彪已经死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因为中央文件还没有传达到干校。可是，你黄阿姨的爱人当时是县里的干部，县里已经传达了。记得我们在打麻秆儿，打着打着，你黄阿姨忽然冲我使眼色：老王，想上厕所吗？我说：不想。她干脆过来拉上我就走，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告诉你吧，你讨厌的那个人，死了。什么？你大白天说梦话，刚才不还看着那姓林的好好的吗？嗨，不是这个姓林的，是那个大的！嗨什么嗨，我说：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要真是林彪死了，还不得奏哀乐，降国旗，开追悼大会，还不得好一番折腾啊？嗨，不是啦，他不是那么死的。他是，黄阿姨抓紧时间，三句并做两句地把林彪要夺毛主席的权，最后不得好死的文件精神给我传达了一遍。我还是没搞懂，这林彪不是已经定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吗？作为亲密战友，□等着就是了。怎么还要？嗨，他活不过毛主席你看不出来呀？他那一身的病，身体比毛主席差多了。要不怎么就让咱成天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呢？林彪的事儿，最后干校也传达了。可会后林校长单独找我谈话：本来你是反动家属，不能听传达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听了传达了，那么，就要对你有一个政治要求。回去后不许走漏任何消息给老猪。他是现行反革命，不能知道任何中央文件内容。如果你不照办，就当做反革命问题，严肃处理你。我这心里直犯嘀咕：回到家跟你爸爸说是不说？说吧，肯定那姓林的知道了要整我们两口子。不说吧，这三天两头批斗完了，你爸爸每次写检查最后落款时总还得加上那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可这后半截儿从今往后就是大问题了。再这么写，不又多一条现行反革命罪状吗？我要跟你爸爸说，可怎么说才能不让人知道呢？家里当时住的那排平房，这屋里放个屁隔壁都能听见。所以就只好等到夜里灭灯睡了之后，蒙上被子，揪你爸爸的耳朵。进来一客人，什么也没买。
完后老太太接着说：这个客人。他又不买东西，你还跟他啰嗦那么老半天干吗？噢，行，我明白了。刚才说到哪儿啦？你黄阿姨？这会儿在纽约呢吧？一直没联系过。可说起她的事儿，也挺逗的：她爷爷辈儿就是从广东给卖到美国的华工，爸爸妈妈也是在美国生的你黄阿姨。家里起小就把她们兄妹三个全都送回中国接受华语教育。解放那年，她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爸爸妈妈到了香港，想接他们兄妹回美国，结果她两个哥哥都回去了，就她革命，不愿意回。黄阿姨，革命得很，直到“文化大革命”，人家拆了她家里从美国来的信，拿她有海外关系的事儿来整她，她再想回去已经晚了。后来，她从干校出来，调到县里，又调到广东。等再跟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系时，已经都八十年代了。她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只有哥哥还在美国。黄阿姨跑到美国领事馆去申请签证探亲。人家一看，她的出生地居然填的是美国？问了她老半天，又查来查去查了老半天。还真查到了她当年在美国一家医院的出生记录。你看人家美国这医疗系统，六七十年前的事儿，还清清楚楚。大使馆的人跟她说，你就是美国人！不用签证。并且很快给她发了护照。领事很同情她的遭遇，大开绿灯。结果你黄阿姨的孩子们，女婿媳妇们，连孙子辈儿的，呼啦啦一下子，能走的都走，全到美国了。进来一客人，买了点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干校的事儿，说起来没完的。你爸爸，因为有人揭发，说他是“五·一六”分子，才被打成反革命的。可是，干校每次斗你爸爸，只要一说他是“五·一六”分子，你爸爸斗争会上就跟人急，竟然还要跟人打架。斗争会上，你爸爸总是反问：你们说我是“五·一六”分子，有证据吗？能把我加入组织填的表什么的，拿出来给我看看吗？哪怕提个醒儿，谁是我的介绍人？在何时何地？也好帮助我回忆回忆吧？下面就有人喊口号：老猪不老实！抗拒从严！跟着就有那想表现的，冲上来，就想打你爸爸。你爸爸于是就抄条凳儿，抡条凳儿，跟人拼命。你身上就有你爸爸这猪脾气，平时厚道，总吃亏，可真急起来，批判会上敢抡长条凳！发生这些，我当时都是不在的。我在“三同”，回避。打得狠了，你爸爸伤得厉害了，才会让我临时回来。有一次，你爸爸让人捆起来，耳刮子扇得脸都肿了。因此落下中耳炎，聋了一只耳朵，另一只也大不如前。以后听人说话，老得用手护着耳朵。进来一客人，老太太赶紧擦干眼泪：好，不说那些伤心的事了。在干校，我和你爸爸，什么都正好相反：他结实，我虚弱；他是现行反革命，我出身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根正苗红；他完全没有自由，我还可以听中央文件；他脾气好，肯卖力气，我不行，谁的气我也不受，还净偷懒。你爸爸脾气好，连放羊放了一辈子的那个韦四儿都成天欺负他。干校让你爸爸干的活儿，都是最脏最累的。比如挑大粪淋菜，看牛，还有就是放羊。你不也帮着你爸爸去放过羊吗？干校有三四百头山羊，白天放出去，一走十几里的山头，羊就到处跑。傍晚收工，往往天都黑了，才赶得群羊入圈。韦四儿每天就冲你爸爸嚷嚷：老猪！点数！这羊要是少了一只，就，就，就打倒你这个反革命！你爸爸于是每天回来，头羊走到前山就得开始点，到了羊圈还点不清楚，进了圈了就更难点了。因为满当当一圈白团团，小羊还爱钻在老羊的肚皮底下，头都不露，怎么点？你爸爸点啊，点啊，越点越少，越少心越慌。我就为这，每天等他回来吃饭得等到你们都睡了。后来我给你爸爸出了个主意。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你不会就告诉他：点过了，×××只，一只不少，你看他怎么点？你都点不清楚，那韦四儿，一点儿文化没有，他能点清楚？这个主意出得好！从此韦四儿再也没在这上找你爸爸的茬儿。
进来一客人，买了点儿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那时候，这平常人的思想，都在千校艰苦的劳动改造过程中扭曲了。运动一个接一个，批判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干部因此真的以为，只有革命、革命、再革命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有胡乱捕风捉影，揭发别人的；有主动瞎编，坦白自己的。运动一来，大伙儿就跟唱大戏似的。有的人，更不惜将自己的人格，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出卖！龚阿姨你还记得吗？我们单位一起下到这个干校的，就只有我们这两家。她爱人原来还是我办公室的一个头儿。她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可有一次，批判会上她忽然就主动检查开了。会上，她举着事先写好的稿子高声地念：我，龚某某，虽然阶级成分是下中农，血管里流的是贫下中农的血，但长期在机关工作，没有注意和工农兵相结合，所以竟然慢慢地，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嘿！有鼻子有眼儿的。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挣表现，以攻为守，成为改造得好的，早日站到革命群众一边，而不是群众批判的对象。这样就或许有机会早一些回到省城，脱离干校这个苦海。对这个问题，你黄阿姨最有远见。她对我说过：你放心，不会总叫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改造的，世道总会变的。再说了，干部下放劳动，搞得粮食年年减产。就说这新品种温州柑吧，我们来的头年，亩产一万八千斤，第二年亩产就成了一万二，第三年才八千斤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进来一客人，买了点儿什么。完后老太太接着说：提起这龚阿姨两口子，那又是一个故事。刚到干校的时候，我们在五排，他们分到二排。五排管猪牛羊马菜，二排管果园。我们睡的是草垫子，他们只睡硬木板。结果龚阿姨受了寒，病得不轻。我听说她病了，就叫你给她家送草垫子去。而你摸黑跑着给她把草垫子送去了，她却不收，把你又给打发回来了。为了要表明和你爸爸划清界线，后来你爸爸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很快就调回省里工作，还把你也带上走了。而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却和龚阿姨一起被分配到县里的书店，站同一个柜台。那天，主任通知我说我的调令也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回家打点行李，整夜都睡不着。可是到了第二天，主任又忽然把我叫到班上，态度完全变了。他对我说：你调令虽然来了，但这工作却暂时不能找人来接。可是可是，干校不是还有……我当然知道干校有人。可我指的是这柜台的货是你们两个人盘点的，就得卖到下一次盘点。中间不能换人。是吧，小龚？主任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只顾高兴，竟忘了龚阿姨。这会儿原单位只调我不调她们俩，人家心里该有多难受。我马上答应干完这一期。等三个月，盘点完后，说不定龚阿姨两口子的调令也就来了，大家一起走。三个月总算扳手指头给扳到了。可仍然没有龚阿姨的调令。盘点完后，我要走了，她嘱咐我叫我回单位后别忘了给她们写信。我答应了。回到了单位，忙过一阵子后，我给龚阿姨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对她说：现在单位里有不少新人，有几个从体委退役的运动员，还有一些来自工农兵的年轻党员。大概是组织上要给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掺沙子吧。可现在各项业务正在恢复当中，其实很需要懂业务的人。我刚回来，对新领导还不熟悉，以后有机会一定向领导提一提：不但是你们两口子，下放到其他干校的还有很多人，都应该回来工作，顺便告诉你，现在单位的一把手，是一个南下干部，原先在局里做过军代表。
信发出去后，一直没有回音。慢慢地，我也就忘了这事儿了。后来的两三年里，下放到各地的干部，陆陆续续都调回来了。也不知为什么，就剩龚阿姨这两口子，还在那县里站柜台。有一天，忽然见到她来单位转转，看看。当时没什么人答理她，老同志见了顶多也就打个招呼点个头而已。惟独我，觉得很难得，和她好几年的干校校友不说，还一同站了小半年的柜台。为这我高兴得不得了，招呼她跟我一起打饭吃饭，聊干校的那些人和事。这时单位领导走过来，我连忙介绍龚阿姨。就见领导眉头都不抬地看了她两眼，转过来对我说：老王，下午一上班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送走了龚阿姨，我下午一上班就进了领导的办公室，找我什么事儿？我说。看你跟这个龚某某，还挺亲热的嘛！啊，哈？我不知道领导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从干校回来后，有没有跟她联系过？好像，不记得了。看着领导那么样地板着个脸，我不觉地含糊其辞起来。有没有写过信？嗯，刚回来时好像写过一封吧，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记得你写了些什么吗？我，不记得了。就见贺领导很生气的样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来，往我面前一摔：看你还一口一个战友呢，人家早就把你给卖了！我心怦怦直跳，打开了那封信，你猜怎么着？龚阿姨把我给告了！原来她收到我的信以后，写了一封揭发信，把我的信附上，告到局政工组了！在信里，她写道：请看老王是怎么看待工农兵干部的，言下之意就是工农干部水平低，不能很好地工作。更为严重的是，诬蔑党的与工农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是掺沙子，我一边看那信，一边浑身发抖。我生气她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那信是在安慰她，同情她，帮助她。她怎么竟会拿着这样的信把我给告了呢？我生气自己怎么会瞎了眼，中午还请她吃饭！领导告诉我说：这信三年前就从那时候的局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转到我这里了。可是我反复看了你的信，觉得你说的没有错。当时的情况就是如你所说的一样，新同志业务上需要有老同志来传、帮、带。相反这个龚某某的揭发信，暴露了她是一个专爱背后搞鬼的小人。所以，到现在，我把所有能调回来的都调回来了。可我就是不调他们俩！
怎么回事儿？这半天没见有人来买东西？是不是见我在这里脸红脖子粗的，客人都不敢进来了？我说：下班时间早过了。老太太忙说：让我把这点儿故事说完。这龚阿姨两口子，从干校出来后，又一直在那县里待了八年，才终于调回省城的一所学校工作。有一次我出差回到省城，正在酒店大堂等车接的时候，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头儿。回头一看，是龚阿姨的爱人，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我说：没想到是你呀。怎么样，你们现在好吗？小龚还好吗？好，当然好了。我们现在都退休了，在家里抱孙子呢。听说你们后来教书去了？是呀，那狗屁单位一直不调我们。哼，那单位不要，自然有人要。抓住他这句话，我说：你错了，不是单位不要你们，而是你们当时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小龚要是不写那封信给局政工组，你们早就调回来了。她这么做，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时，正好接我的车子到了。我甩开大步走出酒店，留下他，依旧茫然地，站在大堂中央。
吃饭
铺子里，忙里忙外的，一直就两个人：我自己当经理，管理一个菲律宾女雇员。立规矩的时候，不成文的，周六营业半天。不按加班工资付薪水，只中午那顿饭，由公司掏钱，我跟她下馆子。馆子吃多了也腻。有一回，她请我上她家里去用餐。我当场发现，在馆子里支得跑堂团团转，递完刀子又叫递叉子的，她们菲律宾人在家里吃饭其实全用一只手！五爪金龙地把饭和菜先在盘子里搅拌匀了，再撮到手指窝里，最后用拇指往嘴里送。看着就跟一群要饭的似的。
“文革”后期，在干校，我读的是农中。住读，每个礼拜回一趟家。赶路上学的时候，把下一个礼拜的米，装在一个细条的袋子里，斜背在背上。那边挎着书包，扎上腰带，卷起裤脚，跟红军似的。吃饭用的是瓦罐子，圆口平底，用油漆写上名字。每顿饭要提前到厨房大爷那儿去放米，吃多少就往自己的瓦罐子里倒多少，也没洗米这一说。厨房大爷然后往每个罐子里浇点儿清水，一层一层的，摆放到一个大铁锅上，蒸。那时候，一个月的伙食费，除了米，也就两块钱。中饭三分钱，只有菜，晚饭加一片肉，五分钱。省一点儿，不要那片肉，一块八也够了。更早一点儿，“文革”前，单位上职工无论家庭还是单身，一般都打饭吃，很少自己做。食堂大师傅把煮好的米饭捣碎，盛进箩筐里。开饭的时候使一半大的海碗舀，也不戴手套。满一碗算四两饭，抖两抖算三两饭，这边手再上去给抹平了，就是二两饭。也有家庭要自己做饭的，不是炉子挨着炉子在集体的厨房里做，就是楼道里各自门前堆上蜂窝煤点上炉子做。没有冰箱，剩菜就摆在小桌上，盖一纱罩防苍蝇。现在想起来真奇怪。那时候，再热的天气，剩菜就这么放个两三天，也不会坏的。当然，坏了也照吃不误。
收入还不错的人家，啥鸡呀鱼呀的，都偷着做，偷着吃，别露富。收入糟糕的人家，啥鸡呀鱼呀的，都偷着抓，偷着养，不声张。倒是有家上海人，收入挺一般的，就住我家对门儿，每天楼道里支个小桌子吃饭，天天有鱼。我就跟老爸闹：看人对门儿天天有鱼吃。老爸急了，回了一句：小半斤的鲫鱼吃一礼拜，星期三才翻身，那也叫吃鱼？大点儿的食堂，比如大学里的学生食堂，米饭是一铝托一铝托，上架推进蒸笼里蒸出来的。大师傅使刀划，横三竖二这么一划，铲出来一个方块就是四两。学工程的，村儿里来的多，都是棒小伙，能吃。早点是一根筷子插到底，最少仨馒头。下午踢完球回来，经常是两个方块儿，八两米饭才算饱。我最能吃的时候是十七八岁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每年冬天，小伙子们都争相报名到县里参加修水利。不但工分给得满给得高，主要是吃得好。每天定量是二斤一两大米，大鱼大肉的，加上米酒，放开了吃。吃得夜里帐篷四周全是毒蛇、蜈蚣和野狗，生物链另一端的大哥大。出去撒野，出去吐，全得小心，大手电筒照着。回到知青组就别想这么吃了。非常小心地吃，老喝粥，还每年都吃超了自己的口粮。生产队工分值本来就低，加上常分点儿花生油、花生米、塘鱼、柑橙、烟叶啥的，年年算下来都欠队里的钱。唉，一想起这吃饭来，就生气美国那个最后是胖死的低炭减肥法的创始人。他死了活该！该死的不知道把多少人给骗了，整得人都不吃大米饭了，其中包括我的女儿，已经几年粒米未进，整天吃从超市买来的纸盒子里的东西，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唉！
